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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9）06-0297-01
在内战之前，学术研究在美国不是一种专业化的职业，主要是非专业人士出于个人兴趣爱好而进行的活动。这些从事研究的个人或团体，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术训练，规范学术行为的行业准则也尚未形成，因此无法满足社会分工时代对技术的需求。直到19世纪后半叶，美国学术研究的专业化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与美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
一、对德国大学系统的移植
美国教育家理查德·M·弗里兰认为，美国学术界的专业化“在历史上与学院向大学的转变同步进行”（49）。而这种转变是由于美国大学对于德国大学经验的移植。正是以德国大学的风格为基础，美国通过创办新大学和改革传统的大学，逐渐实现了学术研究的专业化。
19世纪60年代内战结束后，美国人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知识和新科学的挑战，并正在为革新旧的大学模式，甚至建立与学院完全不同的全新大学做准备。但是将如何开始这个计划？面对这个问题，他们选择以德国大学做为榜样。其原因有三。其一，德国的大学模式与美国人对知识的新看法是一致的;其二，曾经到过普鲁士接受高等大学培训的美国学生回国后，开始在美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成为举足轻重的任务;其三，当时美国人打算在科学等其他领域实现超越欧洲，而欧洲大陆的科学中心位于德国。
黄宇红所提出的德国大学精神中的三个概念与美国新知识观相一致，即知识的不确定性、科学探究的开放性和知识科学的永恒进步（黄77）。这三大概念是：（1）科学研究自由是真正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本质，强调对公正真理的原始探究;（2）一所真正的大学应该假设Lebrfreibeit和Lernfreibeit，前者的意思是教授可以自由地教授他选择的东西，后者的意思是学习自由，是指把学生从强制性练习中解放出来。（3）高等教育应当为国家服务。德国大学在这些理念的指导下重建了大学体系，成功地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在各个特定领域培养了具有独创性的学者和创新性的研究者，并从19世纪初开始引领学术和思想领域。
那些有德国教育背景的美国改革派意识到建立真正具有美国特色的美国大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美国人根据自身的特殊需要，更注重德国大学的内在精神和原则，而不是德国教学和学院的实践形式。德国风格直到1900年才在美国扎根并流行起来，大约是在1820年首次引入美国之后的80年。
纯学术研究凭借德国传统的传承在美国高等教育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并越来越受到重视。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大学与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理念是为国家服务，确保大学不会成为孤立的象牙塔。美国学术界虽然专注于纯学术研究，但在服务理念下，始终注重应用研究。联邦政府在这一服务理念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时期美国大学学术研究的于荣认为，这是因为大学与社会的利益结合不仅得到了联邦政府的承认，而且得到了其支持（於25）。自成立以来，联邦政府一直在寻求实现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利益。美国大学研究功能的形成，使学术调查服务于国家利益成为可能，同时也增强了政府对未来几年的兴趣和信心。
二.政府的深度参与
1916年，在美国进入上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调动国家国防科学潜力的必要性变得迫切。一战期间，联邦政府开始与大学签订研究合同和培训项目，以满足国防需求;战后，一些项目仍然可用。联邦政府找到了参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实施路径，鼓励重点发展高等教育，并监督这些项目的实施。对政府而言，与其他营利组织相比，其与大学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由联邦拨款提供资金，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随着原子弹和计算机的发明，世界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科学研究在二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科学和科学家从此在美国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并与联邦政府形成了新型关系。大学的研究满足了国家发展与国防建设需要，尤其是在战争时期，这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对学术研究的传统理解。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是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平衡，这一点深入人心。二战以来，美国大学与联邦政府特别是军事部门的合作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结论
本文对美国大学改革发展中的政策思想渊源的讨论非常有限。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发现，美国大学制度的卓越源于不断的改革，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人民对进步的不断追求。美国大学建立和改革的根本动力是为国家服务的理念。从美国第一次在世界上确立自己的国家身份，到世界大战前后促进美国的经济、军事和科学繁荣，美国大学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心，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由德国大学继承而来的学术自由的思想，使美国高等学府成为全面而中立的学术研究、知识建构之所;其与政府的深度合作，使大学成为为国家建设发展提供理论、方案、技术的智囊。大学不再是一座象牙塔，它在沙漠中开展农业示范项目，解决城市内部的社会问题，开发替代能源，提供最先进的医疗保健，监测自然灾害。几个世纪以来，大学一直珍视并保持独立和自治，为应对人类与国家发展各项议题提供智慧。
知识是不受国界限制的，而大学有其国籍。美国大学仍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在其数百年发展的历程中，指导大学改革的理念、制度与策略，对于其他国家在新的时代要求下进行大学改革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解决未来社会问题，引领科学进步与技术革新，带动国家民族社会进步，保护人类智慧与精神结晶，将是新时代下新型大学应承载的使命。
References
[1]Freeland，Richard M. Academy’s Golden Age： Universities in Massachusetts 1945 – 197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黃宇红. 知识演化进程中的美国大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於荣.冷战中的美国大学学术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文章编号】2095-3089（2019）06-0297-01
在内战之前，学术研究在美国不是一种专业化的职业，主要是非专业人士出于个人兴趣爱好而进行的活动。这些从事研究的个人或团体，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术训练，规范学术行为的行业准则也尚未形成，因此无法满足社会分工时代对技术的需求。直到19世纪后半叶，美国学术研究的专业化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与美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
一、对德国大学系统的移植
美国教育家理查德·M·弗里兰认为，美国学术界的专业化“在历史上与学院向大学的转变同步进行”（49）。而这种转变是由于美国大学对于德国大学经验的移植。正是以德国大学的风格为基础，美国通过创办新大学和改革传统的大学，逐渐实现了学术研究的专业化。
19世纪60年代内战结束后，美国人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知识和新科学的挑战，并正在为革新旧的大学模式，甚至建立与学院完全不同的全新大学做准备。但是将如何开始这个计划？面对这个问题，他们选择以德国大学做为榜样。其原因有三。其一，德国的大学模式与美国人对知识的新看法是一致的;其二，曾经到过普鲁士接受高等大学培训的美国学生回国后，开始在美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成为举足轻重的任务;其三，当时美国人打算在科学等其他领域实现超越欧洲，而欧洲大陆的科学中心位于德国。
黄宇红所提出的德国大学精神中的三个概念与美国新知识观相一致，即知识的不确定性、科学探究的开放性和知识科学的永恒进步（黄77）。这三大概念是：（1）科学研究自由是真正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本质，强调对公正真理的原始探究;（2）一所真正的大学应该假设Lebrfreibeit和Lernfreibeit，前者的意思是教授可以自由地教授他选择的东西，后者的意思是学习自由，是指把学生从强制性练习中解放出来。（3）高等教育应当为国家服务。德国大学在这些理念的指导下重建了大学体系，成功地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在各个特定领域培养了具有独创性的学者和创新性的研究者，并从19世纪初开始引领学术和思想领域。
那些有德国教育背景的美国改革派意识到建立真正具有美国特色的美国大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美国人根据自身的特殊需要，更注重德国大学的内在精神和原则，而不是德国教学和学院的实践形式。德国风格直到1900年才在美国扎根并流行起来，大约是在1820年首次引入美国之后的80年。
纯学术研究凭借德国传统的传承在美国高等教育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并越来越受到重视。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大学与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理念是为国家服务，确保大学不会成为孤立的象牙塔。美国学术界虽然专注于纯学术研究，但在服务理念下，始终注重应用研究。联邦政府在这一服务理念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时期美国大学学术研究的于荣认为，这是因为大学与社会的利益结合不仅得到了联邦政府的承认，而且得到了其支持（於25）。自成立以来，联邦政府一直在寻求实现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利益。美国大学研究功能的形成，使学术调查服务于国家利益成为可能，同时也增强了政府对未来几年的兴趣和信心。
二.政府的深度参与
1916年，在美国进入上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调动国家国防科学潜力的必要性变得迫切。一战期间，联邦政府开始与大学签订研究合同和培训项目，以满足国防需求;战后，一些项目仍然可用。联邦政府找到了参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实施路径，鼓励重点发展高等教育，并监督这些项目的实施。对政府而言，与其他营利组织相比，其与大学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由联邦拨款提供资金，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随着原子弹和计算机的发明，世界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科学研究在二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科学和科学家从此在美国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并与联邦政府形成了新型关系。大学的研究满足了国家发展与国防建设需要，尤其是在战争时期，这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对学术研究的传统理解。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是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平衡，这一点深入人心。二战以来，美国大学与联邦政府特别是军事部门的合作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结论
本文对美国大学改革发展中的政策思想渊源的讨论非常有限。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发现，美国大学制度的卓越源于不断的改革，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人民对进步的不断追求。美国大学建立和改革的根本动力是为国家服务的理念。从美国第一次在世界上确立自己的国家身份，到世界大战前后促进美国的经济、军事和科学繁荣，美国大学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心，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由德国大学继承而来的学术自由的思想，使美国高等学府成为全面而中立的学术研究、知识建构之所;其与政府的深度合作，使大学成为为国家建设发展提供理论、方案、技术的智囊。大学不再是一座象牙塔，它在沙漠中开展农业示范项目，解决城市内部的社会问题，开发替代能源，提供最先进的医疗保健，监测自然灾害。几个世纪以来，大学一直珍视并保持独立和自治，为应对人类与国家发展各项议题提供智慧。
知识是不受国界限制的，而大学有其国籍。美国大学仍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在其数百年发展的历程中，指导大学改革的理念、制度与策略，对于其他国家在新的时代要求下进行大学改革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解决未来社会问题，引领科学进步与技术革新，带动国家民族社会进步，保护人类智慧与精神结晶，将是新时代下新型大学应承载的使命。
References
[1]Freeland，Richard M. Academy’s Golden Age： Universities in Massachusetts 1945 – 197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黃宇红. 知识演化进程中的美国大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於荣.冷战中的美国大学学术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