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大文化观与公民道德——基于当代“中华文明”研究成果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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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文明指具有特定文化精神传统的大社会共同体"的研究,以及"中华文明根柢与经脉论"的提出,启示着伦理学界在当今文明互鉴的时代,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以作为中华文明精髓的传统美德为根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在伦理学研究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上实现相应的转变:以文明观为重点,把文明观与社会形态观、大文化观与小文化观、大伦理观与小伦理观结合起来。
其他文献
杨克列维奇用"遮遣法"或否定法的哲学来改造柏格森思想,并以其作为分析因二战犹太人所遭受的磨难而引发的"宽恕"问题的基本方法。在宽恕行为的静态模式中,事关宽恕行为的当事人与宽恕资格问题,杨克列维奇提出了"宽恕的不可能性"命题,主张对于纳粹罪行的追溯"不受时效约束"。而在记忆、意识与自由参与其中的动态模式中,作为具有创造与生成能力的行动之人,宽恕将永远存在。借助"遮遣法",杨克列维奇提醒我们,宽恕与恶处于永恒的角力之中。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伦理真相。
痨病乃结核病在中国的旧时俗称,指由结核杆菌感染所引起的肺部慢性传染病,曾是蔓延全球最主要的传染病之一,有"白色瘟疫"之称。耐人寻味的是,在英语里医学中的"结核病"竟与经济学中的"消费"概念是同一个词:"consumption"。也许是为了使叙说分辨有序,现代医学多用"pulmonary tuberculosis"来表示"结核病",久而久之,"consumption"一词所含的"结核病"意思便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和日用语境。
证词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关于道德证词能否作为我们道德知识的来源或根据,哲学家们却有争议。一些哲学家认为,我们可以依赖非道德证词,但不能依赖道德证词,虽然道德证词能够传递道德知识或正确的道德信念,因为存在一个规范使得依赖道德证词是有问题的,这个规范就是:道德主体应该根据道德理解行动。另一些哲学家则认为,关于道德证词和非道德证词的"非对称性"观点是错误的,道德证词与非道德证词一样,完全没有问题。事实上,某些情况下依赖道德证词是有问题的--道德理解问题,但道德证词不比非道德证词更有问题,或者说,
禁忌是指被禁止或忌讳的言行,在古代被认为是不可触犯的戒律。禁忌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观念,从原始社会到传统社会一直是人类生命安全的守护神。然而,近代以来市场经济、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汇聚成的巨大力量使过去建立在畏惧敬畏对象和恇畏对象基础上的禁忌消失殆尽,导致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重大社会问题和灾难性事件。因此,重建近代以来被否弃的禁忌观念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今天的禁忌对象也无非就是敬畏对象和恇畏对象这两大类,前者包括自然、神灵和祖先,后者包括战争、恐怖主义、干预人类自然生长和生活的各种科学研究,以及毒品、性乱、谣言、不讲
今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宰食野生动物的关注。这次疫情不仅是对我国公共卫生安全的考验,也是对健康伦理、消费伦理、生态伦理的拷问。人类对野生动物的道德义务,与其说是人类对弱势群体的一种同情,还不如说是人类作为"弱势群体"的一种自保。滥食"野味"已经彻底挣脱人的"需求"范围,进入了无限膨胀"欲求"的程度,从人的本性或本质出发,不可能找到滥食"野味"的合理向度,即使是对于野生动物的伤害,也只有在为保全人类基本利益时才具有消极的较弱合理性。因此,健康伦理要求我们坚持健康饮食的
面对公共危机,伦理学应着力于两个根本问题的思考。第一,这个危机是否因人的行动而成,这直接决定着责任归属问题。如果是可证明其因果关系的,行动者必是责任者;若不能证明其因果关系,也要延迟或事后确定和确证责任归属。第二,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责任归属问题,在责任判断的类型上,可把相关行为分为出于责任、合乎责任和反乎责任的行为三种。由这样两个根本问题所决定,伦理学的表达方式就应该是理性的,对任何一种与道德责任有关的行为进行判断和推理时,必须给出正当性基础的论证,做到客观因果性和意义妥当性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在公共危机
《国语》中蕴含了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其中"德"字共250见,具有多重内涵,大体上可以从"德性""德行""德政"三个层面对其"德"的内涵加以归类。该书记载了许多典型案例,其不遗余力地表彰和强化"德",主要目的是劝诫统治者推行德政来教化民众。该书还涉及礼、敬、忠、信、仁、义、智、勇等具体德目,通过分析这些具体德目,可以看出当时的"周礼"已经难以约束、规范人们的行为。春秋时期德目繁多,没有出现一个能够统一诸德的德目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然《国语》和《左传》的作者亦尝试以"仁""文
"与人为善"出自《孟子·公孙丑上》,今天我们仍会经常使用这个词。在古代孟学诠释及一般语境使用中,"与人为善"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采善于人、知人善任;助人向善、乐道人善;仁者情怀、一体大同。今天使用"与人为善",更多的是强调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善意地理解、对待他人,热心帮助他人、团结他人共同进步;要尊重他人,与他人和睦相处,体现为一种人道主义的态度和友善的行为。从"与人为善"的古典诠释看其现代意义,可以说它是君子最高的美德,也是一种很高的政德修养,是群众路线和民主精神的一种古典表述。
美善是柏拉图对理想人格的一种构型,他把希腊语中"美的"和"善的"两个词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名词来描述哲学所能构想的理想人格型相,对人性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及人性的整全性与居间性进行了奠基性的阐释。通过哲学的爱欲教化,柏拉图力图完成美的世界与道德宇宙的和谐统一,最终把哲学定位为爱欲的教化。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有着共同的出发点:人应选取最好的生活(或幸福),至于如何实现最好的生活,亚氏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着重从德性阐释和理想政体的建构两个不同的方面给出解答。这两个不同方面的解答其实包含了同一种"好人"的两种景象。在伦理学中,"好人"是以理想的道德人身份出场的,但在政治学中,"好人"是以理想城邦的统治者(或立法者)身份出场的。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好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可推知好人需要满足"知""情""意"和"品质"四个条件,或者以"明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