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衙门图说》一书从细节入手，以地方州县衙门为核心，对清代衙门的概况及实际运行状况，特别是运行背后的种种隐蔽的潜规则做了较为深刻的阐释，揭示出清代衙门风气日益卑劣化的制度性根源。
　　
　　衙门自有一套运行规则，但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关系链”。下属没有上司的保护不行，封疆大吏必须有更硬的京官做后台才能坐得稳，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说白了就是做官必须有靠山。因此，上下交结，官官相护成为衙门的要义。乾隆时最会“办供品”的两广总督李侍尧就对他的下属们公开讲，看我做总督风风光光，实际我也要送礼、要进贡，不然的话，台面倒了大家都不好办，因此，我也需要大家来帮衬。话说得再明白不过。
　　
　　曾国藩也说，嘉道以来官场有四大通病：京官的两大通病是退缩、琐碎。退缩就是互相推诿，不肯承担责任；琐碎就是不顾大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外官的两大通病是敷衍、颟顸。敷衍就是装头盖面，剜肉补疮，只顾眼前，不问明天；颟顸就是外面完全，心已溃烂，章奏粉饰，语无归宿。这四种病加在一起，成为一种风气，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他预见说，将来国家肯定会有缺乏人才之患。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使清代出现了许多“泥塑木雕”式的官员。康熙末年，顺天府尹余正健不能办事，致使各项事务废弛，康熙帝说他是“木雕草束之人”。有人辩解说，余正健虽然不能办事，但人有正气，康熙帝不以为然，说那样的话，不如立一个泥塑木雕之人，不吃不喝，岂不更好！但由于有各种处分条例，为了让乌纱帽戴得牢，就只能像曹振镛那样“多磕头，少说话”，或者像郑板桥说的那样：难得糊涂！
　　
　　做官要会说“官话”
　　
　　清代官场有“多磕头、少说话”的“宰相明训”，这对于已爬上高位的比较适合，而对于那些正在官场金字塔上艰难爬行的人，就不能少说话，而且必须嘴要甜，口齿要伶俐，要会说官话。
　　勒保是嘉庆朝名臣。任四川总督时，有一次觐见，嘉庆帝与他拉起家常，问道：“你们做督抚的，僚属中间哪一等人最讨便宜？”勒保不假思索，回答得十分干脆：“能说话者最讨便宜。”嘉庆帝对勒保的回答深表赞成，说：“是啊。工于应对，有才能的人更能表现他的长处；即使没有才能的人，也因为口才好掩盖自己的短处而展示长处，虽然事后觉察，但当前已被他蒙混过去了。再者说来，政事不依赖上奏、汇报就不能畅达，有极好的事，往往会被不善词令的说坏。这就是圣人所以设有言语一科啊。我每当遇到那些朴实无华的官吏，一定让他们把话说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勒保回来后，还将嘉庆帝的这番话到处宣扬。
　　言语说话是这样，公牍又何尝不是如此？有人在上报的公文中用“毫无疑义”四字，结果招致上司驳回，一再往返后，他将“毫”字改为“似”字，上司立即通过，但因此花费很多钱，被时人称为“一字千金”。
　　
　　一个地方官送“别敬”的账单
　　
　　
　　做大官、任肥缺要出更多的钱，这早已是清代官场尽人皆知的秘密。而有些惯例或潜规则，官员也必须遵从。如地方官向京官送“别敬”就万万不可少，而且越到后来，数目越大。张集馨在他的自编年谱里详细记载了他于道光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两次进京送“别敬”的花销。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时任福建漳州道的张集馨，因其继父去世，回江苏仪征家的路费都没有，向人借贷后才上了路。道光二十五年年初，张集馨补授陕西督粮道，这是个肥缺。他自头年秋天到了京城，一住就是四个月，不但带来的近千两银子全部花光，而且，按照他的说法，“此缺向来著名，不得不普律应酬”。没有钱，只好托关系，大举借债。通过编修龙兰向广东洋行借了9000两银子，利息还算比较低，是9厘。这还不够，又从包怡庄那里借了1000两；从汪衡甫同年那里借了500两，利息2分；借江诩云同年500两；借西人项5000两。在京城的短短几个月，包括买礼物花了几百两银子，共用“别敬”1.7万两。“而就道盘川无几矣”。
　　道光二十七年，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到京谢恩。这次送的“别敬”是：军机大臣，每处400两，当时是7位军机大臣，除赛尚阿没有收，6位军机共2400两；上下两班章京，每位16两，有交情的，或者在京代他通信办奏折的，80～100两不等；六部尚书、都察院长官各100两，侍郎、大九卿50两，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一概都要应酬，共用“别敬”1.5万多两。
　　这两次送的“别敬”就用去3.2万两银子，而四川按察使的一年养廉银是4000两，粮道的养廉银也不超过5000两，那么，其余的银子从哪里来呢？主要是“肥缺”的陋规所得。张一再称自己廉洁自律，在当时他也确实算得上能够自律，但尚且如此，其他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