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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研究企业理论的学者，张维迎长期关注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实践，对于“企业家”这三个字，有着独到而深度的认识。
在前不久世纪文景举行的讲座中，张维迎分析介绍了中国经济当下现状的许多问题——当前中国经济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如何实现转型？转型的过程中企业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又要逾越哪些障碍？
在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企业家精神”浮出水面。在张维迎看来，过去三十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改革开放激活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而如今，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种种难题，此时，更需要企业家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是否能出现比尔·盖茨、乔布斯这样成功的企业家？而在成功企业家的背后，又是什么扫清了他们的障碍，使他们得以努力创新创造财富？张维迎用深入浅出的方式，为大众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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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做的所有决策都是没有办法用概率计算的，他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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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类人？
张维迎：首先，企业家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风险和不确定是不一样的，风险是可以用概算分布计算的，比如保险公司算分布，比如日常生活里，你根据自己行走的速度、交通的堵塞程度，可以用概率计算到达目的地的时间。
但企业家做的所有决策，都是没有办法用概率计算的，他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所有企业家的愿景，他们对盈利的警觉，对未来市场判断的能力，都非常重要。
哈默去苏联救死扶伤一趟，就可以发现市场（1921年，23岁的美国企业家哈默获悉苏联革命成功后饥荒严重、瘟疫流行，带了一所流动医院和大批药品抵达莫斯科，后来又用苏联的皮毛和鱼子酱，换取美国的小麦，受到列宁的接见）。没有任何软件的时候，比尔·盖茨要想到软件。
我们一般人认为企业家在承担风险，其实他们有更大的自信，他们的好多判断都依赖于自己的想象，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培养企业家。企业家是天生的，他是一种怪物，就跟其他人不一样。他可能很贪婪，也可能出自高尚的目的——为了国家利益办事，但是他就是与众不同。政府能做什么？就是创造一个制度环境。
这个制度环境包括什么？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如果没有心灵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我不认为能真正地出现创新型的企业家。企业家最初的想法都很古怪，而我们现在一想到很多创新，事先就老想给它设一个框框。大家可以想象，一百多年前发明飞机的时候，要是政府出了一个关于怎么监管航空业的文件，我估计人类到现在都做不成飞机。
创新一定是面临不确定的未来，只有人类的心灵自由才有实现的可能。现在一些西方国家想把人类送到太空旅游，可是在中国呢，想都不敢想。在中国，离地三尺就属于航空管制，好多生产民用飞机的企业根本做不起来。自由很重要——我们虽然觉得自由，但实际上我们很不自由，这就是创新出现不了的原因。
制度环境还包括稳定的预期。稳定的预期最重要的是法制，法制一定是保护自由，保护私有产权的。二百年前，亚当·斯密认为，一个国家从最原始的状态发展为最大限度的繁荣，除了和平、轻税赋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不需要其他东西。
和平当然很重要，但从历史来看，即使和平都不是必然的。我们知道好多的企业在打仗的时候发展非常快，当然有些人发的是战争财，但也有好多人不是。回顾历史，上海很多企业都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发展起来的。
而现在呢，面临的障碍太多。经济方面，国有部门太强大，国有企业与公平竞争不相容；政府管制太多；金融不自由；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政治体制方面，司法不独立，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继而产生权力寻租和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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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不是经济增长的工具，是实现人的自由的一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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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少人推崇产业政策，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产业政策是成功的。为什么人们还推行产业政策呢？
张维迎：我想只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无知，另一个不好听，就是无耻。
理论上讲，产业政策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下，就是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判断未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坐在办公室的人怎么能比一个企业家更知道什么是未来的产业？看看美国那么多年来发展的产业，单纯由政府批的话，哪一个能出现呢？现在好多产业发展得好，都是政府不懂的时候做起来的，一旦政府觉得懂了，这事可能就麻烦了。
就拿光伏产业来说，本来是私人做起来的，一开始发展不错，但政府一旦认为它是战略性产业就会大力支持，各地免税，给各种优惠，到处开花，结果，把这个产业毁了。这是毁掉的一类，还有扼杀掉的一类。二十年前，李书福生产汽车，政府的主管部门告诉他生产汽车很复杂，一个民营企业生产汽车不是找死吗。李书福说，给我一个找死的机会好吗？
我们有大量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证据可以证明产业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最重要的是软的制度而不是硬的制度，这是我们必须记住的。我的忠告是，做什么事一定不能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
当然，你会忍不住，因为政府会给你优惠。人是贪婪的，政府给我几千万，我干嘛不要？但是这很可能让你走入歧途。我反对政府给任何企业优惠，从历史来看，企业家就得靠自己，该死就死，有本事就存活，这才是经济的活力所在。政府关注的是什么？是森林的茂盛，而不是树木的死亡。 但是没有树木的死亡，森林不可能茂盛，所以政府不应该对个别企业提供特权，不应该实行歧视性、特权性的政策。争取废除任何特权，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中国的体制下，一旦你做得好了，你容易变得有特权，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再进一步讲，企业家要真正发挥作用，要建立市场经济。只有计划经济是政府建的，没有市场经济是政府建的。政府要做的是扫清市场的障碍，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的精神自然而然就来了。
中国目前的改革是功利主义的改革。何谓功利主义的改革？经济发展是最大的事，GDP是最大的事。靠什么衡量一切？靠是否有利于GDP。有利的就是好的，不利的就是不好的。这种功利主义的思想不利于我们今天的发展。
为什么要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有效率。但我觉得有效率不是唯一的理由。我们真正认识到自由创新、自由创业、自由交易，都是人基本的权利，不可以轻易剥夺。我们应该由功利主义转向权利优先。人应该有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先于任何的功利，先于任何的利害标准。当然涉及物质利益的一些东西可以用功利主义标准，但是涉及基本权利，人权和尊严，不能按功利主义。
市场不是经济增长的工具，是实现人的自由的一种途径。如果我们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市场经济自然会来。反之，如果我们的体制不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再多的改革措施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
民营企业对发展经济有利，政府就开辟专区给予优惠政策，过几天发现它对发展经济不利了，政府就又把政策收回来。但作为权利的话，不管有利没利，都是不能收回来的。只有在那个情况下，国家才能真正地给民营企业家或者每一个人安全感，有了这种安全感，我们才会去创新，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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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是自己折腾出来的，凡是别人任命的人都不能叫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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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该如何面对中国的转型？
张维迎：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回答另一个问题：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转型？
当前的中国经济会有一些麻烦，不那么顺利，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原因有几个。首先，过去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是靠借来的，这些后发优势在消失。不要期待中国经济再像过去一样，有那么高的增长，如果中国经济十年能在3%的速度上，就表明我们是很正常的国家、正常的经济，现在属于非正常阶段。
企业家记住一点，任何一个东西最后都要由消费者买单。哪怕生产一个螺丝钉，这个螺丝钉要拧在一个机器上，这个机器得有人要，没有人要就卖不出去了。政府不考虑这个。投资1000亿就有1000亿的GDP，生产出来的东西谁要，他们不管。中国现在为什么产能过剩，而且大家还在投资？政府刺激只能投资他知道的产业，没有办法投资他不知道的产业。
我用过一个比喻，用信贷刺激增长就类似抓住老虎的尾巴，只有两种出路，一种就是你把老虎尾巴放开，老虎把你吃了；或者你追着老虎跑，最后累死。我们现在还抓着老虎尾巴，抓到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我觉得看上去已经累得不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企业可能要做好准备。
接下来的中国经济会有一些大的空白，逃不过去，想逃的话，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可以拖，拖到最后，就像抽鸦片一样，烟瘾发作了继续抽，毛病会越来越大。中国会有一些企业死掉，也会有新的企业、伟大的企业不断出现。生生死死，有一个淘汰的问题，对淘汰者来说，这就是危机。现在很多企业依赖于政府的优惠政策，这是很危险的。必须记住，只有消费者才是你的衣食父母。
管理者和企业家是两类人，我们现在老弄混。管理者是用正确的方式做事，企业家是做正确的事情，要判断未来。日本好多企业为什么麻烦，因为老一代的企业家退下来之后，企业都变成由管理者在管理，这些管理者管理最大的追求是不出事，避免大的风险。创造性的东西为什么都是新的企业去做？因为他没有负担。
国企的管理者一定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素质，但是从制度上讲我们不能叫他企业家，他并不真正承担经营的风险。企业家是什么？就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人，判断失误就完蛋了，判断成功就红了。说的就是比尔·盖茨、乔布斯、马化腾这种人。马化腾当时找投资的时候，要的只是50万美元的投资，都没人愿意给他，最后是南非的一家传媒集团给他投资，他才成功了。这就是企业家。企业家不是靠任命的，企业家是自己折腾出来的，凡是别人任命的人都不能叫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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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不功利主义的话，企业家就不会太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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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增长的舞台上，如果我们把主角让给企业家的话，政府到底应该怎么样重新去界定自己的角色？
张维迎：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增长，在于每个地方的执政官员都把经济增长作为自己的首要政绩。最近反腐是热点，打老虎的趋势一波接着一波。我们看到，当把地方官员的动力遏制掉，也会发现他们没有动力去做任何事情，造成某种行政体制的瘫痪。
一个国家从长远来看，靠地方政府搞项目、发展经济是不是健康的？是不是好的？我认为是不好的。为什么中国这么依赖于地方政府？就因为我们的权力，太多的投资权、决策权掌握在政府手里。我说的企业家不是指某一个人，不是指柳传志或者马云，我说的企业家精神是针对中国每个人，哪个是企业家，我们真的不知道。二十年前，没有人知道马云，但他如今是最伟大的企业家。给企业家自主性，就是使每个人的聪明才智能够发挥出来，中国必须往这方面走。
如果政府不功利主义的话，企业家就不会太功利主义。我并不是说赚钱就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就是把某一种东西作为目标，所有行为都围绕这个。功利主义会伤害好多社会道德。
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定的企业家精神。不做企业的人也有可能有一些企业家精神，政府官员也可能有一些企业家精神。在企业里边，也不能只有一个人有企业家精神。我们观察发现，由一个团队做起来的企业，经常是一个人在前面走，后面好多人都落伍了。
企业家精神在一个人身上不是永远存在的，他可能会在某一段时间、某一种环境下存在。持续保持企业家的创新性精神，很难得，能做到的只有少数人。
企业家就是对未知世界进行探索的人。人类之所以能进步，靠的也是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从古到今都有，只是没有像近代表现得这么突出。
古代好多企业家精神，都用于政治，都拿来当官去了。现在的社会需要法制环境、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样的话，企业家才能真正去创造财富。
插入语：
1.创新一定是面临不确定的未来，只有人类的心灵自由才有实现的可能。
2.企业家是什么？就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人，判断失误就完蛋了，判断成功就红了。
张维迎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1984年获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94年9月获得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11年，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开创性研究获得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主要著作包括《市场的逻辑》《理解公司》《企业家》《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大学的逻辑》《市场的逻辑》《博弈与社会》等。
在前不久世纪文景举行的讲座中，张维迎分析介绍了中国经济当下现状的许多问题——当前中国经济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如何实现转型？转型的过程中企业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又要逾越哪些障碍？
在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企业家精神”浮出水面。在张维迎看来，过去三十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改革开放激活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而如今，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种种难题，此时，更需要企业家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是否能出现比尔·盖茨、乔布斯这样成功的企业家？而在成功企业家的背后，又是什么扫清了他们的障碍，使他们得以努力创新创造财富？张维迎用深入浅出的方式，为大众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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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做的所有决策都是没有办法用概率计算的，他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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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类人？
张维迎：首先，企业家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风险和不确定是不一样的，风险是可以用概算分布计算的，比如保险公司算分布，比如日常生活里，你根据自己行走的速度、交通的堵塞程度，可以用概率计算到达目的地的时间。
但企业家做的所有决策，都是没有办法用概率计算的，他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所有企业家的愿景，他们对盈利的警觉，对未来市场判断的能力，都非常重要。
哈默去苏联救死扶伤一趟，就可以发现市场（1921年，23岁的美国企业家哈默获悉苏联革命成功后饥荒严重、瘟疫流行，带了一所流动医院和大批药品抵达莫斯科，后来又用苏联的皮毛和鱼子酱，换取美国的小麦，受到列宁的接见）。没有任何软件的时候，比尔·盖茨要想到软件。
我们一般人认为企业家在承担风险，其实他们有更大的自信，他们的好多判断都依赖于自己的想象，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培养企业家。企业家是天生的，他是一种怪物，就跟其他人不一样。他可能很贪婪，也可能出自高尚的目的——为了国家利益办事，但是他就是与众不同。政府能做什么？就是创造一个制度环境。
这个制度环境包括什么？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如果没有心灵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我不认为能真正地出现创新型的企业家。企业家最初的想法都很古怪，而我们现在一想到很多创新，事先就老想给它设一个框框。大家可以想象，一百多年前发明飞机的时候，要是政府出了一个关于怎么监管航空业的文件，我估计人类到现在都做不成飞机。
创新一定是面临不确定的未来，只有人类的心灵自由才有实现的可能。现在一些西方国家想把人类送到太空旅游，可是在中国呢，想都不敢想。在中国，离地三尺就属于航空管制，好多生产民用飞机的企业根本做不起来。自由很重要——我们虽然觉得自由，但实际上我们很不自由，这就是创新出现不了的原因。
制度环境还包括稳定的预期。稳定的预期最重要的是法制，法制一定是保护自由，保护私有产权的。二百年前，亚当·斯密认为，一个国家从最原始的状态发展为最大限度的繁荣，除了和平、轻税赋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不需要其他东西。
和平当然很重要，但从历史来看，即使和平都不是必然的。我们知道好多的企业在打仗的时候发展非常快，当然有些人发的是战争财，但也有好多人不是。回顾历史，上海很多企业都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发展起来的。
而现在呢，面临的障碍太多。经济方面，国有部门太强大，国有企业与公平竞争不相容；政府管制太多；金融不自由；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政治体制方面，司法不独立，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继而产生权力寻租和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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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不是经济增长的工具，是实现人的自由的一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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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少人推崇产业政策，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产业政策是成功的。为什么人们还推行产业政策呢？
张维迎：我想只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无知，另一个不好听，就是无耻。
理论上讲，产业政策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下，就是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判断未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坐在办公室的人怎么能比一个企业家更知道什么是未来的产业？看看美国那么多年来发展的产业，单纯由政府批的话，哪一个能出现呢？现在好多产业发展得好，都是政府不懂的时候做起来的，一旦政府觉得懂了，这事可能就麻烦了。
就拿光伏产业来说，本来是私人做起来的，一开始发展不错，但政府一旦认为它是战略性产业就会大力支持，各地免税，给各种优惠，到处开花，结果，把这个产业毁了。这是毁掉的一类，还有扼杀掉的一类。二十年前，李书福生产汽车，政府的主管部门告诉他生产汽车很复杂，一个民营企业生产汽车不是找死吗。李书福说，给我一个找死的机会好吗？
我们有大量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证据可以证明产业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最重要的是软的制度而不是硬的制度，这是我们必须记住的。我的忠告是，做什么事一定不能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
当然，你会忍不住，因为政府会给你优惠。人是贪婪的，政府给我几千万，我干嘛不要？但是这很可能让你走入歧途。我反对政府给任何企业优惠，从历史来看，企业家就得靠自己，该死就死，有本事就存活，这才是经济的活力所在。政府关注的是什么？是森林的茂盛，而不是树木的死亡。 但是没有树木的死亡，森林不可能茂盛，所以政府不应该对个别企业提供特权，不应该实行歧视性、特权性的政策。争取废除任何特权，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中国的体制下，一旦你做得好了，你容易变得有特权，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再进一步讲，企业家要真正发挥作用，要建立市场经济。只有计划经济是政府建的，没有市场经济是政府建的。政府要做的是扫清市场的障碍，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的精神自然而然就来了。
中国目前的改革是功利主义的改革。何谓功利主义的改革？经济发展是最大的事，GDP是最大的事。靠什么衡量一切？靠是否有利于GDP。有利的就是好的，不利的就是不好的。这种功利主义的思想不利于我们今天的发展。
为什么要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有效率。但我觉得有效率不是唯一的理由。我们真正认识到自由创新、自由创业、自由交易，都是人基本的权利，不可以轻易剥夺。我们应该由功利主义转向权利优先。人应该有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先于任何的功利，先于任何的利害标准。当然涉及物质利益的一些东西可以用功利主义标准，但是涉及基本权利，人权和尊严，不能按功利主义。
市场不是经济增长的工具，是实现人的自由的一种途径。如果我们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市场经济自然会来。反之，如果我们的体制不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再多的改革措施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
民营企业对发展经济有利，政府就开辟专区给予优惠政策，过几天发现它对发展经济不利了，政府就又把政策收回来。但作为权利的话，不管有利没利，都是不能收回来的。只有在那个情况下，国家才能真正地给民营企业家或者每一个人安全感，有了这种安全感，我们才会去创新，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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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是自己折腾出来的，凡是别人任命的人都不能叫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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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该如何面对中国的转型？
张维迎：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回答另一个问题：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转型？
当前的中国经济会有一些麻烦，不那么顺利，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原因有几个。首先，过去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是靠借来的，这些后发优势在消失。不要期待中国经济再像过去一样，有那么高的增长，如果中国经济十年能在3%的速度上，就表明我们是很正常的国家、正常的经济，现在属于非正常阶段。
企业家记住一点，任何一个东西最后都要由消费者买单。哪怕生产一个螺丝钉，这个螺丝钉要拧在一个机器上，这个机器得有人要，没有人要就卖不出去了。政府不考虑这个。投资1000亿就有1000亿的GDP，生产出来的东西谁要，他们不管。中国现在为什么产能过剩，而且大家还在投资？政府刺激只能投资他知道的产业，没有办法投资他不知道的产业。
我用过一个比喻，用信贷刺激增长就类似抓住老虎的尾巴，只有两种出路，一种就是你把老虎尾巴放开，老虎把你吃了；或者你追着老虎跑，最后累死。我们现在还抓着老虎尾巴，抓到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我觉得看上去已经累得不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企业可能要做好准备。
接下来的中国经济会有一些大的空白，逃不过去，想逃的话，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可以拖，拖到最后，就像抽鸦片一样，烟瘾发作了继续抽，毛病会越来越大。中国会有一些企业死掉，也会有新的企业、伟大的企业不断出现。生生死死，有一个淘汰的问题，对淘汰者来说，这就是危机。现在很多企业依赖于政府的优惠政策，这是很危险的。必须记住，只有消费者才是你的衣食父母。
管理者和企业家是两类人，我们现在老弄混。管理者是用正确的方式做事，企业家是做正确的事情，要判断未来。日本好多企业为什么麻烦，因为老一代的企业家退下来之后，企业都变成由管理者在管理，这些管理者管理最大的追求是不出事，避免大的风险。创造性的东西为什么都是新的企业去做？因为他没有负担。
国企的管理者一定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素质，但是从制度上讲我们不能叫他企业家，他并不真正承担经营的风险。企业家是什么？就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人，判断失误就完蛋了，判断成功就红了。说的就是比尔·盖茨、乔布斯、马化腾这种人。马化腾当时找投资的时候，要的只是50万美元的投资，都没人愿意给他，最后是南非的一家传媒集团给他投资，他才成功了。这就是企业家。企业家不是靠任命的，企业家是自己折腾出来的，凡是别人任命的人都不能叫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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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不功利主义的话，企业家就不会太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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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增长的舞台上，如果我们把主角让给企业家的话，政府到底应该怎么样重新去界定自己的角色？
张维迎：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增长，在于每个地方的执政官员都把经济增长作为自己的首要政绩。最近反腐是热点，打老虎的趋势一波接着一波。我们看到，当把地方官员的动力遏制掉，也会发现他们没有动力去做任何事情，造成某种行政体制的瘫痪。
一个国家从长远来看，靠地方政府搞项目、发展经济是不是健康的？是不是好的？我认为是不好的。为什么中国这么依赖于地方政府？就因为我们的权力，太多的投资权、决策权掌握在政府手里。我说的企业家不是指某一个人，不是指柳传志或者马云，我说的企业家精神是针对中国每个人，哪个是企业家，我们真的不知道。二十年前，没有人知道马云，但他如今是最伟大的企业家。给企业家自主性，就是使每个人的聪明才智能够发挥出来，中国必须往这方面走。
如果政府不功利主义的话，企业家就不会太功利主义。我并不是说赚钱就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就是把某一种东西作为目标，所有行为都围绕这个。功利主义会伤害好多社会道德。
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定的企业家精神。不做企业的人也有可能有一些企业家精神，政府官员也可能有一些企业家精神。在企业里边，也不能只有一个人有企业家精神。我们观察发现，由一个团队做起来的企业，经常是一个人在前面走，后面好多人都落伍了。
企业家精神在一个人身上不是永远存在的，他可能会在某一段时间、某一种环境下存在。持续保持企业家的创新性精神，很难得，能做到的只有少数人。
企业家就是对未知世界进行探索的人。人类之所以能进步，靠的也是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从古到今都有，只是没有像近代表现得这么突出。
古代好多企业家精神，都用于政治，都拿来当官去了。现在的社会需要法制环境、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样的话，企业家才能真正去创造财富。
插入语：
1.创新一定是面临不确定的未来，只有人类的心灵自由才有实现的可能。
2.企业家是什么？就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人，判断失误就完蛋了，判断成功就红了。
张维迎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1984年获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94年9月获得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11年，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开创性研究获得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主要著作包括《市场的逻辑》《理解公司》《企业家》《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大学的逻辑》《市场的逻辑》《博弈与社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