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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阿里，“世界屋脊之脊”，也许我们已经找不到未受污染的词汇来描绘这里的天空与大地、颜色与气息。这里离蓝天最近，平均海拔4 500米以上，是喜马拉雅、冈底斯等山脉相接之地，被奉为“万山之祖”。这里也是雅鲁藏布江、印度河、恒河的发源地，被称为“百川之源”。但除此之外，普通的人们对阿里知之甚少，很难想象这里的人们的日常生活，更难想象一个外地人如何在这里生活下来。
初见王惠生，也许因为他的肤色，也许因为他戴的那顶帽子，竟觉得他像藏族人。但王惠生其实是回族人，地道的北京人，中间还当过一段北大荒人。外人会觉得这经历够沧桑，但王惠生却不觉得，沧桑感是旁观者的感叹，而他置身其中，乐在其中。还会有人说：阿里的景色“绝美”吧，那是人间天堂啊!王惠生笑笑表示认同，他喜欢阿里，但让他留下来的，不是阿里之美，而是阿里的不足和缺陷。
蓝天胸怀
“老西藏”曾经是“小北京”。王惠生，1950年出生在北京一个回族家庭，1963年考入北京体育学院预科班体操专业，后因伤改学足球专业。在学校期间，王惠生就成为中共预备党员。1967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王惠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奔赴黑龙江国营七星农场17生产队，参加支边建设。那一天是12月6日，七星农场下着漫天的大雪。1969年9月，他被调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6师师部，参加组建师综合批发站；1970年他被任命为物资站警卫装卸连副指导员。
王惠生的外号叫“老爷子”，肯定是下乡时“荒友”们赠送的。但这个“老爷子”指的可能是威望而非做派，因为他还有个绰号“拼命三郎”，在工作劳动中是玩命型的。当时兵团的生产条件落后，从各地运来的木材、钢材、机械、水泥、玻璃、煤炭等等，都靠警卫装卸连的干部战士肩扛人抬，从船上背上岸。在这样的强体力劳动中，王惠生从来都是冲在前面，每次都坚持到最后。
“荒友”们还传颂着一个故事。有一次风浪太大，岸边拴木材的绳子断了，木材顺着江水向下游飘去。王惠生见状，奋不顾身地跳人冰冷的松花江中。他追上一根木头，就拼命地将它从江心往岸边推，再由岸上的战友把木材拽上岸。当把大多数木材抢回来时，他已经被猛涨的江水冲到了下游五六公里远，且头部受伤。“荒友”们后来心有余悸地开玩笑说，王惠生差点儿成了第二个金训华。
1976年，中国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边疆出现了知青返城风。与此同时，停止多年的高考也即将恢复。多次放弃返城机会的王惠生知道，北大荒如今已经不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但他的信念和品格没有改变：祖国一定有最需要他的地方。这时，他听说哈尔滨师范学院要办一个专为西藏培养师资的藏班，就动了念头。战友们都劝阻他：遭了十多年罪了，回北京指日可待，而且恢复高考在即，指导员的条件什么大学都能上，为什么非要去更苦的西藏。但谁的劝阻都没用，王惠生具有藏牦牛一样的性格和意志。女朋友、佳木斯知青李晶太了解他了，除了坚定的支持也别无选择。数年后，李晶跟随王惠生去了西藏。
1977年1月，也是个大雪纷飞的日子，王惠生来到哈尔滨师范学院援藏班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读书。他被选为班长，自然还像在连队里一样，事事模范带头，处处关心同学。耽误了很多年自然不敢松懈。他很快就成了品学兼优的学生。
在人才紧缺的年代，援藏班肯定是有退路甚至岔道可走的，就是说，毕业后不去西藏是可能的。但知青这一代，爱国主义观念根深蒂固，视诚信和诺言如生命，王惠生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79年6月，在全国数千万知青先后返城的高潮中，哈尔滨师范学院首批援藏班的60多名毕业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奔赴雪域高原的征程。那时的阿里还由新疆代管，王惠生留在了拉萨市教育局人事科工作。
一个北京知青，如今更进一步“上山下乡”，到了一个比北大荒更艰苦的地方，似乎还嫌不够。经他反复申请，1981年12月，拉萨教育局领导终于同意王惠生到全藏最艰苦的阿里地区工作。而这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大批援藏干部纷纷离开西藏。阿里地区交通不便，风俗语言不同，刚来时，他身边没有一个熟人和朋友。
阿里的自然环境对人类来说接近生存极限。这里地处西藏的最西部，是高原上的高原。面积近30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全国最小(2003年每平方公里约0.2人)；多雪山峡谷，天寒缺氧，首府狮泉河镇海拔4260米，外来人可能有严重的高原反应。另外，阿里地区不能种植蔬菜，从新疆运来的蔬菜要卖到五六元一斤。藏族同志可以长期靠吃糌粑和牛羊肉生存，外来的汉族人长期吃不到菜就容易生病。
拉萨的朋友和同事都不让他去，那里太苦。但谁也劝不住他，他说：“北大荒在中国版图的鸡头，阿里在鸡尾，我一定要去!那里最艰苦，所以最需要我!”他去了阿里，从此再也没动过调离的念头，到今年已经30年。他还在那儿，连他的妻儿也在阿里。
阿里的生活条件、教育水平不言而喻，所以外来干部基本上都把孩子放在内地读书。1993年，王惠生与妻子李晶商量，希望全家迁到西藏去，妻子不同意，王惠生竟瞒着妻子把独子王江带到了阿里。妻子无奈，只好追踪而至。这时儿子10岁，读小学四年级，但在阿里的小学没有汉语班，只好跟同级的藏语班一起学习，许多课程都是藏语讲课孩子听不懂，还要重学“你好”、“再见”之类的汉语课程，严重影响了学习基础的奠定。2000年，儿子初中毕业，大家都劝王惠生把孩子送到内地中学，今后好考大学。这时的王惠生是阿里地区政协副主席，办这么个事不成问题，也不过分。但他还是不同意，认为自己的儿子不能特殊，今后只要能靠劳动挣饭吃就行了。谁也拗不过他，儿子只好自费到山东荷泽念中专去了。
2003年，王江完成学业回到阿里，由于是自费中专，不包分配，只好和母亲承包了一个大棚种菜，后来又应聘到一个单位做临时工。大家都劝王惠生出面帮助儿子解决工作，但他坚决不同意。最后，趁他回内地时组织上出面，给王江转了正。但王惠生回来后，又三番五次地想退掉这个指标，最后惹得大家都生气了才作罢，转而回家一再告诫儿子要好好工作。
有一次，一位朋友说他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说到自己，他无怨无悔。但说到儿子，他流下了眼泪。儿子没能考大学，这是胸怀豁达的王惠生唯一不能释怀的。
绿草情义
阿里是旅行家的天堂，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但对王惠生来说，这里是祖国的土地，是几万藏族人民的故乡，是一片亟待开发建设的大荒，是需要血汗浇灌的家园。一个普通援藏干部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一点点地帮助和付出，对阿里人民都是必要的、可贵的、有益的。30年间，他在阿里地区做过宣传部干事，地区团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地区 电台台长，地委党校校长、常务副校长、党委书记直到政协副主席。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干什么工作，最苦最累的工作他都会主动承担，名和利他会主动放弃。在他的日历中，没有节假日。在他的工作计划中，没有份内和份外。他就像一架不知疲倦的工作机器，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超负荷地工作。这位老共产党员，觉得自己就是阿里的一颗绿草，不能有遮天蔽日的业绩，但与阿里的大地和人民共生共荣。
王惠生说：“我不谋当大官，只谋干大事。”他说，阿里地美、人美，美中不足的是老百姓还比较贫困，希望阿里的领导干部经常下去开展实地调研，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2003年，王惠生到乌鲁木齐出差期间，看到有人养的良种羊个大绒多，很有商业价值，就想把这种羊引到阿里。到了北京城外城公司他说明来意，老板非常感动，就送给王惠生4只良种羊。下面的运输可就麻烦了，王惠生一个人带着4只羊，乘火车，搭汽车，找站长，求司机，沿途捡菜叶喂羊，历尽千辛万苦，花了两千多元的运费才把羊带到阿里。其间的故事足够拍一部喜剧片了。沿途万千旅客，谁能想到这位带着几头羊的老牧民是阿里地区的领导啊!这些羊到阿里后，他爱人靠捡菜、买饲料将羊养大，最后全部无偿地交给农牧局的草原站。
王惠生的买羊、运羊、养羊、送羊感动了北京城外城公司的老总，这位企业家后来通过国家扶贫基金会，连续三年给阿里捐助扶贫资金50万元。王惠生很高兴，其实这样的事情他做得太多了。北大荒的战友们讲述说，1995年，“失踪”多年的王惠生突然来到中央党校，找战友帮助“化缘”。中央党校立刻筹集了4台电脑和6 000册书，发到了乌鲁木齐，新疆党校听说后也捐助了一批教材。王惠生带车赶到乌鲁木齐，用了十多天，翻越喀喇昆仑山，经叶城，把这批宝贝带回阿里。在各级领导和战友们的帮助下，图书馆初具规模，还办起了电脑培训班。1998年，身为阿里地区政协副主席他又到中央党校和作家出版社求援，战友们自然帮忙，这次为阿里地区图书馆筹集了2万多册图书。
王惠生把阿里当成自己的家，只要是工作，不分分内分外，甚至能豁出命来。1996年11月，王惠生到改则北部调研，群众反映有人盗猎藏羚羊，他马上通知公安局，并让驾驶员开车追赶。公安人员赶到后，劝王惠生躲躲，王惠生全然不顾，迎着盗猎分子的枪口冲在最前面。这次战斗，抓获8名盗猎分子，收缴盗猎用东风车2辆，步枪2支，被盗猎藏羚羊100余只。
在阿里的30年间，王惠生好像就没闲着过一天，大事的间隙都被小事填满。1998年前，阿里地委党校食堂只有两个人，烧的是柴火，两个人忙不过来，作为校长的王惠生就去静忙烧火做饭。党校需要自己发电，王惠生就变成了业余发电员，经常值班到夜里12点。时间长了，他竟然成了修理发电机的行家。无论在哪个单位，只要逢年过节，都是他一个人带上饼干到办公室里值班。
王惠生是地区党校教西藏历史和民族理论最好的教员，人们说他比当地人还熟悉阿里。阿里地委让他兼任主修阿里地方志的工作，他跑遍了阿里地区的各县乡。在海拔高、气候恶劣的札达县，他眼睛红肿，嘴唇开裂，呼吸困难，但他还是坚持收集第一手资料，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1994年，王惠生与孔繁森一起当选为“全国民族团结模范”，到北京接受国务院的奖励。
西藏自治区委授予王惠生“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阿里人民也都熟悉王惠生，说他是党派来的孔繁森式的好干部。说到孔繁森，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孔繁森在阿里地区担任党委书记时，王惠生请他来讲党课，事先为他买了四包红塔山香烟。孔书记说：“咱们这儿的条件，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买烟干啥?还是让党校的学员们吸吧。”过了一段时间，孔书记第二次来党校讲课，王惠生又拿出那四包香烟，孔书记还是没有抽。这四包香烟后来成了纪念孔繁森的遗物。
冰雪节操
熟悉王惠生的人说他“寒酸而克己”，指的是他的个人生活。若单看服装打扮，这位地级干部可能都不如村干部。夏天穿一件蓝色的旧西装，冬天是一件军大衣，多年不变样。第一次参加自治区政协会，同行的同志劝他穿得像样些，结果他到拉萨地摊上买了一套百十元的西装。有一次，这位党校校长搭货车去林芝农牧学院看望学员，结果被值班人员当成是工程队的民工。
吃饭就更不讲究了，一顿饺子或面条就算是“打牙祭”。去开政协会时，因为他是回族，可以在小灶点菜，但他每次都点素菜，没吃完还要留到下顿。和同志们下乡吃饭，他经常等大家吃完了才过来凑合一顿。时间长了，大家才悟出来，阿里下乡吃饭不容易，他想让同行的同志们先吃、吃好。
他住的房子，完全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房里一个炭火炉子就算是很值钱的了，后来总算买了一台21英寸的电视机。
新党校搬迁到狮泉河镇后，修建了三排职工住房。第一排最好，第三排最差，而且差距很大。书记兼副校长的王惠生就选了第三排的最差的一套。1998年，他任地区政协副主席后，本应该住更好的房子，他却说住在党校就行了。
王惠生还很“抠门”。党校在加木乡的时候，他经常走路去地区开会，说为一个人开一辆车既耽误司机的时间又耗油。到内地出差或到拉萨办事，也是经常搭便车，甚至和打工人员一起挤在货车的大厢里。下乡时，他经常坐一辆客货两用车，车上带着帐篷，他说，这样不但能给百姓带东西，连房费也省了。
但王惠生对别人、对群众却十分慷慨。有一次，王惠生同志出差返回阿里，单位安排了专车在拉萨接他。出发前一天的晚上，一位边防战士的家属找到他，请他帮助找车回阿里，他二话没说，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这位家属，自己坐客运班车回到了阿里。
曾在党校食堂工作过的陈师傅一提起王惠生就非常激动。1997年，陈师傅两个小孩都在念书，孩子的学费、生活费没有着落，王惠生当即借给他4千元钱，说有就还，没有就算了。陈民生至今还有2千元没有还上。还有一次，王惠生从地区人民医院出来，碰上了一位素不相识的藏族女同志看病缺钱，他就掏出了衣兜里的300多元。阿里有一位五保户顿珠，王惠生待他如自己的亲生父亲。家里做好吃的接他过来吃，逢年过节请老人一起过。老人生病了，他就买药送去。多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到这位老人去地。
2003年，王惠生回北京探亲。到了藏历新年，他带上自己平时积攒的8千多元钱，请在北京上学的所有阿里孩子一起吃团圆饭，让孩子们过了一个快快乐乐的藏历新年。
王惠生在北京的哥哥把一套动迁补偿房让给他，使他在京有了个落脚的地方。但这个家简直就成了阿里地区的驻京招待所，特别是他回北京期间，人来人往不断，他忙得不亦乐乎。
多年来，王惠生把奖金、福利及工资的大部分捐献出去，帮助有困难的干 部职工和农牧民群众，甚至外来务工人员，或是倒贴给单位，只给自己留下少部分市委但她生活费。据周围人的不完全统计，在阿里工作20多年间，他所帮助的困难群众近千人，捐款捐物累计折合人民币10万多元。许多事迹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而每当问起他自己，他却总是摇摇头说记不得了。
王惠生在精神和道德上的自我苛求近乎“洁癖”。不该要的钱，他是一分钱也不要。1996年，有一个包工头想在党校的搬迁中拿些工程，就用啤酒包装箱装了了礼品给王惠生送去。王惠生当即脸红脖粗，大喊：“滚出去!”包工头想让王惠生的妻子帮忙偷偷把钱收下。王惠生的妻子说，“我们家老头子的脾气倔得很，你快走，你多待一会儿，你挨骂我还得受气。”另有一个包工头要在北京送一套住房给王惠生，王惠生狠狠地批了他一顿，然后严格按照招投标程序来发包工程。这些包工头没拿到工程，但事后都表示特别敬重王惠生的为人。
王惠生人妻子李晶原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国有企业工人，1993年，40岁的她下岗后来到阿里。组织上考虑为她安排工作，王惠生却说妻子的年龄偏大，应把岗位留给年轻人。后来，组织上又给他妻子安排临时工，他也谢绝了。
李晶也是知青出身，这些年跟着王惠生没少吃苦。奔波在黑龙江和西藏之间，曾两次流产。下岗后一度领着孩子住在林口县的一间土房里。到了阿里还没有工作，她心里很委屈，但她没有责怪丈夫，而是自己想办法，开始生豆芽卖，后又种蘑菇。王惠生给妻子作出特别规定：菜价不能比别人高。党校有一辆接送学员的客车，经常坐不满人，同事们说让王惠生的妻子搭单位的车去卖菜，他却不允许，偶而搭一回也要付费。那一段时间，无论寒冬腊月，还是风沙漫天，阿里人经常看到一位四五十岁的妇女，推着菜车走在加木村与狮泉河镇的大路上。CCTV的《东方时空》有一次报道王惠生的事迹，里面就有李晶卖豆芽的真实画面。
几十年的高原艰苦生活，让王惠生落下了一身的病。战友和同学都说，分别多年再见面，觉得这个曾经的“拼命三郎”身体很弱，但精神状态很好。这种精神已经不是个体的心理状态，而是“北大荒精神”，再加上“老西藏精神”。
阿里的天空蓝得令人心旷神怡，阿里的冰雪洁净得仿佛第一次降临这个世界。站在世界屋脊之上，王惠生觉得自己与大自然如此同一，胸怀能容得下整个红尘滚滚的世界。从北大荒到延伸世界屋脊，个体的生命竟然可以如此广阔地展开，他感到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无边喜悦。
初见王惠生，也许因为他的肤色，也许因为他戴的那顶帽子，竟觉得他像藏族人。但王惠生其实是回族人，地道的北京人，中间还当过一段北大荒人。外人会觉得这经历够沧桑，但王惠生却不觉得，沧桑感是旁观者的感叹，而他置身其中，乐在其中。还会有人说：阿里的景色“绝美”吧，那是人间天堂啊!王惠生笑笑表示认同，他喜欢阿里，但让他留下来的，不是阿里之美，而是阿里的不足和缺陷。
蓝天胸怀
“老西藏”曾经是“小北京”。王惠生，1950年出生在北京一个回族家庭，1963年考入北京体育学院预科班体操专业，后因伤改学足球专业。在学校期间，王惠生就成为中共预备党员。1967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王惠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奔赴黑龙江国营七星农场17生产队，参加支边建设。那一天是12月6日，七星农场下着漫天的大雪。1969年9月，他被调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6师师部，参加组建师综合批发站；1970年他被任命为物资站警卫装卸连副指导员。
王惠生的外号叫“老爷子”，肯定是下乡时“荒友”们赠送的。但这个“老爷子”指的可能是威望而非做派，因为他还有个绰号“拼命三郎”，在工作劳动中是玩命型的。当时兵团的生产条件落后，从各地运来的木材、钢材、机械、水泥、玻璃、煤炭等等，都靠警卫装卸连的干部战士肩扛人抬，从船上背上岸。在这样的强体力劳动中，王惠生从来都是冲在前面，每次都坚持到最后。
“荒友”们还传颂着一个故事。有一次风浪太大，岸边拴木材的绳子断了，木材顺着江水向下游飘去。王惠生见状，奋不顾身地跳人冰冷的松花江中。他追上一根木头，就拼命地将它从江心往岸边推，再由岸上的战友把木材拽上岸。当把大多数木材抢回来时，他已经被猛涨的江水冲到了下游五六公里远，且头部受伤。“荒友”们后来心有余悸地开玩笑说，王惠生差点儿成了第二个金训华。
1976年，中国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边疆出现了知青返城风。与此同时，停止多年的高考也即将恢复。多次放弃返城机会的王惠生知道，北大荒如今已经不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但他的信念和品格没有改变：祖国一定有最需要他的地方。这时，他听说哈尔滨师范学院要办一个专为西藏培养师资的藏班，就动了念头。战友们都劝阻他：遭了十多年罪了，回北京指日可待，而且恢复高考在即，指导员的条件什么大学都能上，为什么非要去更苦的西藏。但谁的劝阻都没用，王惠生具有藏牦牛一样的性格和意志。女朋友、佳木斯知青李晶太了解他了，除了坚定的支持也别无选择。数年后，李晶跟随王惠生去了西藏。
1977年1月，也是个大雪纷飞的日子，王惠生来到哈尔滨师范学院援藏班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读书。他被选为班长，自然还像在连队里一样，事事模范带头，处处关心同学。耽误了很多年自然不敢松懈。他很快就成了品学兼优的学生。
在人才紧缺的年代，援藏班肯定是有退路甚至岔道可走的，就是说，毕业后不去西藏是可能的。但知青这一代，爱国主义观念根深蒂固，视诚信和诺言如生命，王惠生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79年6月，在全国数千万知青先后返城的高潮中，哈尔滨师范学院首批援藏班的60多名毕业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奔赴雪域高原的征程。那时的阿里还由新疆代管，王惠生留在了拉萨市教育局人事科工作。
一个北京知青，如今更进一步“上山下乡”，到了一个比北大荒更艰苦的地方，似乎还嫌不够。经他反复申请，1981年12月，拉萨教育局领导终于同意王惠生到全藏最艰苦的阿里地区工作。而这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大批援藏干部纷纷离开西藏。阿里地区交通不便，风俗语言不同，刚来时，他身边没有一个熟人和朋友。
阿里的自然环境对人类来说接近生存极限。这里地处西藏的最西部，是高原上的高原。面积近30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全国最小(2003年每平方公里约0.2人)；多雪山峡谷，天寒缺氧，首府狮泉河镇海拔4260米，外来人可能有严重的高原反应。另外，阿里地区不能种植蔬菜，从新疆运来的蔬菜要卖到五六元一斤。藏族同志可以长期靠吃糌粑和牛羊肉生存，外来的汉族人长期吃不到菜就容易生病。
拉萨的朋友和同事都不让他去，那里太苦。但谁也劝不住他，他说：“北大荒在中国版图的鸡头，阿里在鸡尾，我一定要去!那里最艰苦，所以最需要我!”他去了阿里，从此再也没动过调离的念头，到今年已经30年。他还在那儿，连他的妻儿也在阿里。
阿里的生活条件、教育水平不言而喻，所以外来干部基本上都把孩子放在内地读书。1993年，王惠生与妻子李晶商量，希望全家迁到西藏去，妻子不同意，王惠生竟瞒着妻子把独子王江带到了阿里。妻子无奈，只好追踪而至。这时儿子10岁，读小学四年级，但在阿里的小学没有汉语班，只好跟同级的藏语班一起学习，许多课程都是藏语讲课孩子听不懂，还要重学“你好”、“再见”之类的汉语课程，严重影响了学习基础的奠定。2000年，儿子初中毕业，大家都劝王惠生把孩子送到内地中学，今后好考大学。这时的王惠生是阿里地区政协副主席，办这么个事不成问题，也不过分。但他还是不同意，认为自己的儿子不能特殊，今后只要能靠劳动挣饭吃就行了。谁也拗不过他，儿子只好自费到山东荷泽念中专去了。
2003年，王江完成学业回到阿里，由于是自费中专，不包分配，只好和母亲承包了一个大棚种菜，后来又应聘到一个单位做临时工。大家都劝王惠生出面帮助儿子解决工作，但他坚决不同意。最后，趁他回内地时组织上出面，给王江转了正。但王惠生回来后，又三番五次地想退掉这个指标，最后惹得大家都生气了才作罢，转而回家一再告诫儿子要好好工作。
有一次，一位朋友说他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说到自己，他无怨无悔。但说到儿子，他流下了眼泪。儿子没能考大学，这是胸怀豁达的王惠生唯一不能释怀的。
绿草情义
阿里是旅行家的天堂，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但对王惠生来说，这里是祖国的土地，是几万藏族人民的故乡，是一片亟待开发建设的大荒，是需要血汗浇灌的家园。一个普通援藏干部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一点点地帮助和付出，对阿里人民都是必要的、可贵的、有益的。30年间，他在阿里地区做过宣传部干事，地区团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地区 电台台长，地委党校校长、常务副校长、党委书记直到政协副主席。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干什么工作，最苦最累的工作他都会主动承担，名和利他会主动放弃。在他的日历中，没有节假日。在他的工作计划中，没有份内和份外。他就像一架不知疲倦的工作机器，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超负荷地工作。这位老共产党员，觉得自己就是阿里的一颗绿草，不能有遮天蔽日的业绩，但与阿里的大地和人民共生共荣。
王惠生说：“我不谋当大官，只谋干大事。”他说，阿里地美、人美，美中不足的是老百姓还比较贫困，希望阿里的领导干部经常下去开展实地调研，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2003年，王惠生到乌鲁木齐出差期间，看到有人养的良种羊个大绒多，很有商业价值，就想把这种羊引到阿里。到了北京城外城公司他说明来意，老板非常感动，就送给王惠生4只良种羊。下面的运输可就麻烦了，王惠生一个人带着4只羊，乘火车，搭汽车，找站长，求司机，沿途捡菜叶喂羊，历尽千辛万苦，花了两千多元的运费才把羊带到阿里。其间的故事足够拍一部喜剧片了。沿途万千旅客，谁能想到这位带着几头羊的老牧民是阿里地区的领导啊!这些羊到阿里后，他爱人靠捡菜、买饲料将羊养大，最后全部无偿地交给农牧局的草原站。
王惠生的买羊、运羊、养羊、送羊感动了北京城外城公司的老总，这位企业家后来通过国家扶贫基金会，连续三年给阿里捐助扶贫资金50万元。王惠生很高兴，其实这样的事情他做得太多了。北大荒的战友们讲述说，1995年，“失踪”多年的王惠生突然来到中央党校，找战友帮助“化缘”。中央党校立刻筹集了4台电脑和6 000册书，发到了乌鲁木齐，新疆党校听说后也捐助了一批教材。王惠生带车赶到乌鲁木齐，用了十多天，翻越喀喇昆仑山，经叶城，把这批宝贝带回阿里。在各级领导和战友们的帮助下，图书馆初具规模，还办起了电脑培训班。1998年，身为阿里地区政协副主席他又到中央党校和作家出版社求援，战友们自然帮忙，这次为阿里地区图书馆筹集了2万多册图书。
王惠生把阿里当成自己的家，只要是工作，不分分内分外，甚至能豁出命来。1996年11月，王惠生到改则北部调研，群众反映有人盗猎藏羚羊，他马上通知公安局，并让驾驶员开车追赶。公安人员赶到后，劝王惠生躲躲，王惠生全然不顾，迎着盗猎分子的枪口冲在最前面。这次战斗，抓获8名盗猎分子，收缴盗猎用东风车2辆，步枪2支，被盗猎藏羚羊100余只。
在阿里的30年间，王惠生好像就没闲着过一天，大事的间隙都被小事填满。1998年前，阿里地委党校食堂只有两个人，烧的是柴火，两个人忙不过来，作为校长的王惠生就去静忙烧火做饭。党校需要自己发电，王惠生就变成了业余发电员，经常值班到夜里12点。时间长了，他竟然成了修理发电机的行家。无论在哪个单位，只要逢年过节，都是他一个人带上饼干到办公室里值班。
王惠生是地区党校教西藏历史和民族理论最好的教员，人们说他比当地人还熟悉阿里。阿里地委让他兼任主修阿里地方志的工作，他跑遍了阿里地区的各县乡。在海拔高、气候恶劣的札达县，他眼睛红肿，嘴唇开裂，呼吸困难，但他还是坚持收集第一手资料，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1994年，王惠生与孔繁森一起当选为“全国民族团结模范”，到北京接受国务院的奖励。
西藏自治区委授予王惠生“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阿里人民也都熟悉王惠生，说他是党派来的孔繁森式的好干部。说到孔繁森，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孔繁森在阿里地区担任党委书记时，王惠生请他来讲党课，事先为他买了四包红塔山香烟。孔书记说：“咱们这儿的条件，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买烟干啥?还是让党校的学员们吸吧。”过了一段时间，孔书记第二次来党校讲课，王惠生又拿出那四包香烟，孔书记还是没有抽。这四包香烟后来成了纪念孔繁森的遗物。
冰雪节操
熟悉王惠生的人说他“寒酸而克己”，指的是他的个人生活。若单看服装打扮，这位地级干部可能都不如村干部。夏天穿一件蓝色的旧西装，冬天是一件军大衣，多年不变样。第一次参加自治区政协会，同行的同志劝他穿得像样些，结果他到拉萨地摊上买了一套百十元的西装。有一次，这位党校校长搭货车去林芝农牧学院看望学员，结果被值班人员当成是工程队的民工。
吃饭就更不讲究了，一顿饺子或面条就算是“打牙祭”。去开政协会时，因为他是回族，可以在小灶点菜，但他每次都点素菜，没吃完还要留到下顿。和同志们下乡吃饭，他经常等大家吃完了才过来凑合一顿。时间长了，大家才悟出来，阿里下乡吃饭不容易，他想让同行的同志们先吃、吃好。
他住的房子，完全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房里一个炭火炉子就算是很值钱的了，后来总算买了一台21英寸的电视机。
新党校搬迁到狮泉河镇后，修建了三排职工住房。第一排最好，第三排最差，而且差距很大。书记兼副校长的王惠生就选了第三排的最差的一套。1998年，他任地区政协副主席后，本应该住更好的房子，他却说住在党校就行了。
王惠生还很“抠门”。党校在加木乡的时候，他经常走路去地区开会，说为一个人开一辆车既耽误司机的时间又耗油。到内地出差或到拉萨办事，也是经常搭便车，甚至和打工人员一起挤在货车的大厢里。下乡时，他经常坐一辆客货两用车，车上带着帐篷，他说，这样不但能给百姓带东西，连房费也省了。
但王惠生对别人、对群众却十分慷慨。有一次，王惠生同志出差返回阿里，单位安排了专车在拉萨接他。出发前一天的晚上，一位边防战士的家属找到他，请他帮助找车回阿里，他二话没说，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这位家属，自己坐客运班车回到了阿里。
曾在党校食堂工作过的陈师傅一提起王惠生就非常激动。1997年，陈师傅两个小孩都在念书，孩子的学费、生活费没有着落，王惠生当即借给他4千元钱，说有就还，没有就算了。陈民生至今还有2千元没有还上。还有一次，王惠生从地区人民医院出来，碰上了一位素不相识的藏族女同志看病缺钱，他就掏出了衣兜里的300多元。阿里有一位五保户顿珠，王惠生待他如自己的亲生父亲。家里做好吃的接他过来吃，逢年过节请老人一起过。老人生病了，他就买药送去。多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到这位老人去地。
2003年，王惠生回北京探亲。到了藏历新年，他带上自己平时积攒的8千多元钱，请在北京上学的所有阿里孩子一起吃团圆饭，让孩子们过了一个快快乐乐的藏历新年。
王惠生在北京的哥哥把一套动迁补偿房让给他，使他在京有了个落脚的地方。但这个家简直就成了阿里地区的驻京招待所，特别是他回北京期间，人来人往不断，他忙得不亦乐乎。
多年来，王惠生把奖金、福利及工资的大部分捐献出去，帮助有困难的干 部职工和农牧民群众，甚至外来务工人员，或是倒贴给单位，只给自己留下少部分市委但她生活费。据周围人的不完全统计，在阿里工作20多年间，他所帮助的困难群众近千人，捐款捐物累计折合人民币10万多元。许多事迹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而每当问起他自己，他却总是摇摇头说记不得了。
王惠生在精神和道德上的自我苛求近乎“洁癖”。不该要的钱，他是一分钱也不要。1996年，有一个包工头想在党校的搬迁中拿些工程，就用啤酒包装箱装了了礼品给王惠生送去。王惠生当即脸红脖粗，大喊：“滚出去!”包工头想让王惠生的妻子帮忙偷偷把钱收下。王惠生的妻子说，“我们家老头子的脾气倔得很，你快走，你多待一会儿，你挨骂我还得受气。”另有一个包工头要在北京送一套住房给王惠生，王惠生狠狠地批了他一顿，然后严格按照招投标程序来发包工程。这些包工头没拿到工程，但事后都表示特别敬重王惠生的为人。
王惠生人妻子李晶原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国有企业工人，1993年，40岁的她下岗后来到阿里。组织上考虑为她安排工作，王惠生却说妻子的年龄偏大，应把岗位留给年轻人。后来，组织上又给他妻子安排临时工，他也谢绝了。
李晶也是知青出身，这些年跟着王惠生没少吃苦。奔波在黑龙江和西藏之间，曾两次流产。下岗后一度领着孩子住在林口县的一间土房里。到了阿里还没有工作，她心里很委屈，但她没有责怪丈夫，而是自己想办法，开始生豆芽卖，后又种蘑菇。王惠生给妻子作出特别规定：菜价不能比别人高。党校有一辆接送学员的客车，经常坐不满人，同事们说让王惠生的妻子搭单位的车去卖菜，他却不允许，偶而搭一回也要付费。那一段时间，无论寒冬腊月，还是风沙漫天，阿里人经常看到一位四五十岁的妇女，推着菜车走在加木村与狮泉河镇的大路上。CCTV的《东方时空》有一次报道王惠生的事迹，里面就有李晶卖豆芽的真实画面。
几十年的高原艰苦生活，让王惠生落下了一身的病。战友和同学都说，分别多年再见面，觉得这个曾经的“拼命三郎”身体很弱，但精神状态很好。这种精神已经不是个体的心理状态，而是“北大荒精神”，再加上“老西藏精神”。
阿里的天空蓝得令人心旷神怡，阿里的冰雪洁净得仿佛第一次降临这个世界。站在世界屋脊之上，王惠生觉得自己与大自然如此同一，胸怀能容得下整个红尘滚滚的世界。从北大荒到延伸世界屋脊，个体的生命竟然可以如此广阔地展开，他感到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无边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