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的提议，仅仅是表现了中国希望参与引领新一轮终济复苏，并与美国在金融货币领域同舟共济的方针和意志，象征性远大于实际意义。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连续两天在央行官方网站发表文章，呼吁改革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终结美元独霸全球的时代，倡议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发展为超主权储备货币，并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即美元。消息一出，就像一枚投入平静池塘的无形炸弹，骤然间引爆巨波荡漾，震惊了美国和全世界。
　　事实上，中国的提议实质上是战略上的“虚晃一枪”，在G20高峰会前期奠定中国“话语权”的基调，引起世界的瞩目，同时冷却美国不断发热的头脑，使之“清醒”。中国的醉翁之意不在是否马到成功，而在制定长期的战略，聪明地造势，形成国际间气候，为逐步参与引领国际新经济秩序的重定和重建，为争取更多更实际的“话语权”和“决定权”做准备。从战术上来说。中国呼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一步好棋。
　　从现实层面来说，中国虽然强大了，但还没有强大到与美国一对一摊牌的地步，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还有1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富悬殊同时在不断扩大。产业结构、国防力量、教育体制、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障等与美国还有近半个世纪的差距，坦率地说，充当国际马拉松的第一梯队尚需时辰，与依然强大的美国还不在一个重量级的霸主争霸擂台上。
　　因此，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只能智取，不可强攻。因为中国出口型产业结构并未改变，连金融国有化的边界都没有跨出，哪里谈得上金融国际化的主导地位?
　　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的货币地位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中国的货币地位受制于国家的出口创收型结构，在买方主导的市场，你不可能面面俱到，既要求对方买你的货，又要对方用你的货币来支付。而美国则相反，美国是一个以消费为乐趣的进口型国家，买方市场决定了美元的强悍霸主地位。除非中国产业结构和消费模式发生改变，可能吗?至少在短期内只是一种奢望，出口型决定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是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基本生态”所决定了的。
　　同时，中国的金融产业完全是国有化，没有全球化，远未与国际金融体制接轨。中国的国际化金融机构也只是在香港和美国等地设立了几个分店，甚至还没有跨过华尔街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众多的中国访美交易团、抄底团和采购团只是走马观花，参观交流，仅仅游离在华尔街国际金融体系的外围。
　　从另外一方面说，周小川提出的超越主权国家货币的建议，短期实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在金本位和银本位盛行的时期，国际储备不依赖某一国家特定的货币，因此不受某一国家政治和经济状况的左右，而二战后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初使用特别提款权时，也抱着同样的理念进行过尝试，最后成就了美元的强势霸主地位。
　　历史记载，只有在极端的条件下，某种通用的储备货币才可能被新的统一货币所取代。
　　具体而言，储备货币国的整体实力。特别是政治、军事及经济力量持续衰落，如昔日称霸世界的大不列颠帝国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面衰败，每况愈下，债台高筑，英镑一蹶不振，逐步失去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或者，储备货币国滥用货币特殊地位的优势，受到世界一致谴责和唾弃，不断弱化，最终被其他货币取代，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如16世纪的西班牙王国，
　　而这两种情况目前均未在美国身上发生，美元霸主地位依然坚挺。所以，周小川的提议仅仅是表现了中国决心在金融危机尚未偃旗息鼓之际顺势走出去。走向世界，参与引领新一轮经济复苏并与美国在金融货币领域同舟共济的方针和意志。象征性远大于实际意义。
　　
　　编辑　谢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