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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广播电视的话题在上个世纪的中国还仅仅限于学术领域中少量介绍国外传媒的文章。如今，在国内各地“公共电视”频道出现以后，已经成为一个有具体实践意义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学界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讨论增多，而且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公共广播电视”不仅是一个讨论热烈的学术领域，同时也是国际合作的有效途径。
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是美国和欧洲非常重要的新闻建制，它和主流的市场化与商业化的新闻建制有显著区别，在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广播电视(国际广播)都属于该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的分支，而美国则内外分别独立运作。公共广播电视公司(CPB)及其下属的公共广播电视电视台(PBS)和公共广播电视电台(NPR)在美国社会中只是边缘性的存在，提供的大多是商业广播电视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提供的小众节目。但由于其受众大多居于社会中上层，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可以说，美国公共广播电视体系是法团主义(corpomtism)最为成功的案例。在传播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在商业主义汪洋大海中取得的某种成功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广播电视心仪并模仿的对象。
美国和欧洲公共广播电视电视体制的功能在政治上、文學艺术上和社会生活方面发挥着一种独特的广义上的文化作用，这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而且应该是不变的——这些不变的作用是什么呢?不变的是公共广播电视“告知、教育和娱乐”的服务使命以及对公众恪尽职守的责任机制。在分散化的数字时代，各国政府仍然重视民族国家的特征，并特别强调公共广播电视的凝聚作用。在当今世界上，公共广播电视也许不是一种最好的传播制度，但应该算得上“最不坏”的政策选择。
由于公共广播电视的体制局限和被边缘化的现实，各国的公共广播电视都面临着艰难的生存困境。广播电视收入的筹措、节目收视率和市场占有率的问题被各国公共广播电视服务业者一致认为是本世纪初面临的最大困难(国家公共广播电视组织会议PBI，2000)。一方面，各国政府的态度大都倾向于希望公共广电业者能自筹资金，减少对政府的依赖；而另一方面又希望公共广电业者能积极扮演凝聚国家意识、带动发展本土媒体产业、反映社会多元文化、提供不同种族、各种语言与文化的节目服务，所以各国政府的公共广电政策时有互相矛盾之处。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部分国家如澳洲的ABC、英国的BBC、日本的NHK和台湾的PTS节目中仍维持没有商业广告，广告收入已成为一些国家的公共广播电视都要依赖的重要财源之一。所以如何在商业压力下维持公共广播电视节目的品质，公共广播电视又如何在多频道媒体环境下提出不同的经营策略是值得观察的。
随着西方国家的公共广播电视由盛转衰，其受到的争议和批判也越来越多。除了由于技术革命缓解了频谱资源的不足而使更多的商业电视台加入竞争和新保守主义者当政削减公共开支等经济原因外，与政府干预影响了公共广播电视的编辑独立原则也有很大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数字电视的出现和跨国媒体的兴起，原来由公共广播电视占据的空间也被这些新媒体所代替。不以赢利为目标的公共广播电视受到商业传媒的威胁，私营媒介的内容似乎也可等同于公共服务，那为什么还需要公共广播电视呢?著名的公共广播电视研究学者MareRaboy认为，公共广播电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目标，如果其他商业机构已经满足了民众的愿望。公共广播电视还有其价值吗?再者，代表公共空间的公共广播电视除了与商业传媒竞争，对社会也未必有正面效用。按照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哈贝马斯的观点，公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应该被严格地分离，商业媒介提供私人生活需要，此外还应该有一个各种观点可以进行“辩论”而不是诱导“消费”的公共场所来满足公共生活的需要。公共广播电视被认为是现代民主社会最佳的、能够满足公众参与需要的公共领域。但现实情况是，在平衡了各种利益之后，公共广播电视已经失去了公共领域通过辩论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哈贝马斯据此认为，以公共广播电视为代表的新型“公共领域”已经重新被“封建化”，并正在与商业电视最堕落的节目进行竞争。
既然公共广播电视的存在受到众多质疑，为什么各国的公共广播电视不但没有衰亡，甚至还由英国推广到了世界各地?当今，不少欧美国家已经在朝广电数字时代迈进，并为公共广播电视在新科技数位时代下应扮演的角色及转型做准备。学者Michael Tracey(1998)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对民主体制的迷恋。民主政府、多元社会的确立和存在，使大家觉得没有必要保留公共广播电视，但同时民主社会也倡导有质量的文化生活，于是维护公共广播电视亦是有必要的，这是现代人的矛盾之处。
世界公共广播电视的历史经验、实践及其理论总结对中国广播电视的未来发展可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国外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在从事公共服务方面独立自主和尽职尽责的形象对中国新闻传媒工作者是有感召力的。公共广播电视的操作实践经常被用于和中国的现状比较，并使后者处于遭受批评的不利地位。尽管按照世界通行的标准衡量，中国的“公共广播电视”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从结构、内部组织、管理与经营模式、内容生产等方面与美国和欧洲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有重大的差异，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它们仍然可以起到相当的借鉴作用。虽然中国广播电视目前需要解决广电传媒的产业化，但更需解决广电传媒公共频道的缺位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公共广播电视的经验，在文化问题上，采取既积极又稳妥的方法，通过公开透明的程序和公众广泛的参与，进行脚踏实地的改良。
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是美国和欧洲非常重要的新闻建制，它和主流的市场化与商业化的新闻建制有显著区别，在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广播电视(国际广播)都属于该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的分支，而美国则内外分别独立运作。公共广播电视公司(CPB)及其下属的公共广播电视电视台(PBS)和公共广播电视电台(NPR)在美国社会中只是边缘性的存在，提供的大多是商业广播电视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提供的小众节目。但由于其受众大多居于社会中上层，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可以说，美国公共广播电视体系是法团主义(corpomtism)最为成功的案例。在传播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在商业主义汪洋大海中取得的某种成功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广播电视心仪并模仿的对象。
美国和欧洲公共广播电视电视体制的功能在政治上、文學艺术上和社会生活方面发挥着一种独特的广义上的文化作用，这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而且应该是不变的——这些不变的作用是什么呢?不变的是公共广播电视“告知、教育和娱乐”的服务使命以及对公众恪尽职守的责任机制。在分散化的数字时代，各国政府仍然重视民族国家的特征，并特别强调公共广播电视的凝聚作用。在当今世界上，公共广播电视也许不是一种最好的传播制度，但应该算得上“最不坏”的政策选择。
由于公共广播电视的体制局限和被边缘化的现实，各国的公共广播电视都面临着艰难的生存困境。广播电视收入的筹措、节目收视率和市场占有率的问题被各国公共广播电视服务业者一致认为是本世纪初面临的最大困难(国家公共广播电视组织会议PBI，2000)。一方面，各国政府的态度大都倾向于希望公共广电业者能自筹资金，减少对政府的依赖；而另一方面又希望公共广电业者能积极扮演凝聚国家意识、带动发展本土媒体产业、反映社会多元文化、提供不同种族、各种语言与文化的节目服务，所以各国政府的公共广电政策时有互相矛盾之处。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部分国家如澳洲的ABC、英国的BBC、日本的NHK和台湾的PTS节目中仍维持没有商业广告，广告收入已成为一些国家的公共广播电视都要依赖的重要财源之一。所以如何在商业压力下维持公共广播电视节目的品质，公共广播电视又如何在多频道媒体环境下提出不同的经营策略是值得观察的。
随着西方国家的公共广播电视由盛转衰，其受到的争议和批判也越来越多。除了由于技术革命缓解了频谱资源的不足而使更多的商业电视台加入竞争和新保守主义者当政削减公共开支等经济原因外，与政府干预影响了公共广播电视的编辑独立原则也有很大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数字电视的出现和跨国媒体的兴起，原来由公共广播电视占据的空间也被这些新媒体所代替。不以赢利为目标的公共广播电视受到商业传媒的威胁，私营媒介的内容似乎也可等同于公共服务，那为什么还需要公共广播电视呢?著名的公共广播电视研究学者MareRaboy认为，公共广播电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目标，如果其他商业机构已经满足了民众的愿望。公共广播电视还有其价值吗?再者，代表公共空间的公共广播电视除了与商业传媒竞争，对社会也未必有正面效用。按照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哈贝马斯的观点，公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应该被严格地分离，商业媒介提供私人生活需要，此外还应该有一个各种观点可以进行“辩论”而不是诱导“消费”的公共场所来满足公共生活的需要。公共广播电视被认为是现代民主社会最佳的、能够满足公众参与需要的公共领域。但现实情况是，在平衡了各种利益之后，公共广播电视已经失去了公共领域通过辩论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哈贝马斯据此认为，以公共广播电视为代表的新型“公共领域”已经重新被“封建化”，并正在与商业电视最堕落的节目进行竞争。
既然公共广播电视的存在受到众多质疑，为什么各国的公共广播电视不但没有衰亡，甚至还由英国推广到了世界各地?当今，不少欧美国家已经在朝广电数字时代迈进，并为公共广播电视在新科技数位时代下应扮演的角色及转型做准备。学者Michael Tracey(1998)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对民主体制的迷恋。民主政府、多元社会的确立和存在，使大家觉得没有必要保留公共广播电视，但同时民主社会也倡导有质量的文化生活，于是维护公共广播电视亦是有必要的，这是现代人的矛盾之处。
世界公共广播电视的历史经验、实践及其理论总结对中国广播电视的未来发展可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国外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在从事公共服务方面独立自主和尽职尽责的形象对中国新闻传媒工作者是有感召力的。公共广播电视的操作实践经常被用于和中国的现状比较，并使后者处于遭受批评的不利地位。尽管按照世界通行的标准衡量，中国的“公共广播电视”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从结构、内部组织、管理与经营模式、内容生产等方面与美国和欧洲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有重大的差异，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它们仍然可以起到相当的借鉴作用。虽然中国广播电视目前需要解决广电传媒的产业化，但更需解决广电传媒公共频道的缺位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公共广播电视的经验，在文化问题上，采取既积极又稳妥的方法，通过公开透明的程序和公众广泛的参与，进行脚踏实地的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