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必也正名乎？
这篇文章写大埔墟第一街，可是这条街形成的时候，并非在“大埔墟”，不但如此，“大埔墟”还再三制止它的诞生，视它为要不得的竞争对手。
我在说糊涂话吗？把事情弄糊涂的，是二十世纪大埔地名的改变。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可是在这个情况下，说不上什么正的歪的，随着时间转移，同一个名字从此地跳到彼地，要是有兴趣涉猎吊诡的历史，只有顺应时间老人的幽默感，追寻这名字背后的蛛丝马迹。
十九世纪的“大埔墟”
百多年前，我们今天称为大埔墟的地方还是稻田、西洋菜地、鱼塘、沼泽和海湾，“大埔墟”这个名字属于现在叫作旧墟的地方。那不但是大埔区内唯一的墟市，也是香港三大市集之一，来趁墟和摆卖的除了本地村民，还有很多林村、粉岭、塔门、乌溪沙、西贡和沙田的人。说到它确切的地点，应该是现在的大埔天后庙附近，旧墟直街一带。
这个“大埔墟”由大埔头村邓氏管理，在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得到县府正式批准经营。邓氏家族在新界历史悠久：南宋时代，兵战连年，百姓为了避难而南迁，邓氏就从内地移居本地;大埔头邓族是他们的分支，约在明朝建村。大埔地区山多而平地少，这条村子位于林村河出口的平原，占了农耕的优势，同时又面对吐露港，便利水路交通，为经营墟市提供上好条件——当年新界的陆路都是古道，海路运货物反而更快捷。
经济效益不是什么现代观念，古人早就懂得：控制一个大市集，对村子的地位和收入是强心针。这道理不但大埔头村有体会，别的乡村也很清楚，时间久了，不免想到与其受别村控制，还不如伸出手来，分一杯羹。
十九世纪时，大埔地区的村子有比大埔头人多势众的，泰亨村文氏是表表者。他们在清朝嘉庆年间（1796—1820）就尝试建铺招商，被当时垄断大埔墟市生意的邓氏告上新安县衙门，结果被判只许建屋，不许营商。
为了抗衡大埔头的传统强势，泰亨联系附近的乡村结盟。当时很多村子因为血缘或地缘的关系，早有互助的盟约，统称为“乡”或“约”，泰亨村振臂一呼，就联合了其他六个地区团体（粉岭、翕和、林村、集和、汀角和樟树滩），成立“七约”。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让肥水不再流入大埔头，要建立自己的墟市。
七约在泰亨文氏领导下，为成立新墟展开持久战，当时新界墟市运作受新安县管制，七约的申请马上引起大埔头村抗議。大埔头说他们经营大埔墟的收入，是维持邓氏孝子祠的经费来源，官方不能断了孝子的祭祀。在“百行孝为先”的传统中国，这是顶大帽子，加上大埔头的同宗龙跃头和屏山邓族都有功名，所谓朝廷有人好做官，而官场有人则方便吵架，邓氏有官场人脉，结果让七约败下阵来。
可是失败不等同放弃。七约不但有持续抗争的勇气，而且有本钱，每约拿出十两银子做经费，到了1892年，终于请得司巡检衙署派人到现场巡视，批准他们在林村河对岸成立新市集，条件是他们不能断了原来邓氏在大埔头墟市的生意，而且级别也要低一点。
文武庙、风水井和广福桥
七约的新市集取名“太和市”，位置就是现在大埔的富善街，所需的土地有一半来自翕和约碗窑村的捐赠。用今天的理解，大家一定认为“市”的等级比“墟”高，可是清朝末年的用语却不一样，康熙《东莞县志》清楚地记载：大曰墟，小曰市——这又是历史的幽默。
聪明的七约可不在乎名堂，反正谁的生意量做得大，谁就成为主导。为了确保太和市能畅顺运作，他们首先建了两个地标：文武庙和食水井（现在是大埔的古迹，大家可以去参观）。当年乡村都在祠堂议事，但结盟的村子各有自己的祠堂，所以有事商讨就到共用的庙宇;富善街的文武庙正是七约的办事处。至于水井，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是小社区的命脉;一口新水井正好代表社区的诞生。
太和市的选址是低洼地，潮涨时海水只是比街头低一点。还好它在面对吐露港和林村河的两个方向都有湿地作为天然屏障：一边是稻田，另一边是沼泽地区，都能起防泛的作用。七约的雄心不限于每个月只开十天八天的市集。要想天天有生意，就得有商店街，所以他们很早就动手筑路——今天富善街的雏形，两旁都是小店铺。可是要市集客似云来，最重要的还是交通。这一点，太和市就比原来的“大埔墟”吃亏了，因为它跟吐露港隔了一条河，商贩带着货物上岸后，还得坐街渡过河。这就等于我们现在说：地铁不能直达，要坐接驳车，可以想象客人觉得很烦吧？
为了壮大太和市，七约决定集资兴建一条横跨林村河的桥梁，取代横水渡。我们从“建造广福桥芳名开列”的碑文可以看到六百八十九名捐款者，排在首位的正是倡议开市和建桥的泰亨村文湛泉。但更有意思的是以“团体”为名的捐款，其中除了七约的村子和祠堂外，还有商船、货船、渡船、饭馆、当铺、各式批发商和零售店，其中包括西贡、深圳和陆丰的商号，可见太和开市不过四年，生意网络已经很庞大，但也不是每个捐款的团体都和生意有关：大埔天主堂也在名单上，捐款二元。
广福桥在1896年建成，光看名字就知道，七约要标榜的是“利民”，至于这条桥对他们最实际的贡献——抢大埔头村的墟市生意——则完全不提，可见当年的大埔已经有公关高手了。
从抢生意到吞名字
广福桥的效力有多大，可以从英国1899年租借新界后所做的统计看得清楚。港英政府统治新界时，太和市已经有七十多家店铺，富善街生意兴隆，商铺范围往现在的仁兴街扩展。对岸原有的大埔墟虽然一直继续营业，但两虎相争，难免此消彼长，在1905年港英政府给伦敦的新界报告可以看出端倪：大埔头村管辖的大埔墟有两条街道，大小商店三十八家。由此证明，太和市已经远远超前了。
在英国“租借”的九十九年，大埔三番四次以“填”字诀供应土地，在富善街东面和北面原有的稻田、鱼塘、西洋菜地、沼泽和海湾一一被消灭掉，换来的是“太和市”快高长大。1902年大埔公路建成，在大埔那一段就因为广福桥而命名为广福道，成了新的商住区。1910年九广铁路通车，慢慢消磨掉水路交通的优势，大埔区对外的网络决定性地从大埔头移向太和市，1913年，与富善街近在咫尺的火车站落成，名为大埔墟站，于是大埔头村不但墟市失去地位，连名字也失去了，变成我们口中的“旧墟”。 新的大埔墟依然是新界东最大的商区。我有一位朋友是沙田原居民，提起小时候过年，她说最高兴就是跟爷爷到大埔买新衣、新鞋和节日用品。她说：“那时大埔墟比沙田大多了，气氛热闹，店铺多，货品的式样又新，直到1970年代还是那样。”她回忆中的大埔墟，就是植根于“太和市”的地方。
许多年过去了，已经没有谁再去想“大埔墟”的发源地是“太和市”，它的心脏地带就是它第一条商街——富善街;只有文武庙进口拱门上写着的“永佑太和”默默见证这段历史。但到了1989年，昔日大埔头村农地范围建成了新社区，却取名为“太和”，可见当年的港英政府没有忘记地方史。我们该庆幸林村河左右两岸的地名幽默地倒过来了，历史名字因此得以流传。
记忆像棉线般长
研究新界历史的蔡思行曾经说，大埔是有实无名的“新市镇”，意思是大埔早年不列入港府的新市镇名单，而它的发展规模和方式与沙田等地没有两样：大规模填海，然后在新土地上建住宅高楼和大商场，是港英政府“新市镇”的一贯策略。今天的大埔，虽然有八成土地是“填”来的，可是“填”的过程横跨了两三代人的经历，每次改变都刻画在当地人的生活中：这就说明大埔为什么跟“新市镇”不一样。
1983年9月的《大埔月报》头版报道最新填海区的消息，斗胆地预言“五年后市中心移向填海区”。当时的实情是：填海區有庞大的新商场和新人口，而港英政府又完全没考虑加强大埔原有地区的交通设施，难怪有人认为起源于富善街的大埔墟会步“旧墟”的后尘，人气流失，被新中心取代。
这预言喊出来三十多年了，《大埔月报》也早消失了，但大埔墟的人气却不肯溜走，热闹得连本地区议员在晚上八点想找个要挨罚款的地方停车，去吃碗云吞面也没法子;每逢周末，非法停车搞得交通瘫痪。港英政府当年满以为市中心会随自己的意愿迁移，结果是让居民吃苦。
规划师没想到的是，历史深厚的地方除了有搏动的心脏，还有不灭的精神。地方精神所在，就是它的心脉所依，假如你愿意静听当地人的谈话，会得到不少线索：
邻居在屋苑的穿梭车上闲聊：“买猪肉一定要找富善街X仔，本地猪，味道完全不一样！”
行人专区的水果摊前有人传授购物心得：“酱料当然是鸿珍最好，旧时富善街老铺，几十年历史呀！”
在乡事会街过马路，听到迎面行人的片言只语：“……唔同，佢都唔系围村仔……”两位女士跟我擦身而过，她们该是“七约”的后人。
我和妹妹也不是“围村女”，但对富善街一直有特殊的感情，爱称它为“古董街”：有十多年时间，那儿还能买到早已失传的东西：葵扇、鹅毛扇、客家和蜑家帽子、古朴的公鸡碗、竹子编成的农村用具——因为叫不出名堂，所以特别吸引……
可是我对富善街“古董”的回忆，比这些远多了。我儿时的富善街，左边头一家店是青砖黑瓦的老房子，店面很小，只放了一张比双人床大一点的工作台，上面吊着个藤做的架子，老板是唯一的店员。他把一堆不起眼的棉絮放在工作台上，拉着藤架子在棉絮上弹呀弹，棉絮就变得愈来愈松，愈来愈大，然后他左拉拉，右推推，形成个大方块，拉着棉线在上面来回地绕，几个钟头工夫，做成一张又轻又暖的棉被。
我站着看得入迷，家里的大人认为我是傻子，总要拉我走。他们不明白，在我眼里那不是手艺，是魔法。
记忆就像棉胎店老板手里没有尽头的棉线，绕呀绕地维系着这个地方的精神。
（选自《香港文学》2020年4月号）
责任编辑：杨 斌
这篇文章写大埔墟第一街，可是这条街形成的时候，并非在“大埔墟”，不但如此，“大埔墟”还再三制止它的诞生，视它为要不得的竞争对手。
我在说糊涂话吗？把事情弄糊涂的，是二十世纪大埔地名的改变。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可是在这个情况下，说不上什么正的歪的，随着时间转移，同一个名字从此地跳到彼地，要是有兴趣涉猎吊诡的历史，只有顺应时间老人的幽默感，追寻这名字背后的蛛丝马迹。
十九世纪的“大埔墟”
百多年前，我们今天称为大埔墟的地方还是稻田、西洋菜地、鱼塘、沼泽和海湾，“大埔墟”这个名字属于现在叫作旧墟的地方。那不但是大埔区内唯一的墟市，也是香港三大市集之一，来趁墟和摆卖的除了本地村民，还有很多林村、粉岭、塔门、乌溪沙、西贡和沙田的人。说到它确切的地点，应该是现在的大埔天后庙附近，旧墟直街一带。
这个“大埔墟”由大埔头村邓氏管理，在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得到县府正式批准经营。邓氏家族在新界历史悠久：南宋时代，兵战连年，百姓为了避难而南迁，邓氏就从内地移居本地;大埔头邓族是他们的分支，约在明朝建村。大埔地区山多而平地少，这条村子位于林村河出口的平原，占了农耕的优势，同时又面对吐露港，便利水路交通，为经营墟市提供上好条件——当年新界的陆路都是古道，海路运货物反而更快捷。
经济效益不是什么现代观念，古人早就懂得：控制一个大市集，对村子的地位和收入是强心针。这道理不但大埔头村有体会，别的乡村也很清楚，时间久了，不免想到与其受别村控制，还不如伸出手来，分一杯羹。
十九世纪时，大埔地区的村子有比大埔头人多势众的，泰亨村文氏是表表者。他们在清朝嘉庆年间（1796—1820）就尝试建铺招商，被当时垄断大埔墟市生意的邓氏告上新安县衙门，结果被判只许建屋，不许营商。
为了抗衡大埔头的传统强势，泰亨联系附近的乡村结盟。当时很多村子因为血缘或地缘的关系，早有互助的盟约，统称为“乡”或“约”，泰亨村振臂一呼，就联合了其他六个地区团体（粉岭、翕和、林村、集和、汀角和樟树滩），成立“七约”。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让肥水不再流入大埔头，要建立自己的墟市。
七约在泰亨文氏领导下，为成立新墟展开持久战，当时新界墟市运作受新安县管制，七约的申请马上引起大埔头村抗議。大埔头说他们经营大埔墟的收入，是维持邓氏孝子祠的经费来源，官方不能断了孝子的祭祀。在“百行孝为先”的传统中国，这是顶大帽子，加上大埔头的同宗龙跃头和屏山邓族都有功名，所谓朝廷有人好做官，而官场有人则方便吵架，邓氏有官场人脉，结果让七约败下阵来。
可是失败不等同放弃。七约不但有持续抗争的勇气，而且有本钱，每约拿出十两银子做经费，到了1892年，终于请得司巡检衙署派人到现场巡视，批准他们在林村河对岸成立新市集，条件是他们不能断了原来邓氏在大埔头墟市的生意，而且级别也要低一点。
文武庙、风水井和广福桥
七约的新市集取名“太和市”，位置就是现在大埔的富善街，所需的土地有一半来自翕和约碗窑村的捐赠。用今天的理解，大家一定认为“市”的等级比“墟”高，可是清朝末年的用语却不一样，康熙《东莞县志》清楚地记载：大曰墟，小曰市——这又是历史的幽默。
聪明的七约可不在乎名堂，反正谁的生意量做得大，谁就成为主导。为了确保太和市能畅顺运作，他们首先建了两个地标：文武庙和食水井（现在是大埔的古迹，大家可以去参观）。当年乡村都在祠堂议事，但结盟的村子各有自己的祠堂，所以有事商讨就到共用的庙宇;富善街的文武庙正是七约的办事处。至于水井，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是小社区的命脉;一口新水井正好代表社区的诞生。
太和市的选址是低洼地，潮涨时海水只是比街头低一点。还好它在面对吐露港和林村河的两个方向都有湿地作为天然屏障：一边是稻田，另一边是沼泽地区，都能起防泛的作用。七约的雄心不限于每个月只开十天八天的市集。要想天天有生意，就得有商店街，所以他们很早就动手筑路——今天富善街的雏形，两旁都是小店铺。可是要市集客似云来，最重要的还是交通。这一点，太和市就比原来的“大埔墟”吃亏了，因为它跟吐露港隔了一条河，商贩带着货物上岸后，还得坐街渡过河。这就等于我们现在说：地铁不能直达，要坐接驳车，可以想象客人觉得很烦吧？
为了壮大太和市，七约决定集资兴建一条横跨林村河的桥梁，取代横水渡。我们从“建造广福桥芳名开列”的碑文可以看到六百八十九名捐款者，排在首位的正是倡议开市和建桥的泰亨村文湛泉。但更有意思的是以“团体”为名的捐款，其中除了七约的村子和祠堂外，还有商船、货船、渡船、饭馆、当铺、各式批发商和零售店，其中包括西贡、深圳和陆丰的商号，可见太和开市不过四年，生意网络已经很庞大，但也不是每个捐款的团体都和生意有关：大埔天主堂也在名单上，捐款二元。
广福桥在1896年建成，光看名字就知道，七约要标榜的是“利民”，至于这条桥对他们最实际的贡献——抢大埔头村的墟市生意——则完全不提，可见当年的大埔已经有公关高手了。
从抢生意到吞名字
广福桥的效力有多大，可以从英国1899年租借新界后所做的统计看得清楚。港英政府统治新界时，太和市已经有七十多家店铺，富善街生意兴隆，商铺范围往现在的仁兴街扩展。对岸原有的大埔墟虽然一直继续营业，但两虎相争，难免此消彼长，在1905年港英政府给伦敦的新界报告可以看出端倪：大埔头村管辖的大埔墟有两条街道，大小商店三十八家。由此证明，太和市已经远远超前了。
在英国“租借”的九十九年，大埔三番四次以“填”字诀供应土地，在富善街东面和北面原有的稻田、鱼塘、西洋菜地、沼泽和海湾一一被消灭掉，换来的是“太和市”快高长大。1902年大埔公路建成，在大埔那一段就因为广福桥而命名为广福道，成了新的商住区。1910年九广铁路通车，慢慢消磨掉水路交通的优势，大埔区对外的网络决定性地从大埔头移向太和市，1913年，与富善街近在咫尺的火车站落成，名为大埔墟站，于是大埔头村不但墟市失去地位，连名字也失去了，变成我们口中的“旧墟”。 新的大埔墟依然是新界东最大的商区。我有一位朋友是沙田原居民，提起小时候过年，她说最高兴就是跟爷爷到大埔买新衣、新鞋和节日用品。她说：“那时大埔墟比沙田大多了，气氛热闹，店铺多，货品的式样又新，直到1970年代还是那样。”她回忆中的大埔墟，就是植根于“太和市”的地方。
许多年过去了，已经没有谁再去想“大埔墟”的发源地是“太和市”，它的心脏地带就是它第一条商街——富善街;只有文武庙进口拱门上写着的“永佑太和”默默见证这段历史。但到了1989年，昔日大埔头村农地范围建成了新社区，却取名为“太和”，可见当年的港英政府没有忘记地方史。我们该庆幸林村河左右两岸的地名幽默地倒过来了，历史名字因此得以流传。
记忆像棉线般长
研究新界历史的蔡思行曾经说，大埔是有实无名的“新市镇”，意思是大埔早年不列入港府的新市镇名单，而它的发展规模和方式与沙田等地没有两样：大规模填海，然后在新土地上建住宅高楼和大商场，是港英政府“新市镇”的一贯策略。今天的大埔，虽然有八成土地是“填”来的，可是“填”的过程横跨了两三代人的经历，每次改变都刻画在当地人的生活中：这就说明大埔为什么跟“新市镇”不一样。
1983年9月的《大埔月报》头版报道最新填海区的消息，斗胆地预言“五年后市中心移向填海区”。当时的实情是：填海區有庞大的新商场和新人口，而港英政府又完全没考虑加强大埔原有地区的交通设施，难怪有人认为起源于富善街的大埔墟会步“旧墟”的后尘，人气流失，被新中心取代。
这预言喊出来三十多年了，《大埔月报》也早消失了，但大埔墟的人气却不肯溜走，热闹得连本地区议员在晚上八点想找个要挨罚款的地方停车，去吃碗云吞面也没法子;每逢周末，非法停车搞得交通瘫痪。港英政府当年满以为市中心会随自己的意愿迁移，结果是让居民吃苦。
规划师没想到的是，历史深厚的地方除了有搏动的心脏，还有不灭的精神。地方精神所在，就是它的心脉所依，假如你愿意静听当地人的谈话，会得到不少线索：
邻居在屋苑的穿梭车上闲聊：“买猪肉一定要找富善街X仔，本地猪，味道完全不一样！”
行人专区的水果摊前有人传授购物心得：“酱料当然是鸿珍最好，旧时富善街老铺，几十年历史呀！”
在乡事会街过马路，听到迎面行人的片言只语：“……唔同，佢都唔系围村仔……”两位女士跟我擦身而过，她们该是“七约”的后人。
我和妹妹也不是“围村女”，但对富善街一直有特殊的感情，爱称它为“古董街”：有十多年时间，那儿还能买到早已失传的东西：葵扇、鹅毛扇、客家和蜑家帽子、古朴的公鸡碗、竹子编成的农村用具——因为叫不出名堂，所以特别吸引……
可是我对富善街“古董”的回忆，比这些远多了。我儿时的富善街，左边头一家店是青砖黑瓦的老房子，店面很小，只放了一张比双人床大一点的工作台，上面吊着个藤做的架子，老板是唯一的店员。他把一堆不起眼的棉絮放在工作台上，拉着藤架子在棉絮上弹呀弹，棉絮就变得愈来愈松，愈来愈大，然后他左拉拉，右推推，形成个大方块，拉着棉线在上面来回地绕，几个钟头工夫，做成一张又轻又暖的棉被。
我站着看得入迷，家里的大人认为我是傻子，总要拉我走。他们不明白，在我眼里那不是手艺，是魔法。
记忆就像棉胎店老板手里没有尽头的棉线，绕呀绕地维系着这个地方的精神。
（选自《香港文学》2020年4月号）
责任编辑：杨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