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裁量权”在云南高院的手中，难免在实际操作中被滥用——相较于媒体无法监督而言，将舆论监督的控制权放在被监督者手中，显然更为可怕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正式聘请14名记者为特约新闻观察员，并向他们颁发了由省高院院长许前飞签发的“新闻监督护照”。今后，这14名特约新闻观察员在全省法院系统采访时，将享有更大的便利。（4月14日《人民日报》） 
　　从某种程度上说，云南高院此举应该是开明的。
　　在一些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将“防火防盗防记者”奉为圭臬的大背景下，云南高院签发“新闻监督护照”本意应是为了加强舆论监督。然而，“实体正义”不能代替“程序正义”，云南高院此举广受公众批评当在预料之中。 
　　在诸多公共舆论事件中，政府部门选择媒体发布消息已成常态。
　　譬如，在不久前的“习水性侵幼女案”中，习水法院便只允许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4名记者进入庭审现场。云南高院虽然声称，“对于其他媒体记者的正当采访，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欢迎”，但为部分记者签发“新闻监督护照”，却无疑将媒体分成了三六九等。这样的做法当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所有媒体都应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并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都应该有平等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 
　　将选择媒体的“潜规则”制度化，将舆论监督的控制权“显规则化”，这是“新闻监督护照”的真正可怕之处。
　　云南省高院对特约新闻观察员们提出了“严格要求”，虽然这些“严格要求”与当前法律法规并不违背，但因为“自由裁量权”在云南高院的手中，难免在实际操作中被滥用，从而侵害记者正当的采访权利—相较于媒体无法监督而言，将舆论监督的控制权放在被监督者手中，显然更为可怕。 
　　记者的采访权是宪法赋予媒体的权利，任何政府部门都无权在这一权利前面再设门槛。遗憾的是，那14名记者却“欣然”接受了“新闻监督护照”。这是媒体及其记者在向权力低头，同时也折射出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的乏力。
　　可以想见的是，倘若宪法中的监督权利能够得到真正落实，倘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理念能为政府部门所践行，如此荒诞不经的“新闻监督护照”是本不会出现的。 
　　就在4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其中明确：在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利上，中国还将加强对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合法权利的制度保障，维护新闻机构、采编人员和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4月14日《羊城晚报》）
　　相较于“新闻监督护照”而言，《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的这些规定显然更加严肃。如果这些规定能够变成现实，“新闻监督护照”只会成为“画蛇添足”。 
　　媒体竞争力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媒体监督能力对解决社会问题、保持社会稳定，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期待《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能够落实在行动上。唯此，才能改变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抗拒媒体监督、把接受记者采访当成一种“恩赐”的现状，从而真正保障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