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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文艺工作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多次强调“人民文艺”的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人民文艺的本质属性要求新时代影视创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也不是空洞的口号，具有深刻的内涵和现实指导意义，其内涵可以从意识形态性、历史性和时代性三个维度予以阐释和理解。面临当前复杂的宏观环境，影视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笃定前行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关键词：以人民为中心 政治内涵 历史内涵 时代内涵
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从而明确了社会主义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延安文艺座谈会“极力提倡工农兵文艺，力促中国现代文艺家从现实中提炼、生发理论”，对当时的文艺实践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其“义素符码”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时期文艺工作的“基本语汇”，甚至说，这种“红色文化意识形态记忆的记忆母体”的影响力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文艺管理方面的意义目的和价值旨趣”[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文化发展、传媒发展、舆论宣传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影视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这“为新时代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从毛泽东同志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我们可以清晰发现，社会主义文艺鲜明的政治特色就在于强调其发展源头、发展目的、依托基础都是人民群众，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内涵。
影视作为一种现代传媒艺术，凭借其独特的视听语言优势、内容综合优势和即时传播优势快速成长，成为当前我国创作生产能力最强、受众数量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文艺形式之一，它在舆论宣传、艺术欣赏、文化传播、娱乐休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中国影视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大众文艺的代表，其本质就是“人民文艺”。对于中国影视而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既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延伸，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坚持。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国影视才取得如此巨大成就，从引进借鉴到成熟壮大，从影视大国走向影视强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在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引领下，不断提升影视作品质量，推出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影视精品成为影视创作的重要使命。在这种背景下，深刻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深刻内涵，并用其指导实践，对于新时代我国影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政治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3] 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影视创作原则、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主义影视的意识形态底色，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与方向。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影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立场出发，人民群众始终是我国影视创作的“剧中人”“剧作家”和“剧评人”。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的主体，毫无疑问也是影视创作的主体，同时，影视作为一种文艺创作表达，展现的主体也自然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以说，人民群众是影视创造的“剧作者”和“剧中人”。作为一种重要的大众文化传播和消费活动，影视最终要为人民群众服务并接受其检验与批评，因此说，人民群众又是影视的“剧评人”[4]。
第一，人民群众是影视的主创者，“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影视艺术创作离不开人民群众生产实践的“源头活水”，凝结着人民群众的劳动和智慧。“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决定了影视艺术的存在形式。第二，人民群众是影视的主角，“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5]，人民群众是伟大斗争的英雄、伟大工程的劳动者、伟大事业的建设者、伟大梦想的追梦人，理所当然是影视艺术抒情、抒怀、书写的主角。近年来，电视以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讲述时代发展的故事，《大江大河》《都挺好》《最美的青春》《人民的名义》等现实题材电视剧聚焦人民群众生存百态，用朴实无华的电视艺术语言，传递出新时代的正能量。2020年新冠肺炎全球大暴发，涌现出许多令人敬佩的抗“疫”英雄，他们救死扶伤、舍生忘死的抗“疫”精神让历史永远铭记，他们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也成为影视作品展现的重要内容，如央视的“抗击疫情系列报道”、纪录片《第“疫”线》、抗击疫情特别节目《人间世》、“抗疫”主题晚会等。第三，人民群众是影视的评判者，“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以为大众是‘下里巴人’，以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这些观念都是不正确的。”[6] 影视作品只有被人民群众接受以后才算是完成其艺术创作生产的全部流程，也只有被人民群众所接受才能证实其艺术价值所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平台、网购平台、专业网站等可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很快能将观众意见汇聚起来，弹幕技术更是可以实现受众与作品实时互动，即时掌握社会反响，从而来指导和改进创作实践。受疫情影响，2020年的电影院线长达半年多处于关闭状态，给电影产业带来了巨大冲击，但随着当年7月20日中国电影市场重启，《八佰》《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姜子牙》等国产电影表现不俗，充分体现了中国电影觀众对电影观赏的强大需求。
二、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历史内涵
影视是人类文化艺术的一次新集成和新转化，是电子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观众最主要的精神食粮和审美内容之一。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艺术的“三个总体”说：一是艺术品总体，即“属于作者的全部作品”;二是艺术家总体，即“（艺术家）所在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族”;三是时代总体，即围绕艺术家庭、群众与艺术家相同的“社会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7]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任何一个民族的影视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源头、现状发展和未来趋向。中国影视创作有其历史脉络、普遍性规律、独特性特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社会主义影视文化的特色优势。 第一，中国影视不忘本来，优秀影视作品大多注重优秀民族文化的历史继承和时代传承，挖掘五千年灿烂文明留下的宝贵财富和素材，并将其在影视创作中实现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近年来，《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朗读者》等文化类综艺节目、《中国文房四宝》《我在故宫修文物》《本草中国》等文化类纪录片热播就显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第二，中国影视不忘根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特色和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革命历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资源和精神财富”[8]。中国影视在其发展历程中始终重视革命文化的历史继承问题，利用影视作品发扬革命传统、宣传革命精神、讲述革命故事，塑造革命英雄人物。《亮剑》《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可爱的中国》等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之所以有很大的观众群，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此。第三，中国影视着眼未来，中国影视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家庭中茁壮成长并促进优秀社会主义文化繁花似锦，利用其高度的技术与艺术融合性、语言文化的普适性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当前融媒体、5G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背景下，着眼于技术赋能下影视创作的新趋势、新动向。因为技术赋能，一些影视新业态不断涌现，例如虚拟现实类影视短片的出现，再如影视、游戏、动画的交叉融合与类型重组。第四，中国影视不拒外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指导中国影视创作实践为推进中西方文明平等对话、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尽管当前中美关系受到挑战，世界全球化遇到阻碍，但中国影视放眼世界的心态和理念不会变化，中国影视市场的开放性、包容性不会变化。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影视坚持阐释中国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从而提升生命力和影响力。
三、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时代内涵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对生活的要求由“基本的物质精神生活需求”向“美好生活需要”升级。从“物质文化满足”到“美好生活需要”的表述，全面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底气、有能力直面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并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事业奋斗的新航向和新征程。社会主要矛盾和人民群众生活需求的新变化将对我国影视创作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
第一，在价值取向上突出社会效益。“以人民为中心”要求影视创作要为了人民、反映人民、观照人民，影视创作应将人民群众为美好生活所奋斗实践中的故事讲述好、声音传播好、形象塑造好、风貌展现好、精神阐发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影视创作应坚持社会价值优先原则，“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将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满足得是与否、高与低作为评判影视创作效果的最高标准。第二，在内容生产上力创高峰精品。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高质量、高水平的影视作品，而绝不能是低水平的重复、浅表层的娱乐。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不能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力攀经典高峰，是人民和时代对影视创作的要求与期望。第三，在公共服务上提高供给质量。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影视基本公共服务在标准化、均等化等方面持续发力，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新时代我国影视公共服务内容供给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影视创作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供给侧，应优化创新创作结构，及时更新创作理念，不断提高内容质量。
以上三者紧密联系、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我国影视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内涵。其中，政治内涵是我国影视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底色和内生动力;历史内涵是其民族性和历史性问题，强调的是发展源头和发展脉络;时代内涵是其现实性与未来性问题，强调的是其需求与供给平衡。
四、结 语
影视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属性决定了其发展离不开外在大环境和自身媒介环境的影响。在宏观大背景层面，当今世界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世界，不仅其社会变迁的速度远远快于先前各种制度，而且其社会变迁的广度和深度也与以前迥然有别”，“冲突使人们四分五裂，各种压迫也成为世界的基本特征”，“充满更多的不確定性”。[9] 对我国而言，简单概括为两个维度：对外，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二大经济体，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当中，如何确立自己的国际形象，或者说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实现国家民族复兴，立于世界名族之林，同时还能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与支持;对内，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难题，诸如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市场化造成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信息化带来的时空革命等。因此，“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腾飞和崛起”[10]，与此同时，我国在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也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与挑战，尤其是遭遇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体系的强力抵抗，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国际秩序依然在博弈中充满着不确定性。如果以上是国际环境压力的话，那么，在国内，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压力、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以内为主的“双循环”经济转型的压力、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压力、社会阶层固化与就业压力、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转型的压力等，都是极大的挑战。
从影视行业本身发展看，新兴科技力量不断催生着艺术生产与传播方式变革，3D、4D、IMAX等电影呈现技术，4K、8K高清影像技术，虚拟现实技术（VR）、现实增强技术（AR）、混合现实技术（MR），5G传输技术以及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新技术的出现，将深刻改变影视的创作、传播和运营环境。短视频、视频博客、微电影、视频直播等新影像内容呈现方式迭代出现;PGC、UGC、MCN等视频创作和运营的创新模式应运而生。科技进步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也对影视创作带来了功能拓展和需求升级。而常态化疫情防控对于影视产业的巨大冲击还在持续，影视行业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问题将全面暴露，影视内容生产领域将借此进一步整合优质资源，淘汰落后产能，提高生产效率，挤出水分，但是影视行业的基本盘将大幅缩水，观众的收看心理、资本的投资信心同样备受打击。 这种形势下，当前中国影视发展任务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对外表现为提高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对内变现为增强文化的凝聚力、向心力，这无疑是国家传播战略、国家文化戰略的重要部分，是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的使命与担当。尽管中国影视面临的新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面对的新矛盾存在极端复杂性，但理想目标并未降低，化危为机、危中寻机是当前中国影视职责所在，因此，举旗定向、笃定前行是必然选择。回归到具体的影视实践，就是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笔者认为，可以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两方面简单概括为“三生三世”：在世界观上，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即做到放眼世界，坚守世道，关注世态;在方法论上，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即尊重人民生命，心系人民生存，植根人民生活。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主流媒体内容生产研究”（项目编号：19JJD860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
注释：
[1] 张清民：《两个文艺“讲话”的话语意义分析》，《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
[2] 韩毓海：《“文艺与人民”随想》，《求是》，2020年，第4期。
[3] 习近平：《胸怀大局 把握大势 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1版。
[4] 周建新、杨宾：《主体性、历史性、生活性：新时代我国电视文化的人民性内涵》，《中国电视》，2020年，第11期。
[5][6]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第2版。
[7] 丹纳 著，傅雷 译：《艺术哲学》，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8] 刘建军、彭蓉：《试论革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9] [英]安东尼·吉登斯 著，夏璐 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3、8页。
[10] 胡智锋：《新环境下的电视媒体发展与创新》，宣讲家网，http：//www.71.cn/2016/1115/920745_9.shtml。
关键词：以人民为中心 政治内涵 历史内涵 时代内涵
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从而明确了社会主义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延安文艺座谈会“极力提倡工农兵文艺，力促中国现代文艺家从现实中提炼、生发理论”，对当时的文艺实践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其“义素符码”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时期文艺工作的“基本语汇”，甚至说，这种“红色文化意识形态记忆的记忆母体”的影响力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文艺管理方面的意义目的和价值旨趣”[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文化发展、传媒发展、舆论宣传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影视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这“为新时代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从毛泽东同志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我们可以清晰发现，社会主义文艺鲜明的政治特色就在于强调其发展源头、发展目的、依托基础都是人民群众，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内涵。
影视作为一种现代传媒艺术，凭借其独特的视听语言优势、内容综合优势和即时传播优势快速成长，成为当前我国创作生产能力最强、受众数量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文艺形式之一，它在舆论宣传、艺术欣赏、文化传播、娱乐休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中国影视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大众文艺的代表，其本质就是“人民文艺”。对于中国影视而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既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延伸，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坚持。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国影视才取得如此巨大成就，从引进借鉴到成熟壮大，从影视大国走向影视强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在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引领下，不断提升影视作品质量，推出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影视精品成为影视创作的重要使命。在这种背景下，深刻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深刻内涵，并用其指导实践，对于新时代我国影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政治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3] 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影视创作原则、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主义影视的意识形态底色，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与方向。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影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立场出发，人民群众始终是我国影视创作的“剧中人”“剧作家”和“剧评人”。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的主体，毫无疑问也是影视创作的主体，同时，影视作为一种文艺创作表达，展现的主体也自然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以说，人民群众是影视创造的“剧作者”和“剧中人”。作为一种重要的大众文化传播和消费活动，影视最终要为人民群众服务并接受其检验与批评，因此说，人民群众又是影视的“剧评人”[4]。
第一，人民群众是影视的主创者，“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影视艺术创作离不开人民群众生产实践的“源头活水”，凝结着人民群众的劳动和智慧。“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决定了影视艺术的存在形式。第二，人民群众是影视的主角，“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5]，人民群众是伟大斗争的英雄、伟大工程的劳动者、伟大事业的建设者、伟大梦想的追梦人，理所当然是影视艺术抒情、抒怀、书写的主角。近年来，电视以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讲述时代发展的故事，《大江大河》《都挺好》《最美的青春》《人民的名义》等现实题材电视剧聚焦人民群众生存百态，用朴实无华的电视艺术语言，传递出新时代的正能量。2020年新冠肺炎全球大暴发，涌现出许多令人敬佩的抗“疫”英雄，他们救死扶伤、舍生忘死的抗“疫”精神让历史永远铭记，他们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也成为影视作品展现的重要内容，如央视的“抗击疫情系列报道”、纪录片《第“疫”线》、抗击疫情特别节目《人间世》、“抗疫”主题晚会等。第三，人民群众是影视的评判者，“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以为大众是‘下里巴人’，以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这些观念都是不正确的。”[6] 影视作品只有被人民群众接受以后才算是完成其艺术创作生产的全部流程，也只有被人民群众所接受才能证实其艺术价值所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平台、网购平台、专业网站等可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很快能将观众意见汇聚起来，弹幕技术更是可以实现受众与作品实时互动，即时掌握社会反响，从而来指导和改进创作实践。受疫情影响，2020年的电影院线长达半年多处于关闭状态，给电影产业带来了巨大冲击，但随着当年7月20日中国电影市场重启，《八佰》《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姜子牙》等国产电影表现不俗，充分体现了中国电影觀众对电影观赏的强大需求。
二、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历史内涵
影视是人类文化艺术的一次新集成和新转化，是电子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观众最主要的精神食粮和审美内容之一。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艺术的“三个总体”说：一是艺术品总体，即“属于作者的全部作品”;二是艺术家总体，即“（艺术家）所在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族”;三是时代总体，即围绕艺术家庭、群众与艺术家相同的“社会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7]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任何一个民族的影视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源头、现状发展和未来趋向。中国影视创作有其历史脉络、普遍性规律、独特性特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社会主义影视文化的特色优势。 第一，中国影视不忘本来，优秀影视作品大多注重优秀民族文化的历史继承和时代传承，挖掘五千年灿烂文明留下的宝贵财富和素材，并将其在影视创作中实现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近年来，《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朗读者》等文化类综艺节目、《中国文房四宝》《我在故宫修文物》《本草中国》等文化类纪录片热播就显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第二，中国影视不忘根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特色和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革命历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资源和精神财富”[8]。中国影视在其发展历程中始终重视革命文化的历史继承问题，利用影视作品发扬革命传统、宣传革命精神、讲述革命故事，塑造革命英雄人物。《亮剑》《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可爱的中国》等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之所以有很大的观众群，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此。第三，中国影视着眼未来，中国影视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家庭中茁壮成长并促进优秀社会主义文化繁花似锦，利用其高度的技术与艺术融合性、语言文化的普适性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当前融媒体、5G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背景下，着眼于技术赋能下影视创作的新趋势、新动向。因为技术赋能，一些影视新业态不断涌现，例如虚拟现实类影视短片的出现，再如影视、游戏、动画的交叉融合与类型重组。第四，中国影视不拒外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指导中国影视创作实践为推进中西方文明平等对话、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尽管当前中美关系受到挑战，世界全球化遇到阻碍，但中国影视放眼世界的心态和理念不会变化，中国影视市场的开放性、包容性不会变化。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影视坚持阐释中国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从而提升生命力和影响力。
三、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时代内涵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对生活的要求由“基本的物质精神生活需求”向“美好生活需要”升级。从“物质文化满足”到“美好生活需要”的表述，全面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底气、有能力直面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并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事业奋斗的新航向和新征程。社会主要矛盾和人民群众生活需求的新变化将对我国影视创作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
第一，在价值取向上突出社会效益。“以人民为中心”要求影视创作要为了人民、反映人民、观照人民，影视创作应将人民群众为美好生活所奋斗实践中的故事讲述好、声音传播好、形象塑造好、风貌展现好、精神阐发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影视创作应坚持社会价值优先原则，“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将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满足得是与否、高与低作为评判影视创作效果的最高标准。第二，在内容生产上力创高峰精品。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高质量、高水平的影视作品，而绝不能是低水平的重复、浅表层的娱乐。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不能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力攀经典高峰，是人民和时代对影视创作的要求与期望。第三，在公共服务上提高供给质量。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影视基本公共服务在标准化、均等化等方面持续发力，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新时代我国影视公共服务内容供给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影视创作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供给侧，应优化创新创作结构，及时更新创作理念，不断提高内容质量。
以上三者紧密联系、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我国影视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内涵。其中，政治内涵是我国影视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底色和内生动力;历史内涵是其民族性和历史性问题，强调的是发展源头和发展脉络;时代内涵是其现实性与未来性问题，强调的是其需求与供给平衡。
四、结 语
影视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属性决定了其发展离不开外在大环境和自身媒介环境的影响。在宏观大背景层面，当今世界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世界，不仅其社会变迁的速度远远快于先前各种制度，而且其社会变迁的广度和深度也与以前迥然有别”，“冲突使人们四分五裂，各种压迫也成为世界的基本特征”，“充满更多的不確定性”。[9] 对我国而言，简单概括为两个维度：对外，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二大经济体，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当中，如何确立自己的国际形象，或者说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实现国家民族复兴，立于世界名族之林，同时还能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与支持;对内，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难题，诸如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市场化造成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信息化带来的时空革命等。因此，“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腾飞和崛起”[10]，与此同时，我国在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也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与挑战，尤其是遭遇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体系的强力抵抗，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国际秩序依然在博弈中充满着不确定性。如果以上是国际环境压力的话，那么，在国内，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压力、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以内为主的“双循环”经济转型的压力、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压力、社会阶层固化与就业压力、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转型的压力等，都是极大的挑战。
从影视行业本身发展看，新兴科技力量不断催生着艺术生产与传播方式变革，3D、4D、IMAX等电影呈现技术，4K、8K高清影像技术，虚拟现实技术（VR）、现实增强技术（AR）、混合现实技术（MR），5G传输技术以及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新技术的出现，将深刻改变影视的创作、传播和运营环境。短视频、视频博客、微电影、视频直播等新影像内容呈现方式迭代出现;PGC、UGC、MCN等视频创作和运营的创新模式应运而生。科技进步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也对影视创作带来了功能拓展和需求升级。而常态化疫情防控对于影视产业的巨大冲击还在持续，影视行业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问题将全面暴露，影视内容生产领域将借此进一步整合优质资源，淘汰落后产能，提高生产效率，挤出水分，但是影视行业的基本盘将大幅缩水，观众的收看心理、资本的投资信心同样备受打击。 这种形势下，当前中国影视发展任务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对外表现为提高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对内变现为增强文化的凝聚力、向心力，这无疑是国家传播战略、国家文化戰略的重要部分，是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的使命与担当。尽管中国影视面临的新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面对的新矛盾存在极端复杂性，但理想目标并未降低，化危为机、危中寻机是当前中国影视职责所在，因此，举旗定向、笃定前行是必然选择。回归到具体的影视实践，就是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笔者认为，可以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两方面简单概括为“三生三世”：在世界观上，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即做到放眼世界，坚守世道，关注世态;在方法论上，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即尊重人民生命，心系人民生存，植根人民生活。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主流媒体内容生产研究”（项目编号：19JJD860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
注释：
[1] 张清民：《两个文艺“讲话”的话语意义分析》，《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
[2] 韩毓海：《“文艺与人民”随想》，《求是》，2020年，第4期。
[3] 习近平：《胸怀大局 把握大势 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1版。
[4] 周建新、杨宾：《主体性、历史性、生活性：新时代我国电视文化的人民性内涵》，《中国电视》，2020年，第11期。
[5][6]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第2版。
[7] 丹纳 著，傅雷 译：《艺术哲学》，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8] 刘建军、彭蓉：《试论革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9] [英]安东尼·吉登斯 著，夏璐 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3、8页。
[10] 胡智锋：《新环境下的电视媒体发展与创新》，宣讲家网，http：//www.71.cn/2016/1115/920745_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