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的三个重要时期
　　
　　建国后，媒体的批评报道有三个重要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上世纪50年代，是舆论监督的兴盛时代。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从中央机关报到地方党报都高度重视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对目无法纪政纪、以权势压人以及官僚主义作风等现象的批评，经常见诸报端。党报除了批评报道，还有学术争鸣。但反右后，属于学术讨论范围的争鸣很难听到了，批评报道更是少了。后来又有“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有些媒体领导因对浮夸风问题发了内参，便在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处分。只能说形势好，谁说“不”字就有可能垮台。
　　上世纪60年代，批评报道不像50年代那样尖锐和持续了。1962年11月，迫于当时的形势，南方日报编委会发出了《关于报纸不作点名批评的通知》，提出批评报道对事不对人。对事不对人，怎么把握？难！有些报纸试图避开敏感话题，对官僚主义及社会上的某些丑恶现象等进行批评，比如《羊城晚报》开设了“五层楼下”专栏。这些难得的批评报道，仅打“苍蝇”、“蚊子”，不打“老虎”，但到了“文革”也被扫得一干二净，最终《羊城晚报》还被斥为“造谣放毒”的报纸，在“文革”中停办了。
　　第二个时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真理标准讨论”至全党开展反腐败斗争阶段。 一些媒体冲破思想禁区，开创了舆论监督的新局面。
　　第三个时期，网络等新的传播手段兴起，是新媒体、传统媒体与民间舆论形成合力的立体式的新型舆论监督时期。这种监督不仅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实现互动，而且与民众的监督结合起来，打破沉闷的局面，把舆论监督推向了新的阶段。一般来说，先由受众比如网民将一些问题发到网上，然后引发众多网民的关注、议论，形成网上热点，传统媒体再介入，与网媒互动，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力量。如山东济宁副市长下跪事件，最先出现在网站，《南方周末》公开报道，其他传统媒体跟进，迅速引起一场“地震”，最终纪委介入，将腐败分子的问题查清。2007年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厦门PX事件、虎照事件等，都是这一新型舆论监督的典型案例。
　　
　　《南方日报》曾因“批评报道不得力”挨批
　　
　　因批评报道不得力，一而再地受到《人民日报》的点名批评。从现在的角度看，有点不可思议——“正面宣传”、先进典型宣传做得不好，受批评是很自然的，谁听说过因批评报道不得力受批评的呢？
　　因批评报道做得好，纪委一而再地给报社写信表扬和感谢，而且不是某篇批评报道，而是对一个报社整体的批评报道予以肯定、支持。从现在眼光来看，同样有点不可思议，目前很难看到这样的实例。
　　然而，这两件事都曾发生过，且同时发生在广东的《南方日报》。
　　前一件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1953年1月8日《人民日报》地方报纸组给南方日报社来函，批评《南方日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经常、有力，此后又几次批评《南方日报》“表现软弱”。其实，1950年至1953年，《南方日报》批评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的报道、读者来信和评论达100多篇，形成了“《南方日报》是主持公道的”口碑。但《人民日报》仍认为不够得力，导火线是广州市税务局第二分局局长扣压人事件。《人民日报》认为，此事严重侵犯人权，受害人申诉了8个月，《南方日报》并非毫不知情，而是不敢揭发。后来广州市机关给这位局长作了处分，《人民日报》认为处分太轻，批评《南方日报》报道处分决定时未表示任何意见。
　　面对《人民日报》的批评，本来就非常赞同舆论监督的《南方日报》领导没有抵制、反驳，而是认真整改并主动向上级党委报告。《人民日报》的批评其实是为舆论监督壮了胆。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针对《人民日报》来函和《南方日报》的答复批示：“来信与复信应即发各级机关首长一阅。”这实际上是告诉各级领导，必须支持搞好批评报道。有了《人民日报》和上级党委的支持，《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进入了新阶段。
　　后一件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1988年10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给《南方日报》，表扬它在惩腐倡廉报道中作出的贡献。1990年12月23日省纪委再次来函，对《南方日报》的舆论监督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作为上级纪委对报纸又是感谢又是敬意，实在难能可贵。
　　敢于批评和揭露社会丑恶现象，有报人自身的努力，也与党委的支持分不开。建国初期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就指出：“南方日报应该在思想批判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他指的思想批判其实就是批评报道。1953年1月，陶铸指出：“目前，报纸最需要做好的有两点：第一，是联系实际，多登载群众创造的典型，更有力来推进工作；第二，是加强批评，要敢于与一些违法乱纪和各种落后倾向作斗争，力求从各方面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强势主流媒体为何监督弱化
　　
　　值得思考的是，第三个时期强势主流媒体舆论监督存在弱化的现象。网上发表各种声音的环境较宽松，传递信息更直接、迅速，不易被拦阻，还可与受众互动，而传统媒体传播速度远远落后于网络等新媒体，又不具备互动性。而且，这些媒体是由党委、政府部门直接掌控的，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当你完成采访，准备刊发、播出时，“禁令”或“招呼”就来了。有些“禁令”也是需要的，哪一个国家没有新闻管制？问题是有些地方用得太滥了，而且只有传统媒体才管得住。久而久之，传统媒体舆论监督便逐渐呈现弱势。
　　如果传统媒体能依托其公信力、影响力，重视网上舆论，与“网声”互动，对推动舆论监督是有重要作用的。但有时，一些问题已形成网上舆论，传统媒体本应及时跟进，却还去限制它，而且限制的是更准确、权威的报道，这就难以理解了。另一种情况是，传统媒体最早掌握了线索，却因受到限制而被新媒体抢发了。当然，也不能没有管理，“限制”和“放开”需要把握好度，问题是有些地方只有“限制”的本事，而且只能限制传统媒体。
　　传统强势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缺位，或沦落为新媒体的配角、追随者，丧失的是它的最可贵的权威性和战斗品格。网上有真实也有谎言。传统媒体为何不能积极介入舆论监督，将“真实”的发布权更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以避免谎言的流行？
　　其实，业界都明白，不是新闻从业人员不想搞舆论监督，也不是国家高层不同意搞。有哪个文件说过不让媒体批评呢？相反许多文件都强调加强舆论监督。现实中，也有像仇和、王金山这样一些欢迎媒体批评的官员。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说“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希望记者进行客观公正的舆论监督,要敢于曝光阴暗面,勇于鞭挞假恶丑。 问题在于支持舆论监督的人太少了，一些人思想观念扭曲，使媒体的舆论监督不能及时到位。
　　现在，一些地方官员习惯将舆论监督称为“负面报道”，认为搞批评报道既有损形象又影响社会稳定。这种观念作祟，当然无法积极推动舆论监督，甚至想办法去“化解”或压制。有些地方明确对新闻单位提出，批评报道不准放到第一版，有的甚至提出本地报纸要宣传光明面，不搞批评报道；对上级党委办的报纸或其他外来报纸，则以加强管理为名，要求相关部门封锁“负面消息”、“加强公关”等等，千方百计抵制批评报道。
　　舆论监督真的是影响稳定的“负面报道”吗？舆论监督对端正党风、匡正时弊、严肃法纪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中重视和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将这一非常积极和正面的报道，扣上“负面报道”的帽子，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第一个时期和第二时期强势媒体的舆论监督，对推动民主政治、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何来不稳定？1999年5月，珠海市委办制订了《珠海市新闻舆论监督办法》，其中有这样一条规定：“批评性报道刊播前，各新闻传媒要确保事实确凿，但任何被批评对象不得要求审稿。”尽管当时珠海的舆论监督是由市里组织一个“小组”与新闻单位进行协调，并非完全放开让新闻单位自行掌握，但起码当时的领导层看到了舆论监督的力量，认识到这是有利于推动工作的“正面报道”，而不是“负面报道”，也实实在在地对影响改革开放的官僚主义作风等问题进行了曝光，推动了当地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
　　主流媒体批评报道弱化的状况应当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