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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环境，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结构，这就决定了每个民族的悲剧观念和悲剧形态都有其独特之处。因而，一味地以西方的悲剧理论为标准评论中国的悲剧是有失妥当的，尤其是有些学者还宣称中国根本没有悲剧，这更是亟须商榷的结论。
关键词：悲剧；崇高感；平民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01
邱紫华在《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中说过：“特殊的民族意识决定特殊的悲剧观念，亦即决定民族生活中艺术中的悲剧形态。”[1]诚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环境，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结构，这就决定了每个民族的悲剧观念和悲剧形态都有其独特之处。因而，一味地以西方的悲剧理论为标准评论中国的悲剧是有失妥当的，尤其是有些学者还宣称中国根本没有悲剧，这更是亟须商榷的结论。中国难道真的没有悲剧吗？
在中西方悲剧的比较研究中，中国的悲剧常常被指责缺少西方传统悲剧的“崇高感”，即悲剧人物那种“精神思想品格风貌的巨大性与超常性”。这种“崇高感”在具体的悲剧中则表现为，悲剧主人公面对不可避免的苦难，主动地、勇敢地选择承担，虽然最终招致毁灭，但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存欲望”，表现出“九死不悔的人格力量和意志力”，例如希腊悲剧中的俄狄浦斯。于是，在以这种西方悲剧的“崇高感”为参照系的情况下，抒写生活的“哀婉、痛惜、悲伤、同情”的中国悲剧就显得没有“严肃性”，没有“强度”，如《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中所说的是“泛悲剧化”的。[2]然而，如果说西方悲剧因为具有“崇高感”而成其为悲剧，而“崇高感”又主要表现为一种人格力量和意志力。那么，中国悲剧也同样是一种真正的悲剧。例如，古代悲剧《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公孙杵臼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体现的不正是一种富有“崇高感”的人格力量和牺牲精神吗？又例如，现代悲剧《雷雨》中的繁漪，她将突破封建樊篱，追求人的尊严视为“所爱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的东西，不也是一种富有“崇高感”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精神吗？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悲剧既不失“严肃性”，也不失“强度”，与西方传统悲剧相比，它也同样具有“崇高感”，只是由于中西方的民族文化环境不同，各自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内容也各不相同。
另外，中国悲剧往往是从平凡生活中挖掘悲剧，抒写平凡人物的悲剧。这相对于西方传统悲剧中以英雄或王公贵族作为悲剧主人公的做法，可谓南辕北辙。于是，这也成为中国悲剧常常遭人诟病的原因之一。首先，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看，中国属于宗法制农业社会，从上至下，祈求的是安居乐业，国泰民安。虽然朝代更替，也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但是，他们毕竟不是社会的主角，因为在中国古代“人民”虽然处于被统治阶级，但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却更根深蒂固。所以，这就决定了悲剧主人公是“平民”的倾向。其次，从中国现代社会环境来看，中国从晚清开始就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投身于“救国图存”或“救国图强”之中。但是，由于中国人民深受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摧残，人性麻木，精神萎靡。因此，救国必先解放国民的人性。所以，这就使得从“五四”时期开始的现代悲剧是以平民为主人公的。最后，从中国当代来看，人民的温饱得到解决，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升。但是，物欲横流造成的是人的精神匮乏，人性被异化、被物化等问题。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在西方的许多国家也同样如此。因此，这时候的悲剧表现的不可能是英雄，而只能是平凡的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所以，正是在特殊这种社会环境下，中国悲剧从古到今大都以“平民”为主人公。
因此，也正是这种“平民悲剧”更能体现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而不是西方悲剧式的“英雄悲剧”。所以，鲁迅立足于中国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也提出了：“然而人们灭之于英雄的特别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多。”[3]这种“无事的悲剧”其实也就是指悲剧对平凡事儿和平凡人的抒写。其实，西方悲剧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也并没有一直坚持“英雄悲剧”的创作路线。在西方现代悲剧中，出现了许多以普通人为主人公的悲剧创作，如《推销员之死》，叙述的了普通人维利在现代社会中如何维护做人的尊严，最终受挫的悲剧。因此，在当代，这个没有帝王，也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无论是中国悲剧，还是西方悲剧，其主人公都应该是普通人或“平民”，因为随着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在普通人身上早已“显示了这种属于一切悲剧的内在动力”，因而阿瑟·米勒认为“普通人与帝王同样适合于作为最高超的悲剧的题材”。所以，对于中国悲剧的“平民化”倾向，人们大可不必耿耿于怀，更不应该机械地以西方传统悲剧的“英雄”式标准来对此进行批评。
因此，在中西悲剧的比较研究中，不应该武断地以西方悲剧作为参照系来评价中国悲剧，否则就会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困境之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环境，这就决定了每个民族的悲剧观念和悲剧形态都会有其独特之处。研究者应该立足于中西方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考察两国的悲剧特色，同时取长补短，吸收西方悲剧的精华，以促进中国悲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黄药眠，童庆炳主编.中西比较诗学体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关键词：悲剧；崇高感；平民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01
邱紫华在《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中说过：“特殊的民族意识决定特殊的悲剧观念，亦即决定民族生活中艺术中的悲剧形态。”[1]诚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环境，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结构，这就决定了每个民族的悲剧观念和悲剧形态都有其独特之处。因而，一味地以西方的悲剧理论为标准评论中国的悲剧是有失妥当的，尤其是有些学者还宣称中国根本没有悲剧，这更是亟须商榷的结论。中国难道真的没有悲剧吗？
在中西方悲剧的比较研究中，中国的悲剧常常被指责缺少西方传统悲剧的“崇高感”，即悲剧人物那种“精神思想品格风貌的巨大性与超常性”。这种“崇高感”在具体的悲剧中则表现为，悲剧主人公面对不可避免的苦难，主动地、勇敢地选择承担，虽然最终招致毁灭，但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存欲望”，表现出“九死不悔的人格力量和意志力”，例如希腊悲剧中的俄狄浦斯。于是，在以这种西方悲剧的“崇高感”为参照系的情况下，抒写生活的“哀婉、痛惜、悲伤、同情”的中国悲剧就显得没有“严肃性”，没有“强度”，如《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中所说的是“泛悲剧化”的。[2]然而，如果说西方悲剧因为具有“崇高感”而成其为悲剧，而“崇高感”又主要表现为一种人格力量和意志力。那么，中国悲剧也同样是一种真正的悲剧。例如，古代悲剧《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公孙杵臼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体现的不正是一种富有“崇高感”的人格力量和牺牲精神吗？又例如，现代悲剧《雷雨》中的繁漪，她将突破封建樊篱，追求人的尊严视为“所爱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的东西，不也是一种富有“崇高感”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精神吗？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悲剧既不失“严肃性”，也不失“强度”，与西方传统悲剧相比，它也同样具有“崇高感”，只是由于中西方的民族文化环境不同，各自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内容也各不相同。
另外，中国悲剧往往是从平凡生活中挖掘悲剧，抒写平凡人物的悲剧。这相对于西方传统悲剧中以英雄或王公贵族作为悲剧主人公的做法，可谓南辕北辙。于是，这也成为中国悲剧常常遭人诟病的原因之一。首先，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看，中国属于宗法制农业社会，从上至下，祈求的是安居乐业，国泰民安。虽然朝代更替，也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但是，他们毕竟不是社会的主角，因为在中国古代“人民”虽然处于被统治阶级，但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却更根深蒂固。所以，这就决定了悲剧主人公是“平民”的倾向。其次，从中国现代社会环境来看，中国从晚清开始就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投身于“救国图存”或“救国图强”之中。但是，由于中国人民深受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摧残，人性麻木，精神萎靡。因此，救国必先解放国民的人性。所以，这就使得从“五四”时期开始的现代悲剧是以平民为主人公的。最后，从中国当代来看，人民的温饱得到解决，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升。但是，物欲横流造成的是人的精神匮乏，人性被异化、被物化等问题。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在西方的许多国家也同样如此。因此，这时候的悲剧表现的不可能是英雄，而只能是平凡的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所以，正是在特殊这种社会环境下，中国悲剧从古到今大都以“平民”为主人公。
因此，也正是这种“平民悲剧”更能体现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而不是西方悲剧式的“英雄悲剧”。所以，鲁迅立足于中国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也提出了：“然而人们灭之于英雄的特别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多。”[3]这种“无事的悲剧”其实也就是指悲剧对平凡事儿和平凡人的抒写。其实，西方悲剧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也并没有一直坚持“英雄悲剧”的创作路线。在西方现代悲剧中，出现了许多以普通人为主人公的悲剧创作，如《推销员之死》，叙述的了普通人维利在现代社会中如何维护做人的尊严，最终受挫的悲剧。因此，在当代，这个没有帝王，也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无论是中国悲剧，还是西方悲剧，其主人公都应该是普通人或“平民”，因为随着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在普通人身上早已“显示了这种属于一切悲剧的内在动力”，因而阿瑟·米勒认为“普通人与帝王同样适合于作为最高超的悲剧的题材”。所以，对于中国悲剧的“平民化”倾向，人们大可不必耿耿于怀，更不应该机械地以西方传统悲剧的“英雄”式标准来对此进行批评。
因此，在中西悲剧的比较研究中，不应该武断地以西方悲剧作为参照系来评价中国悲剧，否则就会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困境之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环境，这就决定了每个民族的悲剧观念和悲剧形态都会有其独特之处。研究者应该立足于中西方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考察两国的悲剧特色，同时取长补短，吸收西方悲剧的精华，以促进中国悲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黄药眠，童庆炳主编.中西比较诗学体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