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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摩根斯坦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现年46岁的谢国忠(Andy Xie)在中国的声名日益显赫。许多同行都认为他是一个不错的经济学人。在过去的10年中，谢一直被基金经理客户评选为亚洲排名第一的分析师在内地公认的比较理性的经济学人中，他也是排在前列的。
“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部门，我一直在为基金经理们提供各式各样的研究报告，为他们投资行为提供参考。我不太想多谈自己，如果谈一些看法是可以的。”在接受《中国新时代》记者专访时，刚从国外度假归来的谢国忠如此表示。他的注意力更多的是集中在了对全球经济运行的观察、思考与预见上，他以颇具洞察力的深入分析和旁征博引而著称。
“我说的话，对的要比错的多”
谢国忠曾成功地预测了印尼的经济危机、香港的房价暴跌和内地的通货紧缩一时间声名大振。
《财经》杂志曾撰文评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谢国忠就预见到了陷阱。他清楚地看到“亚洲经济有巨大的结构性问题”。这使他在亚洲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就做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
1997年初，当印尼的贸易顺差仍然很高，出口增加20％多。财政也平衡的时候，谢国忠就发表报告说印尼的经济会崩溃。当时很多人不相信。“我懂得印尼经济里最大的问题是腐败，”谢国忠说，印尼的财富是虚的，里面其实都被掏空了。等到外国人不愿意把钱放进去的时候，空架子就会倒下。
同年9月份，谢国忠又写了一份香港房地产要下降50％的报告。当时大家觉得是无稽之谈。谢国忠解释说，自己主要看的是供应量层面，他看到香港通过控制房地产的供应量来提高价格，人为地吹起一个泡沫。同样是在1997年夏天，谢国忠预计中国会陷入通货紧缩——除非它学韩国让本币贬值。不幸的是，事实果然如他所料。
1999年，中国紧锣密鼓地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谢国忠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开始转向积极和乐观。其实，大多数人当时都有这样的想法：入世又能怎样？但谢国忠认为，“那标志着一个投资周期的开始”。在中国，要把握投资周期的时机，关键是要把握催化这一周期的各种因素。
谢国忠在内地名声鹊起，跟他第一个提出了以上海为代表的内地房地产“泡沫”论不无关系。当时，在颂扬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潮水般言论中，他的泡沫论显得格外孤立和脆弱；上至政府有关部门，下至房地产专家学者，房地产商都对他的预言嗤之以鼻。而今，人们不得不佩服谢国忠的先见之明。
“我说的话，对的要比错的多．别人听我的话才有价值。”谢国忠说。
谢国忠有句名言：谁搭上中国经济体谁就赚钱。在他看来，中国正在成为亚洲经济的核心之一。他声称，那些进入中国发展轨道的国家和地区将得以繁荣，而那些不能或不肯进入的则将没落。
“多元的平衡分析法”
“我们这个行业难免争论，争论要靠手上的材料，在材料不全的情况下，感性成分就会大。我是做这样工作的人，要为基金经理服务，我的预测和报告必须对他们有价值。他们每个季度都要给我打分，如果我的评估和预测不合适，基金经理们的反应就不好，我就会失去工作。”谢国忠说。
谈及研究方法，谢国忠表示自己是运用了“平衡的分析方法”。所谓“平衡的分析方法”是综合各方面的经济因素来考虑，而不是只看到一点，就不计其余。
谢国忠对形势和趋势的判断之所以能在多数情况下准确无误．得益于他的思维方式：看问题最重要的三元素是“理性、风险、历史观”。他认为，成功的人一定是理性的人，搞金融的人一定要理性，不从感性出发，才能赚钱。另外，他习惯观察与分析时都先从负面或风险的角度切入，唯有先认知风险，进而掌控风险，才能累积财富。这也是谢国忠为何在市场乐观时，总能率先提出警讯的重要原因。
谢国忠非常喜爱研读历史、传记，他大量阅读了中西方古代与近代历史名著、传记，分析经济问题时都是先从国情出发，充分考虑历史、文化等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只有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与文化，才能深切掌握一国经济面临的危机与可能的转机，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绝对跟人的动机有关。由于拉大了历史纵深，谢国忠的投资分析显得独树一格。
在国内，谢国忠念的是工程。到美国后，由于觉得工程学对他已经不再有挑战，遂改学经济学。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时，他深受经济学系索罗教授的影响，认为经济学的复杂性在于一切都是联系起来的。单纯地套用理论模式并不能完全解释现实问题。看一个模式，要看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
毕业后，谢国忠在世界银行工作过五年。这段经历的作用是帮助他从宏观的、国家的角度来理解东南亚地区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世行工作期间，他有机会对一个国家的整个金融体系或一个行业从上到下看了个透。比如在印尼，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研究这个国家的电力行业。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谢国忠研究所涉范围虽广，但对有些国家及领域的分析并不够严谨和充分。另外，因为投行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谢国忠有时说话容易过激，即追求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
以最近的事情为例。谢国忠认为，中国将成为下一轮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发源地，工资上涨带来的生产成本提高将导致绝大部分商品价格上涨。中国上调工资和更严格的环保标准所带来的生产成本提高将引发一场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人们质疑，谢国忠是在基于一个假设的前提下得出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显然脱离了全球市场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是典型的模型化的经济论述，耸人听闻之意尤甚，现实意义却不大。
但谢国忠则坚持自己并没有错。谢国忠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国内的市场由于收入相对偏低，国家对社会保障投入不足而引起的社会消费不足，从长远来看只有通过不断增加内需来化解，而内需需要政府不断地通过调整收入来增大，而政府在调整公务员工资的方面最有操作性。
谢国忠认为，当政府增加了公务员的工资，社会成本必然上升，消费指数也一定会上升，而依赖中国出口产品生活的国际社会也可能会承担价格上升的消费支出。这种矛盾只有在国际社会的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将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断从劳动成本高的地区转移到劳动成本低的地区而逐渐消除。当等值货币现在买不到与原先等值的产品而需要支付更多的货币时，就可能出现通货膨胀。
“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部门，我一直在为基金经理们提供各式各样的研究报告，为他们投资行为提供参考。我不太想多谈自己，如果谈一些看法是可以的。”在接受《中国新时代》记者专访时，刚从国外度假归来的谢国忠如此表示。他的注意力更多的是集中在了对全球经济运行的观察、思考与预见上，他以颇具洞察力的深入分析和旁征博引而著称。
“我说的话，对的要比错的多”
谢国忠曾成功地预测了印尼的经济危机、香港的房价暴跌和内地的通货紧缩一时间声名大振。
《财经》杂志曾撰文评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谢国忠就预见到了陷阱。他清楚地看到“亚洲经济有巨大的结构性问题”。这使他在亚洲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就做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
1997年初，当印尼的贸易顺差仍然很高，出口增加20％多。财政也平衡的时候，谢国忠就发表报告说印尼的经济会崩溃。当时很多人不相信。“我懂得印尼经济里最大的问题是腐败，”谢国忠说，印尼的财富是虚的，里面其实都被掏空了。等到外国人不愿意把钱放进去的时候，空架子就会倒下。
同年9月份，谢国忠又写了一份香港房地产要下降50％的报告。当时大家觉得是无稽之谈。谢国忠解释说，自己主要看的是供应量层面，他看到香港通过控制房地产的供应量来提高价格，人为地吹起一个泡沫。同样是在1997年夏天，谢国忠预计中国会陷入通货紧缩——除非它学韩国让本币贬值。不幸的是，事实果然如他所料。
1999年，中国紧锣密鼓地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谢国忠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开始转向积极和乐观。其实，大多数人当时都有这样的想法：入世又能怎样？但谢国忠认为，“那标志着一个投资周期的开始”。在中国，要把握投资周期的时机，关键是要把握催化这一周期的各种因素。
谢国忠在内地名声鹊起，跟他第一个提出了以上海为代表的内地房地产“泡沫”论不无关系。当时，在颂扬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潮水般言论中，他的泡沫论显得格外孤立和脆弱；上至政府有关部门，下至房地产专家学者，房地产商都对他的预言嗤之以鼻。而今，人们不得不佩服谢国忠的先见之明。
“我说的话，对的要比错的多．别人听我的话才有价值。”谢国忠说。
谢国忠有句名言：谁搭上中国经济体谁就赚钱。在他看来，中国正在成为亚洲经济的核心之一。他声称，那些进入中国发展轨道的国家和地区将得以繁荣，而那些不能或不肯进入的则将没落。
“多元的平衡分析法”
“我们这个行业难免争论，争论要靠手上的材料，在材料不全的情况下，感性成分就会大。我是做这样工作的人，要为基金经理服务，我的预测和报告必须对他们有价值。他们每个季度都要给我打分，如果我的评估和预测不合适，基金经理们的反应就不好，我就会失去工作。”谢国忠说。
谈及研究方法，谢国忠表示自己是运用了“平衡的分析方法”。所谓“平衡的分析方法”是综合各方面的经济因素来考虑，而不是只看到一点，就不计其余。
谢国忠对形势和趋势的判断之所以能在多数情况下准确无误．得益于他的思维方式：看问题最重要的三元素是“理性、风险、历史观”。他认为，成功的人一定是理性的人，搞金融的人一定要理性，不从感性出发，才能赚钱。另外，他习惯观察与分析时都先从负面或风险的角度切入，唯有先认知风险，进而掌控风险，才能累积财富。这也是谢国忠为何在市场乐观时，总能率先提出警讯的重要原因。
谢国忠非常喜爱研读历史、传记，他大量阅读了中西方古代与近代历史名著、传记，分析经济问题时都是先从国情出发，充分考虑历史、文化等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只有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与文化，才能深切掌握一国经济面临的危机与可能的转机，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绝对跟人的动机有关。由于拉大了历史纵深，谢国忠的投资分析显得独树一格。
在国内，谢国忠念的是工程。到美国后，由于觉得工程学对他已经不再有挑战，遂改学经济学。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时，他深受经济学系索罗教授的影响，认为经济学的复杂性在于一切都是联系起来的。单纯地套用理论模式并不能完全解释现实问题。看一个模式，要看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
毕业后，谢国忠在世界银行工作过五年。这段经历的作用是帮助他从宏观的、国家的角度来理解东南亚地区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世行工作期间，他有机会对一个国家的整个金融体系或一个行业从上到下看了个透。比如在印尼，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研究这个国家的电力行业。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谢国忠研究所涉范围虽广，但对有些国家及领域的分析并不够严谨和充分。另外，因为投行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谢国忠有时说话容易过激，即追求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
以最近的事情为例。谢国忠认为，中国将成为下一轮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发源地，工资上涨带来的生产成本提高将导致绝大部分商品价格上涨。中国上调工资和更严格的环保标准所带来的生产成本提高将引发一场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人们质疑，谢国忠是在基于一个假设的前提下得出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显然脱离了全球市场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是典型的模型化的经济论述，耸人听闻之意尤甚，现实意义却不大。
但谢国忠则坚持自己并没有错。谢国忠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国内的市场由于收入相对偏低，国家对社会保障投入不足而引起的社会消费不足，从长远来看只有通过不断增加内需来化解，而内需需要政府不断地通过调整收入来增大，而政府在调整公务员工资的方面最有操作性。
谢国忠认为，当政府增加了公务员的工资，社会成本必然上升，消费指数也一定会上升，而依赖中国出口产品生活的国际社会也可能会承担价格上升的消费支出。这种矛盾只有在国际社会的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将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断从劳动成本高的地区转移到劳动成本低的地区而逐渐消除。当等值货币现在买不到与原先等值的产品而需要支付更多的货币时，就可能出现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