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是疫病多发的国家，汉字“疫”最早始见于甲骨文，《说文解字》里谈得很明确，“疫，民皆疾也”。但长久以来，学者在历史研究中都很少纳入疫病这个维度，尽管历次农民起义诱因中，大多有瘟疫肆虐、民不聊生这一条。
　　 根据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张志斌所编的《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中国历史上几乎历年都有“大疫”，有的是天灾，有的是人祸。东汉末年，长江以北地区暴发了一次大规模瘟疫，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当时诗人王粲在逃亡中见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认为，因为古代史料记载的缺失，从可考的数据统计分析可以确认，明清时期的疫病最为严重。
　　 晚明自万历年间开始，华北地区暴发鼠疫，崇祯十六年鼠疫蔓延至北京，《明史》记载当时京城“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据研究者推测，光是万历至崇祯年间华北两次大规模暴发的鼠疫，死亡人口就超过1000万。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在太平天国战争后期的主要战场江南地区，也暴发了一場规模罕见的瘟疫，这是清代江南地区疫死率最高的瘟疫。当时战事频繁，太平军、湘军、流民、难民等大规模人口流动，导致原本富庶的江南地区生存环境恶化，最终引发多种瘟疫，死亡人数高达320万～600万。帝制时代的最后一次瘟疫，是1910～1911年间，在东北的满洲里、哈尔滨、山东等地暴发的鼠疫，这也是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鼠疫，导致6万多人死亡。
　　  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的经典著作《瘟疫与人》，是把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起来的开山之作，他在书中谈到疫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麦克尼尔认为，中国人开发黄河流域差不多一千年后，长江流域才出现类似的进展，原因就在于，有一种肉眼不可见的风险严重阻碍了人们向南方拓展的步伐，“那便是病毒和细菌”。因为南方湿热的气候容易滋生出更多病毒和细菌，而寒冷的北方则有利于杀死那些不耐寒的微生物。
　　  瘟疫流行，还会动摇王朝统治秩序。比如明朝末年的鼠疫，让社会经济停滞，农民被迫加入“流寇”。而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四处流动，又加速了鼠疫的传播和扩散。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