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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就是疫病多发的国家,汉字“疫”最早始见于甲骨文,《说文解字》里谈得很明确,“疫,民皆疾也”。但长久以来,学者在历史研究中都很少纳入疫病这个维度,尽管历次农民起义诱因中,大多有瘟疫肆虐、民不聊生这一条。
根据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张志斌所编的《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中国历史上几乎历年都有“大疫”,有的是天灾,有的是人祸。东汉末年,长江以北地区暴发了一次大规模瘟疫,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当时诗人王粲在逃亡中见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认为,因为古代史料记载的缺失,从可考的数据统计分析可以确认,明清时期的疫病最为严重。
晚明自万历年间开始,华北地区暴发鼠疫,崇祯十六年鼠疫蔓延至北京,《明史》记载当时京城“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据研究者推测,光是万历至崇祯年间华北两次大规模暴发的鼠疫,死亡人口就超过1000万。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在太平天国战争后期的主要战场江南地区,也暴发了一場规模罕见的瘟疫,这是清代江南地区疫死率最高的瘟疫。当时战事频繁,太平军、湘军、流民、难民等大规模人口流动,导致原本富庶的江南地区生存环境恶化,最终引发多种瘟疫,死亡人数高达320万~600万。帝制时代的最后一次瘟疫,是1910~1911年间,在东北的满洲里、哈尔滨、山东等地暴发的鼠疫,这也是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鼠疫,导致6万多人死亡。
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的经典著作《瘟疫与人》,是把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起来的开山之作,他在书中谈到疫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麦克尼尔认为,中国人开发黄河流域差不多一千年后,长江流域才出现类似的进展,原因就在于,有一种肉眼不可见的风险严重阻碍了人们向南方拓展的步伐,“那便是病毒和细菌”。因为南方湿热的气候容易滋生出更多病毒和细菌,而寒冷的北方则有利于杀死那些不耐寒的微生物。
瘟疫流行,还会动摇王朝统治秩序。比如明朝末年的鼠疫,让社会经济停滞,农民被迫加入“流寇”。而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四处流动,又加速了鼠疫的传播和扩散。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
根据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张志斌所编的《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中国历史上几乎历年都有“大疫”,有的是天灾,有的是人祸。东汉末年,长江以北地区暴发了一次大规模瘟疫,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当时诗人王粲在逃亡中见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认为,因为古代史料记载的缺失,从可考的数据统计分析可以确认,明清时期的疫病最为严重。
晚明自万历年间开始,华北地区暴发鼠疫,崇祯十六年鼠疫蔓延至北京,《明史》记载当时京城“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据研究者推测,光是万历至崇祯年间华北两次大规模暴发的鼠疫,死亡人口就超过1000万。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在太平天国战争后期的主要战场江南地区,也暴发了一場规模罕见的瘟疫,这是清代江南地区疫死率最高的瘟疫。当时战事频繁,太平军、湘军、流民、难民等大规模人口流动,导致原本富庶的江南地区生存环境恶化,最终引发多种瘟疫,死亡人数高达320万~600万。帝制时代的最后一次瘟疫,是1910~1911年间,在东北的满洲里、哈尔滨、山东等地暴发的鼠疫,这也是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鼠疫,导致6万多人死亡。
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的经典著作《瘟疫与人》,是把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起来的开山之作,他在书中谈到疫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麦克尼尔认为,中国人开发黄河流域差不多一千年后,长江流域才出现类似的进展,原因就在于,有一种肉眼不可见的风险严重阻碍了人们向南方拓展的步伐,“那便是病毒和细菌”。因为南方湿热的气候容易滋生出更多病毒和细菌,而寒冷的北方则有利于杀死那些不耐寒的微生物。
瘟疫流行,还会动摇王朝统治秩序。比如明朝末年的鼠疫,让社会经济停滞,农民被迫加入“流寇”。而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四处流动,又加速了鼠疫的传播和扩散。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