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家”与互联网
家庭主妇兆静每天的工作就是接送5岁的孩子上下学。在香港有很多这样的家庭主妇，因为香港公司的制度非常严格，请假都会按小时来计算。
2007年，兆静来到香港，在香港理工大学读博士。那时候内地来香港的人还很少，她说，自己来香港，就是奔着香港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系。
的确，在香港，金融业发达，低税政策和简单税制，为商业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完善的法制则保证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吸引了大批外国金融机构进驻香港……
不过，香港以前的优势恰恰成了现在创新发展的绊脚石。
“与深圳相比，香港在创业创新方面显得落后”，香港上市公司商会主席梁伯韬说，“我是香港人，本来我想说香港的好话，但是我觉得不容易。”
其实香港很早就开始提供互联网服务了，或许比1990年代初期还早。
商业楼宇和住宅几乎都被宽带覆盖，公众场合都提供免费上网服务。香港互联网使用者数量在10年前，已经占了香港总人口一半以上。香港人基本上第一时间就能用上欧美主流互联网产品，搜索谷歌，电商eBay，视频YouTube，社交Facebook，邮件Gmail……反观内地，10年前，互联网使用者数量仅是总人口的1/13。面积过大而发展不平衡，很多用户的一些购物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农村的用户），需要借助网络来完成。马云抓住了这个机会，成就了电商平台淘宝。
但是，在香港，对于日常消费，人们只要去楼下就可以解决需求。香港每个社区购物、饮食、健身娱乐等设施一应俱全，你完全不会感到购物不方便。而且香港人力成本很贵，物流配送也比较难实现。
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经济体，香港的优势不言而喻。但成熟的另外一个潜台词，是垄断性比较强。
香港1/7的私宅物业、70%的零售市场份额、近一半的港口生意、香港市场份额最大的电器连锁店和香港的主要电信及移动通讯营业商之一都是李家的。在香港，土地、电信、水电、天然气等多个领域，李家都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权。
这种垄断导致香港创业还停留在李嘉诚这一代。错过了互联网商业的崛起，没能诞生有香港基因的互联网创业者和公司，香港要如何赶上时代？
不缺钱却又找不到钱
姚刚是湖南人，2011年来香港理工大学计算机系读博士。他和本校同学一起开发了一款商用Wi-Fi，用户免费登录上网时，企业可以利用Wi-Fi登陆界面进行优惠宣传、菜品介绍等，实时收集用户数据进行二次营销。
姚刚的项目获得了香港理工大学大微基金10万港币的启动资金。只是，10万港币根本赶不上姚刚的研发速度，姚刚开始寻找新一轮投资。
那时候，姚刚考虑过在香港寻找投资，但是结果并不理想。
香港的机构投资者大都关注二级市场，围绕上市公司做PE、并购。更多的时候，初创期的企业找到的都是个人天使投资人。某种意义上，个人投资资金少，能给创业者提供的帮助也有限。香港也不像内地有着完整的创投产业生态链，从天使投资到后面每一轮的跟进都相对成熟，香港更看重的是最后的上市。
科通芯城的CEO康敬伟观察到，香港从来不缺钱，它是中国内地最大的投资者，但是在香港的创业者却找不到钱。
某种程度上，这和在上海创业的人没有北京、深圳多是同一个逻辑。
它们都是以资本为主的城市，金融业发达，人们都对资本充满渴望。大量的资金用来炒房地产、买股票，而并没有流入到实体经济，更流入不到创新创业的群体。
金融、地产早已是香港第三产业中重要的两大板块，再加上进出口贸易和旅游，这四部分产值占了香港GDP的半壁江山。
只是10年前的香港并不会意识到，如今地产会成为影响它再一次崛起的因素。某种意义上，高房价绑架了香港。
光房租这一项就让很多创业者望而却步。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恐怕就是在香港商业中心中环租房的创业者们，高博就是其中一个。
2014年8月，高博和其他两位合伙人把老家陕西特色的凉皮肉夹馍店开到了香港中环，租的是一间使用面积只有2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一个月租金就要4万多港币。
在香港创业3个月，高博他们已经有几百万港币支出。“人力成本是另一项高支出”，高博解释，一个人最初级工资在1.2万或者1.3万港币起。
高博为人力成本头疼，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到大公司工作，就可以拿到1.5万到2万港币，甚至3万港币的工资。
在香港长大的“煤老板”CEO王硕功回忆，他身边的同学几乎都进入大投行、银行等工作，“因为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推崇的都是这些行业的佼佼者。”
人才被大企业招安，创业风险和成本又高居不下，无疑阻碍了创业者形成规模化的投入，而仅是零星的“游兵散勇”。
三百分之一的创业“游兵散勇”
香港本地也有愿意创业的年轻人，甚至比马云创立淘宝的时间还早三四年。
钟伟民是Open Rice的CEO。他创办了一家提供餐厅搜寻服务和用户发表食评的网上平台。据高博说，Open Rice的规则很严格，信誉度很高，在香港本地影响力很大。
按照正常的发展，钟伟民或许可以成为香港互联网创业的一个重要人物，然而事实是并没有。
香港的市场环境，缺少压力，缺少竞争，就变成一个很封闭的市场。即便90%以上的人都在用，市场依旧小得可怜。
反观内地，和Open Rice类似业务的大众点评，如今其市值和影响力，甩了Open Rice不知道多少条街。
香港创业只做本地市场，这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尝试。
龙沛智做了一个网上借贷平台，为申请人提供2万到30万港元不等的贷款。他认为，在香港创业，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落脚点。香港市场小，一般不适合做客户量大、利润低的行业，反之则很合适。而且香港人口集中，品牌很容易被大家所知，企业要有复制商业模式到其他国家的能力。 林凯源是货车对接服务平台GoGoVan的创始人。他的300多个香港同学中，创业的不超过10个人，互联网创业的只有他一人。孤独，不被认可，是林凯源那时候最真实的感受。这种感受同时也出现在龙沛智身上。
那时候，龙沛智身边的朋友，只有他在做着互联网创业。朋友们不懂他在做什么，听着觉得很危险，就连父母也反对。
在龙沛智的父母惯性思维里，供职大银行，工作稳定是孩子最好的出路。他们对香港现有的商业模式、社会规则很认同，根本不关心互联网创业。
令人沮丧的是，和内地如火如荼的创业大军不同，香港年轻人大都也是愿意留在大公司，不愿意创业。在初期招聘员工的时候，龙沛智根本就找不到合适的人。
“在香港，本地人创业很少，更多的都是外地人在创业，比如老外，港漂。”龙沛智说。
硬蛋香港负责人王巍回忆，2015年7月的时候，香港创业圈还在讲英语，愿意来体验硬件产品的大多数都是老外，本地人没有兴趣。即便是马云在香港的演讲引得上万人前去观摩，但去听讲的几乎都是港漂，真正的香港本地年轻人少之又少。
由守转攻
随着时间推移，在香港的大学研发技术，回到中国内地做配套生产，成了香港创业者的一种共识。
众所周知的成功故事就是大疆无人机的汪滔。
2006年，汪滔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宿舍创立了大疆，公司选择在深圳的民房办公。如今，这家公司估值达到100亿美元。
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汤晓鸥研发的DeepID人脸识别技术的准确率超过了99%。这个技术也和科大讯飞进行了合作，还在深圳举办了一场人脸识别发布会。
香港学校有科研优势，内地则有很齐全的配套生产，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互补。
现在，香港创业环境在不断变好。
香港政府成立了数码港和科学园，为创业者提供相关支持，资助包括小额资金（10万港币到30万港币不等）和办公资源（免费办公场所），还有低息商业贷款、孵化器项目、创业比赛等。在香港本土，有一些官方或者民间的孵化器，有些影响力的如cocoon、startuphk，不定期也会有活动和交流，虽然还没有明显的项目成果。
香港投资推广署在2015年9月公布了一项创业生态调查。投资推广署访问了40家共享工作空间、创业培育中心和加速器的营运者，发现共有1 558间初创公司在这些创业空间内运作，同比增长46%。这些初创公司共提供4 535个工作空间，同比增加60%。
香港政府为了支持年轻人创业举办了第一届香港国际创客节；“难产”三年之久的香港创新及科技局终于在2015年11月成立，直接表达了香港在创新及科技方面想要急起直追的心情。
不过，创业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态链。一个过惯了好日子的地方，抗得了苦日子吗？一个大公司文化处处熏陶的地方，打得好创业战吗？在由守转攻的过程中，香港能否保持住自己的节奏？
一切还是不确定。
家庭主妇兆静每天的工作就是接送5岁的孩子上下学。在香港有很多这样的家庭主妇，因为香港公司的制度非常严格，请假都会按小时来计算。
2007年，兆静来到香港，在香港理工大学读博士。那时候内地来香港的人还很少，她说，自己来香港，就是奔着香港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系。
的确，在香港，金融业发达，低税政策和简单税制，为商业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完善的法制则保证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吸引了大批外国金融机构进驻香港……
不过，香港以前的优势恰恰成了现在创新发展的绊脚石。
“与深圳相比，香港在创业创新方面显得落后”，香港上市公司商会主席梁伯韬说，“我是香港人，本来我想说香港的好话，但是我觉得不容易。”
其实香港很早就开始提供互联网服务了，或许比1990年代初期还早。
商业楼宇和住宅几乎都被宽带覆盖，公众场合都提供免费上网服务。香港互联网使用者数量在10年前，已经占了香港总人口一半以上。香港人基本上第一时间就能用上欧美主流互联网产品，搜索谷歌，电商eBay，视频YouTube，社交Facebook，邮件Gmail……反观内地，10年前，互联网使用者数量仅是总人口的1/13。面积过大而发展不平衡，很多用户的一些购物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农村的用户），需要借助网络来完成。马云抓住了这个机会，成就了电商平台淘宝。
但是，在香港，对于日常消费，人们只要去楼下就可以解决需求。香港每个社区购物、饮食、健身娱乐等设施一应俱全，你完全不会感到购物不方便。而且香港人力成本很贵，物流配送也比较难实现。
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经济体，香港的优势不言而喻。但成熟的另外一个潜台词，是垄断性比较强。
香港1/7的私宅物业、70%的零售市场份额、近一半的港口生意、香港市场份额最大的电器连锁店和香港的主要电信及移动通讯营业商之一都是李家的。在香港，土地、电信、水电、天然气等多个领域，李家都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权。
这种垄断导致香港创业还停留在李嘉诚这一代。错过了互联网商业的崛起，没能诞生有香港基因的互联网创业者和公司，香港要如何赶上时代？
不缺钱却又找不到钱
姚刚是湖南人，2011年来香港理工大学计算机系读博士。他和本校同学一起开发了一款商用Wi-Fi，用户免费登录上网时，企业可以利用Wi-Fi登陆界面进行优惠宣传、菜品介绍等，实时收集用户数据进行二次营销。
姚刚的项目获得了香港理工大学大微基金10万港币的启动资金。只是，10万港币根本赶不上姚刚的研发速度，姚刚开始寻找新一轮投资。
那时候，姚刚考虑过在香港寻找投资，但是结果并不理想。
香港的机构投资者大都关注二级市场，围绕上市公司做PE、并购。更多的时候，初创期的企业找到的都是个人天使投资人。某种意义上，个人投资资金少，能给创业者提供的帮助也有限。香港也不像内地有着完整的创投产业生态链，从天使投资到后面每一轮的跟进都相对成熟，香港更看重的是最后的上市。
科通芯城的CEO康敬伟观察到，香港从来不缺钱，它是中国内地最大的投资者，但是在香港的创业者却找不到钱。
某种程度上，这和在上海创业的人没有北京、深圳多是同一个逻辑。
它们都是以资本为主的城市，金融业发达，人们都对资本充满渴望。大量的资金用来炒房地产、买股票，而并没有流入到实体经济，更流入不到创新创业的群体。
金融、地产早已是香港第三产业中重要的两大板块，再加上进出口贸易和旅游，这四部分产值占了香港GDP的半壁江山。
只是10年前的香港并不会意识到，如今地产会成为影响它再一次崛起的因素。某种意义上，高房价绑架了香港。
光房租这一项就让很多创业者望而却步。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恐怕就是在香港商业中心中环租房的创业者们，高博就是其中一个。
2014年8月，高博和其他两位合伙人把老家陕西特色的凉皮肉夹馍店开到了香港中环，租的是一间使用面积只有2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一个月租金就要4万多港币。
在香港创业3个月，高博他们已经有几百万港币支出。“人力成本是另一项高支出”，高博解释，一个人最初级工资在1.2万或者1.3万港币起。
高博为人力成本头疼，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到大公司工作，就可以拿到1.5万到2万港币，甚至3万港币的工资。
在香港长大的“煤老板”CEO王硕功回忆，他身边的同学几乎都进入大投行、银行等工作，“因为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推崇的都是这些行业的佼佼者。”
人才被大企业招安，创业风险和成本又高居不下，无疑阻碍了创业者形成规模化的投入，而仅是零星的“游兵散勇”。
三百分之一的创业“游兵散勇”
香港本地也有愿意创业的年轻人，甚至比马云创立淘宝的时间还早三四年。
钟伟民是Open Rice的CEO。他创办了一家提供餐厅搜寻服务和用户发表食评的网上平台。据高博说，Open Rice的规则很严格，信誉度很高，在香港本地影响力很大。
按照正常的发展，钟伟民或许可以成为香港互联网创业的一个重要人物，然而事实是并没有。
香港的市场环境，缺少压力，缺少竞争，就变成一个很封闭的市场。即便90%以上的人都在用，市场依旧小得可怜。
反观内地，和Open Rice类似业务的大众点评，如今其市值和影响力，甩了Open Rice不知道多少条街。
香港创业只做本地市场，这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尝试。
龙沛智做了一个网上借贷平台，为申请人提供2万到30万港元不等的贷款。他认为，在香港创业，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落脚点。香港市场小，一般不适合做客户量大、利润低的行业，反之则很合适。而且香港人口集中，品牌很容易被大家所知，企业要有复制商业模式到其他国家的能力。 林凯源是货车对接服务平台GoGoVan的创始人。他的300多个香港同学中，创业的不超过10个人，互联网创业的只有他一人。孤独，不被认可，是林凯源那时候最真实的感受。这种感受同时也出现在龙沛智身上。
那时候，龙沛智身边的朋友，只有他在做着互联网创业。朋友们不懂他在做什么，听着觉得很危险，就连父母也反对。
在龙沛智的父母惯性思维里，供职大银行，工作稳定是孩子最好的出路。他们对香港现有的商业模式、社会规则很认同，根本不关心互联网创业。
令人沮丧的是，和内地如火如荼的创业大军不同，香港年轻人大都也是愿意留在大公司，不愿意创业。在初期招聘员工的时候，龙沛智根本就找不到合适的人。
“在香港，本地人创业很少，更多的都是外地人在创业，比如老外，港漂。”龙沛智说。
硬蛋香港负责人王巍回忆，2015年7月的时候，香港创业圈还在讲英语，愿意来体验硬件产品的大多数都是老外，本地人没有兴趣。即便是马云在香港的演讲引得上万人前去观摩，但去听讲的几乎都是港漂，真正的香港本地年轻人少之又少。
由守转攻
随着时间推移，在香港的大学研发技术，回到中国内地做配套生产，成了香港创业者的一种共识。
众所周知的成功故事就是大疆无人机的汪滔。
2006年，汪滔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宿舍创立了大疆，公司选择在深圳的民房办公。如今，这家公司估值达到100亿美元。
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汤晓鸥研发的DeepID人脸识别技术的准确率超过了99%。这个技术也和科大讯飞进行了合作，还在深圳举办了一场人脸识别发布会。
香港学校有科研优势，内地则有很齐全的配套生产，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互补。
现在，香港创业环境在不断变好。
香港政府成立了数码港和科学园，为创业者提供相关支持，资助包括小额资金（10万港币到30万港币不等）和办公资源（免费办公场所），还有低息商业贷款、孵化器项目、创业比赛等。在香港本土，有一些官方或者民间的孵化器，有些影响力的如cocoon、startuphk，不定期也会有活动和交流，虽然还没有明显的项目成果。
香港投资推广署在2015年9月公布了一项创业生态调查。投资推广署访问了40家共享工作空间、创业培育中心和加速器的营运者，发现共有1 558间初创公司在这些创业空间内运作，同比增长46%。这些初创公司共提供4 535个工作空间，同比增加60%。
香港政府为了支持年轻人创业举办了第一届香港国际创客节；“难产”三年之久的香港创新及科技局终于在2015年11月成立，直接表达了香港在创新及科技方面想要急起直追的心情。
不过，创业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态链。一个过惯了好日子的地方，抗得了苦日子吗？一个大公司文化处处熏陶的地方，打得好创业战吗？在由守转攻的过程中，香港能否保持住自己的节奏？
一切还是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