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全兴（右）拍摄的《母亲》在慈善晚宴中拍出6万元。
　　恒久的坚持，就是最伟大的意义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于全兴接触到了国家对西部山区贫困母亲的救助项目，从那一刻起，那些贫困母亲的生活现状、与贫穷抗争的坚韧，就像一块块烧得通红的炭，灼得他再也无法平静。从2001年到2016年，他34次深入中国西部贫困地区，足迹遍布12个西部省市自治区、94个贫困县，探访306个村庄，拍摄记录了1100位贫困母亲。看过他的照片，人们纷纷倾囊相助，许多母亲因此而改变了命运。
　　
　　于全興幼年丧父，母亲独自拉扯着他们兄弟姐妹六个艰难地度日。母亲常用捡来的白菜帮子掺和玉米面做成美味的菜团子，给他们改善生活。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天津《家庭报》工作。2000年底，他受命参与组织“幸福工程”在天津地区的募捐活动。在活动中，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贫困母亲”拨动了他心中的一根弦。他想到了自己年少丧父、贫穷困顿的经历，以及抚养六个子女、饱尝生活艰辛的母亲。恰好此时，“幸福工程”中国组委会需要一位影像记者去记录中国西部贫困母亲的生活状况，于全兴向报社社长请命，要求担任这个工作。
　　2001年元月2日这一天，于全兴与真正的贫穷相遇了。在玉树州结隆乡，一个土坏垒起的“冬窝子”门口，一个女孩子穿着破旧的藏袍痛苦地蹲着，一手用力地顶着腹部，脸色蜡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了？”于全兴问。 “她叫巴青才仁，肚子疼，小病。”母亲才仁巴毛告诉于全兴，几个月前，疾病刚刚夺走她的丈夫，12岁的女儿巴青才仁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动力。两年前，巴青才仁常常被不明的腹痛折磨，乡里的医生说她患的是肝吸虫病，需要做手术，可是家里年收入只有600元，饭都吃不饱，哪来的钱做手术呢？于全兴决定改变拍摄行程，带巴青才仁去看病。他留下150元钱，让才仁巴毛置办些年货。才仁巴毛含泪双手合十，高高举过头顶，为他祝福。在离开的车上，于全兴感觉自己的胸口像被冰天雪地中的大石头压着，要裂开，却怎么也裂不开。
　　在州医院，巴青才仁所患疾病确诊为胆囊炎，整个治疗只需要七十多元钱。回程的路上，于全兴拿起一个苹果递给巴青才仁，她接过去看了看，只咬了一小口便塞进袍子里，她准备带回家给妈妈尝一尝。于全兴拿出所有的苹果，交给她，“你必须把那个苹果吃了。”于全兴几乎是喊了起来，然后跑到屋外拼命抽烟。两个月后，得知巴青才仁的病好了，于全兴看到了“幸福工程”的意义，坚定了走遍西部的决心。那一年，于全兴跑遍了青海、甘肃、宁夏等9个省、自治区。
　　在云南山区第一次见到顾彩莲时，她与丈夫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建于乱石堆中的茅草屋内。粮食不够吃，自己生病没钱治，靠编竹箩每年挣一百来元钱，逢年过节才给孩子买肉吃。四川阿坝黑水县的叶兴初，丈夫早亡，带着两个女儿住在一处石头垒就的窝棚里。9岁的大女儿成绩不错，但交不上40元的学费，于是辍学在家。于全兴掏出60元递给她，小女孩一愣，“扑通”一下跪了下去，被于全兴拉起来后，接着就跑去学校报名了。
　　2001年到2016年，于全兴拍了十几万张照片，“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2002年以后，于全兴在“幸福工程”组委会的支持下，办了几次以“贫困母亲”为主题的摄影展览，这些“比文字更能打动人心的纪实照片”引起了轰动。
　　在北京的一场摄影展上，一个女大学生站在才仁巴毛的照片前哭了，她找到于全兴说：“我感觉这位母亲在和我说话，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坚忍，我一定要帮助她。”前来观看的人们也流下了热泪，纷纷伸出援手，向“幸福工程”捐了三百多万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参观展览时握着于全兴的手说：“您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
　　从第一次将镜头对准贫困母亲时，于全兴就觉得那些母亲就像他的亲人，命运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每次采访结束，于全兴都把随身的钱物、药品全部捐掉，只留下必要的路费。有一次因为意外多了两天的行程，他只好向朋友借钱才回到家里。他拍摄作品发表的稿费、获得的奖金、举办讲座的报酬，陆陆续续有五十多万元，他悉数捐给了“幸福工程”。
　　为了更加精准地进行扶贫，于全兴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网开辟结对救助专栏，放上贫困母亲的照片、家庭情况的介绍、所需捐款数额，由网友点击认捐。在十几年里，有近千位母亲通过结对得到了救助，救助金额达到了五百多万元。
　　
　　2016年5月8日，于全兴的《母亲——中国幸福工程西部纪实》摄影展在天津图书大厦揭开帷幕。和以前摄影展有所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贫困母亲通过“幸福工程”提供的小额无息贷款，换取牛、羊等生产资料，获得了脱贫机会。她们褪去贫穷以后的“幸福”，汇聚成了一张张带着笑脸的彩色照片。
　　有人问于全兴，这些年来你收获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中国影像文明经典杰出摄影家”等众多的荣誉，你还要拍到什么时候？
　　于全兴说：“中国还有1000万贫困的母亲，我要拍到我走不动了为止。”
　　（编辑/杨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