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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拉萨市区到贡嘎机场，是一段长长的窄窄的公路，公路一边挨着绵延的大山，一边沿着拉萨河滩蜿蜒而行。每次坐车行走在这段路上，身为母亲的吴建军总会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和纠结。
机场航班连着的那头，是在成都上学的女儿。1994年，吴建军在高原怀孕7个月后，才到成都生下女儿，结果被诊断出先天性心脏病，不能适应高原生活。2000年，女儿在北京动了手术后，留在成都跟着外公外婆生活。不能照顾身体虚弱的女儿，总是让吴建军内心隐隐作痛。
机场的这头，是吴建军生活了30多年的拉萨。记忆里，车窗外的拉萨河滩曾是一片荒凉，从小孩子开始，吴建军每年春天都要到这里种树。如今，自己和小伙伴们以及拉萨成千上万的人经年累月栽下的绿色，已经覆盖了河滩。拉萨，是自己看着建起来的，美起来的，大起来的，她家在此，根在此，情在此，理想在此，事业在此，想走却舍不下。
吴建军今年40岁，是“藏三代”，如今是建设银行西藏分行某支行行长。她的爷爷，是西藏第一代产业工人；她的父亲，是西藏运输战线的驾驶员。吴建军说，我没上两代的人艰苦，可跟他们一样，也是亏欠孩子。
幼年的记忆里，很少有父亲
在吴建军幼年的记忆里，家就是母亲和自己，甚至春节也少见父亲的身影。父亲吴天长，是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运输公司第四分公司的驾驶员，长年奔波在公路上，在西藏运输战线很有名气，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区先进，事迹还曾被《西藏日报》大篇幅报道。
用今天的话说，吴天长就是一个工作狂。吴建军说，一年365天，父亲有362天在路上；从拉萨到格尔木，别人需要一个星期，而父亲只需要两三天。个中原因，吴建军听到过个大概：那就是吴天长在路上，从不下车吃饭，从不进房住宿，白天黑夜连轴转，困了就把车停路边打个盹儿，醒了打着火就走，饿了在车上吃口干粮喝口水。由于吃住都不能保证，身体长年透支，吴天长得了严重的胃病和失眠症，后来通过自治区交通厅特批，调回到内地调养，居住在成都。
已经年近不惑的吴建军至今不理解，当年父亲如此奔忙，甚至没有尽到对家庭的责任，而母亲竟没有说过任何一句怨言。甚至，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母亲干脆辞去了教师的工作，一心一意留在家里，照顾吴建军姐弟俩。
吴建军是1977年从重庆梁平老家来到西藏的，那年她还不到5岁。说起进藏的故事，她的语气里还有无比的委屈：从梁平坐班车到重庆，然后坐火车到格尔木，再从格尔木坐汽车到拉萨，路途的艰辛，孩童的吴建军自然不记得，但由于高原反应，吃什么吐什么，她还有点印象。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时，由于严重的高原反应，吴建军脸色发青，呼吸急促，生命体征已经开始微弱，可附近又没有医院。妈妈慌着说孩子不行了，结果父亲说了句，那看造化吧。从唐古拉山下来，吴建军的情况有所好转。一到拉萨，妈妈忙着将孩子往医院送，父亲忙着往工作岗位赶。
对祖辈、父辈，敬重大过感情
谈起爷爷和父亲，吴建军的语气里，感情的成分似乎很少，敬重的成分却很多。
爷爷吴正云，是西藏和平解放后作为矿工进藏的。在矿上工作三年后，调到了西藏第五运输分公司。爷爷一人抛家舍业，在西藏奋斗多年，1972年终于可以调回内地了，并办好了一切内调手续。不料此时，他在家乡的儿子，也就是吴建军的父亲突然要来西藏闯荡，并且已经启程。由于通信不便无法沟通，爷爷只好留在西藏等父亲来。就因为这个小小的变故，爷爷又在西藏多待了十年。
小时候在重庆梁平老家，吴建军对父亲没有任何印象。她经常问妈妈，爸爸在哪里？妈妈就说，爸爸在很远的地方。那时候，母亲带着小建军和奶奶一起生活，所以她从三四岁开始，就跟着母亲干些农活。母亲为了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在1977年抱着孩子进藏，从此整个家庭由重庆移植到了西藏。
吴建军说，上两代人，是拿着命在建设西藏。父亲的几次历险，经常当作笑话讲给她听。当“大王”，是西藏对汽车在路上抛锚的一个诙谐说法，意思是汽车坏了，一个人蹲在山上，跟山大王一样。和内地不一样的是，在西藏当“大王”，经常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据父亲说，有一次路上大面积塌方，自己的汽车前后都被山石堵住，动弹不得。后来车上也没油了，又冻又饿捱了三天，当中几度觉得自己不行了。后来路被抢通，父亲被人抬到附近一个镇里进行抢救，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故乡很美
吴建军在拉萨度过了童年。那时候，爷爷、父母、自己姐弟两个，一家三代住在一个30多平米的铁皮房子里，饭都吃不饱。
儿时的吴建军对拉萨的印象，就是几栋平房，也没几条马路，唯一的商店是拉萨百货公司。平时的蔬菜和大米，都是计划供应。吴建军还记得有个食品加工厂，卖一种用面粉做的饼，一斤粮票可以换八两饼，由于特别硬，要泡在水里才能吃。这种饼，是她童年记忆里最好吃的东西。她还记得，在西藏四个月的寒冷期里，拉萨雪厚风沙大，风大的时候，能把铁皮房子给掀翻。
早些年，西藏去内地休假的职工，回西藏时都带着一袋子一袋子的蔬菜。在成都机场，一看到托运蔬菜的，大家就知道是西藏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国家加大了扶持西藏的力度，西藏也开展了生产自助，盖起了塑料大棚种菜，生活水平才逐渐提高。从1984年开始，成都机场往西藏带菜的人越来越少；到了1989年，这种现象就完全绝迹了。
在吴建军的记忆里，故乡重庆梁平很美。1984年，她回过一次重庆，看到内地花花绿绿的花草树木，觉得很惊奇，认为这才是生活的好地方。离开重庆时，她央告母亲能不能不回西藏，但母亲说，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西藏，重庆没人照顾你啊。
和西藏早已血肉相连
小学，初中，高中。随着拉萨一点点在变化，吴建军到了读大学的时候，她去了成都。大学毕业后，吴建军没有一点犹豫，回到了西藏。
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西藏急缺大学生，各个单位的主力都是高中生。当时国家大力提倡内地学生去西藏，所以她觉得自己作为西藏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应该回到西藏去，更应该对西藏有所回报和贡献。她说，尽管西藏和内地的生存条件差距比较大，但自己作为虽不土生但土长的西藏人，和西藏早已血肉相连。怀着激情，抱着理想，吴建军回到了西藏，一干就是20年。
20年间，吴建军和一位藏族小伙儿结婚，建立了“团结家庭”。拉萨成片的铁皮房子变成了成片的楼房，百姓的衣食住行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环境方面，一代代拉萨的建设者们坚持绿化。吴建军也从小就在学校的组织下参加植树造林，每年要种两棵树并要保证成活。她还记得，在拉萨河滩，两个孩子负责挖坑，两个孩子负责抬树放树，一年年种下去，如今拉萨的植被不断丰富，风沙比以前小多了。
1994年，吴建军的女儿出生，不久被诊断出先天性心脏病。大夫说，这和吴建军在高原怀孕7个月才去成都生产不无关系。1996年，吴建军的父母和丈夫的父母，都因为身体的原因，回到成都养老，小两口对老人的健康非常担忧。上有年迈老人在内地，下有患病女儿不适应高原，吴建军向组织提出申请，希望能内调尽孝心并照顾女儿。由于当时单位人才紧缺，组织上就给吴建军做工作，希望她能在西藏多留一段时间。从这儿以后，吴建军再没有提出内调，并且从此断绝了这个想法。
陌生的妈妈
如今，吴建军的女儿已经17岁，在成都双流中学西藏班读高二。为了照顾女儿，吴建军年迈的父母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而这，也成了吴建军的一块心病。
她说，自己工作忙，每年的休假都保证不了，所以对孩子的教育，基本上都是通过电话交流。父母不在身边，对孩子的性格塑造都会有欠缺。同时，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不仅不能休息，还要照顾孙辈。为人子没能尽孝，为人母没有尽责，吴建军对父母和孩子总是充满愧疚。
女儿小的时候，吴建军每次去成都探望，幼小的孩子根本就不往她身边凑。她还记得女儿3岁时，自己伸出双臂说，“宝贝儿过来叫妈妈”，结果女儿转头对爷爷说：“她不是我妈妈。人家妈妈每天都去幼儿园接孩子，她从来没有接过我。”尽管童言无忌，但女儿的话刺痛了吴建军作为母亲的心。等孩子睡着了，他和丈夫悄悄把孩子抱过来，放在自己的被窝里，想体味下作为母亲的幸福，想给梦中的孩子一些温暖。不料孩子半夜睡醒，一睁开眼睛，就拼命往外挣扎，哭闹着要爷爷，要奶奶。
女儿慢慢长大了，吴建军也发现了由于自己的远离而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性格孤僻、内向，还有自卑，以及生活习惯上的一些缺陷。每次吴建军去成都或者离开，女儿仿佛都不怎么在意，在一起时不主动和父母亲近，离开时好像也不怎么留恋。女儿的表现，难免让吴建军偶尔伤心。她找了个机会和孩子沟通。但女儿说，妈妈你知道为什么每次走我都不去送你吗，因为我怕自己会哭。我不去送，是为了让你们安安心心离开，安安心心工作。
这个答案，让吴建军更揪心：原来女儿内心承担了这么多。她告诉记者，自己父母文化水平低，除了做饭和日常照顾，不能给孩子心理以及学习上有更多的疏导和教育。尤其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个时期的心理疏导只有母亲来承担，其他人不能取代。孩子过早离开父母，独立成长，不仅要管好自己的学习，管好自己的生活，而且还为了给父母分忧，如此压抑内心。因为这些，让一个孩子身上少了那么多本来该有的孩子气。
由于丈夫是藏族，女儿五岁时，吴建军得到了一个生二胎的指标，但她放弃了。她说，养育孩子太艰辛，自己又不能照顾不能陪伴，还是把女儿培养好吧。
采访临近结束，吴建军说，因为身在西藏，我上不能尽孝，下不能尽责；和内地的朋友相比，生活条件也有差距。但是回头一想，我在西藏毕竟有那么多感情。西藏能有今天，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有艰苦的付出。自己在西藏工作20年，通过努力自己走上了管理岗位，所以虽然有所失去，但西藏也给自己提供了更大的发展舞台、更多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如今，中央越来越重视西藏的发展和建设，西藏也一天比一天好，作为西藏人，我们更有责任把西藏建设好。”
机场航班连着的那头，是在成都上学的女儿。1994年，吴建军在高原怀孕7个月后，才到成都生下女儿，结果被诊断出先天性心脏病，不能适应高原生活。2000年，女儿在北京动了手术后，留在成都跟着外公外婆生活。不能照顾身体虚弱的女儿，总是让吴建军内心隐隐作痛。
机场的这头，是吴建军生活了30多年的拉萨。记忆里，车窗外的拉萨河滩曾是一片荒凉，从小孩子开始，吴建军每年春天都要到这里种树。如今，自己和小伙伴们以及拉萨成千上万的人经年累月栽下的绿色，已经覆盖了河滩。拉萨，是自己看着建起来的，美起来的，大起来的，她家在此，根在此，情在此，理想在此，事业在此，想走却舍不下。
吴建军今年40岁，是“藏三代”，如今是建设银行西藏分行某支行行长。她的爷爷，是西藏第一代产业工人；她的父亲，是西藏运输战线的驾驶员。吴建军说，我没上两代的人艰苦，可跟他们一样，也是亏欠孩子。
幼年的记忆里，很少有父亲
在吴建军幼年的记忆里，家就是母亲和自己，甚至春节也少见父亲的身影。父亲吴天长，是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运输公司第四分公司的驾驶员，长年奔波在公路上，在西藏运输战线很有名气，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区先进，事迹还曾被《西藏日报》大篇幅报道。
用今天的话说，吴天长就是一个工作狂。吴建军说，一年365天，父亲有362天在路上；从拉萨到格尔木，别人需要一个星期，而父亲只需要两三天。个中原因，吴建军听到过个大概：那就是吴天长在路上，从不下车吃饭，从不进房住宿，白天黑夜连轴转，困了就把车停路边打个盹儿，醒了打着火就走，饿了在车上吃口干粮喝口水。由于吃住都不能保证，身体长年透支，吴天长得了严重的胃病和失眠症，后来通过自治区交通厅特批，调回到内地调养，居住在成都。
已经年近不惑的吴建军至今不理解，当年父亲如此奔忙，甚至没有尽到对家庭的责任，而母亲竟没有说过任何一句怨言。甚至，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母亲干脆辞去了教师的工作，一心一意留在家里，照顾吴建军姐弟俩。
吴建军是1977年从重庆梁平老家来到西藏的，那年她还不到5岁。说起进藏的故事，她的语气里还有无比的委屈：从梁平坐班车到重庆，然后坐火车到格尔木，再从格尔木坐汽车到拉萨，路途的艰辛，孩童的吴建军自然不记得，但由于高原反应，吃什么吐什么，她还有点印象。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时，由于严重的高原反应，吴建军脸色发青，呼吸急促，生命体征已经开始微弱，可附近又没有医院。妈妈慌着说孩子不行了，结果父亲说了句，那看造化吧。从唐古拉山下来，吴建军的情况有所好转。一到拉萨，妈妈忙着将孩子往医院送，父亲忙着往工作岗位赶。
对祖辈、父辈，敬重大过感情
谈起爷爷和父亲，吴建军的语气里，感情的成分似乎很少，敬重的成分却很多。
爷爷吴正云，是西藏和平解放后作为矿工进藏的。在矿上工作三年后，调到了西藏第五运输分公司。爷爷一人抛家舍业，在西藏奋斗多年，1972年终于可以调回内地了，并办好了一切内调手续。不料此时，他在家乡的儿子，也就是吴建军的父亲突然要来西藏闯荡，并且已经启程。由于通信不便无法沟通，爷爷只好留在西藏等父亲来。就因为这个小小的变故，爷爷又在西藏多待了十年。
小时候在重庆梁平老家，吴建军对父亲没有任何印象。她经常问妈妈，爸爸在哪里？妈妈就说，爸爸在很远的地方。那时候，母亲带着小建军和奶奶一起生活，所以她从三四岁开始，就跟着母亲干些农活。母亲为了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在1977年抱着孩子进藏，从此整个家庭由重庆移植到了西藏。
吴建军说，上两代人，是拿着命在建设西藏。父亲的几次历险，经常当作笑话讲给她听。当“大王”，是西藏对汽车在路上抛锚的一个诙谐说法，意思是汽车坏了，一个人蹲在山上，跟山大王一样。和内地不一样的是，在西藏当“大王”，经常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据父亲说，有一次路上大面积塌方，自己的汽车前后都被山石堵住，动弹不得。后来车上也没油了，又冻又饿捱了三天，当中几度觉得自己不行了。后来路被抢通，父亲被人抬到附近一个镇里进行抢救，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故乡很美
吴建军在拉萨度过了童年。那时候，爷爷、父母、自己姐弟两个，一家三代住在一个30多平米的铁皮房子里，饭都吃不饱。
儿时的吴建军对拉萨的印象，就是几栋平房，也没几条马路，唯一的商店是拉萨百货公司。平时的蔬菜和大米，都是计划供应。吴建军还记得有个食品加工厂，卖一种用面粉做的饼，一斤粮票可以换八两饼，由于特别硬，要泡在水里才能吃。这种饼，是她童年记忆里最好吃的东西。她还记得，在西藏四个月的寒冷期里，拉萨雪厚风沙大，风大的时候，能把铁皮房子给掀翻。
早些年，西藏去内地休假的职工，回西藏时都带着一袋子一袋子的蔬菜。在成都机场，一看到托运蔬菜的，大家就知道是西藏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国家加大了扶持西藏的力度，西藏也开展了生产自助，盖起了塑料大棚种菜，生活水平才逐渐提高。从1984年开始，成都机场往西藏带菜的人越来越少；到了1989年，这种现象就完全绝迹了。
在吴建军的记忆里，故乡重庆梁平很美。1984年，她回过一次重庆，看到内地花花绿绿的花草树木，觉得很惊奇，认为这才是生活的好地方。离开重庆时，她央告母亲能不能不回西藏，但母亲说，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西藏，重庆没人照顾你啊。
和西藏早已血肉相连
小学，初中，高中。随着拉萨一点点在变化，吴建军到了读大学的时候，她去了成都。大学毕业后，吴建军没有一点犹豫，回到了西藏。
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西藏急缺大学生，各个单位的主力都是高中生。当时国家大力提倡内地学生去西藏，所以她觉得自己作为西藏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应该回到西藏去，更应该对西藏有所回报和贡献。她说，尽管西藏和内地的生存条件差距比较大，但自己作为虽不土生但土长的西藏人，和西藏早已血肉相连。怀着激情，抱着理想，吴建军回到了西藏，一干就是20年。
20年间，吴建军和一位藏族小伙儿结婚，建立了“团结家庭”。拉萨成片的铁皮房子变成了成片的楼房，百姓的衣食住行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环境方面，一代代拉萨的建设者们坚持绿化。吴建军也从小就在学校的组织下参加植树造林，每年要种两棵树并要保证成活。她还记得，在拉萨河滩，两个孩子负责挖坑，两个孩子负责抬树放树，一年年种下去，如今拉萨的植被不断丰富，风沙比以前小多了。
1994年，吴建军的女儿出生，不久被诊断出先天性心脏病。大夫说，这和吴建军在高原怀孕7个月才去成都生产不无关系。1996年，吴建军的父母和丈夫的父母，都因为身体的原因，回到成都养老，小两口对老人的健康非常担忧。上有年迈老人在内地，下有患病女儿不适应高原，吴建军向组织提出申请，希望能内调尽孝心并照顾女儿。由于当时单位人才紧缺，组织上就给吴建军做工作，希望她能在西藏多留一段时间。从这儿以后，吴建军再没有提出内调，并且从此断绝了这个想法。
陌生的妈妈
如今，吴建军的女儿已经17岁，在成都双流中学西藏班读高二。为了照顾女儿，吴建军年迈的父母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而这，也成了吴建军的一块心病。
她说，自己工作忙，每年的休假都保证不了，所以对孩子的教育，基本上都是通过电话交流。父母不在身边，对孩子的性格塑造都会有欠缺。同时，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不仅不能休息，还要照顾孙辈。为人子没能尽孝，为人母没有尽责，吴建军对父母和孩子总是充满愧疚。
女儿小的时候，吴建军每次去成都探望，幼小的孩子根本就不往她身边凑。她还记得女儿3岁时，自己伸出双臂说，“宝贝儿过来叫妈妈”，结果女儿转头对爷爷说：“她不是我妈妈。人家妈妈每天都去幼儿园接孩子，她从来没有接过我。”尽管童言无忌，但女儿的话刺痛了吴建军作为母亲的心。等孩子睡着了，他和丈夫悄悄把孩子抱过来，放在自己的被窝里，想体味下作为母亲的幸福，想给梦中的孩子一些温暖。不料孩子半夜睡醒，一睁开眼睛，就拼命往外挣扎，哭闹着要爷爷，要奶奶。
女儿慢慢长大了，吴建军也发现了由于自己的远离而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性格孤僻、内向，还有自卑，以及生活习惯上的一些缺陷。每次吴建军去成都或者离开，女儿仿佛都不怎么在意，在一起时不主动和父母亲近，离开时好像也不怎么留恋。女儿的表现，难免让吴建军偶尔伤心。她找了个机会和孩子沟通。但女儿说，妈妈你知道为什么每次走我都不去送你吗，因为我怕自己会哭。我不去送，是为了让你们安安心心离开，安安心心工作。
这个答案，让吴建军更揪心：原来女儿内心承担了这么多。她告诉记者，自己父母文化水平低，除了做饭和日常照顾，不能给孩子心理以及学习上有更多的疏导和教育。尤其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个时期的心理疏导只有母亲来承担，其他人不能取代。孩子过早离开父母，独立成长，不仅要管好自己的学习，管好自己的生活，而且还为了给父母分忧，如此压抑内心。因为这些，让一个孩子身上少了那么多本来该有的孩子气。
由于丈夫是藏族，女儿五岁时，吴建军得到了一个生二胎的指标，但她放弃了。她说，养育孩子太艰辛，自己又不能照顾不能陪伴，还是把女儿培养好吧。
采访临近结束，吴建军说，因为身在西藏，我上不能尽孝，下不能尽责；和内地的朋友相比，生活条件也有差距。但是回头一想，我在西藏毕竟有那么多感情。西藏能有今天，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有艰苦的付出。自己在西藏工作20年，通过努力自己走上了管理岗位，所以虽然有所失去，但西藏也给自己提供了更大的发展舞台、更多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如今，中央越来越重视西藏的发展和建设，西藏也一天比一天好，作为西藏人，我们更有责任把西藏建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