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湖北省黄冈县，有一个背山面水、含青吐翠的叫陈宅楼的村庄。在庄子的东头，有一座气势不凡的院落，这座院落的二门上高悬着蓝底金字的“文魁”的横匾，显示出本宅主人曾经有过的风光。
　　1896年1月4日，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就诞生在这座雅致而幽深的庭院里。
　　陈潭秋的祖父，曾在湖北乡试中高中第六名举人，二门上的横匾便是他中举时抚台大人书赠给他的。但他在一举成名之后并未步入官场，而是返回故乡以执教为业。陈潭秋的父亲却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他遵守祖训，克勤克俭地度过了一生。
　　陈潭秋的原名叫陈澄，是他五哥陈树三给起的。五哥树三是个胸怀大志、思想进步的反清革命党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时，他是重要人物之一，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在陆军部任职，后来不幸英年早逝。陈树三生前曾对陈潭秋说：“你的名字叫澄，就是要澄清混浊世界的意思，你长大后，要努力去澄清这个世道。”
　　陈澄字云先，号潭秋，后来以号代名，以“陈潭秋”名世，人们都习惯于称他陈潭秋。
　　陈潭秋在家乡聚星初级小学上学时，聪颖好学，一直是优等生，为全班同学所钦佩。当时，聚星初级小学有一位叫孙啸千的老师，对品学兼优的陈潭秋非常赏识，这位先生在离开聚星回自己家乡教高小时特地将陈潭秋带至自己家乡学校，免费让他读高小。
　　1911年，陈潭秋离开黄冈，来到省城武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第一中学。
　　1916年，陈潭秋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学习。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陈潭秋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刊登的文章，眼界大为开阔，精神为之大振。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湖北学生积极响应，陈潭秋义无反顾地投入这场伟大斗争的洪流。当反动当局派军警前来阻拦学生上街游行时，陈潭秋挺身而出，表现了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和卓越不凡的组织才能，他带领英语部毕业班的同学们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在游行进行时，陈潭秋指挥同学们与反动军警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游行的成功。
　　陈潭秋还同当时正在中华大学中学部任教的恽代英等学界领袖一起，积极地领导了整个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他们于1919年5月12日成立武昌学生团，5月17日成立了武汉学生联合会。紧接着，学生联合会发动武汉各校学生在武昌阅马场集会，陈潭秋首先登上讲台，慷慨陈辞，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台下的各界群众听了陈潭秋的演讲，无不怒火满腔，热血沸腾。
　　
　　二
　　
　　1919年盛夏，陈潭秋随武汉学生参观团赴上海，交流学生运动的经验，加强各地学联的联系。在上海，发生了一件对他一生的革命生涯有重大影响的大事，这就是经过高师同班同学倪侧天的介绍，结识了湖北黄安人、前清秀才董必武。陈潭秋比董必武整整小10岁，然而他们却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陈潭秋与董必武开怀畅谈救国救民的抱负，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他们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念和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共同决心，商讨了救国大计和行动步骤，决定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这次会见使陈潭秋与董必武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从此，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他们并肩战斗，进行革命活动。
　　陈潭秋从上海返回武汉不久，便从武昌高师英语部毕业。他创办了湖北人民通讯社，以记者身份走街串巷，深入工人住宅区进行社会调查。但由于物质条件困难，经费没有来源，办报的愿望无法实现。正在陈潭秋举步维艰、一筹莫展之时，董必武于这年的秋冬之际回到武汉，邀请陈潭秋等筹办武汉中学。
　　经过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一番努力，武汉中学于1920年春正式开学，陈潭秋担任英语教员，兼任第一届乙班班主任。
　　
　　三
　　
　　1920年夏，陈独秀、李汉俊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之后不久，李汉俊便给董必武写信，约请他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董必武接信后，立即找陈潭秋商量此事。也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书记陈独秀让从广州途经上海回湖北的刘伯垂到武汉找董必武联系，在那里建立共产党组织。
　　就在这年（1920年）秋天，陈潭秋与董必武、刘伯垂等人，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的寓所举行秘密会议，庄严宣布成立共产主义研究小组。自此，陈潭秋便决定全力以赴走革命道路，并立下誓言：“我定要正直为人，为民众办事终生。”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立即在群众中展开了宣传发动工作。董必武、陈潭秋利用在学校任教的有利条件，团结、吸引了一大批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成立了一个公开活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又成立了半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武汉中学、武昌高师附小、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湖北一中等学校的先进青年20多人参加，由陈潭秋亲自负责。他以青年团员为骨干，在团组织所及的大、中学校建立读书会，组织青年学生学习《新青年》、《〈资本论〉入门》、《共产党宣言》、《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学习马列主义。为了办好读书班，陈潭秋亲自讲课、作报告、参加讨论会、进行辅导。就这样，陈潭秋以教书为公开职业，秘密从事党的活动。
　　为了加强马列主义宣传，陈潭秋和恽代英等于1921年1月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在这一刊物上，陈潭秋发表了《赶快组织“女界联合会”》、《“五一”略史》等文章，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恶，指导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为了深入了解工人阶级所受的残酷剥削和沉重压迫，倾听他们的革命呼声，陈潭秋曾用1个多月的时间，深入到工人中间了解情况，并撰写了《汉口苦力状况》的调查报告。在董必武、陈潭秋等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积极努力下，武昌第一纱厂、汉口英美烟厂、汉阳兵工厂、裕华纱厂等都先后办起了工人识字班，工人群众不仅在文化水平上有了明显提高，而且阶级觉悟受到启发，革命激情大大增强。1921年5月，汉口人力车工人举行罢工，并取得了初战的胜利。工人阶级的迅速发展壮大和战斗力的不断增强，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必要的阶级基础。
　　1921年7月，陈潭秋和董必武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四
　　
　　在中共“一大”之后，成立了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陈潭秋是负责人之一。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爆发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时，陈潭秋是领导者之一。
　　“二七”大罢工后，陈潭秋遭通缉，他只得转赴安源从事职工教育。他不顾自己安危，在安源煤矿工人中宣传革命思想，还以诗的形式鼓动矿工。他所写的《五一纪念歌》曾在当地矿工和小学生中广为传唱。
　　1927年，陈潭秋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在中共“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由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代行北方局的领导工作。从3人的名字中各抽一字，组成“潭少连”，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代号。
　　1930年，陈潭秋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年底在哈尔滨被捕。他在狱中坚持斗争，于1932年7月被中共组织营救出狱。
　　出狱后，陈潭秋奉调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来，他和谢觉哉打扮成商人，在交通员的护送下，通过国民党军队重重封锁线，于1933年初抵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苏区中央局党校校务委员兼教员，不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2月，陈潭秋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积极征集粮食以保障红军给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潭秋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协助中央苏区分局书记项英部署南方各地游击战争。
　　陈潭秋出身书生却没有丝毫的迂腐之气，家境优裕却没有一点点纨绔作风，他与穷工人交朋友，敢持枪上火线，他是集记者、党务干部、战士几重身份于一身的卓越领导者，凡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由衷地对他表示敬佩。
　　1935年4月，陈潭秋在永定主持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时被敌军包围。在从闽西突围的途中，面对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陈潭秋以游击战与敌军周旋。有一次，陈潭秋率1个营的红军翻越武夷山西进，路上连遭敌正规军和民团的截击，在指挥战斗中，陈潭秋被一颗子弹打中右耳，耳廓被打掉一半，滚下悬崖时又摔伤了头部，脑子受到剧烈震荡。
　　身负重伤的陈潭秋被党组织派人护送到上海医治。伤势稍好，他便与从长征途中潜来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以及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等一起前往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此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留在莫斯科。
　　1936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他写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发表在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此文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之一。
　　
　　五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从苏联回国，途经迪化（乌鲁木齐）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留在新疆，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当时的新疆，处在地方军阀盛世才的统治之下。盛世才自1933年夺取新疆统治大权之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伪装进步，挂起“亲苏”、“拥共”的招牌，标榜所谓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借以笼络人心，骗取苏联的援助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为了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在抗日战争初期与盛世才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关系，并应盛世才的邀请，自1937年起，陆续派出一批干部和党员到新疆工作。
　　陈潭秋到新疆后，化名徐杰，投身一场新的特殊的战斗。他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为发展新疆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援抗日前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6月、12月，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国内外法西斯势力猖獗一时。反复无常的盛世才自认为苏联要“失败”了，“靠不住”了，中共方面由于发生了皖南事变也要“垮台”了，于是政治立场迅速反转，加紧与蒋介石相勾结，掀起反共逆流。
　　在乌云翻滚、山雨欲来的复杂形势面前，陈潭秋临危不乱，他和毛泽民、林基路一起，机智勇敢地组织领导同志们，同盛世才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一方面向中共中央建议，将在新疆工作的干部调回延安，以保存革命力量；另一方面，他组织在新疆的共产党员开展整风学习，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要求共产党员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如果被捕入狱，“要把监狱变成锻炼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学校，变成我们对敌斗争的战场。”
　　1942年8月29日，蒋介石派宋美龄飞赴迪化，向盛世才传达了关于“肃清新疆共党”的口谕。盛世才终于公开撕下了“进步”的伪装，于1942年9月17日，派军警包围了八路军办事处，以“盛督办请谈话”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领导同志逮捕。同时，将中共在新疆的全部人员，包括病残人员和家属小孩共160多人全部软禁起来，然后又分批投入了几个监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新疆事件”。
　　被监禁在迪化八户梁的陈潭秋，待弄清楚盛世才所炮制的“新疆事件”全部情况后，打电话质问盛世才，并写了一封信，抗议他的无耻行径。
　　
　　六
　　
　　陈潭秋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敌人把他囚禁在一个特设的地下密室里，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每天只给吃两餐，每餐是两个又黑又硬的小馍、一小勺咸菜、一小碗开水。盛世才一伙无中生有地捏造了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妄图用威逼利诱和屈打成招的手段迫使陈潭秋承认中共在新疆有“阴谋活动”。陈潭秋斩钉截铁地回答：“绝对没有这回事！”敌人利用叛徒来“作证”，陈潭秋愤怒地揭露敌人的无耻陷害勾当，并严厉斥责叛徒出卖灵魂的无耻罪恶行径。恼羞成怒的敌人妄想用严刑拷打使陈潭秋屈服，对他施以“坐飞机”、“压大杠”、“灌辣椒水”等酷刑。然而，遍体鳞伤的陈潭秋仍是坚贞不屈。敌人又采用“车轮战术”一连数天对他进行昼夜轮番审讯，妄图使他在极度疲劳、神经失控的状态下吐露党的机密，但敌人的这一卑鄙伎俩在共产党人陈潭秋面前，同样无法得逞。敌人又引诱陈潭秋在“脱党声明”上签字，同样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1943年9月27日，丧心病狂的盛世才下达了秘密处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的手令。
　　当天深夜，负责行刑的迪化第一监狱监狱长张思信，叫来四五个手执木棍和绳索的杀手进入他的办公室。然后，张思信又带着几个狱吏从监号里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犯人”提出，他们的头上都被蒙着黑布套。当“犯人”陆陆续续来到张思信办公室门口时，站在门口的特务头子李英奇借着昏暗的灯光，挨个掀开头罩看了看，算是“验明正身”，然后就谎称督办要问话，即将人推入室内。一进门，刽子手就照头上狠狠地猛砸一闷棍，然后用绳索紧勒脖子，这就是盛世才所惯用的“无声杀人法”。
　　陈潭秋遇害时47岁，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毛泽民是毛泽东的胞弟，与陈潭秋同年。1938年春，毛泽民从延安赴苏联治病途经新疆时，应盛世才的要求，中共中央同意他化名周彬留在新疆，在省府中担任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和民政厅代理厅长等职务。
　　林基路，广东台山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新疆学院教育长，遇害时年仅27岁。
　　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被秘密杀害后，埋在迪化郊外六道湾的荒坡上。
　　1956年6月，党和人民政府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3位烈士的遗骸移葬到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这当然是后话了。
　　
　　七
　　
　　1943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发去密电：“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世才扣留的徐杰（即陈潭秋）等一百四十余人的要求。”要周恩来设法交涉营救。
　　1944年6月5日，林伯渠在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意见书》中，强烈要求释放各地被捕的中共人员，在所提出的叶挺等19人名单中，就有在新疆被捕的陈潭秋、毛泽民等5位领导干部。
　　1945年6月9日，中国共产党“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选举结果，产生44名中央委员，排名以选票多寡为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祖涵、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
　　名列第12位的陈潭秋，其时已不在人世了。由于当时正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消息阻塞，中共中央只知道陈潭秋被捕，但不知他已被盛世才秘密处决，以致于代表们仍把他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
　　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中，9月2日毛泽东公开严正提出应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并要求将此列入《共同声明》之中。
　　1946年3月，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在他赴新疆前夕，周恩来和邓颖超特意到重庆上清寺桂园为他送行。周恩来说：“我这次来主要是送行，再有就是再拜托一下释放在新疆被关押的中共人员一事。”在张将军表示愿为此事尽力之后，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托付说：“新疆情况很复杂，回内地路途又很遥远，务请派人护送回延安。你到迪化后，请先调查一下几个重要的人物如陈潭秋、毛泽民等还在不在。”
　　张治中被中共方面的诚意所动，一到迪化就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抓紧时间和重庆方面联系，终于使蒋介石同意无条件释放所有关押人员。
　　在被押人员离开迪化回延安前夕，为了打消被释人员的疑虑，张治中特邀被释人员派代表到自己住处吃饭，谈谈有关问题。经狱中党组织研究，决定派出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杨是张治中在上海大学上学时的同学）和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等6人前往赴宴。席间，张治中在谈及陈潭秋、毛泽民等人的下落时说：“徐（即化名徐杰的陈潭秋）、周（即化名周彬的毛泽民）、林（即林基路）这3人下落不明，盛世才走时没有交代给吴忠信。吴忠信走时更没有交代给我，遍查监狱档案无着落。”杨之华和朱旦华提出临行前为3位烈士开追悼会，因为两年前在狱中就听说3人已被杀害。张治中摇摇头说：“生死不明，怎么能追悼呢？”
　　然而，在3年前，被关押在迪化监狱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惊闻陈、毛、林3位同志已被处决的噩耗时，就为他们写下了《追悼歌》。
　　中共中央一直关注着陈潭秋、毛泽民等几个优秀干部的生死。1946年7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在报道新疆被押人员安抵延安的喜讯时，特别提示道：“在此次被释同志中，没有见到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他们的下落至今仍然不明，引起了此间人士的深切关怀。”半个月后的7月27日，周恩来又从重庆给张治中发去了询问电报：“兹尚有恳者徐杰即陈潭秋、周彬即毛泽民，二君还未返延之列，闻移解关内羁押不知确否？祈鼎力周全，惠予省释。即使因受刑成残，但望生还，他非所计。”张治中于8月27日复电说仍查无下落。
　　1946年8月5日，延安方面为在新疆牺牲的中共人士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代表新疆获释人员在会上致了悼词，因为没有得到陈潭秋和毛泽民牺牲的确切消息，所以他俩的名字不在被悼者之列。
　　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潭秋、毛泽民已被害死的事实逐渐被中共中央和社会各界人士所接受。
　　陈潭秋的挚友董必武，闻陈潭秋遇害凶讯时，泪如雨下，当即赋悼诗一首：
　　战友音容永世违，
　　平生业绩有光辉。
　　如闻声欬精神振，
　　展诵遗篇识所归。
　　
　　八
　　
　　陈潭秋一生经历过3次婚姻。
　　1916年，陈潭秋遵照母亲的要求，与幼年订婚的同籍的林姓女子结了婚。这位女子是回龙山林家大湾人，是中共早期革命家林育南的堂妹，当然也是林彪的堂姐了。婚后，夫妻感情甚为融洽。后来，林氏不幸患上了肺结核，多方求医无效，不幸于1917年冬病故。陈潭秋悲痛不已，曾发誓不再另娶。
　　陈潭秋第二任妻子叫徐全直，1903年2月出生在湖北汉川县。1918年，15岁的徐全直为了抗婚，只身逃到了武昌，于1919年春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闹学潮的运动中，徐全直认识了中共武汉区委领导人陈潭秋，并得到陈潭秋的支持。1925年春，29岁的陈潭秋与22岁的中共党员徐全直结成了革命伴侣。
　　1933年6月20日上午，徐全直到党的秘密联络点办理去苏区的事宜，谁知这个联络点早已被国民党破坏。当徐全直发现有异常情况，准备脱身时，被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
　　在徐全直被捕后，她的母亲通过徐全直父亲的好友范某，找到了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让张难先出面帮忙。国民党当局答应先把徐全直送反省院进行反省，然后视其表现再确定能否保释。然而，徐全直却表示：“宁为革命死，绝不去反省院。”
　　国民党当局决定改判徐全直死刑。1934年2月1日深夜，徐全直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年仅31岁。
　　陈潭秋闻讯徐全直被敌人杀害十分难过。陈潭秋、徐全直婚后生有二子一女，直到8年之后的1941年底，陈潭秋才与新疆八路军办事处机要秘书兼译电员王韵雪结了婚。在“新疆事件”中，王韵雪亦被捕，但幸免于难。
　　200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陈潭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