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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的历史工场运动是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拉斐尔·萨缪尔为首的牛津大学腊斯金学院的师生所发起的史学民主化运动，它吸引了广大的民众参与，对打破历史学家对历史知识的垄断，在民众中普及历史知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拉斐尔·萨缪尔，英国，历史工场运动，史学民主化
[中图分类号]K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0-0075-05
拉斐尔·萨缪尔是英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一生致力于史学民主化的理论与实践，以他为首所发动的历史工场运动曾在英国广大民众中掀起了一场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热潮，在广大英国民众中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对于这场运动国內学界只是略有提及，但对这场运动具体情况没有介绍。本文试图从运动的起因、目的、组织形式等几方面对这场运动进行简略的介绍，以加深对这场运动的了解。
一
历史工场运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这是一次史学民主化运动。运动的发源地是拉斐尔·萨缪尔所任教的成教学院牛津大学腊斯金学院，运动的名称“历史工场”(History Workshop)是受伊万·麦考(Ewan MacColl)和琼·利特伍德(Joan Littlewood)的“戏剧工场”(Theatre Workshop)的启发而得来的。对腊斯金学院的师生来说，它不仅意味着即兴创作和非正式历史，而且也表达了一种互相协作共同努力达到目标的观念。运动最初是“为了在有限的范围内创造一种新的教育方式，反抗或者避开考试制度，鼓励腊斯金学院的学生从事独立的写作和研究”，这样做的理由是“成教学生在教育上绝不是像学院的权威机构所认定的那样属于‘弱势群体’，他们尤其擅长用自己的经验和本地知识来撰写民族过去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事情”。可以说，这个运动最初不过是以拉斐尔·萨缪尔为首的腊斯金学院的一群老师和学生所组织的在学院范围内反抗英国现代教育制度的行动。后来，这个运动得到推广，几乎波及全国各地，运动的组织者不仅在首都伦敦建立了历史研讨会的核心组织，而且在英国的其他城市和地区如曼彻斯特、设菲尔德、伯明翰等地都建立了历史研讨会组织。其最终目的是打破学科之间的森严壁垒、条块分割，建立历史学与其他学科如文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之间的联系，并将这些学科用于历史分析，同时打破历史研究由历史学家垄断的局面，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非专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历史研究和讨论中来，此外，这个运动也希望能通过讨论方式将不同背景、不同政治观点和政治团体的人聚集到一起，进行互相交流。据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拉斐尔·萨缪尔的助手安娜·达文(AnnaDavin)回忆，1979年举行的议题为“人民的历史与社会主义理论”的研讨会的目的之一就是将左派中具有不同知识背景和政治趋向的人聚集到一起进行建设性的讨论；尽管最后的结果是冲突的暴发和分歧的加深。
历史工场运动采取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形式之一是一年一次的以“历史工场”为标题的全国性的年会。起初会议地点是在牛津大学的腊斯金学院，后来也在全国各地举行。会议的议题多种多样，讨论的内容的范围十分广泛，但仍然围绕着历史这个中心。比如，1972年会议的议题是“儿童与历史”，1975年的主题是“两次大战中的英国”，1980年的议题是“语言与历史”，等等。除了一年一次的全国性的、主题比较宽泛的大型的会议外，也举行主题相对比较具体和狭小的地区性的或者专业性的小型会议讨论，这样的讨论有的是在编辑部的成员之间进行，如1983年就开会讨论了“维多利亚价值观”的问题，1989年讨论的主题是“爱国主义”；有的讨论是由在当地发展起来的一些团体进行，如曼彻斯特、伦敦东区、肯特等地的学术团体；有的则是一些专业团体所组织的讨论，如艺术和社会协会、科学与社会协会等。不管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抑或是专业性的会议，都吸引了成千的人来参加或者旁听，这些人中有来自大学和成人教育机构的学生、工会分子、社区活动分子，还有教师。
为了给历史工场运动的活动提供一个基地，运动的组织者们还成立了一些中心，比较著名的有三个，它们是伦敦历史工场中心(London History Workshop Centre)、牛津中心(Oxford Centre)以及电视历史中心(Television History Centre)。其中最大的应该算伦敦历史研讨中心，它成立于1983年春，它的成立得到纳菲尔德基金会的种子基金(Nuffield Foundation seed money)的帮助，同时也得到了大伦敦市议会(GLC)和卡姆登参议会(camden Council)的支持。这个中心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进行音像录制，为社区的历史学家进行培训，并向外提供器材租借。可是，随着大伦敦委员会的解散，中心失去了资金扶持，不久也宣布解散，其档案资料转入伦敦博物馆；牛津中心成立于1984年，这个中心成立后，除了发布了一些时事通讯外，也举办一些研讨会，仅1984年一年就举行了9次研讨会，此外，这个中心还承担了“海报档案”(Poster Archive)和“生活史档案”(Life History Archive)两个项目，并开办国际暑期学校；电视历史中心是一个慈善机构，其任务是负责著作和刊物的出版与销售，同时也播放电影。
20世纪80年代中期，历史工场中心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出版发行刊物上，而是放在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举办暑期培训班，以及推广和协调历史工场活动上，其协调工作之一就是发布时事通讯，其中1985年所发布的第三期时事通讯量大，具有趣味性，知识性强，且制作精良。不过，第三期也是最后一期，因为协调工作需要大量的时间、场地以及钱财，这是中心所承受不起的。
二
随着历史工场运动的深入，1976年运动的主要刊物《历史工场杂志》(History Workshop Journal)也得以创刊，其副标题是“社会主义历史学家的杂志”，表明其社会主义倾向，以吸引广大的工人群众。在1982年春，该杂志又在社会主义后面加上了“女权主义者”，变成“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历史学家的杂志”，从而表明了对妇女问题的关注。然而，从1995年起，该杂志又取消了副标题。
《历史工场杂志》每年发行两期，从未间断，到拉斐尔·萨缪尔去世时为止已经发行了42期，现在这个刊物仍在继续发行，到2007年底，已经发行了64期。该刊物创办的初期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金的短缺。据安娜·达文回记，创刊的首笔资金大部分是通过募捐得来的，那时刊物是在极其拮据情况下运作的，编辑们都是无偿工作，尽管如此，仍存在资金的缺口，于是组织者们通过卖书来弥补缺额， 安娜·达文和萨莉·亚历山大(Sauy Alexander)组织人员在伦敦卖书，安妮·萨默斯(Anne Summers)则在牛津组织卖书，后来卖书筹款的方式也不得不取消，因为他们和书商发生了冲突，书商将他们卖书的桌子拆走了。除了卖书，他们还组织慈善民间音乐会(Benefit Folk Concert)的方式来筹款，演出地点在滑铁卢活动中心(Waterloo Action Centerl，阿伦·豪金斯(Alun Howkins)是主要组织者。音乐会非常有趣，在演出结束时，阿伦·豪金斯让所有的人都跳起舞来。然而，所筹集来的资金和组织这样的活动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相比，是不相称的，后者远远大于前者。
《历史工场杂志》是历史研讨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76年第一期首頁的社论中就表明其任务是：“更加广泛地分担历史工场运动的工作，使历史工场运动的理念得到更加经常性的、永久性的表达。”它所关心的事情是让历史的边界更加接近大众生活，也就是说，和历史工场运动一样，它的目的也是推进历史的大众化、民主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历史在社会中的作用，它提出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学术上的条块分割，让普通民众能够接触历史，因此，它要求作者不要将读者当成是有专业知识的人，避免使用行话和外来词语，要求对晦涩的词句进行解释，同时，它鼓励那些工人学生和非专业的人士投稿和参与讨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生活，因此原创性成为该刊物的一大亮点。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该刊物还在排版设计上下工夫，如果你有幸拥有这样一本刊物，你就会发现，该刊物每一期的封面设计都十分漂亮精美，而且刊物中配备了大量的插图。也许正因为这些，该刊物的发行量迅速增加，仅1976年9月份发行的第二期的订户就差不多达到了1600个，编辑们确信该期的订购量还会上升，达到2000左右。
《历史工场杂志》还十分注重加强国际联系，经常刊登国外学者的稿件，组织翻译人员翻译国外稿件进行发表。这个刊物在国外也获得了认可，被一些国外学者看成是一种重要的历史表达渠道。
该刊物设有各种不同的栏目，开始部分一般是4～5篇研究性文章，内容涉及不同的主题和时期，常常辅之以专题讨论。比如，在第45期中的专题是“心理分析与历史”，第46期的专题是“1798年的海地起义”。“总体的历史”(History at large)是一个固定的专栏，里面登载一些关于当今的历史的短篇文章，这些文章论述历史是如何形成的，怎么解释，怎么表现，怎么进行理解。第46期海仑·尼科尔森(Hellen Nicholson)写的“后现代的精灵”(Postmodern fairies)，第47期斯蒂芬豪的“1798年团结的爱尔兰起义200周年中的历史、政治和记忆”(History，Pol-itics and Memory in the Bicentenary of the 1798 United Irish Uprisin)、第48期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从斯卡曼到斯蒂芬劳伦斯”(From Searman to Stephen Lawrence)等都属于这类文章。
“档案和原始资料”栏目所讨论的是具体的史料。比如第47期的亚历克斯·金(Alex King)的“联邦的战争墓地委员会档案”(The Archive ofthe 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第49期米歇尔·伊丽莎白·图三(Miehelle Elizabeth Tusan)的“加强妇女档案使用协会”(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the Employment of Women Archive)等文章属于这一类型。
“进展中的工作”栏目则是让历史学家讨论历史研究的过程，并透露他们在研究中所发现的问题。“历史的热情”栏目是让人们分享对历史的兴趣，最后是讣告栏和记事栏，其目的是提醒人们注意所发生的事件、出版物、展览、档案以及其他的资料。
《历史工场杂志》的第一批编辑由10人组成，他们是：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萨莉·亚历山大(Sally Alexander)、安娜·达文(Anna Davin)、阿伦·豪金斯(Alun Howkins)、提姆·梅森(Tim Ma-son)、加雷斯·斯帝德曼·琼斯(Careth Stedman Jones)安妮·萨默斯(Anne Summers)、休·布尔洛克(sueBullock)、斯坦·希普尼(stan Shipley)、安德鲁·林肯(Andrew Lincoln)。他们中有5人只干一年就离开了岗位，其工作由另外的人所接替，其他人则干9年、15年、19年不等，其中拉斐尔·萨缪尔干的时间最长，在这个岗位上工作有21年，直到1996年因癌症去世。
三
为了更进一步地推进历史研讨运动，在提姆·梅森(Tim Mason)的倡议下，从1981年起由《历史工场杂志》出资，每年由其编辑们组织开办伦敦历史研讨讲习班(London History Workshop Seminar)，讲习班的主要组织者是安娜·达文，开办讲习班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比每年的研讨会更为经常的(更小规模的)集会地点，为《历史工场杂志》挑选潜在的专业论文和主题提供平台，尤其是为欢迎远方的来访者提供一个固定的地点。”讲习班开办的时间是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地点别出心裁地选在位于伦敦中心的酒吧，比如，1981、1982、1983前三年讲习班的地点都是“黑马酒吧”(Black Horse)，1984年则改为“麦束酒吧”(Wheatsheaf)。选取酒吧这样人员混乱的场所而不是学术的会堂作为讲习班的地点，其目的很显然，就是吸引更多的没有学术背景的普通人群参与，同时也创造一种学术自由的氛围，好让参与者畅所欲言。参加讲习班的人数常常是40至100人不等，这些人中有发言人，也有听众，他们都来自不同的背景。1981年的发言人有汉斯·麦迪克(Hans Medick)、沙宁(Teodor Shanin)、提姆·梅森(Tim Mason)、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1982年讲习班的发言人有萨利·亚历山大(sally Alexander)、乔纳森·蔡特林(Jonathan Zeitlin)、迈克尔·伊克内提夫(Michael Ignatieff)等；1983年的发言人有拉斐尔·萨缪尔、辛西亚·科伯恩(Cynthia Cockburn)、阿伦·豪金斯(Alun Howkins)、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等人。发言人发言结束后就是讨论，据安娜·达文回忆，每次讨论都是活跃的、非正式的，而且通常持续时间很久。 除了经常性的、一年一度的研讨会、讲习班之外，历史研讨运动的组织者们还组织临时性的研讨会，比如，1989、1990、1991连续三年的临时性研讨会的主题是“历史、民族和学校”(History，the Nation and the School)，这种主题的研讨会将教师、学生以及历史学家聚集在一起，讨论英国在1988年通过的《教育改革法案》中制订的《国民教育课程》(Na-tion Curriculum)所带来的问题。
历史工场运动期间，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们还印制发行了大量的小册子，有腊斯金系列的小册子，也有伦敦历史工场中心系列的小册子。运动的主要策划人之一安娜·达文给笔者发的电子邮件中就列举了一些小册子的书目，从1970年到1973年，由腊斯金学院发行的系列的小册子有12种，从1981年到1990年，由伦敦历史工场中心发行的系列小册子有7种，为了纪念历史工场运动25周年，1991年由拉斐尔·萨缪尔特别编辑出版了《历史工场选集1967-1991》(History Workshop：A Coilectanea 1967-1991)的小册子。此外，运动的组织者们还出版了一系列的丛书，据统计，从1975年到1991年间共出版了30种著作，其中由拉斐尔·萨缪尔主编或者参与编辑出版的著作有12种。
四
以拉斐尔·萨缪尔为首以拉斯金学院为基地所发起的历史工场运动在英国历史上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史学民主化运动，它吸引了无数下层民众的积极参与，在运动过程中，运动的组织者采取研讨会、讲习班、发行出版物等多种形式普及历史知识，利用电视、录音机等现代设备宣传和记录历史，极大地激发了民众对历史的兴趣，增加了民众的历史意识，应该说，其成果是丰硕的，在推动历史研究的大众化，学术的民主化方面其意义是深远的。
这场运动概括起来具有如下特点。特点之一是持续时间长。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一直持续到1996年拉斐尔·萨缪尔的去世，历时近30年。特点之二是广泛的群众性。这从参与的人数之多可以反映出来。比如，在1969年11月29至30日的寒冷的周末里，在腊斯金学院召开的第四次历史工场年会参加人数高达600人。马丁·克图(Martin Kettle)在一篇题为“历史的经历”(The experience of history)的文章中这样描述研讨会的盛况：“随着腊斯金历史工場研讨会人数的增加，组织者们不得不寻找另外的集会地点来执行研讨会的各种程序……附近的房屋和大厅都被征用了”。参加研讨活动的除了少数专家学者外，其余的绝大多数是普通的没有学术背景的民众。特点之三是民主性。这个运动的目标是推倒学科之间的高墙，打破学术的神秘感，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培养大众的历史意识，就这一点来说，历史工场运动可以说已基本实现了其目标。因为，一方面，作为一个以历史为主题的研讨活动能吸引那么多没有学术背景的人群的参与，这本身就表明历史研讨会从形式和内容上都是适合大众口味的，没有在学术和普通民众之间设置高墙和壁垒，而且在会堂上学者和普通民众可以面对面地讨论，学者和普通民众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有利于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历史学习与研究。此外，历史工场运动印制了大量的书籍和小册子，而且这些出版物的销售十分火爆，这有利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同时也表明大众的历史意识在增强。另一方面，腊斯金学院的学生积极投身到这场运动中，他们为学院的讲习班撰写文稿，在全国性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后来又撰写小册子或者书。如果用腊斯金学院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些人并非是“有抱负的人”(high fliers)，他们中许多人进入学院时在写每周的论文方面存在困难，而且他们的期末报告单上显示其成绩极差。其中两个成绩是B-的学生后来竟然成了全职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工场杂志》的创刊编辑(founder-editor)，这就进一步表明这场运动对人们的历史意识的激发作用，这也说明“拉斐尔·萨缪尔和他的同事们所激起的创造力是非常惊人的”。
然而，历史工场运动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受到人们的批评。从人们的批评来看，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尽管历史工场运动以史学大众化、民主化为己任，积极向大众推广和普及通俗易懂的历史知识，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要求《历史工场杂志》的投稿者不要将读者当成是有专业知识的人，避免使用行话和外来词语，要求对晦涩的词句进行解释等，然而，在运动期间所进行的演讲和发行的文章中仍然存在着社会史各分支领域条块分割的现象，充斥着各种艰涩的理论，所使用的语言对普通人来说十分抽象晦涩，“以至于大多数文章都难以读懂”，以至于“几乎从一开始人们就抱怨，历史工场正在变成另一种高不可攀的学界人士的工具，成为他们发表各式各样的行话满篇的理论的文章，以及展示他们在选择合适的语言模式和学术风格方面极度无能的场所”。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说，历史工场运动很不完全地达到了史学民主化的目的，他认为对历史工场在历史学中的地位不应该评价过高。
第二，尽管《历史工场杂志》从一开始就以副标题的形式表明了其社会主义的倾向，后来考虑到“社会主义不足以包含女权主义”，于是又在副标题上加上了女权主义的字样，以表明其对女性问题的重视，但自从1995年后，杂志就取消了表明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倾向的副标题，据杂志的编辑们称，他们之所以要去掉副标题是因为“自从上次更改刊头后的14年以来，我们所工作的政治环境已经变化得几乎无法辨认了”，他们认为的《历史工场杂志》的宗旨是：“用历史来对现在施加影响，为了适应政治的变化，用历史知识和分析来理解当今的政治。”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了的政治形式，他们认为“我们最好是在我们自己的颜色下航行”。
不管编辑们给出了什么理由，去掉副标题一事还是遭到了众多人的批评。读者基思·弗勒特(Keith Flett)在写给编辑部的信中质问为什么要去掉“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历史学家的杂志”这个副标题，他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本身就是～种描述那种能让历史学家投身于反抗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下的东西方的悲惨制度的杂志的绝佳途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编辑们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说辞，在他看来，即使女权主义在近年来向右转，且剩余的女权运动大多与劳工或者社会主义脱离了干系，那么去掉“女权主义”，重新回到“社会主义”也比去掉整个副标题强。约翰·哥曼(John Corms)批评《历史工场杂志》没有经过大多数人的同意就随意改换标题，他认为这个杂志已经和工党很相似了：一幅新的面孔，虚有其表，再也不提社会主义，方向改变的指令从高层下达。他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副标题已经是包罗万象了，没有必要再加上女权主义的字样，因为这会导致对其他激进主义的忽视。在他看来，《历史工场杂志》之去掉社会主义的字样就使得这个杂志和别的杂志没有什么区别了。针对编辑们所给出的“我们最好在自己的颜色下航行”的理由，约翰·哥曼表示，他的颜色仍旧是红色。伊恩·休斯(lan Hughes)则针对编辑们所给出的政治环境变化的理由进行了驳斥，他认为政治气候的变化并不代表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必须得接受这种无常的变化，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总是意味着反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统治。
尽管历史工场运动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作为一次史学民主化的尝试，其意义是深远的，它说明，并非民众不喜欢历史，不热爱知识，而是史学专业化后学者对学术的垄断使学术越来越远离大众，最近中国的百家讲坛的火爆也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只有将学术从象牙塔中请出来，让学术与大众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让学术为大众服务，同时，学术也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者简介 贺五一，男，1967年生，湖南常德人，安徽财经大学政治学院教师，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责任编辑 王公悫
[关键词]拉斐尔·萨缪尔，英国，历史工场运动，史学民主化
[中图分类号]K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0-0075-05
拉斐尔·萨缪尔是英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一生致力于史学民主化的理论与实践，以他为首所发动的历史工场运动曾在英国广大民众中掀起了一场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热潮，在广大英国民众中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对于这场运动国內学界只是略有提及，但对这场运动具体情况没有介绍。本文试图从运动的起因、目的、组织形式等几方面对这场运动进行简略的介绍，以加深对这场运动的了解。
一
历史工场运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这是一次史学民主化运动。运动的发源地是拉斐尔·萨缪尔所任教的成教学院牛津大学腊斯金学院，运动的名称“历史工场”(History Workshop)是受伊万·麦考(Ewan MacColl)和琼·利特伍德(Joan Littlewood)的“戏剧工场”(Theatre Workshop)的启发而得来的。对腊斯金学院的师生来说，它不仅意味着即兴创作和非正式历史，而且也表达了一种互相协作共同努力达到目标的观念。运动最初是“为了在有限的范围内创造一种新的教育方式，反抗或者避开考试制度，鼓励腊斯金学院的学生从事独立的写作和研究”，这样做的理由是“成教学生在教育上绝不是像学院的权威机构所认定的那样属于‘弱势群体’，他们尤其擅长用自己的经验和本地知识来撰写民族过去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事情”。可以说，这个运动最初不过是以拉斐尔·萨缪尔为首的腊斯金学院的一群老师和学生所组织的在学院范围内反抗英国现代教育制度的行动。后来，这个运动得到推广，几乎波及全国各地，运动的组织者不仅在首都伦敦建立了历史研讨会的核心组织，而且在英国的其他城市和地区如曼彻斯特、设菲尔德、伯明翰等地都建立了历史研讨会组织。其最终目的是打破学科之间的森严壁垒、条块分割，建立历史学与其他学科如文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之间的联系，并将这些学科用于历史分析，同时打破历史研究由历史学家垄断的局面，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非专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历史研究和讨论中来，此外，这个运动也希望能通过讨论方式将不同背景、不同政治观点和政治团体的人聚集到一起，进行互相交流。据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拉斐尔·萨缪尔的助手安娜·达文(AnnaDavin)回忆，1979年举行的议题为“人民的历史与社会主义理论”的研讨会的目的之一就是将左派中具有不同知识背景和政治趋向的人聚集到一起进行建设性的讨论；尽管最后的结果是冲突的暴发和分歧的加深。
历史工场运动采取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形式之一是一年一次的以“历史工场”为标题的全国性的年会。起初会议地点是在牛津大学的腊斯金学院，后来也在全国各地举行。会议的议题多种多样，讨论的内容的范围十分广泛，但仍然围绕着历史这个中心。比如，1972年会议的议题是“儿童与历史”，1975年的主题是“两次大战中的英国”，1980年的议题是“语言与历史”，等等。除了一年一次的全国性的、主题比较宽泛的大型的会议外，也举行主题相对比较具体和狭小的地区性的或者专业性的小型会议讨论，这样的讨论有的是在编辑部的成员之间进行，如1983年就开会讨论了“维多利亚价值观”的问题，1989年讨论的主题是“爱国主义”；有的讨论是由在当地发展起来的一些团体进行，如曼彻斯特、伦敦东区、肯特等地的学术团体；有的则是一些专业团体所组织的讨论，如艺术和社会协会、科学与社会协会等。不管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抑或是专业性的会议，都吸引了成千的人来参加或者旁听，这些人中有来自大学和成人教育机构的学生、工会分子、社区活动分子，还有教师。
为了给历史工场运动的活动提供一个基地，运动的组织者们还成立了一些中心，比较著名的有三个，它们是伦敦历史工场中心(London History Workshop Centre)、牛津中心(Oxford Centre)以及电视历史中心(Television History Centre)。其中最大的应该算伦敦历史研讨中心，它成立于1983年春，它的成立得到纳菲尔德基金会的种子基金(Nuffield Foundation seed money)的帮助，同时也得到了大伦敦市议会(GLC)和卡姆登参议会(camden Council)的支持。这个中心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进行音像录制，为社区的历史学家进行培训，并向外提供器材租借。可是，随着大伦敦委员会的解散，中心失去了资金扶持，不久也宣布解散，其档案资料转入伦敦博物馆；牛津中心成立于1984年，这个中心成立后，除了发布了一些时事通讯外，也举办一些研讨会，仅1984年一年就举行了9次研讨会，此外，这个中心还承担了“海报档案”(Poster Archive)和“生活史档案”(Life History Archive)两个项目，并开办国际暑期学校；电视历史中心是一个慈善机构，其任务是负责著作和刊物的出版与销售，同时也播放电影。
20世纪80年代中期，历史工场中心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出版发行刊物上，而是放在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举办暑期培训班，以及推广和协调历史工场活动上，其协调工作之一就是发布时事通讯，其中1985年所发布的第三期时事通讯量大，具有趣味性，知识性强，且制作精良。不过，第三期也是最后一期，因为协调工作需要大量的时间、场地以及钱财，这是中心所承受不起的。
二
随着历史工场运动的深入，1976年运动的主要刊物《历史工场杂志》(History Workshop Journal)也得以创刊，其副标题是“社会主义历史学家的杂志”，表明其社会主义倾向，以吸引广大的工人群众。在1982年春，该杂志又在社会主义后面加上了“女权主义者”，变成“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历史学家的杂志”，从而表明了对妇女问题的关注。然而，从1995年起，该杂志又取消了副标题。
《历史工场杂志》每年发行两期，从未间断，到拉斐尔·萨缪尔去世时为止已经发行了42期，现在这个刊物仍在继续发行，到2007年底，已经发行了64期。该刊物创办的初期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金的短缺。据安娜·达文回记，创刊的首笔资金大部分是通过募捐得来的，那时刊物是在极其拮据情况下运作的，编辑们都是无偿工作，尽管如此，仍存在资金的缺口，于是组织者们通过卖书来弥补缺额， 安娜·达文和萨莉·亚历山大(Sauy Alexander)组织人员在伦敦卖书，安妮·萨默斯(Anne Summers)则在牛津组织卖书，后来卖书筹款的方式也不得不取消，因为他们和书商发生了冲突，书商将他们卖书的桌子拆走了。除了卖书，他们还组织慈善民间音乐会(Benefit Folk Concert)的方式来筹款，演出地点在滑铁卢活动中心(Waterloo Action Centerl，阿伦·豪金斯(Alun Howkins)是主要组织者。音乐会非常有趣，在演出结束时，阿伦·豪金斯让所有的人都跳起舞来。然而，所筹集来的资金和组织这样的活动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相比，是不相称的，后者远远大于前者。
《历史工场杂志》是历史研讨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76年第一期首頁的社论中就表明其任务是：“更加广泛地分担历史工场运动的工作，使历史工场运动的理念得到更加经常性的、永久性的表达。”它所关心的事情是让历史的边界更加接近大众生活，也就是说，和历史工场运动一样，它的目的也是推进历史的大众化、民主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历史在社会中的作用，它提出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学术上的条块分割，让普通民众能够接触历史，因此，它要求作者不要将读者当成是有专业知识的人，避免使用行话和外来词语，要求对晦涩的词句进行解释，同时，它鼓励那些工人学生和非专业的人士投稿和参与讨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生活，因此原创性成为该刊物的一大亮点。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该刊物还在排版设计上下工夫，如果你有幸拥有这样一本刊物，你就会发现，该刊物每一期的封面设计都十分漂亮精美，而且刊物中配备了大量的插图。也许正因为这些，该刊物的发行量迅速增加，仅1976年9月份发行的第二期的订户就差不多达到了1600个，编辑们确信该期的订购量还会上升，达到2000左右。
《历史工场杂志》还十分注重加强国际联系，经常刊登国外学者的稿件，组织翻译人员翻译国外稿件进行发表。这个刊物在国外也获得了认可，被一些国外学者看成是一种重要的历史表达渠道。
该刊物设有各种不同的栏目，开始部分一般是4～5篇研究性文章，内容涉及不同的主题和时期，常常辅之以专题讨论。比如，在第45期中的专题是“心理分析与历史”，第46期的专题是“1798年的海地起义”。“总体的历史”(History at large)是一个固定的专栏，里面登载一些关于当今的历史的短篇文章，这些文章论述历史是如何形成的，怎么解释，怎么表现，怎么进行理解。第46期海仑·尼科尔森(Hellen Nicholson)写的“后现代的精灵”(Postmodern fairies)，第47期斯蒂芬豪的“1798年团结的爱尔兰起义200周年中的历史、政治和记忆”(History，Pol-itics and Memory in the Bicentenary of the 1798 United Irish Uprisin)、第48期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从斯卡曼到斯蒂芬劳伦斯”(From Searman to Stephen Lawrence)等都属于这类文章。
“档案和原始资料”栏目所讨论的是具体的史料。比如第47期的亚历克斯·金(Alex King)的“联邦的战争墓地委员会档案”(The Archive ofthe 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第49期米歇尔·伊丽莎白·图三(Miehelle Elizabeth Tusan)的“加强妇女档案使用协会”(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the Employment of Women Archive)等文章属于这一类型。
“进展中的工作”栏目则是让历史学家讨论历史研究的过程，并透露他们在研究中所发现的问题。“历史的热情”栏目是让人们分享对历史的兴趣，最后是讣告栏和记事栏，其目的是提醒人们注意所发生的事件、出版物、展览、档案以及其他的资料。
《历史工场杂志》的第一批编辑由10人组成，他们是：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萨莉·亚历山大(Sally Alexander)、安娜·达文(Anna Davin)、阿伦·豪金斯(Alun Howkins)、提姆·梅森(Tim Ma-son)、加雷斯·斯帝德曼·琼斯(Careth Stedman Jones)安妮·萨默斯(Anne Summers)、休·布尔洛克(sueBullock)、斯坦·希普尼(stan Shipley)、安德鲁·林肯(Andrew Lincoln)。他们中有5人只干一年就离开了岗位，其工作由另外的人所接替，其他人则干9年、15年、19年不等，其中拉斐尔·萨缪尔干的时间最长，在这个岗位上工作有21年，直到1996年因癌症去世。
三
为了更进一步地推进历史研讨运动，在提姆·梅森(Tim Mason)的倡议下，从1981年起由《历史工场杂志》出资，每年由其编辑们组织开办伦敦历史研讨讲习班(London History Workshop Seminar)，讲习班的主要组织者是安娜·达文，开办讲习班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比每年的研讨会更为经常的(更小规模的)集会地点，为《历史工场杂志》挑选潜在的专业论文和主题提供平台，尤其是为欢迎远方的来访者提供一个固定的地点。”讲习班开办的时间是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地点别出心裁地选在位于伦敦中心的酒吧，比如，1981、1982、1983前三年讲习班的地点都是“黑马酒吧”(Black Horse)，1984年则改为“麦束酒吧”(Wheatsheaf)。选取酒吧这样人员混乱的场所而不是学术的会堂作为讲习班的地点，其目的很显然，就是吸引更多的没有学术背景的普通人群参与，同时也创造一种学术自由的氛围，好让参与者畅所欲言。参加讲习班的人数常常是40至100人不等，这些人中有发言人，也有听众，他们都来自不同的背景。1981年的发言人有汉斯·麦迪克(Hans Medick)、沙宁(Teodor Shanin)、提姆·梅森(Tim Mason)、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1982年讲习班的发言人有萨利·亚历山大(sally Alexander)、乔纳森·蔡特林(Jonathan Zeitlin)、迈克尔·伊克内提夫(Michael Ignatieff)等；1983年的发言人有拉斐尔·萨缪尔、辛西亚·科伯恩(Cynthia Cockburn)、阿伦·豪金斯(Alun Howkins)、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等人。发言人发言结束后就是讨论，据安娜·达文回忆，每次讨论都是活跃的、非正式的，而且通常持续时间很久。 除了经常性的、一年一度的研讨会、讲习班之外，历史研讨运动的组织者们还组织临时性的研讨会，比如，1989、1990、1991连续三年的临时性研讨会的主题是“历史、民族和学校”(History，the Nation and the School)，这种主题的研讨会将教师、学生以及历史学家聚集在一起，讨论英国在1988年通过的《教育改革法案》中制订的《国民教育课程》(Na-tion Curriculum)所带来的问题。
历史工场运动期间，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们还印制发行了大量的小册子，有腊斯金系列的小册子，也有伦敦历史工场中心系列的小册子。运动的主要策划人之一安娜·达文给笔者发的电子邮件中就列举了一些小册子的书目，从1970年到1973年，由腊斯金学院发行的系列的小册子有12种，从1981年到1990年，由伦敦历史工场中心发行的系列小册子有7种，为了纪念历史工场运动25周年，1991年由拉斐尔·萨缪尔特别编辑出版了《历史工场选集1967-1991》(History Workshop：A Coilectanea 1967-1991)的小册子。此外，运动的组织者们还出版了一系列的丛书，据统计，从1975年到1991年间共出版了30种著作，其中由拉斐尔·萨缪尔主编或者参与编辑出版的著作有12种。
四
以拉斐尔·萨缪尔为首以拉斯金学院为基地所发起的历史工场运动在英国历史上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史学民主化运动，它吸引了无数下层民众的积极参与，在运动过程中，运动的组织者采取研讨会、讲习班、发行出版物等多种形式普及历史知识，利用电视、录音机等现代设备宣传和记录历史，极大地激发了民众对历史的兴趣，增加了民众的历史意识，应该说，其成果是丰硕的，在推动历史研究的大众化，学术的民主化方面其意义是深远的。
这场运动概括起来具有如下特点。特点之一是持续时间长。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一直持续到1996年拉斐尔·萨缪尔的去世，历时近30年。特点之二是广泛的群众性。这从参与的人数之多可以反映出来。比如，在1969年11月29至30日的寒冷的周末里，在腊斯金学院召开的第四次历史工场年会参加人数高达600人。马丁·克图(Martin Kettle)在一篇题为“历史的经历”(The experience of history)的文章中这样描述研讨会的盛况：“随着腊斯金历史工場研讨会人数的增加，组织者们不得不寻找另外的集会地点来执行研讨会的各种程序……附近的房屋和大厅都被征用了”。参加研讨活动的除了少数专家学者外，其余的绝大多数是普通的没有学术背景的民众。特点之三是民主性。这个运动的目标是推倒学科之间的高墙，打破学术的神秘感，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培养大众的历史意识，就这一点来说，历史工场运动可以说已基本实现了其目标。因为，一方面，作为一个以历史为主题的研讨活动能吸引那么多没有学术背景的人群的参与，这本身就表明历史研讨会从形式和内容上都是适合大众口味的，没有在学术和普通民众之间设置高墙和壁垒，而且在会堂上学者和普通民众可以面对面地讨论，学者和普通民众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有利于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历史学习与研究。此外，历史工场运动印制了大量的书籍和小册子，而且这些出版物的销售十分火爆，这有利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同时也表明大众的历史意识在增强。另一方面，腊斯金学院的学生积极投身到这场运动中，他们为学院的讲习班撰写文稿，在全国性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后来又撰写小册子或者书。如果用腊斯金学院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些人并非是“有抱负的人”(high fliers)，他们中许多人进入学院时在写每周的论文方面存在困难，而且他们的期末报告单上显示其成绩极差。其中两个成绩是B-的学生后来竟然成了全职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工场杂志》的创刊编辑(founder-editor)，这就进一步表明这场运动对人们的历史意识的激发作用，这也说明“拉斐尔·萨缪尔和他的同事们所激起的创造力是非常惊人的”。
然而，历史工场运动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受到人们的批评。从人们的批评来看，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尽管历史工场运动以史学大众化、民主化为己任，积极向大众推广和普及通俗易懂的历史知识，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要求《历史工场杂志》的投稿者不要将读者当成是有专业知识的人，避免使用行话和外来词语，要求对晦涩的词句进行解释等，然而，在运动期间所进行的演讲和发行的文章中仍然存在着社会史各分支领域条块分割的现象，充斥着各种艰涩的理论，所使用的语言对普通人来说十分抽象晦涩，“以至于大多数文章都难以读懂”，以至于“几乎从一开始人们就抱怨，历史工场正在变成另一种高不可攀的学界人士的工具，成为他们发表各式各样的行话满篇的理论的文章，以及展示他们在选择合适的语言模式和学术风格方面极度无能的场所”。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说，历史工场运动很不完全地达到了史学民主化的目的，他认为对历史工场在历史学中的地位不应该评价过高。
第二，尽管《历史工场杂志》从一开始就以副标题的形式表明了其社会主义的倾向，后来考虑到“社会主义不足以包含女权主义”，于是又在副标题上加上了女权主义的字样，以表明其对女性问题的重视，但自从1995年后，杂志就取消了表明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倾向的副标题，据杂志的编辑们称，他们之所以要去掉副标题是因为“自从上次更改刊头后的14年以来，我们所工作的政治环境已经变化得几乎无法辨认了”，他们认为的《历史工场杂志》的宗旨是：“用历史来对现在施加影响，为了适应政治的变化，用历史知识和分析来理解当今的政治。”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了的政治形式，他们认为“我们最好是在我们自己的颜色下航行”。
不管编辑们给出了什么理由，去掉副标题一事还是遭到了众多人的批评。读者基思·弗勒特(Keith Flett)在写给编辑部的信中质问为什么要去掉“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历史学家的杂志”这个副标题，他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本身就是～种描述那种能让历史学家投身于反抗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下的东西方的悲惨制度的杂志的绝佳途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编辑们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说辞，在他看来，即使女权主义在近年来向右转，且剩余的女权运动大多与劳工或者社会主义脱离了干系，那么去掉“女权主义”，重新回到“社会主义”也比去掉整个副标题强。约翰·哥曼(John Corms)批评《历史工场杂志》没有经过大多数人的同意就随意改换标题，他认为这个杂志已经和工党很相似了：一幅新的面孔，虚有其表，再也不提社会主义，方向改变的指令从高层下达。他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副标题已经是包罗万象了，没有必要再加上女权主义的字样，因为这会导致对其他激进主义的忽视。在他看来，《历史工场杂志》之去掉社会主义的字样就使得这个杂志和别的杂志没有什么区别了。针对编辑们所给出的“我们最好在自己的颜色下航行”的理由，约翰·哥曼表示，他的颜色仍旧是红色。伊恩·休斯(lan Hughes)则针对编辑们所给出的政治环境变化的理由进行了驳斥，他认为政治气候的变化并不代表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必须得接受这种无常的变化，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总是意味着反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统治。
尽管历史工场运动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作为一次史学民主化的尝试，其意义是深远的，它说明，并非民众不喜欢历史，不热爱知识，而是史学专业化后学者对学术的垄断使学术越来越远离大众，最近中国的百家讲坛的火爆也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只有将学术从象牙塔中请出来，让学术与大众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让学术为大众服务，同时，学术也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者简介 贺五一，男，1967年生，湖南常德人，安徽财经大学政治学院教师，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责任编辑 王公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