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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各方面都取得了飞快的发展,文学艺术方面,也是如此。然而,我们绝不能忘记从建国到“文革”开始的十七年间,由于许多位领导同志和大批文艺工作者的勤奋努力,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其中有一位领导,担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的时间最长,所经历的事情也最复杂,所作出的贡献也最显著,他就是过江南下的老干部、本来文化水平不高的李太成。
一、从“肃反”到抓戏曲、戏剧工作
出任上海市文化局的领导,对于李太成来说,他事先并无思想准备。因为他在故乡山东参加了抗日的游击战争之后,一直和文艺并不搭界。进入上海,在团市委搞教育工作。1955年,“肃反”全面展开,亟需一批久经考验的干部到各系统具体掌握,李太成被派到文化局,任“肃反”工作组组长。
可能他的性格既真诚坦率而又耐心细致,并且对政策的理解和掌握也相当到位,所以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肃反”是政治运动,与文化艺术的业务并无直接关系,但李太成确在不知不觉中和干部及文艺界人士成了知心朋友。“肃反”任务基本上结束时,他已经对文化局的业务相当熟悉了,于是上级决定把他留下来,先是任副局长,接着任局长,不久又兼党委书记。应该说,这种情况相当罕见。
当时上海市的文化艺术工作面很广,直属单位也多,现在直属市人民政府的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等也都属文化局,而且那时国营剧院团组织庞大,民营剧团有一大批数目,经常有新创作的或新整理的剧目上演。从担任副局长的那一天起,李太成就是抓的戏曲、戏剧工作,苦劳、功劳,都有他的一份。那一时期出现的经典或较好的剧目,如京剧《义责王魁》,昆剧《墙头马上》,越剧《红楼梦》、《追鱼》,沪剧《星星之火》、《鸡毛飞上天》,淮剧《海港》、《女审》,甬剧《半把剪刀》,滑稽戏《三毛学生意》,话剧《枯木逢春》、《布谷鸟又叫了》等等,李太成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或多或少的贡献。
有些剧目,在编剧提出创作或整理改编的意向时,他就参加讨论,当然提纲和初稿出来之后,他继续参加讨论。在讨论中,总是先让执笔者与院团领导充分发表意见,然后再提出他的看法,很谦虚很冷静,从不武断地下结论。对于初稿、二稿,他也会谈些十分具体的改动设想,甚至对某些对话或唱词的改动设想,更是商量的口吻,不是领导的决定。
尽管有时他的设想被基本采用了,或全部采用了,他认为这是他的本分工作,从来没有列名编剧人员之一,当然更不可能是编剧者的第一位。凡是剧院团出国作重要的访问演出,他也从不趁此机会轧闹忙,总是让别的领导前往。当时,国内的物质生活比现在艰苦,而出访的机会也较少,像他这样处处谦让实属难得。
二、陪同周恩来观看演出的趣事
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沪剧团、上海昆剧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等单位集中了许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又经常演出经典名剧,所以中央的领导同志到上海来看戏的时候也相当多,往往由局长李太成陪同观看。所见所闻当然外界不知道,媒体也未必能及时报道,而李太成最清楚。他如果觉得某些情况让大家知道很有好处的话,事后也会在口头或写成文字发表。“文革”后,有一篇《亲切的教诲永铭的感受》,内容就很生动有趣。
对于周信芳这样卓越的艺术家,周总理的关心非同一般,和李太成见面时不止一次谈到周信芳的待遇、工资等问题。当他得知周信芳按照文艺评级的标准领取工资,不再享受某些特殊的照顾时,担心周信芳的日常生活会不会发生困难,放心不下。后来问清楚周信芳用的小汽车由公家负责一切有关开支、房租也给予补贴等等情况之后,认为这样处理很妥当。
又有一次,周总理很想较多地了解一下《上海戏剧》的质量,让李太成带了最近出版的几期《上海戏剧》到他的住处,周总理一面翻阅,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李太成则根据所提问题作些解释或补充。但心里仍有负担,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什么批评。因为的确也很可能有人作了与事实有出入的汇报。周总理把这几期《上海戏剧》翻阅完毕,还是对上海的戏剧工作基本予以肯定,李太成的心情也随之便轻松了。经过多次接触,李太成深深感觉到周总理有所指示,总是以鼓励为主,从来没有听了不太全面的汇报而轻易作出。
李太成还在周总理指挥之下,唱了《洪湖水浪打浪》。事情是这样的,周总理本来在学生时代就擅长话剧、歌咏。建国以后,仍旧很关心文艺。《洪湖赤卫队》中的《洪湖水浪打浪》节奏明快,歌声嘹亮,洋溢着老区革命群众的豪情,他特别喜爱。那一次,他在上海接待外宾,宾主谈得很融洽,周总理也颇为愉快,临时决定为外宾献上这一支歌。而在场的艺术家,只有演话剧、电影的白杨,唱歌她能胜任,但一个人组织不起合唱队,于是市长曹荻秋、市文化局长李太成等几位干部也参加了。周总理亲自指挥,细心的周总理却发现了曹荻秋、李太成唱得稍微差一些。就笑着说:“市长、局长不会唱歌不行啊。”合唱队虽然没有经过磨合,经过这一番鼓励,唱得也还可以,外宾很激动,也很满意。
三、与江青打交道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石西民、宣传部长杨永直、副部长孟波等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都非常认真地贯彻、执行中宣部下达的方针政策,对李太成来说,在这几位老同志领导下展开工作,本来是十分有利的条件。但是,情况在不断地变化,而且变化得非常剧烈,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从1962年开始,江青较多地到上海来“养病”,说是为了锻炼视力,有时也看戏。总是由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和李太成联系,李太成根据要求,在剧场保留最好的座位,当然也会在安全方面,叮嘱剧场多加注意。但听到的意见不多,有时黄赤波转告一些,大家知道对“客人”的意见应该特别尊重。所谓“客人”,大家心照不宣,只适用于江青一人也。
《海瑞上疏》1959年首演,此时已历经3年,演出多场,江青从来未加指责,也未对《海瑞上疏》作过任何指示。1963年秋天以后,江青的口吻不再是“锻炼视力”,而是要抓“京剧革命”了。中央文化部下达通知,要搞一次全国的京剧现代戏会演,上海京剧院曾编演过《赵一曼》,基础较好,石西民也赞成。但江青不同意,她反对童芷苓演赵一曼,也反对这个戏参加会演,提出京剧院1958年演出的《智取威虎山》,还有淮剧《海港的早晨》,可以改编为京剧。对于剧本的修改,舞台的调度,唱腔的选择和舞美的设计,大家必然会提出许多不同的意见,却没有进行讨论的余地,江青一开口,任何人除了歌颂她的正确、英明之外,不能说别的。
可是江青的决定往往过分主观,例如孙达德取情报的细节“必须穿翻领虎皮大衣,系银灰色腰带”。而且规定唱腔“不许用摇板、散板,不许用高拔子、四平调”等等,这还在其次,更麻烦的是她说的话,经常改变,早上说的一套,晚上又是一套,昨天说的一套,今天又说另一套。跟着改不仅来不及,明明按照她的意图改了,她仍说你和她闹别扭。大家找李太成诉苦,李太成向石西民汇报,石西民也头痛,但只能作大家的“思想工作”。据李太成回忆,谁带队上北京参加京剧现代戏会演?江青的决定也一直在变,先是认为石西民不合适,改由张春桥负责,不久再把石西民调回来。上海代表团赴京之前,又换成了张春桥。从那时候开始,张春桥也唱起了“京剧革命”的高调,并且把艺术上、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都无限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了。
主要演员的安排,江青更是依仗权势随口指派,首先把李太成他们所提的彻底否定,以表示她的“高明”,接着再提大家没有考虑过的人选,以表示她比任何人都在行。京剧《海港》的女主角就是一例,李太成他们先提童芷苓,她否定了,再提杨春霞,也否定了,蔡瑶铣试演了一下,又被否定。她认为非宁夏京剧团的李丽芳不可,当然这就是最权威的决定,只能绝对服从。于是上海市委只好同宁夏协商,把李丽芳调来。最荒谬的是《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这一角色的更调经过,李太成他们早就建议让童祥苓把李仲林调下来,江青因为此人是童芷苓的弟弟而坚决反对。到后来她觉得童祥苓的确更适合这一角色,竟归功于她自己的发现,反而颠倒是非,责备李太成:“你这个局长,把人都压住了。”李太成只好“吃进”。
到了1965年上半年,江青、张春桥对《智取威虎山》、《海港》这两个重点京剧现代戏以及《龙江颂》、《南海长城》京剧现代戏过问似乎稍微少了些,大家摸不着头脑,事后才明白,江青、张春桥正在着手重大的活动,忙着布置姚文元写那篇所谓“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了。
四、在“文革”中经受考验
张春桥在“文革”期间得意忘形地说过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是“引蛇出洞”的话,但在1965年以及1966年年初,参加讨论的学者、专家、教授都不知道,而且中央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也是作为学术问题而组织讨论的。
姚文元的文章和吴晗的《自我批评》相继发表之后,李太成和我身不由己的同时陷入了苦难的旋涡中。因为我当时在文化局艺术一处工作,而早在1956年《十五贯》获得盛誉之后,李太成便布置我研究历代清官史料,向他提供清官戏素材。我初步从历代清官中筛选出海瑞,对海瑞一生勾划出了一个轮廓,并着重注明向嘉靖皇帝上疏与迫徐阶退田二事影响最大。李太成颇为满意,他一直在作多方面的思考。迫徐阶退田一事的故事提纲,则编入文化局编印的《创作快报》,分发到直属院团与各区县文化局去了。1959年周扬来上海,传达中央提倡海瑞精神的重大意义,并要求上海进行以海瑞为题材的历史剧创作。就在周扬召集会议传达这一创作任务的一天,我应《解放日报》之约,在副刊《朝花》发表了《南包公海瑞》,于是周信芳在李太成亲自掌握之下和编剧许思言开始了以《南包公海瑞》为故事提纲的《海瑞上疏》的编写。李太成和我参加了当时的大讨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想通过讨论,学习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学习海瑞的历史评价问题,根本没有想到这是江青、张春桥所布置的陷阱。
作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杨永直,他显然根据中央宣传部的布置行事,在他主持的大规模的讨论会上,他特别强调两点:一、讨论《海瑞罢官》,当然是作为学术问题、艺术问题对待,允许提出各种不同看法。二、那篇文章批评了《海瑞罢官》,并没有提出《海瑞上疏》,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这两个戏进行任何联系。听了杨永直所说的话,李太成和我内心的紧张程度略有宽松,然而情况向另一个方向迅速发展,以后的种种讨论会上,杨永直本人也被“批判”了。
1966年2月12日,张春桥指使徐景贤写作班子具名丁学雷,在《解放日报》发表《〈海瑞上疏〉为谁服务?》,一口咬定《海瑞罢官》和《海瑞上疏》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说吴晗和我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接着张春桥又指使爪牙用方泽生笔名在《解放日报》发表《〈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进一步确认这个戏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了。
从那时候开始,讨论会逐步演变成为批判会,批判的主要对象是李太成、周信芳和我三个人。1966年5月16日,“文革”正式全面铺开,批判会随之升级为批斗会。批斗会最初在文化局本单位或文化系统其他单位进行,范围日渐扩大,凡是与《海瑞罢官》、《海瑞上疏》有关的批斗会,李太成和我都被指定去挨批挨斗,地点我记得有上海博物馆、上海杂技场、中苏友谊大厦(今上海展览馆)以及纺织厂、广场等处。经常是一二十分钟不到,造反派便开始打人,因为李太成秉公办事得罪的人不少,如今正好趁这个机会出气,所以他挨的打比我多,有的没有参加造反派,因为李太成没有提升他,也混水摸鱼地挤进来拳打脚踢。李太成的眼镜经受不住左右开弓的耳光,总是被打飞了。
到后来,在《海瑞上疏》上面已经玩不出什么新鲜花样,李太成又被诬陷了许许多多罪名,诸如反对、破坏“京剧革命”,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打急先锋,疯狂抵制无产阶级旗手江青同志等等。
李太成和我也都被“隔离”过,关在石门一路333号一栋房子的三楼和四楼,就“隔离”了半年之久。除了批斗会之外,我们不能见面。那种“隔离”比“坐牢”苦得多,整个冬天睡在水泥地板上,下面垫的稻草只有半斤不到。而且窗户钉死,空气阳光都极差。更残酷的是关了四个多月之后,才准许每星期有一两次半小时的“放风”,到下面院子里走走。我看到李太成面色十分苍白。两条腿则很不听使唤,造反派还对他大声训斥。而我也是觉得头重脚轻,我们彼此自然不能打招呼或说话。
这一时期,李太成和我还被押送一个地方专门举行了一次批斗会,批判的内容是李太成如何重用我、包庇我,要他“老实交代”。使我敬佩的是在这种场合之下,他依旧坦然处之,不说一句假话。有人质问他,为什么不把我调到剧团去?他说我知识面比较广,可以随时备咨询。有人质问他,姓蒋的到《辞海》工作,工资照拿,为什么《辞海》稿费仍发给他?他说这稿费可发可不发,家庭经济不宽裕,申请补助都可以,领稿费有何不可呢?这些话都使造反派暴跳如雷,恨不得把李太成和我立刻打倒才好。最后的局面我已记不太清。
“文革”中期,李太成和我都在奉贤肖塘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孟波、李太成是“走资派”,我是“牛鬼蛇神”。我们三个人负责养猪,床架在猪棚里。那年冬天,奉贤海边零下八度,我们有时冻得整夜无法入睡。养猪的劳动要细分的话,也有轻重可分,可他们从来都是和我一起干,李太成是局长、孟波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都能保持这种良好的品德、心态,真不容易。
“四人帮”垮台,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之下,李太成重新回到了上海市文化局领导的岗位上,他整顿了混乱或业务停顿多年的下属单位,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
对于因各种原因而在“文革”中毒打他的一些人则并未给予处分。对他来说,从来不计较个人恩怨。某些人在“文革”的表现令原单位心寒,他仍旧予以安排工作。
经过在“文革”这段时间我们的共甘同苦,我对他的了解比过去又深了一层。工作之余,有时也谈谈家常,谈谈过去的经历。他始终认为人事处理应该十分谨慎,如果产生了差错,即使补救也很难消除严重的后果。
退休年龄到了,他不再担任局长,而转移到了文化系统的史志工作阵地,仍旧全力以赴,成绩斐然。可惜的是在“文革”中身心受摧残过甚,影响了健康,较早地离开了我们。
(作者为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殷之俊
一、从“肃反”到抓戏曲、戏剧工作
出任上海市文化局的领导,对于李太成来说,他事先并无思想准备。因为他在故乡山东参加了抗日的游击战争之后,一直和文艺并不搭界。进入上海,在团市委搞教育工作。1955年,“肃反”全面展开,亟需一批久经考验的干部到各系统具体掌握,李太成被派到文化局,任“肃反”工作组组长。
可能他的性格既真诚坦率而又耐心细致,并且对政策的理解和掌握也相当到位,所以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肃反”是政治运动,与文化艺术的业务并无直接关系,但李太成确在不知不觉中和干部及文艺界人士成了知心朋友。“肃反”任务基本上结束时,他已经对文化局的业务相当熟悉了,于是上级决定把他留下来,先是任副局长,接着任局长,不久又兼党委书记。应该说,这种情况相当罕见。
当时上海市的文化艺术工作面很广,直属单位也多,现在直属市人民政府的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等也都属文化局,而且那时国营剧院团组织庞大,民营剧团有一大批数目,经常有新创作的或新整理的剧目上演。从担任副局长的那一天起,李太成就是抓的戏曲、戏剧工作,苦劳、功劳,都有他的一份。那一时期出现的经典或较好的剧目,如京剧《义责王魁》,昆剧《墙头马上》,越剧《红楼梦》、《追鱼》,沪剧《星星之火》、《鸡毛飞上天》,淮剧《海港》、《女审》,甬剧《半把剪刀》,滑稽戏《三毛学生意》,话剧《枯木逢春》、《布谷鸟又叫了》等等,李太成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或多或少的贡献。
有些剧目,在编剧提出创作或整理改编的意向时,他就参加讨论,当然提纲和初稿出来之后,他继续参加讨论。在讨论中,总是先让执笔者与院团领导充分发表意见,然后再提出他的看法,很谦虚很冷静,从不武断地下结论。对于初稿、二稿,他也会谈些十分具体的改动设想,甚至对某些对话或唱词的改动设想,更是商量的口吻,不是领导的决定。
尽管有时他的设想被基本采用了,或全部采用了,他认为这是他的本分工作,从来没有列名编剧人员之一,当然更不可能是编剧者的第一位。凡是剧院团出国作重要的访问演出,他也从不趁此机会轧闹忙,总是让别的领导前往。当时,国内的物质生活比现在艰苦,而出访的机会也较少,像他这样处处谦让实属难得。
二、陪同周恩来观看演出的趣事
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沪剧团、上海昆剧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等单位集中了许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又经常演出经典名剧,所以中央的领导同志到上海来看戏的时候也相当多,往往由局长李太成陪同观看。所见所闻当然外界不知道,媒体也未必能及时报道,而李太成最清楚。他如果觉得某些情况让大家知道很有好处的话,事后也会在口头或写成文字发表。“文革”后,有一篇《亲切的教诲永铭的感受》,内容就很生动有趣。
对于周信芳这样卓越的艺术家,周总理的关心非同一般,和李太成见面时不止一次谈到周信芳的待遇、工资等问题。当他得知周信芳按照文艺评级的标准领取工资,不再享受某些特殊的照顾时,担心周信芳的日常生活会不会发生困难,放心不下。后来问清楚周信芳用的小汽车由公家负责一切有关开支、房租也给予补贴等等情况之后,认为这样处理很妥当。
又有一次,周总理很想较多地了解一下《上海戏剧》的质量,让李太成带了最近出版的几期《上海戏剧》到他的住处,周总理一面翻阅,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李太成则根据所提问题作些解释或补充。但心里仍有负担,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什么批评。因为的确也很可能有人作了与事实有出入的汇报。周总理把这几期《上海戏剧》翻阅完毕,还是对上海的戏剧工作基本予以肯定,李太成的心情也随之便轻松了。经过多次接触,李太成深深感觉到周总理有所指示,总是以鼓励为主,从来没有听了不太全面的汇报而轻易作出。
李太成还在周总理指挥之下,唱了《洪湖水浪打浪》。事情是这样的,周总理本来在学生时代就擅长话剧、歌咏。建国以后,仍旧很关心文艺。《洪湖赤卫队》中的《洪湖水浪打浪》节奏明快,歌声嘹亮,洋溢着老区革命群众的豪情,他特别喜爱。那一次,他在上海接待外宾,宾主谈得很融洽,周总理也颇为愉快,临时决定为外宾献上这一支歌。而在场的艺术家,只有演话剧、电影的白杨,唱歌她能胜任,但一个人组织不起合唱队,于是市长曹荻秋、市文化局长李太成等几位干部也参加了。周总理亲自指挥,细心的周总理却发现了曹荻秋、李太成唱得稍微差一些。就笑着说:“市长、局长不会唱歌不行啊。”合唱队虽然没有经过磨合,经过这一番鼓励,唱得也还可以,外宾很激动,也很满意。
三、与江青打交道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石西民、宣传部长杨永直、副部长孟波等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都非常认真地贯彻、执行中宣部下达的方针政策,对李太成来说,在这几位老同志领导下展开工作,本来是十分有利的条件。但是,情况在不断地变化,而且变化得非常剧烈,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从1962年开始,江青较多地到上海来“养病”,说是为了锻炼视力,有时也看戏。总是由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和李太成联系,李太成根据要求,在剧场保留最好的座位,当然也会在安全方面,叮嘱剧场多加注意。但听到的意见不多,有时黄赤波转告一些,大家知道对“客人”的意见应该特别尊重。所谓“客人”,大家心照不宣,只适用于江青一人也。
《海瑞上疏》1959年首演,此时已历经3年,演出多场,江青从来未加指责,也未对《海瑞上疏》作过任何指示。1963年秋天以后,江青的口吻不再是“锻炼视力”,而是要抓“京剧革命”了。中央文化部下达通知,要搞一次全国的京剧现代戏会演,上海京剧院曾编演过《赵一曼》,基础较好,石西民也赞成。但江青不同意,她反对童芷苓演赵一曼,也反对这个戏参加会演,提出京剧院1958年演出的《智取威虎山》,还有淮剧《海港的早晨》,可以改编为京剧。对于剧本的修改,舞台的调度,唱腔的选择和舞美的设计,大家必然会提出许多不同的意见,却没有进行讨论的余地,江青一开口,任何人除了歌颂她的正确、英明之外,不能说别的。
可是江青的决定往往过分主观,例如孙达德取情报的细节“必须穿翻领虎皮大衣,系银灰色腰带”。而且规定唱腔“不许用摇板、散板,不许用高拔子、四平调”等等,这还在其次,更麻烦的是她说的话,经常改变,早上说的一套,晚上又是一套,昨天说的一套,今天又说另一套。跟着改不仅来不及,明明按照她的意图改了,她仍说你和她闹别扭。大家找李太成诉苦,李太成向石西民汇报,石西民也头痛,但只能作大家的“思想工作”。据李太成回忆,谁带队上北京参加京剧现代戏会演?江青的决定也一直在变,先是认为石西民不合适,改由张春桥负责,不久再把石西民调回来。上海代表团赴京之前,又换成了张春桥。从那时候开始,张春桥也唱起了“京剧革命”的高调,并且把艺术上、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都无限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了。
主要演员的安排,江青更是依仗权势随口指派,首先把李太成他们所提的彻底否定,以表示她的“高明”,接着再提大家没有考虑过的人选,以表示她比任何人都在行。京剧《海港》的女主角就是一例,李太成他们先提童芷苓,她否定了,再提杨春霞,也否定了,蔡瑶铣试演了一下,又被否定。她认为非宁夏京剧团的李丽芳不可,当然这就是最权威的决定,只能绝对服从。于是上海市委只好同宁夏协商,把李丽芳调来。最荒谬的是《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这一角色的更调经过,李太成他们早就建议让童祥苓把李仲林调下来,江青因为此人是童芷苓的弟弟而坚决反对。到后来她觉得童祥苓的确更适合这一角色,竟归功于她自己的发现,反而颠倒是非,责备李太成:“你这个局长,把人都压住了。”李太成只好“吃进”。
到了1965年上半年,江青、张春桥对《智取威虎山》、《海港》这两个重点京剧现代戏以及《龙江颂》、《南海长城》京剧现代戏过问似乎稍微少了些,大家摸不着头脑,事后才明白,江青、张春桥正在着手重大的活动,忙着布置姚文元写那篇所谓“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了。
四、在“文革”中经受考验
张春桥在“文革”期间得意忘形地说过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是“引蛇出洞”的话,但在1965年以及1966年年初,参加讨论的学者、专家、教授都不知道,而且中央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也是作为学术问题而组织讨论的。
姚文元的文章和吴晗的《自我批评》相继发表之后,李太成和我身不由己的同时陷入了苦难的旋涡中。因为我当时在文化局艺术一处工作,而早在1956年《十五贯》获得盛誉之后,李太成便布置我研究历代清官史料,向他提供清官戏素材。我初步从历代清官中筛选出海瑞,对海瑞一生勾划出了一个轮廓,并着重注明向嘉靖皇帝上疏与迫徐阶退田二事影响最大。李太成颇为满意,他一直在作多方面的思考。迫徐阶退田一事的故事提纲,则编入文化局编印的《创作快报》,分发到直属院团与各区县文化局去了。1959年周扬来上海,传达中央提倡海瑞精神的重大意义,并要求上海进行以海瑞为题材的历史剧创作。就在周扬召集会议传达这一创作任务的一天,我应《解放日报》之约,在副刊《朝花》发表了《南包公海瑞》,于是周信芳在李太成亲自掌握之下和编剧许思言开始了以《南包公海瑞》为故事提纲的《海瑞上疏》的编写。李太成和我参加了当时的大讨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想通过讨论,学习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学习海瑞的历史评价问题,根本没有想到这是江青、张春桥所布置的陷阱。
作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杨永直,他显然根据中央宣传部的布置行事,在他主持的大规模的讨论会上,他特别强调两点:一、讨论《海瑞罢官》,当然是作为学术问题、艺术问题对待,允许提出各种不同看法。二、那篇文章批评了《海瑞罢官》,并没有提出《海瑞上疏》,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这两个戏进行任何联系。听了杨永直所说的话,李太成和我内心的紧张程度略有宽松,然而情况向另一个方向迅速发展,以后的种种讨论会上,杨永直本人也被“批判”了。
1966年2月12日,张春桥指使徐景贤写作班子具名丁学雷,在《解放日报》发表《〈海瑞上疏〉为谁服务?》,一口咬定《海瑞罢官》和《海瑞上疏》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说吴晗和我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接着张春桥又指使爪牙用方泽生笔名在《解放日报》发表《〈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进一步确认这个戏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了。
从那时候开始,讨论会逐步演变成为批判会,批判的主要对象是李太成、周信芳和我三个人。1966年5月16日,“文革”正式全面铺开,批判会随之升级为批斗会。批斗会最初在文化局本单位或文化系统其他单位进行,范围日渐扩大,凡是与《海瑞罢官》、《海瑞上疏》有关的批斗会,李太成和我都被指定去挨批挨斗,地点我记得有上海博物馆、上海杂技场、中苏友谊大厦(今上海展览馆)以及纺织厂、广场等处。经常是一二十分钟不到,造反派便开始打人,因为李太成秉公办事得罪的人不少,如今正好趁这个机会出气,所以他挨的打比我多,有的没有参加造反派,因为李太成没有提升他,也混水摸鱼地挤进来拳打脚踢。李太成的眼镜经受不住左右开弓的耳光,总是被打飞了。
到后来,在《海瑞上疏》上面已经玩不出什么新鲜花样,李太成又被诬陷了许许多多罪名,诸如反对、破坏“京剧革命”,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打急先锋,疯狂抵制无产阶级旗手江青同志等等。
李太成和我也都被“隔离”过,关在石门一路333号一栋房子的三楼和四楼,就“隔离”了半年之久。除了批斗会之外,我们不能见面。那种“隔离”比“坐牢”苦得多,整个冬天睡在水泥地板上,下面垫的稻草只有半斤不到。而且窗户钉死,空气阳光都极差。更残酷的是关了四个多月之后,才准许每星期有一两次半小时的“放风”,到下面院子里走走。我看到李太成面色十分苍白。两条腿则很不听使唤,造反派还对他大声训斥。而我也是觉得头重脚轻,我们彼此自然不能打招呼或说话。
这一时期,李太成和我还被押送一个地方专门举行了一次批斗会,批判的内容是李太成如何重用我、包庇我,要他“老实交代”。使我敬佩的是在这种场合之下,他依旧坦然处之,不说一句假话。有人质问他,为什么不把我调到剧团去?他说我知识面比较广,可以随时备咨询。有人质问他,姓蒋的到《辞海》工作,工资照拿,为什么《辞海》稿费仍发给他?他说这稿费可发可不发,家庭经济不宽裕,申请补助都可以,领稿费有何不可呢?这些话都使造反派暴跳如雷,恨不得把李太成和我立刻打倒才好。最后的局面我已记不太清。
“文革”中期,李太成和我都在奉贤肖塘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孟波、李太成是“走资派”,我是“牛鬼蛇神”。我们三个人负责养猪,床架在猪棚里。那年冬天,奉贤海边零下八度,我们有时冻得整夜无法入睡。养猪的劳动要细分的话,也有轻重可分,可他们从来都是和我一起干,李太成是局长、孟波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都能保持这种良好的品德、心态,真不容易。
“四人帮”垮台,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之下,李太成重新回到了上海市文化局领导的岗位上,他整顿了混乱或业务停顿多年的下属单位,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
对于因各种原因而在“文革”中毒打他的一些人则并未给予处分。对他来说,从来不计较个人恩怨。某些人在“文革”的表现令原单位心寒,他仍旧予以安排工作。
经过在“文革”这段时间我们的共甘同苦,我对他的了解比过去又深了一层。工作之余,有时也谈谈家常,谈谈过去的经历。他始终认为人事处理应该十分谨慎,如果产生了差错,即使补救也很难消除严重的后果。
退休年龄到了,他不再担任局长,而转移到了文化系统的史志工作阵地,仍旧全力以赴,成绩斐然。可惜的是在“文革”中身心受摧残过甚,影响了健康,较早地离开了我们。
(作者为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