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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有所养”是“老有所乐”的基础，农村养老保障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更是关系着千千万万农村老年人的切身利益，也是涉老政策的核心与基石。为此，利用CHARLS数据库2013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建立order 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因素，得出新农保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农村老年人口幸福感的结论，并从新农保保障力度、基金运营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农保；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09.055
1引言
我国于2000年左右进入老龄型社会，近年来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22亿，占我国总人口的15.5%。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问题也日益突出，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导致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也呈现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因此农村养老正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大短板。
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对社会养老的需求强化。1984年我国建立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与下文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区分，以下简称“老农保”），但是由于当时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缴费且回报率低，对农民激励作用不明显，以及農民思想观念难以转变等原因导致农民参保率较低，老农保推广工作举步维艰。我国于2009年开始试点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旨在建立个人、集体、政府三方共担的养老机制，解决我国农村日益严重的养老问题。与老农保相比，新农保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因为政府财政投入的支持使得农民参保意愿加强，2012年我国基本实现新农保全覆盖。
社会养老体系的建立是为了实现“老有所养”，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自身的幸福才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反观当前，近年来农村老人抑郁，甚至自杀的情况屡见不鲜，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我们发现，国内外学者逐渐关注心理健康方面的主观福利状况，并评估相关福利政策的影响效果。Galianietal（2014）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墨西哥的养老金制度能够使老人的抑郁值下降12%，从而有效地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国内关于新农保对农民主观福利的影响的研究，大多数学者得出了新农保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主观福利这一结论。何泱泱、周钦（2016）通过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新农保有效地改善了农村居民的抑郁程度的结论。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新农保政策的实施对农民主观福利没有显著影响。解垩（2015）通过两期CHARLS的面板数据，对农村居民的劳动供给、消费及福利进行了研究。其中得出了新农保对农民抑郁指数没有任何显著的变化，其原因可能在于农村老人的养老观念仍以家庭养老为主，新农保的养老金支付待遇水平较低，外部补助力度不大，难以在短期内增进农村老人的福利。
2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本文以45岁以上的农村人口为对象，选取只参加新农保（未参加其他任何类型保险）和未参加任何保险的人口样本，重点考察新农保情境下对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影响。在剔除了相关不符合条件的样本之后，共得到有效样本393个。本文主要变量设定如下：
为了测量参加新农保是否能够提高农民幸福感，建立如下order probit计量模型：
其中所涉及变量的主要解释如表1所示。
根据结果显示，在全样本以及45-59岁的子样本中，是否参加新农保这一变量的估计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从总体上来说，是否参加新农保对农民主观福利并没有影响。特别的，对于45-59岁之间的农村居民来说，参加新农保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大。但是在60岁以上的子样本中，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参加新农保提高了农村老年人口幸福感这一结论。由此可以看出是否参加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参加新农保的人群比未参加的人群幸福感更高。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处于45-59岁年龄阶段的人口尚处于缴费阶段，且虽然有可预期的养老金收入，但是距离实际领取养老金尚有一段时间，所以对当期幸福感影响较小。而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开始领取养老金，新农保养老金作为保障农村老人生活的经济来源之一，具有降低预期风险的作用，所以对当前幸福感影响显著。
在全样本以及60岁及以上的子样本中，年龄这一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从总体上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村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口的幸福感呈下降趋势。原因可能是随着年龄增长，死亡风险更高，老年人的心理压力更大。
在全样本及60岁及以上的子样本中，收入这一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在45-59岁的子样本虽然为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系数符号也为负，说明收入水平越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越高，这与预期结果一致。因为收入水平越高，农村居民用于日常消费以及应对健康风险的能力越强，幸福感也就越高。
在各样本中，健康状况这一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健康状况越好，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越高。因为健康状况较好，医疗卫生支出减少，农村居民用于其他消费或储蓄的也就越多，以及良好的健康状况使得老年人免受疾病困扰，身心的压力都较小，因此对生活的满意度也就越高。
对于就业状况来说，只有在60岁及以上的子样本中估计系数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说明参加工作的农村老年人口幸福感高于未参加工作的老年人口，对可能的解释是有对于老年人口来说，继续参加工作可以增加其可支配收入。 在各样本中，性别、受教育程度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对于各个年龄段的农村居民来说，以上两个变量对幸福感均没有影响。
4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order probit模型，选取只参加新农保和未参加任何保险的45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口样本，通过对模型结果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新农保政策的实施提高了参保人群中老年人口幸福感这一结论。根据本文的结论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首先，应不断提高新农保政策保障力度，提高养老金支付水平，努力缩小于其他群体的养老金待遇差距。虽然结果表明新农保政策的实施提高了参保农民幸福感，但是必须认识到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等相比，当前新农保政策的养老金支付水平很低。虽然农民可以自主地选择缴费档次，但是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还是处于较低的待遇水平，难以很好的保障农村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并且层级分明的养老金待遇差距，既不利于新农保的推广，也不利于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提升。
其次，应加强新农保政策的宣传力度。虽然相关政府部门已宣布当前我国已基本实现了新农保的全覆盖，但是在许多偏远地区，大多数农村老年人对该政策并不是十分熟悉，并未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全覆盖。原因主要在于农村老年人接受信息的渠道较为单一他们对于这些政策缺乏充分的了解，很容易产生误读、误解。针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应该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多种信息传播工具进行制度宣传。
最后，必须加快改变新农保基金管理和运营模式，在确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努力开展商业化运营。较高的个人账户基金收益率，从而为农民提供参保缴费激励。传统的投资渠道通常为存放商业银行赚取微薄利息或者购买国债，收益较低，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背景下，養老基金实质上是处于不断贬值的状态。因此必须拓宽投资渠道，采用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尤其是要抓住养老金即将入市这一机会，实现新农保基金的保值增值。
参考文献
[1]陈东，张郁杨.不同养老模式对我国农村老年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CHARLS基线数据的实证检验[J].农业技术经济，2015，（04）：7889.
[2]方黎明.健康状况、公共服务与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J].江汉学术，2014，（01）：511.
[3]方黎明.社会支持与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01）：5463.
[4]高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效果分析[D].济南：山东大学，2015.
[5]何泱泱，周钦.“新农保”对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J].保险研究，2016，（03）：106117.
[6]解垩.“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及福利的影响[J].财经研究，2015，（08）：3949.
关键词：新农保；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09.055
1引言
我国于2000年左右进入老龄型社会，近年来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22亿，占我国总人口的15.5%。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问题也日益突出，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导致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也呈现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因此农村养老正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大短板。
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对社会养老的需求强化。1984年我国建立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与下文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区分，以下简称“老农保”），但是由于当时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缴费且回报率低，对农民激励作用不明显，以及農民思想观念难以转变等原因导致农民参保率较低，老农保推广工作举步维艰。我国于2009年开始试点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旨在建立个人、集体、政府三方共担的养老机制，解决我国农村日益严重的养老问题。与老农保相比，新农保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因为政府财政投入的支持使得农民参保意愿加强，2012年我国基本实现新农保全覆盖。
社会养老体系的建立是为了实现“老有所养”，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自身的幸福才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反观当前，近年来农村老人抑郁，甚至自杀的情况屡见不鲜，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我们发现，国内外学者逐渐关注心理健康方面的主观福利状况，并评估相关福利政策的影响效果。Galianietal（2014）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墨西哥的养老金制度能够使老人的抑郁值下降12%，从而有效地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国内关于新农保对农民主观福利的影响的研究，大多数学者得出了新农保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主观福利这一结论。何泱泱、周钦（2016）通过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新农保有效地改善了农村居民的抑郁程度的结论。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新农保政策的实施对农民主观福利没有显著影响。解垩（2015）通过两期CHARLS的面板数据，对农村居民的劳动供给、消费及福利进行了研究。其中得出了新农保对农民抑郁指数没有任何显著的变化，其原因可能在于农村老人的养老观念仍以家庭养老为主，新农保的养老金支付待遇水平较低，外部补助力度不大，难以在短期内增进农村老人的福利。
2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本文以45岁以上的农村人口为对象，选取只参加新农保（未参加其他任何类型保险）和未参加任何保险的人口样本，重点考察新农保情境下对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影响。在剔除了相关不符合条件的样本之后，共得到有效样本393个。本文主要变量设定如下：
为了测量参加新农保是否能够提高农民幸福感，建立如下order probit计量模型：
其中所涉及变量的主要解释如表1所示。
根据结果显示，在全样本以及45-59岁的子样本中，是否参加新农保这一变量的估计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从总体上来说，是否参加新农保对农民主观福利并没有影响。特别的，对于45-59岁之间的农村居民来说，参加新农保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大。但是在60岁以上的子样本中，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参加新农保提高了农村老年人口幸福感这一结论。由此可以看出是否参加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参加新农保的人群比未参加的人群幸福感更高。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处于45-59岁年龄阶段的人口尚处于缴费阶段，且虽然有可预期的养老金收入，但是距离实际领取养老金尚有一段时间，所以对当期幸福感影响较小。而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开始领取养老金，新农保养老金作为保障农村老人生活的经济来源之一，具有降低预期风险的作用，所以对当前幸福感影响显著。
在全样本以及60岁及以上的子样本中，年龄这一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从总体上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村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口的幸福感呈下降趋势。原因可能是随着年龄增长，死亡风险更高，老年人的心理压力更大。
在全样本及60岁及以上的子样本中，收入这一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在45-59岁的子样本虽然为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系数符号也为负，说明收入水平越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越高，这与预期结果一致。因为收入水平越高，农村居民用于日常消费以及应对健康风险的能力越强，幸福感也就越高。
在各样本中，健康状况这一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健康状况越好，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越高。因为健康状况较好，医疗卫生支出减少，农村居民用于其他消费或储蓄的也就越多，以及良好的健康状况使得老年人免受疾病困扰，身心的压力都较小，因此对生活的满意度也就越高。
对于就业状况来说，只有在60岁及以上的子样本中估计系数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说明参加工作的农村老年人口幸福感高于未参加工作的老年人口，对可能的解释是有对于老年人口来说，继续参加工作可以增加其可支配收入。 在各样本中，性别、受教育程度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对于各个年龄段的农村居民来说，以上两个变量对幸福感均没有影响。
4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order probit模型，选取只参加新农保和未参加任何保险的45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口样本，通过对模型结果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新农保政策的实施提高了参保人群中老年人口幸福感这一结论。根据本文的结论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首先，应不断提高新农保政策保障力度，提高养老金支付水平，努力缩小于其他群体的养老金待遇差距。虽然结果表明新农保政策的实施提高了参保农民幸福感，但是必须认识到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等相比，当前新农保政策的养老金支付水平很低。虽然农民可以自主地选择缴费档次，但是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还是处于较低的待遇水平，难以很好的保障农村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并且层级分明的养老金待遇差距，既不利于新农保的推广，也不利于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提升。
其次，应加强新农保政策的宣传力度。虽然相关政府部门已宣布当前我国已基本实现了新农保的全覆盖，但是在许多偏远地区，大多数农村老年人对该政策并不是十分熟悉，并未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全覆盖。原因主要在于农村老年人接受信息的渠道较为单一他们对于这些政策缺乏充分的了解，很容易产生误读、误解。针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应该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多种信息传播工具进行制度宣传。
最后，必须加快改变新农保基金管理和运营模式，在确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努力开展商业化运营。较高的个人账户基金收益率，从而为农民提供参保缴费激励。传统的投资渠道通常为存放商业银行赚取微薄利息或者购买国债，收益较低，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背景下，養老基金实质上是处于不断贬值的状态。因此必须拓宽投资渠道，采用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尤其是要抓住养老金即将入市这一机会，实现新农保基金的保值增值。
参考文献
[1]陈东，张郁杨.不同养老模式对我国农村老年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CHARLS基线数据的实证检验[J].农业技术经济，2015，（04）：7889.
[2]方黎明.健康状况、公共服务与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J].江汉学术，2014，（01）：511.
[3]方黎明.社会支持与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01）：5463.
[4]高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效果分析[D].济南：山东大学，2015.
[5]何泱泱，周钦.“新农保”对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J].保险研究，2016，（03）：106117.
[6]解垩.“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及福利的影响[J].财经研究，2015，（08）：3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