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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上个星期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是个一向因知道内幕交易消息而显得有点神秘的朋友—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市场上,宣称自己知道内幕消息的人有很多,但真的知道的并不多,我这个朋友有好几次说的消息还真有点前瞻性—他竟然咨询我,买哪只货币基金合适。这起码说明了两点,一点是一个习惯于靠内幕消息的人也往更光明的方向挪动了一下;另一点是,那些内幕消息制造者,自己对好多简单的事也摸不清,他们根本不是上 帝。
连内幕交易者都在问货币基金,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货币基金的收益率太棒了,而且它们似乎还那么安全。2013年12月的SHIBOR 7天又上涨到8%,虽然由于央行运用短期货币投放工具,这个利率得到控制,但投资于这个市场的很多货币基金平均年化收益率还是超过6%。2013年的CPI基本上不超过3%,银行定期存款的利率也只有3%的水平,而流动性如此好的货币基金的收入却能达到6%。
这种银行间资金紧张的情况有理由让普通投资者欣喜不已,不过它是怎么造成的?能维持多长时间?
首先要否定掉一种说法,那就是互联网金融让银行间资金紧张加剧。这真是无稽之谈。比如说余额宝这类产品,它的确吸引了一部分资金,但是这部分资金顶多是千亿这个量级的,相对于百万亿量级的银行间市场,这种规模的资金分流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另外,余额宝具有吸引力主要是因为其投资方向本身就是银行间市场的产品,所以互联网金融基本上就没有引起银行间市场的分流。
其实,2013年12月的短期利率再次上涨和6月的“钱荒”原因有些不同。这次有一部分原因是短期的,那就是由中国财政特点所产生的过年效应。在每年年底,各个被国家控制的机构都要回笼资金到自己的账上,由于这部分在整个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太大了,所以会造成市场资金的紧张,这个影响因素大概要持续到春节。
另外,更重要的,也是这两年银行间市场资金趋紧最重要的原因:那些银行间市场的强有力的资金需求者其实还是来自于传统的大金融机构。
它们由于受到监管当局的限制,存贷比和行政命令都限制其不能把钱贷给那些可以付出更高价格的房地产公司,所以它们运用集体智慧通过银行间市场以高价格借入短期资金,去填补长期以变种信托形式借出的资金到期缺口。
买入更高价格杠杆让这些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产生了一种对峙:如果监管当局对银行们的行为采取漠视态度,那么这种高价杠杆隐含的风险会越聚越大,以至于伤害到整个经济体;如果以强硬手段让金融机构去杠杆化,可能造成的结果是以银行高价杠杆支持的部分房地产业没有后续资金,这些企业的迅速崩溃,也可能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监管者们对此必须谨慎,这也就是传说中的“银九条”迟迟不见出台的原因。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金融政策当局对“需要”管理的金融机构充满了一种矛盾情绪,他们既高兴看到那些金融家富于活力,充满创造性,以打破原来死气沉沉的苦局;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愤怒于那些被赋予更多自由度的机构巧妙地躲开监管,只把眼光放在机构自身的盈利上却忽视大局。
决策者们肯定是非常想解决掉银行间市场动不动就紧张的问题的,但光靠央行的货币手段似乎不能完美处理这个问题,或者可能越弄越离谱。问题的关键,就如同我们以前说过的,还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分配利益。这个问题有望在2014年到2015年由中央政府以恩威并施的手段来解决—如果可以的话,这似乎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中国的宏观经济可以用一个潜藏庸俗暗示的顺口溜来概括:地方政府权力是大小问题,银行市场是长短(长短期错配)问题,民间投资、传统行业复苏是进出口问题。这三个问题始终缠绕在一起,互为因果。
连内幕交易者都在问货币基金,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货币基金的收益率太棒了,而且它们似乎还那么安全。2013年12月的SHIBOR 7天又上涨到8%,虽然由于央行运用短期货币投放工具,这个利率得到控制,但投资于这个市场的很多货币基金平均年化收益率还是超过6%。2013年的CPI基本上不超过3%,银行定期存款的利率也只有3%的水平,而流动性如此好的货币基金的收入却能达到6%。
这种银行间资金紧张的情况有理由让普通投资者欣喜不已,不过它是怎么造成的?能维持多长时间?
首先要否定掉一种说法,那就是互联网金融让银行间资金紧张加剧。这真是无稽之谈。比如说余额宝这类产品,它的确吸引了一部分资金,但是这部分资金顶多是千亿这个量级的,相对于百万亿量级的银行间市场,这种规模的资金分流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另外,余额宝具有吸引力主要是因为其投资方向本身就是银行间市场的产品,所以互联网金融基本上就没有引起银行间市场的分流。
其实,2013年12月的短期利率再次上涨和6月的“钱荒”原因有些不同。这次有一部分原因是短期的,那就是由中国财政特点所产生的过年效应。在每年年底,各个被国家控制的机构都要回笼资金到自己的账上,由于这部分在整个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太大了,所以会造成市场资金的紧张,这个影响因素大概要持续到春节。
另外,更重要的,也是这两年银行间市场资金趋紧最重要的原因:那些银行间市场的强有力的资金需求者其实还是来自于传统的大金融机构。
它们由于受到监管当局的限制,存贷比和行政命令都限制其不能把钱贷给那些可以付出更高价格的房地产公司,所以它们运用集体智慧通过银行间市场以高价格借入短期资金,去填补长期以变种信托形式借出的资金到期缺口。
买入更高价格杠杆让这些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产生了一种对峙:如果监管当局对银行们的行为采取漠视态度,那么这种高价杠杆隐含的风险会越聚越大,以至于伤害到整个经济体;如果以强硬手段让金融机构去杠杆化,可能造成的结果是以银行高价杠杆支持的部分房地产业没有后续资金,这些企业的迅速崩溃,也可能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监管者们对此必须谨慎,这也就是传说中的“银九条”迟迟不见出台的原因。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金融政策当局对“需要”管理的金融机构充满了一种矛盾情绪,他们既高兴看到那些金融家富于活力,充满创造性,以打破原来死气沉沉的苦局;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愤怒于那些被赋予更多自由度的机构巧妙地躲开监管,只把眼光放在机构自身的盈利上却忽视大局。
决策者们肯定是非常想解决掉银行间市场动不动就紧张的问题的,但光靠央行的货币手段似乎不能完美处理这个问题,或者可能越弄越离谱。问题的关键,就如同我们以前说过的,还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分配利益。这个问题有望在2014年到2015年由中央政府以恩威并施的手段来解决—如果可以的话,这似乎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中国的宏观经济可以用一个潜藏庸俗暗示的顺口溜来概括:地方政府权力是大小问题,银行市场是长短(长短期错配)问题,民间投资、传统行业复苏是进出口问题。这三个问题始终缠绕在一起,互为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