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德米特里·谢皮洛夫如今已几乎被人遗忘，自1956年中起至1957年初，这位任职时间仅八个半月的苏联外交部长，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声是“他们的跟随者谢皮洛夫”。此处的“他们”，指的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正是这几位仁兄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向赫鲁晓夫发难，提出了一系列指控。
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均系中央书记和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距离“天人”仅咫尺之遥。如果命运作出另外的安排，那么当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就不是勃列日涅夫，而是谢皮洛夫了。勃列日涅夫是个游刃有余的政治家，在夺取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均能正确无误地站在胜利者一边。而谢皮洛夫呢，实质上过分天真，尽管生活中屡遭挫折，年方三十即有幸调到党中央工作，却居然胆敢在讨论学术问题的会议上与斯大林唱反调。斯大林建议这位年轻人放弃错误观点，谢皮洛夫却声言他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观點，从此被逐出党中央机关。
1941年，谢皮洛夫自愿参军。从斯大林格勒一直作战到维也纳，凯旋时，他已经佩戴着将军的肩章，随后进入《真理报》，然后又回到党中央机关。在意识形态部门时，他深信党有权力同艺术工作者一起工作，但不应压制他们，从不对艺术家发号施令，而是以诚相待。然而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的力量和明智深信不疑——这无疑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斯大林在临终前一年，任命谢皮洛夫为《真理报》总编辑，大约是打算让他担任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吧。
当谢皮洛夫当上中央书记，并亲眼看到国家安全部门的档案材料后，他开始真诚地谴责斯大林，正是他帮助赫鲁晓夫起草了大名鼎鼎的关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赫鲁晓夫实在是很喜欢谢皮洛夫：这家伙聪明过人，工作卖力，又不搞阴谋诡计。他正好需要这样的人。两家人随之成了朋友，两人经常晚上散步，谈论如何治理国家等话题。
谢皮洛夫本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极佳人选，可为何他突然当上了外交部长呢？问题在于赫鲁晓夫并不看重外交部长这个职位。他不过是需要立即免去莫洛托夫的外长职务，把充分信任的人派去当外交部长而已。驻莫斯科的各国外交官发现了谢皮洛夫这个新人有着新风格：原先的外长莫洛托夫如遇到什么事情不如意，就中断谈话，让对方走人；谢皮洛夫则较为年轻，能够听取对方的意见，如果对方说得对，他就表示同意。
苏联外交界从此有了一位与历届前任都不一样的部长。此人颇有书卷气，作风民主，和蔼可亲。当谢皮洛夫前往开罗同新任埃及总统纳赛尔会面时，有人问他带哪位助手。他说：干吗让人丢开工作？到使馆找个翻译，公文包我自己就能提。谢皮洛夫是唯一一位从来不对人大声呵斥的部长，也不对自己的部下吹毛求疵。曾经给他当过助手、日后成了驻中国大使的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回忆说，谢皮洛夫看到桌上堆积如山的公文着实吓了一跳，不过处理起事情来倒是有条不紊。
谢皮洛夫是历届外长中第一个“非西方派”。他认为苏联应当同原先不予理睬的亚洲国家交朋友，此前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只把美国和西欧当成值得关注的伙伴。谢皮洛夫对开罗的访问，为苏联的中东政策奠定了基础——苏联是阿拉伯国家对付西方的支柱。这些原则在谢瓦尔德纳泽入主外交部之前始终未变。
谢皮洛夫在任期间的1956年10月（二战结束11年之后）终于签署了恢复同日本的外交关系的宣言。这是至今唯一将俄罗斯和日本联系在一起的文件。
谢皮洛夫的任期内，还发生了两起具有全球意义的事件：中东战争和匈牙利事件。匈牙利人于1956年10月底举行起义，示威者高唱《马赛曲》和《国际歌》，要求解除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职务。吓得魂飞魄散的党领导人迅速向苏联大使安德罗波夫求救：赶快派部队来！苏联坦克开入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匈牙利人拿起武器抵抗苏军，然而起义还是被镇压了下去。
1956年，谢皮洛夫飞往开罗，与埃及新任总统纳赛尔进行谈判。返回莫斯科后，谢皮洛夫向赫鲁晓夫汇报，纳赛尔打算把法英两国公司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说到做到，埃及军队肩负起对运河进行监督的任务。这引起了英法两国的愤怒，决定用武力恢复自己的权利，法、英、以三国联合向埃及军队发起进攻。这一愚蠢的行动成了赠给苏联外交界的礼物，因为它转移了对于匈牙利可耻行动的注意。
1956年11月5日夜间，在苏联坦克粉碎匈牙利起义四小时后，外交部长谢皮洛夫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停止对埃及的侵略。莫斯科声称：“我们决心用武力消灭侵略者……这场战争可能演化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致以色列总理本-胡里安的信件中说，总理的行动“使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受到威胁”。在致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的信件中称：“如果英国受了更加强大的国家的袭击，她会处于怎样的境地呢？这些国家可能使用诸如导弹之类的武器。”
这是不祥的暗示和放肆的逞强，这也是赫鲁晓夫外交的特点。
此次威胁奏效了，西方开始让步。赫鲁晓夫自鸣得意，认为这是西方软弱的表现，可以对西方成功地进行讹诈。这就使得赫鲁晓夫产生了于1962年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想法，使得世界濒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正当谢皮洛夫在外交部长任上连连得分、一路顺风之时，他的外交生涯却戛然而止了。为何会这样？有人分析是赫鲁晓夫的嫉妒心起了作用：国际上都在谈论谢皮洛夫的外交政策，那怎么行？只能是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嘛。由头是谢皮洛夫在讨论苏伊士运河的国际会议上的发言，之前给他下过命令，要把西方的政策称之为“明目张胆的掠夺和抢劫”，他却置若罔闻。谢皮洛夫回国后解释说：我们要同美国搞好关系，没有必要吵架。
1957年6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决定推翻赫鲁晓夫。他们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向赫鲁晓夫提出了一系列指控，谢皮洛夫也突然开始批评赫鲁晓夫。并非因为他支持莫洛托夫等人，他同这四位之间毫无任何共同之处，他是出于坚持原则的考虑。谢皮洛夫认为，应当坚持二十大的思想，任何一个党领导人都不得凌驾于其他人之上，他的锋芒所向，是当时刚刚开始冒头的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
后来，因不知怎样解释为何撤销谢皮洛夫的职务，中央委员会里就有人杜撰出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及其追随者谢皮洛夫”这一臭名昭著的说法。实际上谢皮洛夫同那几位仁兄毫无瓜葛。
谢皮洛夫被解除一切职务，他失业了。他后来说，本来并不打算如此激烈地批评赫鲁晓夫，他尊重赫鲁晓夫，然而他也认为可以且必须对党内同志进行批评。后来他被发落至吉尔吉斯当经济研究所所长，这还不算完，又降为研究所副所长，并且开除党籍。科学院则下令取消他的院士称号。
据说谢皮洛夫知道自己早晚会被逐出政界，并对此做好了准备。晚年，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疾病缠身，遂返回莫斯科。又被逐出住所，在友人家借住数月。老伴找到赫鲁晓夫之妻，才总算有了安身之地。谢皮洛夫生前的最后20年都是在档案馆工作，直至垂暮之年，方才分到住房，恢复党籍，并按月领取将军级的养老金。
无论如何，谢皮洛夫都是苏联政坛上最为特立独行的一位。
（摘自《同舟共进》）
勃列日涅夫和谢皮洛夫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均系中央书记和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距离“天人”仅咫尺之遥。如果命运作出另外的安排，那么当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就不是勃列日涅夫，而是谢皮洛夫了。勃列日涅夫是个游刃有余的政治家，在夺取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均能正确无误地站在胜利者一边。而谢皮洛夫呢，实质上过分天真，尽管生活中屡遭挫折，年方三十即有幸调到党中央工作，却居然胆敢在讨论学术问题的会议上与斯大林唱反调。斯大林建议这位年轻人放弃错误观点，谢皮洛夫却声言他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观點，从此被逐出党中央机关。
1941年，谢皮洛夫自愿参军。从斯大林格勒一直作战到维也纳，凯旋时，他已经佩戴着将军的肩章，随后进入《真理报》，然后又回到党中央机关。在意识形态部门时，他深信党有权力同艺术工作者一起工作，但不应压制他们，从不对艺术家发号施令，而是以诚相待。然而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的力量和明智深信不疑——这无疑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斯大林在临终前一年，任命谢皮洛夫为《真理报》总编辑，大约是打算让他担任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吧。
当谢皮洛夫当上中央书记，并亲眼看到国家安全部门的档案材料后，他开始真诚地谴责斯大林，正是他帮助赫鲁晓夫起草了大名鼎鼎的关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赫鲁晓夫实在是很喜欢谢皮洛夫：这家伙聪明过人，工作卖力，又不搞阴谋诡计。他正好需要这样的人。两家人随之成了朋友，两人经常晚上散步，谈论如何治理国家等话题。
谢皮洛夫本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极佳人选，可为何他突然当上了外交部长呢？问题在于赫鲁晓夫并不看重外交部长这个职位。他不过是需要立即免去莫洛托夫的外长职务，把充分信任的人派去当外交部长而已。驻莫斯科的各国外交官发现了谢皮洛夫这个新人有着新风格：原先的外长莫洛托夫如遇到什么事情不如意，就中断谈话，让对方走人；谢皮洛夫则较为年轻，能够听取对方的意见，如果对方说得对，他就表示同意。
苏联外交界从此有了一位与历届前任都不一样的部长。此人颇有书卷气，作风民主，和蔼可亲。当谢皮洛夫前往开罗同新任埃及总统纳赛尔会面时，有人问他带哪位助手。他说：干吗让人丢开工作？到使馆找个翻译，公文包我自己就能提。谢皮洛夫是唯一一位从来不对人大声呵斥的部长，也不对自己的部下吹毛求疵。曾经给他当过助手、日后成了驻中国大使的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回忆说，谢皮洛夫看到桌上堆积如山的公文着实吓了一跳，不过处理起事情来倒是有条不紊。
谢皮洛夫是历届外长中第一个“非西方派”。他认为苏联应当同原先不予理睬的亚洲国家交朋友，此前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只把美国和西欧当成值得关注的伙伴。谢皮洛夫对开罗的访问，为苏联的中东政策奠定了基础——苏联是阿拉伯国家对付西方的支柱。这些原则在谢瓦尔德纳泽入主外交部之前始终未变。
谢皮洛夫在任期间的1956年10月（二战结束11年之后）终于签署了恢复同日本的外交关系的宣言。这是至今唯一将俄罗斯和日本联系在一起的文件。
谢皮洛夫的任期内，还发生了两起具有全球意义的事件：中东战争和匈牙利事件。匈牙利人于1956年10月底举行起义，示威者高唱《马赛曲》和《国际歌》，要求解除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职务。吓得魂飞魄散的党领导人迅速向苏联大使安德罗波夫求救：赶快派部队来！苏联坦克开入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匈牙利人拿起武器抵抗苏军，然而起义还是被镇压了下去。
1956年，谢皮洛夫飞往开罗，与埃及新任总统纳赛尔进行谈判。返回莫斯科后，谢皮洛夫向赫鲁晓夫汇报，纳赛尔打算把法英两国公司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说到做到，埃及军队肩负起对运河进行监督的任务。这引起了英法两国的愤怒，决定用武力恢复自己的权利，法、英、以三国联合向埃及军队发起进攻。这一愚蠢的行动成了赠给苏联外交界的礼物，因为它转移了对于匈牙利可耻行动的注意。
1956年11月5日夜间，在苏联坦克粉碎匈牙利起义四小时后，外交部长谢皮洛夫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停止对埃及的侵略。莫斯科声称：“我们决心用武力消灭侵略者……这场战争可能演化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致以色列总理本-胡里安的信件中说，总理的行动“使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受到威胁”。在致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的信件中称：“如果英国受了更加强大的国家的袭击，她会处于怎样的境地呢？这些国家可能使用诸如导弹之类的武器。”
这是不祥的暗示和放肆的逞强，这也是赫鲁晓夫外交的特点。
此次威胁奏效了，西方开始让步。赫鲁晓夫自鸣得意，认为这是西方软弱的表现，可以对西方成功地进行讹诈。这就使得赫鲁晓夫产生了于1962年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想法，使得世界濒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正当谢皮洛夫在外交部长任上连连得分、一路顺风之时，他的外交生涯却戛然而止了。为何会这样？有人分析是赫鲁晓夫的嫉妒心起了作用：国际上都在谈论谢皮洛夫的外交政策，那怎么行？只能是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嘛。由头是谢皮洛夫在讨论苏伊士运河的国际会议上的发言，之前给他下过命令，要把西方的政策称之为“明目张胆的掠夺和抢劫”，他却置若罔闻。谢皮洛夫回国后解释说：我们要同美国搞好关系，没有必要吵架。
1957年6月，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决定推翻赫鲁晓夫。他们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向赫鲁晓夫提出了一系列指控，谢皮洛夫也突然开始批评赫鲁晓夫。并非因为他支持莫洛托夫等人，他同这四位之间毫无任何共同之处，他是出于坚持原则的考虑。谢皮洛夫认为，应当坚持二十大的思想，任何一个党领导人都不得凌驾于其他人之上，他的锋芒所向，是当时刚刚开始冒头的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
后来，因不知怎样解释为何撤销谢皮洛夫的职务，中央委员会里就有人杜撰出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及其追随者谢皮洛夫”这一臭名昭著的说法。实际上谢皮洛夫同那几位仁兄毫无瓜葛。
谢皮洛夫被解除一切职务，他失业了。他后来说，本来并不打算如此激烈地批评赫鲁晓夫，他尊重赫鲁晓夫，然而他也认为可以且必须对党内同志进行批评。后来他被发落至吉尔吉斯当经济研究所所长，这还不算完，又降为研究所副所长，并且开除党籍。科学院则下令取消他的院士称号。
据说谢皮洛夫知道自己早晚会被逐出政界，并对此做好了准备。晚年，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疾病缠身，遂返回莫斯科。又被逐出住所，在友人家借住数月。老伴找到赫鲁晓夫之妻，才总算有了安身之地。谢皮洛夫生前的最后20年都是在档案馆工作，直至垂暮之年，方才分到住房，恢复党籍，并按月领取将军级的养老金。
无论如何，谢皮洛夫都是苏联政坛上最为特立独行的一位。
（摘自《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