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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继宣告成立。自此，共同的命运和历史任务，将这两个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50年，应越南的要求，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不顾自身困难重重，毅然作出援越抗法的决策。随之开启的对越援助，几乎贯穿了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对外援助的全部历程，并长期占据着首要地位。对此，越南领导人曾多次评价说，越南人民取得抗法战争和抗美战争的胜利，“是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强有力支持和巨大援助分不开的”。
援越抗法：惟一给予越南援助的国家
独立后的越南，曾设法寻求国际承认和争取美苏等大国的援助，但均无任何结果。在法国殖民者大举武装入侵后，孤立无援的越南军民被迫退守北部山区和农村，坚持抵抗。1949年，越共中央代表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就抵达了北京。中共中央对越方给出了积极的回应。紧接着，新中国在外交上采取重大步骤，于1950年1月18日同越南建交，成为国际上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这对越南无疑是巨大的支持。
胡志明深感获得中国援助对于改变越南抗法战争相持局面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50年初，他不顾六旬高龄和法军封锁，亲率越共中央代表团，徒步行走17天秘密进入中国境内，经由中方安排于1月30日抵达北京，与刘少奇、朱德等商谈了援助事项。随即又前往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以及在苏访问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回到北京后，胡志明再次向中方提出了援助请求。中方表示会尽力向越南提供抗法斗争所需要的一切援助。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援助越南，不仅是中国忠实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重要实践，也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地区和平的一项必要战略任务。
经与越方协商，中方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采取派遣顾问团秘密赴越、无偿提供物资援助、接受越军入境受训等方式，立即全面展开了对越援助。从4月起，中国援越物资开始运进越北根据地，第一批越军主力部队进入中国境内接受装备、进行训练。
中国军事顾问团在1950年8月入越，初期有约80名顾问和随团工作人员。具体分工为，顾问团团长韦国清任越南总军委和越军总司令顾问；梅嘉生任军事顾问组组长，邓逸凡任政治顾问组组长，马西夫任后勤顾问组组长，并分别担任越军总参谋部、总政治局和总供给局顾问；同时，向越军各主力师分别派出了顾问组。为打响第一战，中共中央应胡志明要求，还派遣陈庚为中共中央代表短期赴越，协助进行边界战役的组织指挥。自边界战役告捷之后，军事顾问团先后协助越军组织了平原作战、西北战役、上寮战役、1953年至1954年冬春作战和奠边府战役，均取得了胜利。
中国政治顾问团，由中共中央驻越联络代表罗贵波任团长，首批成员主要是协助越南解决财经困难。随着战争形势日趋好转，越南党、政和财经工作方面的任务不断增加，中方陆续增派了各个方面的顾问等。1953年，又派出了土改顾问组，帮助越南开展土地改革工作。进入和平恢复建设时期时，顾问团共约120人，分为财政、金融贸易、铁路、交通、工业、农业合作、土改、减租、宣教、公安、民族等11个顾问组，在越南的各条战线上协助工作。到1956年结束时，中方先后共有250多人（包括顾问、顾问助理、工作人员等）赴越。
在派遣顾问团的同时，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后勤军需物资援助。据中国财政部的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到1954年，中国共无偿给予越南1.7亿的物资援助（包括和平恢复初期帮助越南建设支出的部分）。当时，越军许多建制部队都是先在中国境内接受装备、进行训练，而后回国参战的。五年内，中方共装备越军主力部队五个步兵师、一个工炮师（一个工兵团、三个炮兵团）和一个高炮团、一个警卫团。而且历次较大规模的战役，中方都向越军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最后进行决定性战役的奠边府，被法军称作是东南亚不能攻克的“凡尔登”。为加强越军的攻坚力量，毛泽东曾要求彭德怀：“（越军）炮如不足，应从中国现有炮兵中抽调，让我们的一部分炮兵暂时变为徒手。”中央军委几次电示韦国清：要很好组织炮火，不要吝惜炮弹，我们及时补充。此役，中方紧急运入越境的武器弹药，仅各种炮就有100余门、炮弹和火箭弹六万余发。在中国装备训练的越南炮兵也在总攻时发挥了威力。
抗法战争期间，毗连越境的广西、云南不仅成为越南军队整训和设立军校的基地，还成为越南普通教育的后方基地。1951年，中方创办桂林育才学校和南宁育才学校，接纳了越南多所师范学校和中小学校师生员工，并负担全部费用开支。到1958年全部搬迁回越时，育才学校先后培养了近7000名学生。育才培育的友谊之花，至今仍然在中越两国人民间绽放。
“同志加弟兄”：援助越南重建、改造和建设
1954年7月，法国被迫与越南签订日内瓦停战协定，宣告在印度支那半岛殖民统治的终结。然而，赢得了抗法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越南，所处境遇仍然十分严峻。在国内，原本十分落后的殖民地经济，历经连年战火已破败不堪；越南北方90%的铁路、73%的公路都受到破坏，交通几乎瘫痪；有上百万民众遭受饥荒，城市失业人口众多，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在国外，美国并不甘心援法失利，在法国退出后，乘机取而代之，在越南南方培植亲美势力，继续加剧地区军事对抗。在此情形下，中方认为应继续对越援助，并将大力援助越南经济建设确定为外交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
1954年8月，中国政府正式任命罗贵波为驻越大使；中共中央决定改派财政部副部长方毅前往越南担任政治顾问团团长（总顾问）。在积极协助越方接管河内的工作后，顾问团根据越方要求，就制定商贸金融政策、建立新税制、恢复发展工商业和交通邮电业等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并协助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机构建设和干部培训。
与此同时，为配合越共中央提出用三年时间（1955年～1957年）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的任务，中越两国政府开始就具体援助事项进行会谈协商。12月24日，两国政府交通代表团首先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援助越南修复铁路议定书》、《关于中国援助越南恢复邮政电信议定书》、《关于中国援助越南修复公路、航运、水利问题会谈记录》等多项协议。援助河内至睦南关（友谊关）铁路修复项目，成为中国第一个援外成套项目。
1955年6月，胡志明率越南政府代表团和越南劳动党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7月7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赠送八亿元无偿援助。其中，军事援助占两亿元；经济援助占六亿元，主要用于供应越南一般物资，以及协助越南修复铁路、内河码头和公路桥梁，恢复和新建纺纱、制革、医疗器械、电器材料、农具、造纸等企业。中国并将帮助进行有关建设的设计、施工，派遣技术人员前往越南，同时接受越南派遣工人来华实习。
这样，此前由中越两党间交往实现的对越援助，开始转变为由两国政府签署外交文件来付诸实施，从而增加了援助规模的可控性、计划性。公报发表后，中国结合自身经验和越南的实际情况，按照全面安排、分期进行的原则，将援助从交通、邮电、水利等基础设施领域，逐步扩大到轻、重工业领域，目的是使越南能逐步在经济上自力更生，使两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共同发展。援助规模的扩大和成套项目援助的实施，相应推动了由对外贸易部统一负责的援外归口管理机制的建立和加强。
中国援越建设任务展开后，在越南的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出现了两个摊子。一个是顾问团（专家团），大部分为较高级别的干部，主要在越南政府管理机构中提供政策咨询等方面的援助，其人员的选派、联络等日常工作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另一个是技术出口人员，主要是越方聘请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随援建工程项目入越提供技术支持的人员，由承担援建项目的国务院部委组织选派，在越由中国驻越大使馆商务参赞处管理。中方考虑存在两个系统不利于管理和联系，需要根据新的建设形势做出改变。
经与越方协商，在1956年3月中国军事顾问团全部回国后，政治顾问团的工作在4月也全部结束。在越期间，中国顾问团的工作得到了越方的支持和肯定。胡志明曾表示：“对中国顾问我绝对信任。”为表彰顾问团的卓越贡献，1953年、1955年，越南党和政府先后两次向中国顾问授勋，其中罗贵波、韦国清获二级胡志明勋章；1956年，胡志明又授予方毅国家独立勋章。
1956年5月，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处正式成立。作为外贸部的派出机构，其职能是在国外第一线管理、指导和协调对越经济技术援助工作，就经济合作问题与越南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联络和协商。驻越经济代表处是中国第一个驻外管理经济技术援助工作的代表机构，它标志着援越工作驻外管理机制的建立。
从1958年到1965年，越南先后经过了发展、改造经济的三年计划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期间，1959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笔三亿元贷款援助，同时给予越南一亿元无偿军事援助。1961年，又提供了1.41亿新卢布的长期贷款，用于越南向中国购买一般物资和成套设备以及支付技术援助的费用。
抗法战争胜利赢得的十年和平建设，无疑是极其宝贵的。这一时期，除中国外，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向越南提供了援助，但中国仍然占主要地位。1955年至1961年间的数据显示，社会主义国家对越无偿援助为14.53亿旧卢布，其中中国援助9亿，占62%；长期贷款总额为21.9亿旧卢布，中国援助9.3亿，占42.5%。两项合计，中国所占比重超过五成。另一方面，越南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首要国家。以成套项目援助为例，从1955年至1960年6月，中国向九个国家提供182项援助，其中对越南就达100项之多。据1960年底的越方统计，中国援越竣工项目产值占到当年越南北方工业总产值的25%。由于全力配合越南“快、猛、稳”的建设方针，1962年，中国援建的越南北方第一个全新的新工业中心——越池工业区基本建成。1963年底，越南北方第一个钢铁工业基地——太原钢铁联合企业的第一号高炉系统工程落成并正式投入生产。这些中国援建项目构成了越南工业体系的基本骨干，为其进一步发展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援越抗美：“坚强后盾”和“可靠后方”
1964年8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1965年3月，美国又出动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发动了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对此，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宣示积极支援越南人民将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根据战争需要，中越两国政府和军队陆续达成了一系列有关援助协议。中国对越援助不得不再次转为战时援助，而其规模远远超过了抗法战争时期。
在军事援助方面，应越南要求，自1965年4月起，中国先后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扫雷等支援部队共32万多人赴越，承担起援建国防工程、保障越南北方运输线、协助防空作战和打破美军海上封锁的艰巨任务，其中有1100名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壮烈牺牲并长眠在越南土地上。在完成援越任务后，中国援越部队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撤回国内。同时，中方帮助越军培训了数千名干部和技术人员、数千名汽车司机和修理工；协助越军组建了首批航空兵歼击机团，并培训了200余名飞行员和机务人员。中国还无偿提供了约合人民币42.6亿元的军事物资援助，包括枪炮、弹药、舰艇、中型坦克和水陆坦克、装甲输送车、汽车、飞机、有线电机、无线电机、军服以及大量油料、被装、药品、卫生器材和食品等。越南领导人曾表示，如果没有中方支援，越南“恐怕要多牺牲二三百万人才能取得胜利”。
除军事援助外，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技术援助，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无偿的，包括物资和粮食援助、成套项目援助、现汇援助等多种形式。从1965年至1975年，中国共给予越南现汇援助达6.35亿美元，粮食539.66万吨，棉花、棉纱12.76万吨，棉布2.7亿米，棉毯405万条，化肥61.06万吨，钢材60.11万吨，煤炭191万吨，动力油料189.55万吨，以及沥青、纸张、自行车、各种汽车、船舶、拖拉机、筑路机械、铁路机车和客货车厢等大批物资。同时，帮助恢复遭美机轰炸破坏的工厂，新建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医院、油库、输油管、机场以及其他军工项目，提供适合于战时分散生产的小糖厂、小纸厂、小煤矿等成套设备，在战争后期抓紧新建冒溪煤矿、宁平电站、红河大桥等大型项目；派遣1000多名专家入越工作，接受两万多名越南实习生来华培训；在广西兴建桂林南溪山医院，从1969年至1975年，共收治越南伤病员5432名。此外，中国还免费承担了苏联、东欧国家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帮助转运物资达179列5750车皮。
在越南军民的顽强抵抗下，1973年，美国宣告美军撤出越南南方。1975年，越南南方完全解放。中国相应逐步压缩对越军援规模，到1976年予以停止。由于越方不断加剧反华排华，严重破坏两国关系，1978年7月3日，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发出照会，宣布停止对越经济技术援助。
长达28年，中国作为“穷兄弟”，克服自身困难，甚至不惜作出牺牲，全力援助越南抗法、抗美战争和经济建设。这一援助是真诚的、及时的、积极有效的。在支持越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捍卫民族独立方面，中国始终坚定信守承诺，忠实地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也应看到，中国对越援助，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组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在冷战背景下，集合了苏联、美国等多方因素的影响。援助是实现国家外交目标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但绝非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万灵药”。
援越抗法：惟一给予越南援助的国家
独立后的越南，曾设法寻求国际承认和争取美苏等大国的援助，但均无任何结果。在法国殖民者大举武装入侵后，孤立无援的越南军民被迫退守北部山区和农村，坚持抵抗。1949年，越共中央代表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就抵达了北京。中共中央对越方给出了积极的回应。紧接着，新中国在外交上采取重大步骤，于1950年1月18日同越南建交，成为国际上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这对越南无疑是巨大的支持。
胡志明深感获得中国援助对于改变越南抗法战争相持局面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50年初，他不顾六旬高龄和法军封锁，亲率越共中央代表团，徒步行走17天秘密进入中国境内，经由中方安排于1月30日抵达北京，与刘少奇、朱德等商谈了援助事项。随即又前往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以及在苏访问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回到北京后，胡志明再次向中方提出了援助请求。中方表示会尽力向越南提供抗法斗争所需要的一切援助。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援助越南，不仅是中国忠实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重要实践，也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地区和平的一项必要战略任务。
经与越方协商，中方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采取派遣顾问团秘密赴越、无偿提供物资援助、接受越军入境受训等方式，立即全面展开了对越援助。从4月起，中国援越物资开始运进越北根据地，第一批越军主力部队进入中国境内接受装备、进行训练。
中国军事顾问团在1950年8月入越，初期有约80名顾问和随团工作人员。具体分工为，顾问团团长韦国清任越南总军委和越军总司令顾问；梅嘉生任军事顾问组组长，邓逸凡任政治顾问组组长，马西夫任后勤顾问组组长，并分别担任越军总参谋部、总政治局和总供给局顾问；同时，向越军各主力师分别派出了顾问组。为打响第一战，中共中央应胡志明要求，还派遣陈庚为中共中央代表短期赴越，协助进行边界战役的组织指挥。自边界战役告捷之后，军事顾问团先后协助越军组织了平原作战、西北战役、上寮战役、1953年至1954年冬春作战和奠边府战役，均取得了胜利。
中国政治顾问团，由中共中央驻越联络代表罗贵波任团长，首批成员主要是协助越南解决财经困难。随着战争形势日趋好转，越南党、政和财经工作方面的任务不断增加，中方陆续增派了各个方面的顾问等。1953年，又派出了土改顾问组，帮助越南开展土地改革工作。进入和平恢复建设时期时，顾问团共约120人，分为财政、金融贸易、铁路、交通、工业、农业合作、土改、减租、宣教、公安、民族等11个顾问组，在越南的各条战线上协助工作。到1956年结束时，中方先后共有250多人（包括顾问、顾问助理、工作人员等）赴越。
在派遣顾问团的同时，中国向越南无偿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后勤军需物资援助。据中国财政部的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到1954年，中国共无偿给予越南1.7亿的物资援助（包括和平恢复初期帮助越南建设支出的部分）。当时，越军许多建制部队都是先在中国境内接受装备、进行训练，而后回国参战的。五年内，中方共装备越军主力部队五个步兵师、一个工炮师（一个工兵团、三个炮兵团）和一个高炮团、一个警卫团。而且历次较大规模的战役，中方都向越军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最后进行决定性战役的奠边府，被法军称作是东南亚不能攻克的“凡尔登”。为加强越军的攻坚力量，毛泽东曾要求彭德怀：“（越军）炮如不足，应从中国现有炮兵中抽调，让我们的一部分炮兵暂时变为徒手。”中央军委几次电示韦国清：要很好组织炮火，不要吝惜炮弹，我们及时补充。此役，中方紧急运入越境的武器弹药，仅各种炮就有100余门、炮弹和火箭弹六万余发。在中国装备训练的越南炮兵也在总攻时发挥了威力。
抗法战争期间，毗连越境的广西、云南不仅成为越南军队整训和设立军校的基地，还成为越南普通教育的后方基地。1951年，中方创办桂林育才学校和南宁育才学校，接纳了越南多所师范学校和中小学校师生员工，并负担全部费用开支。到1958年全部搬迁回越时，育才学校先后培养了近7000名学生。育才培育的友谊之花，至今仍然在中越两国人民间绽放。
“同志加弟兄”：援助越南重建、改造和建设
1954年7月，法国被迫与越南签订日内瓦停战协定，宣告在印度支那半岛殖民统治的终结。然而，赢得了抗法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越南，所处境遇仍然十分严峻。在国内，原本十分落后的殖民地经济，历经连年战火已破败不堪；越南北方90%的铁路、73%的公路都受到破坏，交通几乎瘫痪；有上百万民众遭受饥荒，城市失业人口众多，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在国外，美国并不甘心援法失利，在法国退出后，乘机取而代之，在越南南方培植亲美势力，继续加剧地区军事对抗。在此情形下，中方认为应继续对越援助，并将大力援助越南经济建设确定为外交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
1954年8月，中国政府正式任命罗贵波为驻越大使；中共中央决定改派财政部副部长方毅前往越南担任政治顾问团团长（总顾问）。在积极协助越方接管河内的工作后，顾问团根据越方要求，就制定商贸金融政策、建立新税制、恢复发展工商业和交通邮电业等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并协助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机构建设和干部培训。
与此同时，为配合越共中央提出用三年时间（1955年～1957年）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的任务，中越两国政府开始就具体援助事项进行会谈协商。12月24日，两国政府交通代表团首先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援助越南修复铁路议定书》、《关于中国援助越南恢复邮政电信议定书》、《关于中国援助越南修复公路、航运、水利问题会谈记录》等多项协议。援助河内至睦南关（友谊关）铁路修复项目，成为中国第一个援外成套项目。
1955年6月，胡志明率越南政府代表团和越南劳动党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7月7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赠送八亿元无偿援助。其中，军事援助占两亿元；经济援助占六亿元，主要用于供应越南一般物资，以及协助越南修复铁路、内河码头和公路桥梁，恢复和新建纺纱、制革、医疗器械、电器材料、农具、造纸等企业。中国并将帮助进行有关建设的设计、施工，派遣技术人员前往越南，同时接受越南派遣工人来华实习。
这样，此前由中越两党间交往实现的对越援助，开始转变为由两国政府签署外交文件来付诸实施，从而增加了援助规模的可控性、计划性。公报发表后，中国结合自身经验和越南的实际情况，按照全面安排、分期进行的原则，将援助从交通、邮电、水利等基础设施领域，逐步扩大到轻、重工业领域，目的是使越南能逐步在经济上自力更生，使两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共同发展。援助规模的扩大和成套项目援助的实施，相应推动了由对外贸易部统一负责的援外归口管理机制的建立和加强。
中国援越建设任务展开后，在越南的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出现了两个摊子。一个是顾问团（专家团），大部分为较高级别的干部，主要在越南政府管理机构中提供政策咨询等方面的援助，其人员的选派、联络等日常工作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另一个是技术出口人员，主要是越方聘请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随援建工程项目入越提供技术支持的人员，由承担援建项目的国务院部委组织选派，在越由中国驻越大使馆商务参赞处管理。中方考虑存在两个系统不利于管理和联系，需要根据新的建设形势做出改变。
经与越方协商，在1956年3月中国军事顾问团全部回国后，政治顾问团的工作在4月也全部结束。在越期间，中国顾问团的工作得到了越方的支持和肯定。胡志明曾表示：“对中国顾问我绝对信任。”为表彰顾问团的卓越贡献，1953年、1955年，越南党和政府先后两次向中国顾问授勋，其中罗贵波、韦国清获二级胡志明勋章；1956年，胡志明又授予方毅国家独立勋章。
1956年5月，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处正式成立。作为外贸部的派出机构，其职能是在国外第一线管理、指导和协调对越经济技术援助工作，就经济合作问题与越南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联络和协商。驻越经济代表处是中国第一个驻外管理经济技术援助工作的代表机构，它标志着援越工作驻外管理机制的建立。
从1958年到1965年，越南先后经过了发展、改造经济的三年计划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期间，1959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一笔三亿元贷款援助，同时给予越南一亿元无偿军事援助。1961年，又提供了1.41亿新卢布的长期贷款，用于越南向中国购买一般物资和成套设备以及支付技术援助的费用。
抗法战争胜利赢得的十年和平建设，无疑是极其宝贵的。这一时期，除中国外，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向越南提供了援助，但中国仍然占主要地位。1955年至1961年间的数据显示，社会主义国家对越无偿援助为14.53亿旧卢布，其中中国援助9亿，占62%；长期贷款总额为21.9亿旧卢布，中国援助9.3亿，占42.5%。两项合计，中国所占比重超过五成。另一方面，越南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首要国家。以成套项目援助为例，从1955年至1960年6月，中国向九个国家提供182项援助，其中对越南就达100项之多。据1960年底的越方统计，中国援越竣工项目产值占到当年越南北方工业总产值的25%。由于全力配合越南“快、猛、稳”的建设方针，1962年，中国援建的越南北方第一个全新的新工业中心——越池工业区基本建成。1963年底，越南北方第一个钢铁工业基地——太原钢铁联合企业的第一号高炉系统工程落成并正式投入生产。这些中国援建项目构成了越南工业体系的基本骨干，为其进一步发展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援越抗美：“坚强后盾”和“可靠后方”
1964年8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1965年3月，美国又出动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发动了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对此，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宣示积极支援越南人民将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根据战争需要，中越两国政府和军队陆续达成了一系列有关援助协议。中国对越援助不得不再次转为战时援助，而其规模远远超过了抗法战争时期。
在军事援助方面，应越南要求，自1965年4月起，中国先后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扫雷等支援部队共32万多人赴越，承担起援建国防工程、保障越南北方运输线、协助防空作战和打破美军海上封锁的艰巨任务，其中有1100名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壮烈牺牲并长眠在越南土地上。在完成援越任务后，中国援越部队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撤回国内。同时，中方帮助越军培训了数千名干部和技术人员、数千名汽车司机和修理工；协助越军组建了首批航空兵歼击机团，并培训了200余名飞行员和机务人员。中国还无偿提供了约合人民币42.6亿元的军事物资援助，包括枪炮、弹药、舰艇、中型坦克和水陆坦克、装甲输送车、汽车、飞机、有线电机、无线电机、军服以及大量油料、被装、药品、卫生器材和食品等。越南领导人曾表示，如果没有中方支援，越南“恐怕要多牺牲二三百万人才能取得胜利”。
除军事援助外，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技术援助，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无偿的，包括物资和粮食援助、成套项目援助、现汇援助等多种形式。从1965年至1975年，中国共给予越南现汇援助达6.35亿美元，粮食539.66万吨，棉花、棉纱12.76万吨，棉布2.7亿米，棉毯405万条，化肥61.06万吨，钢材60.11万吨，煤炭191万吨，动力油料189.55万吨，以及沥青、纸张、自行车、各种汽车、船舶、拖拉机、筑路机械、铁路机车和客货车厢等大批物资。同时，帮助恢复遭美机轰炸破坏的工厂，新建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医院、油库、输油管、机场以及其他军工项目，提供适合于战时分散生产的小糖厂、小纸厂、小煤矿等成套设备，在战争后期抓紧新建冒溪煤矿、宁平电站、红河大桥等大型项目；派遣1000多名专家入越工作，接受两万多名越南实习生来华培训；在广西兴建桂林南溪山医院，从1969年至1975年，共收治越南伤病员5432名。此外，中国还免费承担了苏联、东欧国家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帮助转运物资达179列5750车皮。
在越南军民的顽强抵抗下，1973年，美国宣告美军撤出越南南方。1975年，越南南方完全解放。中国相应逐步压缩对越军援规模，到1976年予以停止。由于越方不断加剧反华排华，严重破坏两国关系，1978年7月3日，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发出照会，宣布停止对越经济技术援助。
长达28年，中国作为“穷兄弟”，克服自身困难，甚至不惜作出牺牲，全力援助越南抗法、抗美战争和经济建设。这一援助是真诚的、及时的、积极有效的。在支持越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捍卫民族独立方面，中国始终坚定信守承诺，忠实地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也应看到，中国对越援助，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组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在冷战背景下，集合了苏联、美国等多方因素的影响。援助是实现国家外交目标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但绝非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万灵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