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医生工作家庭冲突的现状及社会支持、制度支持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抽取山东、湖北、河北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公立医院医生。用自编工作家庭冲突-支持量表进行调查。发放量表6070份,回收有效量表5677份,有效回收率为95.6%。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路径分析。结果:5677名医生的工作-家庭冲突得分高于家庭-工作冲突[(3.4±1.0)vs.(2.8±1.0),P<0.001];男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家庭-工作冲突和冲突压力得分均高于女性[(3.5±1.0)vs.(3.3±1.0),(2.9±1.0)vs.(2.6±1.0),(3.3±1.0)vs.(3.2±1.0);均P<0.001]。工作政策、休班安排负向预测工作-家庭冲突(β=-0.230,-0.151;P<0.01),亲友支持和同事支持正向预测工作-家庭冲突(β=0.107,0.060;P<0.01);亲友支持、同事支持和值班安排负向预测家庭-工作冲突(β=-0.086,-0.041,-0.054,P<0.05),领导支持和工作政策支持正向预测家庭-工作冲突(β=0.037,0.103,P<0.05);工作-家庭冲突比家庭-工作冲突对冲突压力有更好的预测作用(β=0.635,0.166,P<0.01)。结论:公立医院医生工作和家庭角色的冲突较为严重,工作-家庭冲突比家庭-工作冲突更严重,男性比女性医生报告更高的冲突;私人领域的支持可以缓解家庭-工作冲突,组织提供的制度支持能缓解工作-家庭冲突,跨越边界的支持反而加重了医生的冲突感;两种冲突都能导致更高的角色冲突压力,但工作-家庭冲突的效应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