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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一家学校能够独立完成职业技术教育
2016年的夏天过去了一大半，一直在为校企合作忙碌的孔令伟终于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了。但很快，他又要为迎接新一批的实习生进入实训基地忙碌起来。
孔令伟是河南省一家装饰公司的掌舵人，也是河南省建筑装饰行业校企合作企业联盟的秘书长。2007年起，他做起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生意。
“现在不仅职业院校培养人才需要搞校企合作，企业发展也需要。”孔令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职业教育本就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类型，与行业、企业有着天然的联系。在职业教育中，校企合作是培养出高度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的重要途径。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技工学校都是由企业创办。
然而今天，校企合作的整体状况却并不那么亲密无间。
在校方看来，企业参与积极性不强，即便参与也更多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如低成本地获取劳动力、拿政府的经济补贴或者收取一定的实习费。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杨进则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对企业应多些理解。
“我们是做企业的，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最终是我们在使用。但是，建什么样的学校、开什么专业不问我，谁来当老师、应该教什么也不问我们。最后又凭什么要求我们支持？”曾有企业家坐在杨进的对面这样质问道。
本是相辅相成的职业院校和企业，究竟在为了什么而博弈？
黑板上种不出好田
回溯近代中国职业技术教育150年的发展历程，起点即是1866年福建马尾造船厂开办的马尾船政学堂。
“马尾船政学堂是典型的企业办学，之后企业也一直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主要力量。”杨进告诉本刊记者。
上海信息技术学校（以下简称上海信校）就是1959年由上海华谊（集团）公司的前身创办的职业技术学校。
上海信校校长邬宪伟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好的职业技术教育一定是学校和企业共同举办的，“世界上没有一家学校能够独立完成职业技术教育的任务。”
但是，在2000年前后的机构改革浪潮中，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国家要求公有制企业对非经营性资产进行剥离。这其中既包括企业承担社会公益性事业所占用的资产，如中小学校、医院等;也包括企业自身经营服务所占用的非经营性资产，如研究所、职工培训学校等。
在杨进看来，当时的做法难免有些“一刀切”：“普通中小学校确实已经成为了企业负担，但我认为职工培训学校并不是企业的负担。”
同时，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技术工人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的下降，职业教育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一度成为低质教育的代名词。
在杨进看来，职业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过度学校化和课程化的问题，这并不符合职业教育的属性和规律，“职业技术教育是直接面对市场和社会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行不行、技术过不过硬，是要进入企业，通过生产实践检验的。”
因此，职业教育离不开企业实践，企业作为办学主体的角色不应该被削弱。
“想要种出好田，就一定要下地试他几年。黑板上是种不出好田的。”杨进强调。
实习学生沦为廉价劳动力
但对于大多数职业技术学校来说，把校企合作做好仍然是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情。
多位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目前很多校企合作仍停留在建实习基地的层面。
在2007年专门做职教实训之前，孔令伟的建筑装饰公司就与多家职业学校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而那时的合作就是每年为学校提供一些实习岗位，并没有其他更多更深入的合作。
杨进认为，建实习基地是最基础、最容易的校企合作。
职业技术院校通过在企业建立实习基地，可以完成规定课时的实践教学任务，同时这种校外实习的方式又可以节约教学成本。而企业接收实习生，实际上是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简单技能劳动岗位的劳动力，还可以从中挑选出技能水平适合企业发展、职业道德好的优秀人才，满足企业人力资源储备的需要。
但同时，这种简单的合作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
比如，这种合作模式下，企业和学生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因此企业往往不愿意为此投入更多。而学校又对实习过程缺少监管，学生在企业从事何种工作、劳动强度如何、安全措施有哪些、实习效果怎样，学校很难掌控。
最终，往往是学生沦为企业生产线上的廉价劳动力，而专业技能提升有限。
杨进认为，校企合作应该摒弃这种浮于表面的实习基地式合作，探索真正深入有效的合作模式。
企业：投入太大，回报太小
而对企业来说，参与校企合作确实是一件投入大、见效慢、收益不明显的事情。
全球最大的注塑机生产商奥地利恩格尔集团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恩格尔）从2013年开始与上海信校开展现代学徒制的校企合作。
从第二学期开始，上海信校的学生每学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要在恩格尔度过。
“学生在公司既是企业员工，要进行生产劳动;又是学生，要学习专业课的理论和实操训练。”恩格尔公司校企合作负责人李桃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李桃仙告诉本刊记者，公司在创建教室和实训基地的硬件投入就达到了600万元，“此外，公司还要支付学生4年的学费和生活补贴，要支付企业培训教师的工资。”
而一家与职教学院有合作关系的某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企业最担心的不是这些投入，而是投入之后没有回报。“现在的职校生在校学习期间普遍缺乏职业规划意识，很多学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从事哪一行业。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在实习后转换职业方向，或者去其他的企业工作。” 上述人士还称，目前国家政策上的一些规定也会让企业缩手缩脚。如最近教育部出台的《职业学校专业（类）顶岗实习标准》规定，不允许顶岗实习学生在节假日实习。
“这就给企业的工作安排带来很大的不便，原来我们的顶岗实习岗位是不超过20%，现在只能压缩到5%了。”对此，上述人力资源经理颇感无奈。
此外，杨进认为，目前的职业技术教育框架下，只有学校才是创办教育的主体，企业不具备事实职业教育的资格，而且欠缺相应的法律保障。同时国家对企业参与办学的激励措施也始终难以落实，最终导致企业对深度参与校企合作顾虑重重。
“在职业技术教育的校企合作中，企业也存在很多无奈之处。现在出现了问题，不能只怪企业，也不能只谴责企业的逐利行为。”杨进总结道。
如何深度合作
在邬宪伟看来，好的校企合作不应该只有一种形态，而应该根据专业特点与合作企业的不同开展形式多样、深度不同的合作。
以上海信校为例。目前与其有合作关系的企业中，既有像德国西门子、奥地利恩格尔集团这样的大企业，也有很多当地的中小微企业。
不同规模的企业又有不同的合作模式。“像西门子这样有实力的跨国公司，既有自己成熟的职工教育培训体系，也愿意进行企业文化和理念的输出。所以，学校与它们的合作往往也更深入。”邬宪伟说。
早在2000年前后，上海信校的电气运行与控制专业（以下简称电气专业）就与西门子上海分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如今，西门子不仅为电气专业的学生提供实训设备，使学生能够在实践教学中体验到完整的工作过程，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完成技能的学习和提升。上海信校修改电气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时，也会征求包括西门子在内的企业意见。双方甚至根据行业发展的需求和变化，共同进行校本课程开发，并编制相应的配套教材。而上海信校也会参与到西门子公司的职工培训课程设计中。
此外，上海信校还会聘请西门子公司的行业专家和技术能手作为兼职教师，承担一定的专业技能教学任务。也会组织学校的专职教师到企业进行教学业务培训，以此培养有项目经验的双师型教师。
而上海信校化学工艺专业与上海丙烯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烯酸公司）的合作中，则是引进其员工培训标准，借鉴企业员工培养的方法和手段，设计校企合作培养方案，形成具有企业培训特色的教学。
不是要企业做公益
对于任何一所学校来说，校企合作的过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上海信校与西门子的合作就在2012年前后出现过短暂危机。
当时由于西门子PLC（可编程序控制器）升级，提高了对操作人员的文化水平要求，不再需要中职毕业生。所以，西门子提出，双方原有的合作框架不变，只是不再需要上海信校的毕业生了。
“双方的互利合作一下子变成了学校单方面有求于西门子。”邬宪伟说。
尽管当时西门子承诺其他的原有合作不变，但上海信校方面认为，市场机制下，任何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没有共同利益基础的合作难以长久。
邬宪伟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将来西门子一定会削减合作中的开支，那就很难保证合作质量了。”
于是，上海信校开始组织工作人员调查电气专业的毕业生走向，发现大部分学生都去了上海轨道交通的一家供应商那里，而那家公司60%以上的设备养护人员都来自上海信校。
之后经过深入了解，邬宪伟发现该公司为各个地铁站提供的进出口闸机全部都使用了西门子的PLC。
当时据供应商反映，相比于日本三菱等品牌，西门子的PLC并不是最好用的，但是只有它的PLC修得最好。“学生实训时使用的西门子的设备，肯定对它比较熟悉。”邬宪伟解释说。
带着这一信息，上海信校又找到了西门子。了解情况之后的西门子当即决定继续与上海信校进行合作，而且由双方合作变成了上海信校、西门子和供应商的三方合作。
西门子输出教学培养系统，获得产品订单;上海信校输出毕业生，获得企业对办学的支持;供应商输出产品需求，获得技术人才。“三方形成了一个互相依存，互相牵制的利益共同体，这样合作才能长久。”邬宪伟说。
杨进认为，校企合作不是要求企业做公益，而是要通过合作真正地帮企业解决问题，为企业的经营带来利益。
把高职办到镇里去
位于珠三角地区的中山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中山职院）在校企合作的管理体制上则显得更加灵活。
据中山职院的院长吴建新介绍，中山职院与中山市小榄镇、沙溪镇等4个产业镇的镇政府合创办了4个镇区产业学院，把高职教育办到了镇上。
以产业学院为平台，中山职院不仅把实践教学搬到了产业镇里，每个学生都要在镇区学院参加为期一年的实习实训，此外还要求每位教师都要在镇里开设自己的工作室，承接企业项目，以项目案例开展教学。
“每个产业镇都活跃着成千上万家企业，学校与其合作，可以获得大量的专业和企业资源。”吴建新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同时，大学生到了镇里，也为乡镇带去了很多变化。如古镇灯饰学院教师牵头制定灯具设计、装配和制造的国家职业标准，沙溪纺织服装学院与入驻企业作开发服装精益标准化管理系统，一些高技能人才以专任教师、客座教授身份受聘学校，栖身产业镇。
中山职院纺织学院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数据显示，60%～70%的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在镇里。“这对于改变专业镇的人才结构，提升人才层次水平是一种很大的推动。”吴建新说。
2012年，中山市名雅电梯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名雅）参加中山职院的校内招聘会，双方有了第一次接触。
“对于我们这样刚起步的小公司来说，能为学校办学提供的资源十分有限。”中山名雅总经理张建辉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当时中山名雅刚刚创立，缺少大型设备，而中山职院购置的折弯机、冲压机等设备，则面临着无人使用的局面。因为使用这些机器很容易出现工伤，实训老师不太愿意承担这项工作。
最终，双方在共享机器设备的基础上开展校企合作。中山名雅获得了设备的无偿使用权，同时负责学生电梯装饰课程的教学，并免费提供实习机会。而中山职院的老师则要为中山名雅的科技研发提供支持，比如帮助其参照ISO9000制定出企业管理体系，促成其与一家知名电梯公司的合作。在中山职院的帮助下，公司也获得了2项发明专利。
吴建新认为，职业技术教育的校企合作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每个专业，甚至每位教师都可以成为校企合作的主体，“关键是学校要搞活管理体制。”
2016年的夏天过去了一大半，一直在为校企合作忙碌的孔令伟终于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了。但很快，他又要为迎接新一批的实习生进入实训基地忙碌起来。
孔令伟是河南省一家装饰公司的掌舵人，也是河南省建筑装饰行业校企合作企业联盟的秘书长。2007年起，他做起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生意。
“现在不仅职业院校培养人才需要搞校企合作，企业发展也需要。”孔令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职业教育本就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类型，与行业、企业有着天然的联系。在职业教育中，校企合作是培养出高度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的重要途径。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技工学校都是由企业创办。
然而今天，校企合作的整体状况却并不那么亲密无间。
在校方看来，企业参与积极性不强，即便参与也更多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如低成本地获取劳动力、拿政府的经济补贴或者收取一定的实习费。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杨进则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对企业应多些理解。
“我们是做企业的，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最终是我们在使用。但是，建什么样的学校、开什么专业不问我，谁来当老师、应该教什么也不问我们。最后又凭什么要求我们支持？”曾有企业家坐在杨进的对面这样质问道。
本是相辅相成的职业院校和企业，究竟在为了什么而博弈？
黑板上种不出好田
回溯近代中国职业技术教育150年的发展历程，起点即是1866年福建马尾造船厂开办的马尾船政学堂。
“马尾船政学堂是典型的企业办学，之后企业也一直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主要力量。”杨进告诉本刊记者。
上海信息技术学校（以下简称上海信校）就是1959年由上海华谊（集团）公司的前身创办的职业技术学校。
上海信校校长邬宪伟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好的职业技术教育一定是学校和企业共同举办的，“世界上没有一家学校能够独立完成职业技术教育的任务。”
但是，在2000年前后的机构改革浪潮中，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国家要求公有制企业对非经营性资产进行剥离。这其中既包括企业承担社会公益性事业所占用的资产，如中小学校、医院等;也包括企业自身经营服务所占用的非经营性资产，如研究所、职工培训学校等。
在杨进看来，当时的做法难免有些“一刀切”：“普通中小学校确实已经成为了企业负担，但我认为职工培训学校并不是企业的负担。”
同时，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技术工人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的下降，职业教育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一度成为低质教育的代名词。
在杨进看来，职业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过度学校化和课程化的问题，这并不符合职业教育的属性和规律，“职业技术教育是直接面对市场和社会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行不行、技术过不过硬，是要进入企业，通过生产实践检验的。”
因此，职业教育离不开企业实践，企业作为办学主体的角色不应该被削弱。
“想要种出好田，就一定要下地试他几年。黑板上是种不出好田的。”杨进强调。
实习学生沦为廉价劳动力
但对于大多数职业技术学校来说，把校企合作做好仍然是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情。
多位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目前很多校企合作仍停留在建实习基地的层面。
在2007年专门做职教实训之前，孔令伟的建筑装饰公司就与多家职业学校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而那时的合作就是每年为学校提供一些实习岗位，并没有其他更多更深入的合作。
杨进认为，建实习基地是最基础、最容易的校企合作。
职业技术院校通过在企业建立实习基地，可以完成规定课时的实践教学任务，同时这种校外实习的方式又可以节约教学成本。而企业接收实习生，实际上是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简单技能劳动岗位的劳动力，还可以从中挑选出技能水平适合企业发展、职业道德好的优秀人才，满足企业人力资源储备的需要。
但同时，这种简单的合作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
比如，这种合作模式下，企业和学生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因此企业往往不愿意为此投入更多。而学校又对实习过程缺少监管，学生在企业从事何种工作、劳动强度如何、安全措施有哪些、实习效果怎样，学校很难掌控。
最终，往往是学生沦为企业生产线上的廉价劳动力，而专业技能提升有限。
杨进认为，校企合作应该摒弃这种浮于表面的实习基地式合作，探索真正深入有效的合作模式。
企业：投入太大，回报太小
而对企业来说，参与校企合作确实是一件投入大、见效慢、收益不明显的事情。
全球最大的注塑机生产商奥地利恩格尔集团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恩格尔）从2013年开始与上海信校开展现代学徒制的校企合作。
从第二学期开始，上海信校的学生每学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要在恩格尔度过。
“学生在公司既是企业员工，要进行生产劳动;又是学生，要学习专业课的理论和实操训练。”恩格尔公司校企合作负责人李桃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李桃仙告诉本刊记者，公司在创建教室和实训基地的硬件投入就达到了600万元，“此外，公司还要支付学生4年的学费和生活补贴，要支付企业培训教师的工资。”
而一家与职教学院有合作关系的某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企业最担心的不是这些投入，而是投入之后没有回报。“现在的职校生在校学习期间普遍缺乏职业规划意识，很多学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从事哪一行业。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在实习后转换职业方向，或者去其他的企业工作。” 上述人士还称，目前国家政策上的一些规定也会让企业缩手缩脚。如最近教育部出台的《职业学校专业（类）顶岗实习标准》规定，不允许顶岗实习学生在节假日实习。
“这就给企业的工作安排带来很大的不便，原来我们的顶岗实习岗位是不超过20%，现在只能压缩到5%了。”对此，上述人力资源经理颇感无奈。
此外，杨进认为，目前的职业技术教育框架下，只有学校才是创办教育的主体，企业不具备事实职业教育的资格，而且欠缺相应的法律保障。同时国家对企业参与办学的激励措施也始终难以落实，最终导致企业对深度参与校企合作顾虑重重。
“在职业技术教育的校企合作中，企业也存在很多无奈之处。现在出现了问题，不能只怪企业，也不能只谴责企业的逐利行为。”杨进总结道。
如何深度合作
在邬宪伟看来，好的校企合作不应该只有一种形态，而应该根据专业特点与合作企业的不同开展形式多样、深度不同的合作。
以上海信校为例。目前与其有合作关系的企业中，既有像德国西门子、奥地利恩格尔集团这样的大企业，也有很多当地的中小微企业。
不同规模的企业又有不同的合作模式。“像西门子这样有实力的跨国公司，既有自己成熟的职工教育培训体系，也愿意进行企业文化和理念的输出。所以，学校与它们的合作往往也更深入。”邬宪伟说。
早在2000年前后，上海信校的电气运行与控制专业（以下简称电气专业）就与西门子上海分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如今，西门子不仅为电气专业的学生提供实训设备，使学生能够在实践教学中体验到完整的工作过程，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完成技能的学习和提升。上海信校修改电气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时，也会征求包括西门子在内的企业意见。双方甚至根据行业发展的需求和变化，共同进行校本课程开发，并编制相应的配套教材。而上海信校也会参与到西门子公司的职工培训课程设计中。
此外，上海信校还会聘请西门子公司的行业专家和技术能手作为兼职教师，承担一定的专业技能教学任务。也会组织学校的专职教师到企业进行教学业务培训，以此培养有项目经验的双师型教师。
而上海信校化学工艺专业与上海丙烯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烯酸公司）的合作中，则是引进其员工培训标准，借鉴企业员工培养的方法和手段，设计校企合作培养方案，形成具有企业培训特色的教学。
不是要企业做公益
对于任何一所学校来说，校企合作的过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上海信校与西门子的合作就在2012年前后出现过短暂危机。
当时由于西门子PLC（可编程序控制器）升级，提高了对操作人员的文化水平要求，不再需要中职毕业生。所以，西门子提出，双方原有的合作框架不变，只是不再需要上海信校的毕业生了。
“双方的互利合作一下子变成了学校单方面有求于西门子。”邬宪伟说。
尽管当时西门子承诺其他的原有合作不变，但上海信校方面认为，市场机制下，任何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没有共同利益基础的合作难以长久。
邬宪伟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将来西门子一定会削减合作中的开支，那就很难保证合作质量了。”
于是，上海信校开始组织工作人员调查电气专业的毕业生走向，发现大部分学生都去了上海轨道交通的一家供应商那里，而那家公司60%以上的设备养护人员都来自上海信校。
之后经过深入了解，邬宪伟发现该公司为各个地铁站提供的进出口闸机全部都使用了西门子的PLC。
当时据供应商反映，相比于日本三菱等品牌，西门子的PLC并不是最好用的，但是只有它的PLC修得最好。“学生实训时使用的西门子的设备，肯定对它比较熟悉。”邬宪伟解释说。
带着这一信息，上海信校又找到了西门子。了解情况之后的西门子当即决定继续与上海信校进行合作，而且由双方合作变成了上海信校、西门子和供应商的三方合作。
西门子输出教学培养系统，获得产品订单;上海信校输出毕业生，获得企业对办学的支持;供应商输出产品需求，获得技术人才。“三方形成了一个互相依存，互相牵制的利益共同体，这样合作才能长久。”邬宪伟说。
杨进认为，校企合作不是要求企业做公益，而是要通过合作真正地帮企业解决问题，为企业的经营带来利益。
把高职办到镇里去
位于珠三角地区的中山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中山职院）在校企合作的管理体制上则显得更加灵活。
据中山职院的院长吴建新介绍，中山职院与中山市小榄镇、沙溪镇等4个产业镇的镇政府合创办了4个镇区产业学院，把高职教育办到了镇上。
以产业学院为平台，中山职院不仅把实践教学搬到了产业镇里，每个学生都要在镇区学院参加为期一年的实习实训，此外还要求每位教师都要在镇里开设自己的工作室，承接企业项目，以项目案例开展教学。
“每个产业镇都活跃着成千上万家企业，学校与其合作，可以获得大量的专业和企业资源。”吴建新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同时，大学生到了镇里，也为乡镇带去了很多变化。如古镇灯饰学院教师牵头制定灯具设计、装配和制造的国家职业标准，沙溪纺织服装学院与入驻企业作开发服装精益标准化管理系统，一些高技能人才以专任教师、客座教授身份受聘学校，栖身产业镇。
中山职院纺织学院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数据显示，60%～70%的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在镇里。“这对于改变专业镇的人才结构，提升人才层次水平是一种很大的推动。”吴建新说。
2012年，中山市名雅电梯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名雅）参加中山职院的校内招聘会，双方有了第一次接触。
“对于我们这样刚起步的小公司来说，能为学校办学提供的资源十分有限。”中山名雅总经理张建辉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当时中山名雅刚刚创立，缺少大型设备，而中山职院购置的折弯机、冲压机等设备，则面临着无人使用的局面。因为使用这些机器很容易出现工伤，实训老师不太愿意承担这项工作。
最终，双方在共享机器设备的基础上开展校企合作。中山名雅获得了设备的无偿使用权，同时负责学生电梯装饰课程的教学，并免费提供实习机会。而中山职院的老师则要为中山名雅的科技研发提供支持，比如帮助其参照ISO9000制定出企业管理体系，促成其与一家知名电梯公司的合作。在中山职院的帮助下，公司也获得了2项发明专利。
吴建新认为，职业技术教育的校企合作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每个专业，甚至每位教师都可以成为校企合作的主体，“关键是学校要搞活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