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之一生 变中求索的时代图谱

　　梁启超以置身“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人物”自居。1873年出生的他，在晚清政治改良运动中，以康有为弟子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1896年，他出任《时务报》主笔，很快便凭借其汪洋肆恣的系列政论文章《变法通议》而成为一代舆论巨子。不久，康梁即开始并称。在随即展开的维新运动中，梁启超大显身手，奠立了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先后创办了《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继续发挥其引导舆论的优长。与此同时，他在日本近代文明的冲击下，“思想为之一变”，开始逐渐从康有为的笼罩中独立出来。这一时期，在《新民说》等文章中表达的“新民”主张，是其基本的思想立场。他将“新民”作为建立现代国民国家的首要任务与根本途径。在他看来，“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梁启超在流亡中的政治实践与学术活动也直接受此支配。在《新民丛报》时期，他达到了个人生涯的巅峰，此后在二十世纪中国登场的各家各派，几乎无不受其影响。
　　但在1903年后，梁启超的号召作用却大为下降。革命在其时日益成为共识，而在他的“新民”体系中虽然也有激进面向，但与章太炎等人提出的“以革命开民智”的行动方案相比，终究十分不同。此时的梁启超认同“开明专制”，而与清政府中的立宪派秘密接触，并为“出洋五大臣”代拟宪政折稿，正可见出他的这一努力。
　　1912年民国鼎立，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活。回国后的他主张“不争国体而争政体”，在尊重共和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政治改革。他先后出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与财政总长，参与“倒袁运动”，反对“张勋复辟”。在众声喧哗的民初政坛上，以他与蔡锷为代表的“青年支那党”一度被日本方面认为是“支那将来永远的中心势力”。至此，他在思想立场上也与康有为彻底分道扬镳。
　　不过，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却大都并不成功。意兴阑珊的他，最终在1917年决意退出政坛。次年他出游欧洲，开始反思西方现代文明。1920年归国后，他形成了自家的“新文化运动”思路并投诸实践，同时完成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多部重要学术著作。1925年，他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与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导师，此后在教学与著书中更加勤勉，直至1929年不幸病逝。
　　当然，晚年的梁启超也并非与政治绝缘。且不说其学术与文化关怀的背后多有政治追求，仅是1919年欧游途中助力“五四运动”的开展以及推出“党前运动”的构想，便意义深远。
　　在清末民初的时代风云中，梁启超可谓“善变”，时人也因此对其多予诟病。但倘若放长视线，则不难发现其变中亦有不变。其所“不变”者，大略约有四端：一是始终坚持“新民”主张，毕生致力提升国民素养；二是以政治与学术相互发明，将“议政”与“论学”彼此熔铸；三是在心态上兼及“觉世”与“传世”，追求“常识”与“创见”之统一；四是借助其“新文体”，通过与现代报刊而合作产生广泛影响。

　　梁启超的一生纵横捭阖，波澜壮阔，可谓一部变中求索的时代图谱。其涉及的面向之多与层次之广，在二十世纪中国即便还有能出其右者，恐怕也实在不多。平生如此，称得上完满。但如果细究，则无论其从事的事业，还是提出的命题，却又多属未及完成之列。是故，梁启超也在近乎天然地召唤后来者。
　　1896年，梁启超出任《时务报》主笔，“戊戌政变”后，又在流亡日本期间先后创办了《清议报》与《新民丛报》。曹聚仁曾有评论，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梁启超的影响。

张灏之创见 重审“中国思想的过渡”

　　梁启超研究当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其旨归在于还原一个真实的“梁启超的整体形象”。但不应忽略的是，由他命名的“過渡时代”事实上迄今尚未结束。所以，阅读梁启超也就是一个与之展开精神对话并从中汲取思想资源的历史过程。不同代际与立场的学者都可以在其间带入各自的时代命题，探求取法与出路。换句话说，梁启超研究正是对于梁启超的思想脉络与精神传统的接续与阐扬。
　　2016年6月，梁启超研究史上的名著——美籍华裔学者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的过渡（1890-1907）》再版推出。此书英文本初版于1971年，其命名受到了梁启超的《过渡时代论》的影响，而其核心观点是发生于1890年代中国的改良运动是“一场真正的思想运动”，自此“西学和传统文化之间建立起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交流”。在张灏的论述中，梁启超的意义在于其“可被看作是古老的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和当代寻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纽带”。此说经过日后数十年的反复检验，如今已然成为共识，但在当初立论的北美学界，却堪称“创见”。

　　在“二战”以后北美的近代中国研究中，费正清建立的“冲击-反应”的阐释模型一家独大。这一思路以西方的知识观念与制度经验为现代化的唯一标准，认为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是在西方的冲击下不断作出反应的产物。而在张灏看来，费正清模式对于中国自身的能动作用与更新能力的估计严重不足。而梁启超作为儒家经世致用传统的当代传人，其一生在思想史上留下的屐痕正显示了中国文明本身具有的潜质与活力。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既是一部梁启超研究的力作，同时也是张灏个人学术生涯的起点。在完成梁启超的个案之后，他又对同一时期的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与刘师培进行了深入研究，集成《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1890-1911）》。两书合而观之，其反思西方“现代化”理念的用意便十分明显。道德精神与超越意识是在中国历史转型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两种价值内涵，但为西方“现代化”理论奠基的韦伯的“理性化”概念则在其中无处容纳，而在梁启超等人身上这些面向正有集中体现。
　　此后，张灏又相继推出了《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与《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两部中文本著作，以梁启超研究发端的近代中国思想史论述大致完成。如果说“中国思想的过渡”是梁启超以“历史中人”的身份对其所处的历史进程作出的敏锐感知，那么张灏即是以同样具有历史意识的方式对此进行了认真重审。其间有学术推进与思想创获，也有作为海外学人的家国情怀与遥深寄托。
　　《新民丛报》于1902年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至1907年停办共出版九十六期，是梁启超宣扬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初创时，梁启超所撰长篇政论《新民说》分期刊载。《新民说》的发表使人们意识到“新民”对于“新国家”的迫切与必要。
　　政治活动家梁启超以“善变”闻名。清末民初的国耻世变中，他的政治生活云变波折，政治活动大多数并不成功。梁启超严于自我省察，其“善变”是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辞世后，墓碑上未写任何生平事迹，“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