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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各方面都取得了飞快的发展，文学艺术方面，也是如此。然而，我们绝不能忘记从建国到“文革”开始的十七年间，由于许多位领导同志和大批文艺工作者的勤奋努力，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其中有一位领导，担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的时间最长，所经历的事情也最复杂，所作出的贡献也最显著，他就是过江南下的老干部、本来文化水平不高的李太成。
一、从“肃反”到抓戏曲、戏剧工作
出任上海市文化局的领导，对于李太成来说，他事先并无思想准备。因为他在故乡山东参加了抗日的游击战争之后，一直和文艺并不搭界。进入上海，在团市委搞教育工作。1955年，“肃反”全面展开，亟需一批久经考验的干部到各系统具体掌握，李太成被派到文化局，任“肃反”工作组组长。
可能他的性格既真诚坦率而又耐心细致，并且对政策的理解和掌握也相当到位，所以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肃反”是政治运动，与文化艺术的业务并无直接关系，但李太成确在不知不觉中和干部及文艺界人士成了知心朋友。“肃反”任务基本上结束时，他已经对文化局的业务相当熟悉了，于是上级决定把他留下来，先是任副局长，接着任局长，不久又兼党委书记。应该说，这种情况相当罕见。
当时上海市的文化艺术工作面很广，直属单位也多，现在直属市人民政府的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等也都属文化局，而且那时国营剧院团组织庞大，民营剧团有一大批数目，经常有新创作的或新整理的剧目上演。从担任副局长的那一天起，李太成就是抓的戏曲、戏剧工作，苦劳、功劳，都有他的一份。那一时期出现的经典或较好的剧目，如京剧《义责王魁》，昆剧《墙头马上》，越剧《红楼梦》、《追鱼》，沪剧《星星之火》、《鸡毛飞上天》，淮剧《海港》、《女审》，甬剧《半把剪刀》，滑稽戏《三毛学生意》，话剧《枯木逢春》、《布谷鸟又叫了》等等，李太成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或多或少的贡献。
有些剧目，在编剧提出创作或整理改编的意向时，他就参加讨论，当然提纲和初稿出来之后，他继续参加讨论。在讨论中，总是先让执笔者与院团领导充分发表意见，然后再提出他的看法，很谦虚很冷静，从不武断地下结论。对于初稿、二稿，他也会谈些十分具体的改动设想，甚至对某些对话或唱词的改动设想，更是商量的口吻，不是领导的决定。
尽管有时他的设想被基本采用了，或全部采用了，他认为这是他的本分工作，从来没有列名编剧人员之一，当然更不可能是编剧者的第一位。凡是剧院团出国作重要的访问演出，他也从不趁此机会轧闹忙，总是让别的领导前往。当时，国内的物质生活比现在艰苦，而出访的机会也较少，像他这样处处谦让实属难得。
二、陪同周恩来观看演出的趣事
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沪剧团、上海昆剧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等单位集中了许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又经常演出经典名剧，所以中央的领导同志到上海来看戏的时候也相当多，往往由局长李太成陪同观看。所见所闻当然外界不知道，媒体也未必能及时报道，而李太成最清楚。他如果觉得某些情况让大家知道很有好处的话，事后也会在口头或写成文字发表。“文革”后，有一篇《亲切的教诲永铭的感受》，内容就很生动有趣。
对于周信芳这样卓越的艺术家，周总理的关心非同一般，和李太成见面时不止一次谈到周信芳的待遇、工资等问题。当他得知周信芳按照文艺评级的标准领取工资，不再享受某些特殊的照顾时，担心周信芳的日常生活会不会发生困难，放心不下。后来问清楚周信芳用的小汽车由公家负责一切有关开支、房租也给予补贴等等情况之后，认为这样处理很妥当。
又有一次，周总理很想较多地了解一下《上海戏剧》的质量，让李太成带了最近出版的几期《上海戏剧》到他的住处，周总理一面翻阅，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李太成则根据所提问题作些解释或补充。但心里仍有负担，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什么批评。因为的确也很可能有人作了与事实有出入的汇报。周总理把这几期《上海戏剧》翻阅完毕，还是对上海的戏剧工作基本予以肯定，李太成的心情也随之便轻松了。经过多次接触，李太成深深感觉到周总理有所指示，总是以鼓励为主，从来没有听了不太全面的汇报而轻易作出。
李太成还在周总理指挥之下，唱了《洪湖水浪打浪》。事情是这样的，周总理本来在学生时代就擅长话剧、歌咏。建国以后，仍旧很关心文艺。《洪湖赤卫队》中的《洪湖水浪打浪》节奏明快，歌声嘹亮，洋溢着老区革命群众的豪情，他特别喜爱。那一次，他在上海接待外宾，宾主谈得很融洽，周总理也颇为愉快，临时决定为外宾献上这一支歌。而在场的艺术家，只有演话剧、电影的白杨，唱歌她能胜任，但一个人组织不起合唱队，于是市长曹荻秋、市文化局长李太成等几位干部也参加了。周总理亲自指挥，细心的周总理却发现了曹荻秋、李太成唱得稍微差一些。就笑着说：“市长、局长不会唱歌不行啊。”合唱队虽然没有经过磨合，经过这一番鼓励，唱得也还可以，外宾很激动，也很满意。
三、与江青打交道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石西民、宣传部长杨永直、副部长孟波等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都非常认真地贯彻、执行中宣部下达的方针政策，对李太成来说，在这几位老同志领导下展开工作，本来是十分有利的条件。但是，情况在不断地变化，而且变化得非常剧烈，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从1962年开始，江青较多地到上海来“养病”，说是为了锻炼视力，有时也看戏。总是由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和李太成联系，李太成根据要求，在剧场保留最好的座位，当然也会在安全方面，叮嘱剧场多加注意。但听到的意见不多，有时黄赤波转告一些，大家知道对“客人”的意见应该特别尊重。所谓“客人”，大家心照不宣，只适用于江青一人也。
《海瑞上疏》1959年首演，此时已历经3年，演出多场，江青从来未加指责，也未对《海瑞上疏》作过任何指示。1963年秋天以后，江青的口吻不再是“锻炼视力”，而是要抓“京剧革命”了。中央文化部下达通知，要搞一次全国的京剧现代戏会演，上海京剧院曾编演过《赵一曼》，基础较好，石西民也赞成。但江青不同意，她反对童芷苓演赵一曼，也反对这个戏参加会演，提出京剧院1958年演出的《智取威虎山》，还有淮剧《海港的早晨》，可以改编为京剧。对于剧本的修改，舞台的调度，唱腔的选择和舞美的设计，大家必然会提出许多不同的意见，却没有进行讨论的余地，江青一开口，任何人除了歌颂她的正确、英明之外，不能说别的。
可是江青的决定往往过分主观，例如孙达德取情报的细节“必须穿翻领虎皮大衣，系银灰色腰带”。而且规定唱腔“不许用摇板、散板，不许用高拔子、四平调”等等，这还在其次，更麻烦的是她说的话，经常改变，早上说的一套，晚上又是一套，昨天说的一套，今天又说另一套。跟着改不仅来不及，明明按照她的意图改了，她仍说你和她闹别扭。大家找李太成诉苦，李太成向石西民汇报，石西民也头痛，但只能作大家的“思想工作”。据李太成回忆，谁带队上北京参加京剧现代戏会演？江青的决定也一直在变，先是认为石西民不合适，改由张春桥负责，不久再把石西民调回来。上海代表团赴京之前，又换成了张春桥。从那时候开始，张春桥也唱起了“京剧革命”的高调，并且把艺术上、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都无限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了。
主要演员的安排，江青更是依仗权势随口指派，首先把李太成他们所提的彻底否定，以表示她的“高明”，接着再提大家没有考虑过的人选，以表示她比任何人都在行。京剧《海港》的女主角就是一例，李太成他们先提童芷苓，她否定了，再提杨春霞，也否定了，蔡瑶铣试演了一下，又被否定。她认为非宁夏京剧团的李丽芳不可，当然这就是最权威的决定，只能绝对服从。于是上海市委只好同宁夏协商，把李丽芳调来。最荒谬的是《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这一角色的更调经过，李太成他们早就建议让童祥苓把李仲林调下来，江青因为此人是童芷苓的弟弟而坚决反对。到后来她觉得童祥苓的确更适合这一角色，竟归功于她自己的发现，反而颠倒是非，责备李太成：“你这个局长，把人都压住了。”李太成只好“吃进”。
到了1965年上半年，江青、张春桥对《智取威虎山》、《海港》这两个重点京剧现代戏以及《龙江颂》、《南海长城》京剧现代戏过问似乎稍微少了些，大家摸不着头脑，事后才明白，江青、张春桥正在着手重大的活动，忙着布置姚文元写那篇所谓“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了。
四、在“文革”中经受考验
张春桥在“文革”期间得意忘形地说过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是“引蛇出洞”的话，但在1965年以及1966年年初，参加讨论的学者、专家、教授都不知道，而且中央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也是作为学术问题而组织讨论的。
姚文元的文章和吴晗的《自我批评》相继发表之后，李太成和我身不由己的同时陷入了苦难的旋涡中。因为我当时在文化局艺术一处工作，而早在1956年《十五贯》获得盛誉之后，李太成便布置我研究历代清官史料，向他提供清官戏素材。我初步从历代清官中筛选出海瑞，对海瑞一生勾划出了一个轮廓，并着重注明向嘉靖皇帝上疏与迫徐阶退田二事影响最大。李太成颇为满意，他一直在作多方面的思考。迫徐阶退田一事的故事提纲，则编入文化局编印的《创作快报》，分发到直属院团与各区县文化局去了。1959年周扬来上海，传达中央提倡海瑞精神的重大意义，并要求上海进行以海瑞为题材的历史剧创作。就在周扬召集会议传达这一创作任务的一天，我应《解放日报》之约，在副刊《朝花》发表了《南包公海瑞》，于是周信芳在李太成亲自掌握之下和编剧许思言开始了以《南包公海瑞》为故事提纲的《海瑞上疏》的编写。李太成和我参加了当时的大讨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想通过讨论，学习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学习海瑞的历史评价问题，根本没有想到这是江青、张春桥所布置的陷阱。
作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杨永直，他显然根据中央宣传部的布置行事，在他主持的大规模的讨论会上，他特别强调两点：一、讨论《海瑞罢官》，当然是作为学术问题、艺术问题对待，允许提出各种不同看法。二、那篇文章批评了《海瑞罢官》，并没有提出《海瑞上疏》，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这两个戏进行任何联系。听了杨永直所说的话，李太成和我内心的紧张程度略有宽松，然而情况向另一个方向迅速发展，以后的种种讨论会上，杨永直本人也被“批判”了。
1966年2月12日，张春桥指使徐景贤写作班子具名丁学雷，在《解放日报》发表《〈海瑞上疏〉为谁服务？》，一口咬定《海瑞罢官》和《海瑞上疏》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说吴晗和我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接着张春桥又指使爪牙用方泽生笔名在《解放日报》发表《〈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进一步确认这个戏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了。
从那时候开始，讨论会逐步演变成为批判会，批判的主要对象是李太成、周信芳和我三个人。1966年5月16日，“文革”正式全面铺开，批判会随之升级为批斗会。批斗会最初在文化局本单位或文化系统其他单位进行，范围日渐扩大，凡是与《海瑞罢官》、《海瑞上疏》有关的批斗会，李太成和我都被指定去挨批挨斗，地点我记得有上海博物馆、上海杂技场、中苏友谊大厦（今上海展览馆）以及纺织厂、广场等处。经常是一二十分钟不到，造反派便开始打人，因为李太成秉公办事得罪的人不少，如今正好趁这个机会出气，所以他挨的打比我多，有的没有参加造反派，因为李太成没有提升他，也混水摸鱼地挤进来拳打脚踢。李太成的眼镜经受不住左右开弓的耳光，总是被打飞了。
到后来，在《海瑞上疏》上面已经玩不出什么新鲜花样，李太成又被诬陷了许许多多罪名，诸如反对、破坏“京剧革命”，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打急先锋，疯狂抵制无产阶级旗手江青同志等等。
李太成和我也都被“隔离”过，关在石门一路333号一栋房子的三楼和四楼，就“隔离”了半年之久。除了批斗会之外，我们不能见面。那种“隔离”比“坐牢”苦得多，整个冬天睡在水泥地板上，下面垫的稻草只有半斤不到。而且窗户钉死，空气阳光都极差。更残酷的是关了四个多月之后，才准许每星期有一两次半小时的“放风”，到下面院子里走走。我看到李太成面色十分苍白。两条腿则很不听使唤，造反派还对他大声训斥。而我也是觉得头重脚轻，我们彼此自然不能打招呼或说话。
这一时期，李太成和我还被押送一个地方专门举行了一次批斗会，批判的内容是李太成如何重用我、包庇我，要他“老实交代”。使我敬佩的是在这种场合之下，他依旧坦然处之，不说一句假话。有人质问他，为什么不把我调到剧团去？他说我知识面比较广，可以随时备咨询。有人质问他，姓蒋的到《辞海》工作，工资照拿，为什么《辞海》稿费仍发给他？他说这稿费可发可不发，家庭经济不宽裕，申请补助都可以，领稿费有何不可呢？这些话都使造反派暴跳如雷，恨不得把李太成和我立刻打倒才好。最后的局面我已记不太清。
“文革”中期，李太成和我都在奉贤肖塘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孟波、李太成是“走资派”，我是“牛鬼蛇神”。我们三个人负责养猪，床架在猪棚里。那年冬天，奉贤海边零下八度，我们有时冻得整夜无法入睡。养猪的劳动要细分的话，也有轻重可分，可他们从来都是和我一起干，李太成是局长、孟波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都能保持这种良好的品德、心态，真不容易。
“四人帮”垮台，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之下，李太成重新回到了上海市文化局领导的岗位上，他整顿了混乱或业务停顿多年的下属单位，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
对于因各种原因而在“文革”中毒打他的一些人则并未给予处分。对他来说，从来不计较个人恩怨。某些人在“文革”的表现令原单位心寒，他仍旧予以安排工作。
经过在“文革”这段时间我们的共甘同苦，我对他的了解比过去又深了一层。工作之余，有时也谈谈家常，谈谈过去的经历。他始终认为人事处理应该十分谨慎，如果产生了差错，即使补救也很难消除严重的后果。
退休年龄到了，他不再担任局长，而转移到了文化系统的史志工作阵地，仍旧全力以赴，成绩斐然。可惜的是在“文革”中身心受摧残过甚，影响了健康，较早地离开了我们。
（作者为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殷之俊
一、从“肃反”到抓戏曲、戏剧工作
出任上海市文化局的领导，对于李太成来说，他事先并无思想准备。因为他在故乡山东参加了抗日的游击战争之后，一直和文艺并不搭界。进入上海，在团市委搞教育工作。1955年，“肃反”全面展开，亟需一批久经考验的干部到各系统具体掌握，李太成被派到文化局，任“肃反”工作组组长。
可能他的性格既真诚坦率而又耐心细致，并且对政策的理解和掌握也相当到位，所以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肃反”是政治运动，与文化艺术的业务并无直接关系，但李太成确在不知不觉中和干部及文艺界人士成了知心朋友。“肃反”任务基本上结束时，他已经对文化局的业务相当熟悉了，于是上级决定把他留下来，先是任副局长，接着任局长，不久又兼党委书记。应该说，这种情况相当罕见。
当时上海市的文化艺术工作面很广，直属单位也多，现在直属市人民政府的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等也都属文化局，而且那时国营剧院团组织庞大，民营剧团有一大批数目，经常有新创作的或新整理的剧目上演。从担任副局长的那一天起，李太成就是抓的戏曲、戏剧工作，苦劳、功劳，都有他的一份。那一时期出现的经典或较好的剧目，如京剧《义责王魁》，昆剧《墙头马上》，越剧《红楼梦》、《追鱼》，沪剧《星星之火》、《鸡毛飞上天》，淮剧《海港》、《女审》，甬剧《半把剪刀》，滑稽戏《三毛学生意》，话剧《枯木逢春》、《布谷鸟又叫了》等等，李太成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或多或少的贡献。
有些剧目，在编剧提出创作或整理改编的意向时，他就参加讨论，当然提纲和初稿出来之后，他继续参加讨论。在讨论中，总是先让执笔者与院团领导充分发表意见，然后再提出他的看法，很谦虚很冷静，从不武断地下结论。对于初稿、二稿，他也会谈些十分具体的改动设想，甚至对某些对话或唱词的改动设想，更是商量的口吻，不是领导的决定。
尽管有时他的设想被基本采用了，或全部采用了，他认为这是他的本分工作，从来没有列名编剧人员之一，当然更不可能是编剧者的第一位。凡是剧院团出国作重要的访问演出，他也从不趁此机会轧闹忙，总是让别的领导前往。当时，国内的物质生活比现在艰苦，而出访的机会也较少，像他这样处处谦让实属难得。
二、陪同周恩来观看演出的趣事
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沪剧团、上海昆剧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等单位集中了许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又经常演出经典名剧，所以中央的领导同志到上海来看戏的时候也相当多，往往由局长李太成陪同观看。所见所闻当然外界不知道，媒体也未必能及时报道，而李太成最清楚。他如果觉得某些情况让大家知道很有好处的话，事后也会在口头或写成文字发表。“文革”后，有一篇《亲切的教诲永铭的感受》，内容就很生动有趣。
对于周信芳这样卓越的艺术家，周总理的关心非同一般，和李太成见面时不止一次谈到周信芳的待遇、工资等问题。当他得知周信芳按照文艺评级的标准领取工资，不再享受某些特殊的照顾时，担心周信芳的日常生活会不会发生困难，放心不下。后来问清楚周信芳用的小汽车由公家负责一切有关开支、房租也给予补贴等等情况之后，认为这样处理很妥当。
又有一次，周总理很想较多地了解一下《上海戏剧》的质量，让李太成带了最近出版的几期《上海戏剧》到他的住处，周总理一面翻阅，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李太成则根据所提问题作些解释或补充。但心里仍有负担，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什么批评。因为的确也很可能有人作了与事实有出入的汇报。周总理把这几期《上海戏剧》翻阅完毕，还是对上海的戏剧工作基本予以肯定，李太成的心情也随之便轻松了。经过多次接触，李太成深深感觉到周总理有所指示，总是以鼓励为主，从来没有听了不太全面的汇报而轻易作出。
李太成还在周总理指挥之下，唱了《洪湖水浪打浪》。事情是这样的，周总理本来在学生时代就擅长话剧、歌咏。建国以后，仍旧很关心文艺。《洪湖赤卫队》中的《洪湖水浪打浪》节奏明快，歌声嘹亮，洋溢着老区革命群众的豪情，他特别喜爱。那一次，他在上海接待外宾，宾主谈得很融洽，周总理也颇为愉快，临时决定为外宾献上这一支歌。而在场的艺术家，只有演话剧、电影的白杨，唱歌她能胜任，但一个人组织不起合唱队，于是市长曹荻秋、市文化局长李太成等几位干部也参加了。周总理亲自指挥，细心的周总理却发现了曹荻秋、李太成唱得稍微差一些。就笑着说：“市长、局长不会唱歌不行啊。”合唱队虽然没有经过磨合，经过这一番鼓励，唱得也还可以，外宾很激动，也很满意。
三、与江青打交道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石西民、宣传部长杨永直、副部长孟波等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都非常认真地贯彻、执行中宣部下达的方针政策，对李太成来说，在这几位老同志领导下展开工作，本来是十分有利的条件。但是，情况在不断地变化，而且变化得非常剧烈，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从1962年开始，江青较多地到上海来“养病”，说是为了锻炼视力，有时也看戏。总是由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和李太成联系，李太成根据要求，在剧场保留最好的座位，当然也会在安全方面，叮嘱剧场多加注意。但听到的意见不多，有时黄赤波转告一些，大家知道对“客人”的意见应该特别尊重。所谓“客人”，大家心照不宣，只适用于江青一人也。
《海瑞上疏》1959年首演，此时已历经3年，演出多场，江青从来未加指责，也未对《海瑞上疏》作过任何指示。1963年秋天以后，江青的口吻不再是“锻炼视力”，而是要抓“京剧革命”了。中央文化部下达通知，要搞一次全国的京剧现代戏会演，上海京剧院曾编演过《赵一曼》，基础较好，石西民也赞成。但江青不同意，她反对童芷苓演赵一曼，也反对这个戏参加会演，提出京剧院1958年演出的《智取威虎山》，还有淮剧《海港的早晨》，可以改编为京剧。对于剧本的修改，舞台的调度，唱腔的选择和舞美的设计，大家必然会提出许多不同的意见，却没有进行讨论的余地，江青一开口，任何人除了歌颂她的正确、英明之外，不能说别的。
可是江青的决定往往过分主观，例如孙达德取情报的细节“必须穿翻领虎皮大衣，系银灰色腰带”。而且规定唱腔“不许用摇板、散板，不许用高拔子、四平调”等等，这还在其次，更麻烦的是她说的话，经常改变，早上说的一套，晚上又是一套，昨天说的一套，今天又说另一套。跟着改不仅来不及，明明按照她的意图改了，她仍说你和她闹别扭。大家找李太成诉苦，李太成向石西民汇报，石西民也头痛，但只能作大家的“思想工作”。据李太成回忆，谁带队上北京参加京剧现代戏会演？江青的决定也一直在变，先是认为石西民不合适，改由张春桥负责，不久再把石西民调回来。上海代表团赴京之前，又换成了张春桥。从那时候开始，张春桥也唱起了“京剧革命”的高调，并且把艺术上、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都无限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了。
主要演员的安排，江青更是依仗权势随口指派，首先把李太成他们所提的彻底否定，以表示她的“高明”，接着再提大家没有考虑过的人选，以表示她比任何人都在行。京剧《海港》的女主角就是一例，李太成他们先提童芷苓，她否定了，再提杨春霞，也否定了，蔡瑶铣试演了一下，又被否定。她认为非宁夏京剧团的李丽芳不可，当然这就是最权威的决定，只能绝对服从。于是上海市委只好同宁夏协商，把李丽芳调来。最荒谬的是《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这一角色的更调经过，李太成他们早就建议让童祥苓把李仲林调下来，江青因为此人是童芷苓的弟弟而坚决反对。到后来她觉得童祥苓的确更适合这一角色，竟归功于她自己的发现，反而颠倒是非，责备李太成：“你这个局长，把人都压住了。”李太成只好“吃进”。
到了1965年上半年，江青、张春桥对《智取威虎山》、《海港》这两个重点京剧现代戏以及《龙江颂》、《南海长城》京剧现代戏过问似乎稍微少了些，大家摸不着头脑，事后才明白，江青、张春桥正在着手重大的活动，忙着布置姚文元写那篇所谓“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了。
四、在“文革”中经受考验
张春桥在“文革”期间得意忘形地说过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是“引蛇出洞”的话，但在1965年以及1966年年初，参加讨论的学者、专家、教授都不知道，而且中央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也是作为学术问题而组织讨论的。
姚文元的文章和吴晗的《自我批评》相继发表之后，李太成和我身不由己的同时陷入了苦难的旋涡中。因为我当时在文化局艺术一处工作，而早在1956年《十五贯》获得盛誉之后，李太成便布置我研究历代清官史料，向他提供清官戏素材。我初步从历代清官中筛选出海瑞，对海瑞一生勾划出了一个轮廓，并着重注明向嘉靖皇帝上疏与迫徐阶退田二事影响最大。李太成颇为满意，他一直在作多方面的思考。迫徐阶退田一事的故事提纲，则编入文化局编印的《创作快报》，分发到直属院团与各区县文化局去了。1959年周扬来上海，传达中央提倡海瑞精神的重大意义，并要求上海进行以海瑞为题材的历史剧创作。就在周扬召集会议传达这一创作任务的一天，我应《解放日报》之约，在副刊《朝花》发表了《南包公海瑞》，于是周信芳在李太成亲自掌握之下和编剧许思言开始了以《南包公海瑞》为故事提纲的《海瑞上疏》的编写。李太成和我参加了当时的大讨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想通过讨论，学习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学习海瑞的历史评价问题，根本没有想到这是江青、张春桥所布置的陷阱。
作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杨永直，他显然根据中央宣传部的布置行事，在他主持的大规模的讨论会上，他特别强调两点：一、讨论《海瑞罢官》，当然是作为学术问题、艺术问题对待，允许提出各种不同看法。二、那篇文章批评了《海瑞罢官》，并没有提出《海瑞上疏》，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这两个戏进行任何联系。听了杨永直所说的话，李太成和我内心的紧张程度略有宽松，然而情况向另一个方向迅速发展，以后的种种讨论会上，杨永直本人也被“批判”了。
1966年2月12日，张春桥指使徐景贤写作班子具名丁学雷，在《解放日报》发表《〈海瑞上疏〉为谁服务？》，一口咬定《海瑞罢官》和《海瑞上疏》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说吴晗和我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接着张春桥又指使爪牙用方泽生笔名在《解放日报》发表《〈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进一步确认这个戏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了。
从那时候开始，讨论会逐步演变成为批判会，批判的主要对象是李太成、周信芳和我三个人。1966年5月16日，“文革”正式全面铺开，批判会随之升级为批斗会。批斗会最初在文化局本单位或文化系统其他单位进行，范围日渐扩大，凡是与《海瑞罢官》、《海瑞上疏》有关的批斗会，李太成和我都被指定去挨批挨斗，地点我记得有上海博物馆、上海杂技场、中苏友谊大厦（今上海展览馆）以及纺织厂、广场等处。经常是一二十分钟不到，造反派便开始打人，因为李太成秉公办事得罪的人不少，如今正好趁这个机会出气，所以他挨的打比我多，有的没有参加造反派，因为李太成没有提升他，也混水摸鱼地挤进来拳打脚踢。李太成的眼镜经受不住左右开弓的耳光，总是被打飞了。
到后来，在《海瑞上疏》上面已经玩不出什么新鲜花样，李太成又被诬陷了许许多多罪名，诸如反对、破坏“京剧革命”，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打急先锋，疯狂抵制无产阶级旗手江青同志等等。
李太成和我也都被“隔离”过，关在石门一路333号一栋房子的三楼和四楼，就“隔离”了半年之久。除了批斗会之外，我们不能见面。那种“隔离”比“坐牢”苦得多，整个冬天睡在水泥地板上，下面垫的稻草只有半斤不到。而且窗户钉死，空气阳光都极差。更残酷的是关了四个多月之后，才准许每星期有一两次半小时的“放风”，到下面院子里走走。我看到李太成面色十分苍白。两条腿则很不听使唤，造反派还对他大声训斥。而我也是觉得头重脚轻，我们彼此自然不能打招呼或说话。
这一时期，李太成和我还被押送一个地方专门举行了一次批斗会，批判的内容是李太成如何重用我、包庇我，要他“老实交代”。使我敬佩的是在这种场合之下，他依旧坦然处之，不说一句假话。有人质问他，为什么不把我调到剧团去？他说我知识面比较广，可以随时备咨询。有人质问他，姓蒋的到《辞海》工作，工资照拿，为什么《辞海》稿费仍发给他？他说这稿费可发可不发，家庭经济不宽裕，申请补助都可以，领稿费有何不可呢？这些话都使造反派暴跳如雷，恨不得把李太成和我立刻打倒才好。最后的局面我已记不太清。
“文革”中期，李太成和我都在奉贤肖塘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孟波、李太成是“走资派”，我是“牛鬼蛇神”。我们三个人负责养猪，床架在猪棚里。那年冬天，奉贤海边零下八度，我们有时冻得整夜无法入睡。养猪的劳动要细分的话，也有轻重可分，可他们从来都是和我一起干，李太成是局长、孟波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都能保持这种良好的品德、心态，真不容易。
“四人帮”垮台，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之下，李太成重新回到了上海市文化局领导的岗位上，他整顿了混乱或业务停顿多年的下属单位，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
对于因各种原因而在“文革”中毒打他的一些人则并未给予处分。对他来说，从来不计较个人恩怨。某些人在“文革”的表现令原单位心寒，他仍旧予以安排工作。
经过在“文革”这段时间我们的共甘同苦，我对他的了解比过去又深了一层。工作之余，有时也谈谈家常，谈谈过去的经历。他始终认为人事处理应该十分谨慎，如果产生了差错，即使补救也很难消除严重的后果。
退休年龄到了，他不再担任局长，而转移到了文化系统的史志工作阵地，仍旧全力以赴，成绩斐然。可惜的是在“文革”中身心受摧残过甚，影响了健康，较早地离开了我们。
（作者为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