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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非援助和投资，并拓展“一带一路”的辐射范围和合作深度。虽然中国和非洲长期以来一直有政治和经济往来，但中国援非的努力依旧引起多方争议，一部分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援助和投资有助于非洲的发展，另一部分人则将其视为另类“殖民”。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援助非洲时，这些争议就已经如影随形。要理解今日中国对非援助和投资的现状，我们需要将视野拉回历史之中，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冷战的历史。本文试图通过比较20世纪60年代中国和前苏联对西非的援助，来理解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事实和现实意涵。
自1960年以来，中国和前苏联先后着手援助西非的几内亚、马里、加纳三国。当时，刚刚结束殖民统治的几内亚和马里，其经济、社会秩序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亟须社会主义阵营驰援;而政治、经济各方面基础都较好的加纳，其领导人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冀望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能加速自己国家现代化进程，实现其泛非主义的政治理想。需要说明的是，新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历史节点是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这次会议由部分亚非国家参与，旨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合作、争取国家独立和主权，会议上形成的“万隆精神”为二战后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可能。而前苏联的对外援助则受到自身对时局考虑的影响，特别是当时兴起的不结盟运动使其对外援助政策摇摆不定。
此外，对20世纪冷战史的研究长期聚焦于前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本文则将中国置于这个历史叙事的中心，并关注第二、第三世界国家及其民众的参与。中苏分裂和双方在非洲的竞争无疑塑造了此一时期的国际关系，并深远影响着今日世界政治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和国际关系准则的重构。
本文借助相关的加纳政府档案、美国国务院会谈记录和来往电文、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和中国外交部的会谈记录及来往电文等，探究1960年至1963年间中国和前苏联对非援助的订立条约、协议的商谈和具体实施过程。当然，还特别关注两国对援助人员的相关规定以及如何评估他们的具体表现。本文将这些问题置于国际冷战的宏观历史的背景之中，通过重构和比较20世纪60年代中国和前苏联对非援助，意在重新解释此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历史。
前苏联对西非之援助
莫斯科当局对西非援助有特定的政治诉求。从外交政策层面来看，前苏联援助非洲的目的是影响当时风头正健的不结盟运动、对冲西欧和美国在非洲的势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在非洲的扎根。此外，前苏联对非援助集中于国营部门，尤其是在资源和能源领域投入重金。其举措包括提供贷款和信贷，以及签订相关贸易协议，同时还向非洲国家售卖军事装备，并派遣军事专家和顾问提供技术协助。但前苏联在援助早期的协商和执行过程中暴露了种种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前苏联经济援助在非洲刚一落地就显得水土不服，甚至有一些受援助国认为前苏联援助事倍功半。
几内亚和马里经济较落后，缺乏最基本的物资。这两个国家接受前苏联生产的拖拉机和卡车，对自身发展经济大有裨益。但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加纳曾长期使用欧洲设备，当地民众和商人发现前苏联的机械和工业制品质量问题严重，故而轻视前苏联的工业制品。此外，还有部分国家怀疑莫斯科当局的援助别有用意，认为前苏联贸易协议“大都是为了满足（自身）机械设备出口而设”，[1]其提供的货物和信贷也是出于类似的目的。更为严重的是，前苏联时常无法提供贸易协议里所列举的货物，同时加纳商人“因为英国商品而厌弃苏联商品”，[2]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苏联对加纳有附加条件的贷款，事实上处于空转状态。
历史地看，加纳长期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经济基础相对较强，所需的不是前苏联提供的工业制品，而是解决自身人力资本短缺和专业知识匮乏的问题，所以接纳苏联援助反倒是缘木求鱼。1961年加纳与前苏联协商，由后者援助建立苏式合作农场。恩克鲁玛在得知协商结果后，万分失望。他认为加纳与苏联的协议几乎都是关于“怎么处理苏联机械设备的销售和配送，关于组织、建立和管理（合作农场）的则很少”。[3]恩克鲁玛就此向前苏联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但前苏联并没有同意他的提议。[4] 尽管如此，恩克鲁玛仍别无选择地签订了这些隐藏后患的协议。[5]
第二，前苏联对西非的援助不仅缺乏可调整的空间，还附带诸多条件，执行起来更是费时费力。
加纳与前苏联在协商专家和顾问派遣事宜的过程中，援助专家的工资由谁承担一直是争议的焦点。[6]如果在接受援助的过程中，不仅要向苏联专家和顾问支付工资，还要给他们提供各种特别福利，这会给刚独立且外汇储备极端匮乏的加纳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尽管时任前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赫鲁晓夫考虑到当时美国和加纳可能恢复邦交，为了示好，表示“各让一步”，最终议定由前苏联方面减少一半需由加纳支付的专家和顾问工资，并同意承担他们的部分福利费用，包括安置津贴、保险费和行李费等，[7]然而，对刚独立的加纳而言，专家们剩余部分的工资和福利费用仍是不轻的财政压力。有学者指出，在赫鲁晓夫同意这些减免之后，“一些项目的本地劳动力和工程建设的费用占总支出的近2/3。无论（前）苏联和前東欧社会主义国家做出多大贡献，加纳因自身资源有限，其（财力）仍显得捉襟见肘”。[8]
第三，前苏联派往西非的专家和顾问，除了享有极高的工资与福利外，其诸多行状亦为当地人所不齿，并时常让这些非洲国家的民众联想到殖民地时代来自欧洲的官员。
为实现恩克鲁玛的泛非主义理想，该国专设了非洲事务局，并斥巨资组建了秘密的军事训练营，帮助其他非洲国家培训游击部队。1961年11月，该局在满卡隆（Mankrong）建立了第一个训练营地，两名来自前苏联的教官主持开设为期十八周的课程，内容包括教授这些学员爆破技术和武器操作。[9]因为“非洲事务局的工作人员私吞部分经费”，导致训练营的管理者和学员遭遇粮荒。[10]但这两位前苏联教官均配备了“一辆车、一位厨师和一名男仆，以及无限量供给的食物和酒”。尽管如此，他们对非洲事务局安排在训练营地的翻译和行政官员，总是持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11]此外，这两位前苏联教官时常在醉酒后，滋扰他们厨师的生活，其中较年轻的教官甚至故意灌醉自己的厨师，“试图诱奸其妻子”。[12]自此以后，加纳厨师不再与前苏联教官一起饮酒。[13]根据一份档案的记载，训练营地的负责人特别“高兴地看到他们（前苏联教官）的离去”。[14]满卡隆训练营在两个周期的课程之后，结束了自己的任务，从此不再开设此类课程。[15]虽然加纳非洲事务局在面上给予前苏联教官不错的评价，但从他们休假后再未返回加纳续任一事，可见加纳方面真实的态度。此后，加纳另外三个此类秘密训练营地皆由中国和本地教官开展学员培训。 上述三方面问题的存在，使得莫斯科当局的外交目标在援助西非的过程中迟迟无法实现。
西非领导人自前苏联援助进入后，对之怀疑与日俱增。1961年8月，几内亚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Ahmed Sekou Touré）公开表达自己对前苏联援助的不同看法和对莫斯科当局的不信任。他表示了对“苏联专家参与建设的一个生产大米的合作农场的强烈不满”，并控诉“俄罗斯当局意欲迫使几内亚在该农场（项目）上斥巨资，使之成为政治施压的工具”。[16]美国国务院相关档案披露，杜尔通过美国在西非利比里亚的办事机构，秘密请求援助。1960年5月，杜尔深知这一沟通渠道的重要性，所以特意告诉利比里亚总统威廉·杜伯曼（William Tubman），“几内亚对来自苏联阵营的援助有些无法接受”，并“苦恼于苏联方面以各种耍滑头的方式从事援助事务”。紧接着，他说道：“不知几内亚还可接受苏联援助到何时。”[17]
苏非关系专家马佐夫指出，几内亚这个前苏联致力于打造的非洲“社会主义的窗口”，已变成一个不停吞噬资源的“黑洞”。[18]在前苏共领导人看来，这些资源大都被挥霍浪费了。1962年10月，当古巴导弹危机爆发时，杜尔拒绝了莫斯科当局的要求，不同意用科纳克里航空港为前苏联飞机加油。赫鲁晓夫认为杜尔的回绝是个重要信号，并成为压垮双边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19]这些都使前苏联方面意识到，自身对非洲的援助需做出策略性调整。
此外，非洲领导人还经常将相应援助挪用于自己偏爱的项目工程。这里存在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既然前苏联援助的代价高昂，又何以被非洲国家接受。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前苏联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西非国家领导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景，而去追逐所谓的“白大象”——这一概念在西方前苏联研究的语境中指礼物虽耀眼，却名不副实。1960年4月，一位捷克经济顾问对时任几内亚计划部部长直言：“苏联提供的贷款能否不用于建造总统府、部长官邸和国会大厦这三个项目，或者放弃三者之一，从而更合理地使用这些贷款。”这位计划部部长直接拒绝了上述提议，并强调自己眼下的首要任务是“让非洲对（这个）新兴国家印象深刻”。[20]
显而易见，这些非洲领导人刚刚实现国家独立，前苏联援助有助于提高其国家在非洲的政治地位。但是，他们时常忽视前苏联专家中肯的意见，而往往追求建设工程量巨大，但无实际效益的项目。对前苏联而言，假如不向这些非洲国家援建此类项目，当地领导人自然可能向欧美国家投怀送抱。前苏联领导人因而常陷入两难的困境，援助不能产生预期效果，不援助则失去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最终不得不给予援助。
总之，西非的经验教训表明，苏联援助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地实际脱节。1969年，一位BBC记者不无嘲讽地评论道：“据传俄罗斯（前苏联）人居然成功把扫雪机卖到了这个赤道上的非洲国家。”[21]这则轶闻有助于阐明非洲公众如何理解前苏联在西非的援助。对西非的援助之所以给前苏联的国际声誉带来负面影响，一方面源自于冷战时期欧美国家对前苏联的有意攻讦，另一方面是因为前苏联的发展理念使得整个援助过程杂乱无序，同时，这些非洲领导人将相应援助挪用于自己偏爱的项目工程，其负面影响亦不可低估。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前苏联在对非援助的早期，未实现自己预设的外交目标，但其援助仍有一些持久的正面影响。一大批前苏联专家和顾问前往西非，援建各类当地亟须的基础设施，如工厂、水电大坝、火电厂、铁路、学校和医院等。苏联设立的奖学金亦给数以百计的非洲学生提供了机会，使之得以接受工程、法律、医疗等当地无法提供的教育。根据乐施会2014年的一份报告，前苏联给前来学医的加纳留学生提供奖学金，截至2014年，前苏联培训的医生仍占加纳医生总数的11.3%。这是加纳独立后能够“避免卫生保健系统人才极度稀缺”至关重要的因素。[22]
然而，在當时的环境下，各方并未注意到上述前苏联援助长远的、正面的影响。相反，外界一直视前苏联对西非的援助是不合格的、带有掠夺性的、缺乏灵活性的、代价昂贵的、不可持续的和有强烈自身利益诉求的，还认为前苏联援助人员的个人缺点不少，喜欢享受优待。对此，受援助国政府和民众怨声载道。结果是西非领导人不仅时常无视莫斯科当局的要求，还反对其外交政策。有鉴于此，前苏共领导人自然选择从西非抽身。大约十年后，前苏联才在政治和经济上重回非洲，试图实现一种不同于赫鲁晓夫版本的援助发展模式。
中国对西非之援助
在几内亚、马里、加纳三国独立的早期，中国援助的首要关切是建立外交盟友，并搭建贸易伙伴关系。1959年10月，即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工人党代表团纷纷前往北京，参加庆典。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耿彪回忆，毛泽东对会见来访客人的安排，明确指示“亚非拉来的客人我就有时间，西方来的客人我就没时间”。[23]这个表态的肇因是，当时中国亟须改变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的处境，对非援助乃是重要战略举措之一。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对西非援助主要集中于农业和轻工业，方式包括为这些国家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甚至进行无偿援助。中国还向几内亚、马里、加纳三国派遣了一些专家、顾问和有专业技能的工人，他们和当地政府官员及民众密切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非援助范围不断扩大，援助金额越来越大。到冷战结束（1991年）之时，除了非洲之角（即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非洲四国）和埃及，中国对非援助在规模上已超过了前苏联。
纵观20世纪60年代中国对西非的援助，其显著特征之一是先进行试点，随后建立准则，最后向其他西非国家推广成功经验。其中，几内亚是中国援助在西非成为佳话的起点。
1959年，杜尔领导下的几内亚，经投票拒绝加入法兰西共同体。作为回击，法国中断了对几内亚的粮食出口，几内亚民众基本处于饥荒的威胁下。在此关键时刻，北京当局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24]并在1960年进一步支援几内亚5000吨大米。[25]此外，法国离开时，几乎切断所有几法贸易往来，还千方百计阻止美国和几内亚建立外交关系。[26]中国在给几内亚援助15000吨大米后，双方随即签订友谊条约，达成了若干援助发展项目。相关条约和协议先后在中国对外宣传的英文报纸和杂志（例如著名的Peking Review）发表，说明中国有意识地将对非援助打造为一个典范项目。[27] 例如，根据《中几经济技术协作协议》，中国向几内亚提供低息贷款，不附带条件，还款时间长且灵活，并辅之以其他经济援助项目。[28]此外，该协议特别要求中方援助专家勤俭自律，并和几内亚专家享有同等待遇，不得接受任何特殊优待。可见，中国方面未让几内亚承担任何与援助配套的费用。这与前苏联的援助形成鲜明对比。
根据中国外交部1960年9月的一份报告，杜尔对中国提供的无息、无附加条件贷款十分满意，并表示“这给非洲国家指出了与伟大的中国人民合作有着巨大的好处”。[29]这个报告还表明，中国对几内亚的援助大大鼓舞了其他刚独立的非洲国家。
中国对非援助的第二个特征是其巨大的灵活性。根据中国外交和其驻巴马科使馆的来往电报，中国起初只同意派遣五名农业专家和顾问去马里，负责教授农业技术和茶业知识。马里方面随后请求再增派两名轻工业技术人员，[30]不久后又希望中国再派一位雕刻技师和一名首饰专家，[31]以提供技术指导和帮助培训工人。中方经协商后，最后照准了马里的请求。这五位中国农业专家负责培训由马里农村发展部挑选的当地学生，他们的知识背景和工作经验各不相同。中国专家结合理论和实践，开展教学的方法包括讲座、实操、自习，为的是让学生获得实用的知识。[32]中国驻马里使馆电报显示，这些教学方法有效，学生们很受用，他们跟中国专家一起学习和劳动的热情很高。[33]
此外，中国驻当地使馆官员与中国外派专家和顾问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把自己和当地民众的私人关系看作是中非关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中国援助西非的另一个特征。
一份中国外交电文称，几内亚政府官员脾气急躁且行事无章法。中国派至几内亚的外交人员刚到时，当地官员未曾迎接;在中国援助人员生病时，几内亚方面未派医生负责治疗，政府官员甚至不曾探视慰问。同时，当地官员时常迟到，中方人员苦等半个小时或一小时是家常便饭。中国外交官员表示，当地官员养成此种习惯主要是因为几内亚长期殖民地的历史。因而，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出于促进中几友谊的考虑，明确要求中国援助人员理解这种现状，并耐心对待当地官员的种种行为。[34] 这份报告除了展示中国援助人员组织管理很严密外，还表达了中国对非援助人员善意的态度，试图通过努力实干促进中非友谊。
这些中国专家和外交人员的努力赢得了受援国当局的敬意和积极评价。
几内亚总统杜尔在同周恩来会谈时，表示该国官员和民众对中国专家和顾问很满意，同时暗指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东欧）的援助有不少缺点。[35]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在1962年9月的一份电文中提及，几内亚政府官员抱怨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援助专家只空谈理论，不付诸实践。当本地官员和民众有疑问时，这些专家采取恶劣的态度和具有凌辱性质的行动，还表示当地人根本无法理解他们的高见。相反，几内亚官员认为中国专家待人处事相当和善，这些专家亲自参与援助的全过程，并耐心细致回答大家提出的所有问题，常常使当地人受益良多。[36]
马里当局对中国援助专家表达了同样的敬意。中国驻巴马科使馆在1963年7月一份外交电报中写到，当地官员感谢中国援助人员真心实意的帮助。前法国殖民政府垄断了马里农业技术，故而本地在农业方面人才极度稀缺。在此情况下，中国专家能够无私和耐心地培训当地学生。这些受训学生认为自己是当地第一批掌握茶叶种植技术的专业人员。中国使馆方面认为，派至马里的援助人员不仅促进了中非关系，而且中国援助明显好于苏联和西方援助。[37]这份报告还提及，当地官员评价，在诸多马里的援助人员（包括来自前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中，中国专家和顾问是最受尊重的。[38] 这份报告的基调是，中国通过派至西非的援助人员的努力，实现了自身在当地的外交政策目标。
换言之，虽然中国早期援助的额度小，但给受援国留下了较好的印象。相较而言，尽管前苏联早期对非援助的规模大，最后却使西非三国怨声载道。尼日利亚外交学者奥根桑沃指出：“尽管中国对加纳援助的数额远不及俄罗斯（即前苏联），但至少给加纳当局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中方援助有着灵活性，且援助人员极具敬业精神。‘当中国人表示要送你一个杯子时，他们决不食言’。俄国人并非如此，他们时常变卦。这些俄国人在行为上，让你觉得他们正建设整个加纳。而中国人的自律、热忱和付出传为佳话。”[39]1964年1月，周恩来在加纳访问期间，向世界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这标志着中国对西非之援助有了统一的指导政策和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和方法。
结语
1960年至1963年间，前苏联对非援助有特定的经济诉求和外交目的，而中国则有长远的考虑。在协商援助时，前苏联对西非之援助不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在接受前苏联援助时，西非国家往往有着不切实际的构想，且苏联对非援助连相应的人力资本培训都没有，这导致援助效果往往不如人意。加之，前苏联援助人员对待当地官员和民众的方式和方法存在诸多缺点，几内亚、马里、加纳三国官员对前苏联援助怨声载道。当然，莫斯科当局对援助的管理不善亦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对西非之援助尽力做到了平等互利，相关条约的协商、援助实施的过程极具灵活性，且能以诚相待，并提供技术支持和人员培训，受援国并未因此而背负巨额债务和承担相关费用。中国专家同中国驻当地外交人员紧密合作，他们把自己和当地民众的私人关系看作是中非关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故在对待当地官员和民众上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他们的努力促进了中非友谊，这又鼓舞中国不断扩大对非援助的规模。截至1973年，中国对非援助扩大到30个国家，而苏联之援助只及于20个非洲国家。[40]
由是之故，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中国比之于前苏联，在对非援助竞争中明显处于上风，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对非援助的发展，而前苏联则不得不从非洲抽身而去。20世纪60年代，中国对非援助人员探索出了一套工作方法，北京当局进一步将之转变为政策性的指导意见和规定。1965～1966年，因为刚果危机和恩克鲁玛的下台，前苏联和中国在这两个国家的援助都遭遇严重挑战。中苏都不得不重新考慮对非援助之政策和策略。相较之下，由于北京方面的新外交策略，强调耐心、灵活和平等，中国援助人员又用心培训当地学员。这些符合当地民众诉求的一系列做法，成为中国得以在1972年获得联合国理事位置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面上看，中國对非援助有两个动因，一是为自身获得联合国应得席位赢得支持，二是和前苏联分裂后进行竞争。前苏联援助出发点是赢得美国的敌人和竞争对手的支持。而中国援助不仅关注这些非洲国家自主发展，而且让这些国家得以在莫斯科-华盛顿的对立关系中有更多抉择。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出于反前苏联“修正主义”之目的，曾让这些非洲国家“选边站”。但随着这些非洲国家表现出强烈反感，中国亦能快速调整相关政策。再观当下，诸多批评中国对非援助的声音其实忽视了这段现代历史。中国提供无私援助一方面有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这些非洲国家在超级大国的夹击之外，提供新的发展的可能。这些非洲国家因此得以摆脱对超级大国的依赖，避免深陷援助而生的债务危机，而且可不接受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援助附加的各种要求。从这个历史的视角来看，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在很多方面不仅能促进当地的发展，还能促进一个多极化国际秩序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非洲国家和人民可以不是欧美国家也不是中国的附庸，而是有着自主选择的主体。
（作者单位：牛津大学历史系）
注释：
[1] [3] [5] [6] CECEC， “Report on Subcommittee” （appointed to review contracts with Eastern Countries）， Minutes， 15 August 1962， CFA-17; CECEC， Minutes， 23 May 1962， CFA-17; CECEC， Minutes， 23 May 1962， CFA-18;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 USSR/Accra， 30 November 1961， CFA-11. as cited in Willard Scott Thompson， Ghana's Foreign Policy， 1957-1966： Diplomacy Ideology， and the New Stat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2] Robert Legvold， Soviet Policy in West Af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212.
[4] [18] S. V. Mazov， A Distant Front in the Cold War： The USSR in West Africa and the Congo， 1956-1964，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13～214; 185.
[7] Tawia Adamafio， By Nkrumah’s Side： The Labour and the Wounds， Accra and London： Westcoast Publishing House and Rex Collins， 1982， pp. 127～128.
[8] Thompson， Ghana’s Foreign Policy， p. 275.
[9] [10] [11] [12] [13] [14] [15] Ghana，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Broadcasting， Nkrumah's Subversion in Africa： Documentary Evidence of Nkrumah's Interference in the Affairs of Other African States，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1967， p. 7.
[16] [17] [19] [20] AVP RF， f. 0575， op. 4， p， 6， d. 6， l. 65 and l. 71; American Embassy， Monrov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351， June 6， 1960， Bloc Aid to Guinea， file 870B.0061/6-660， GRDS， Central Decimal File， RG 59. NA， p. 1; AVP RF， f. 0573， op. 5， p. 9， d. 16， ll. 23-24; Arkhiv vneshnei politiki Rossiiskoi Federatsii （AVP RF）， f. 0575， op. 3， p. 3， d. 7， ll. 25-26; as cited in A Distant Front.
[21] “Black Power”， Pandora’s Box （London： BBC2）， Timestamp 38：03.
[22] Elena Kochetkova， David Damtar， Lilia Boliachevets， Polina Slyusarchuk， and Julia Lajus， “Soviet Technological Projects and Technological Aid in Africa and Cuba， 1960s-1980s”， Basic Research Program， Working Papers， 2017.
[23] 《耿彪副部长发言》，1961年，转引自蒋华杰：《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虑（1956-1965）》，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5期。
[24] Bruce D. Larkin， China and Africa， 1949-1970：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94. [25] [29] 《几内亚独立后的政治情况和今后趋向》、《几内亚及有关各方对几总统杜尔访华的反应》，转引自张浚：《不附加条件的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5期。
[26] Harriet D. Schwar and Stanley Shaloff， ed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58-1960- Africa， vol. XIV，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pp. 670～683.
[27] [28]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Guinea on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Peking Review， No. 37 （1960）.
[30] “Cable from the General Bureau for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to the Chinese Embassy in Mali， ‘Regarding Amendments to the Exchange of Notes’”， August 30， 1962，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PRC FMA 108-00800-03. Obtained by Brazinsky and translated by Rosenberg.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21656.
[31] “Cable from the Chinese Embassy in Mali， ‘The Two Notes Given to China by Mali’”， February 18， 1964，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PRC FMA 108-01057-03. Obtained by Brazinsky and translated by Rosenberg.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21664.
[32] [33] “Work Summary for Training Malinese Agricultural Technical Personnel related to Tea”， July 25， 1963，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PRC FMA 108-00888-04. Obtained by Brazinsky and translated by Rosenberg.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21661.
[34] “Work Report of the Tea Specialist Group Aiding Guinea”， September， 1962，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PRC FMA 108-00805-03， 24-30. Obtained by Brazinsky and translated by Caixia Lu.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21918.
[35] 《周恩來总理同杜尔总统会谈记录》、《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与八国有关经济援助和贸易方面的会谈摘要》，转引自薛琳：《对改革开放前中国援助非洲的战略反思》，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3年第1期。
[36] “Work Report of the Tea Specialist Group Aiding Guinea”， September， 1962，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PRC FMA 108-00805-03， 24-30. Obtained by Brazinsky and translated by Lu.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21918.
[37] [38] “Work Summary for Training Malinese Agricultural Technical Personnel related to Tea”， July 25， 1963，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PRC FMA 108-00888-04. Obtained by Brazinsky and translated by Rosenberg.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21661.
[39] Alaba Ogunsanwo， China's Policy in Africa， 1958-7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45.
[40] 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真实的故事》，沈晓雷、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1页。
自1960年以来，中国和前苏联先后着手援助西非的几内亚、马里、加纳三国。当时，刚刚结束殖民统治的几内亚和马里，其经济、社会秩序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亟须社会主义阵营驰援;而政治、经济各方面基础都较好的加纳，其领导人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冀望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能加速自己国家现代化进程，实现其泛非主义的政治理想。需要说明的是，新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历史节点是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这次会议由部分亚非国家参与，旨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合作、争取国家独立和主权，会议上形成的“万隆精神”为二战后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可能。而前苏联的对外援助则受到自身对时局考虑的影响，特别是当时兴起的不结盟运动使其对外援助政策摇摆不定。
此外，对20世纪冷战史的研究长期聚焦于前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本文则将中国置于这个历史叙事的中心，并关注第二、第三世界国家及其民众的参与。中苏分裂和双方在非洲的竞争无疑塑造了此一时期的国际关系，并深远影响着今日世界政治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和国际关系准则的重构。
本文借助相关的加纳政府档案、美国国务院会谈记录和来往电文、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和中国外交部的会谈记录及来往电文等，探究1960年至1963年间中国和前苏联对非援助的订立条约、协议的商谈和具体实施过程。当然，还特别关注两国对援助人员的相关规定以及如何评估他们的具体表现。本文将这些问题置于国际冷战的宏观历史的背景之中，通过重构和比较20世纪60年代中国和前苏联对非援助，意在重新解释此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历史。
前苏联对西非之援助
莫斯科当局对西非援助有特定的政治诉求。从外交政策层面来看，前苏联援助非洲的目的是影响当时风头正健的不结盟运动、对冲西欧和美国在非洲的势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在非洲的扎根。此外，前苏联对非援助集中于国营部门，尤其是在资源和能源领域投入重金。其举措包括提供贷款和信贷，以及签订相关贸易协议，同时还向非洲国家售卖军事装备，并派遣军事专家和顾问提供技术协助。但前苏联在援助早期的协商和执行过程中暴露了种种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前苏联经济援助在非洲刚一落地就显得水土不服，甚至有一些受援助国认为前苏联援助事倍功半。
几内亚和马里经济较落后，缺乏最基本的物资。这两个国家接受前苏联生产的拖拉机和卡车，对自身发展经济大有裨益。但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加纳曾长期使用欧洲设备，当地民众和商人发现前苏联的机械和工业制品质量问题严重，故而轻视前苏联的工业制品。此外，还有部分国家怀疑莫斯科当局的援助别有用意，认为前苏联贸易协议“大都是为了满足（自身）机械设备出口而设”，[1]其提供的货物和信贷也是出于类似的目的。更为严重的是，前苏联时常无法提供贸易协议里所列举的货物，同时加纳商人“因为英国商品而厌弃苏联商品”，[2]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苏联对加纳有附加条件的贷款，事实上处于空转状态。
历史地看，加纳长期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经济基础相对较强，所需的不是前苏联提供的工业制品，而是解决自身人力资本短缺和专业知识匮乏的问题，所以接纳苏联援助反倒是缘木求鱼。1961年加纳与前苏联协商，由后者援助建立苏式合作农场。恩克鲁玛在得知协商结果后，万分失望。他认为加纳与苏联的协议几乎都是关于“怎么处理苏联机械设备的销售和配送，关于组织、建立和管理（合作农场）的则很少”。[3]恩克鲁玛就此向前苏联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但前苏联并没有同意他的提议。[4] 尽管如此，恩克鲁玛仍别无选择地签订了这些隐藏后患的协议。[5]
第二，前苏联对西非的援助不仅缺乏可调整的空间，还附带诸多条件，执行起来更是费时费力。
加纳与前苏联在协商专家和顾问派遣事宜的过程中，援助专家的工资由谁承担一直是争议的焦点。[6]如果在接受援助的过程中，不仅要向苏联专家和顾问支付工资，还要给他们提供各种特别福利，这会给刚独立且外汇储备极端匮乏的加纳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尽管时任前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赫鲁晓夫考虑到当时美国和加纳可能恢复邦交，为了示好，表示“各让一步”，最终议定由前苏联方面减少一半需由加纳支付的专家和顾问工资，并同意承担他们的部分福利费用，包括安置津贴、保险费和行李费等，[7]然而，对刚独立的加纳而言，专家们剩余部分的工资和福利费用仍是不轻的财政压力。有学者指出，在赫鲁晓夫同意这些减免之后，“一些项目的本地劳动力和工程建设的费用占总支出的近2/3。无论（前）苏联和前東欧社会主义国家做出多大贡献，加纳因自身资源有限，其（财力）仍显得捉襟见肘”。[8]
第三，前苏联派往西非的专家和顾问，除了享有极高的工资与福利外，其诸多行状亦为当地人所不齿，并时常让这些非洲国家的民众联想到殖民地时代来自欧洲的官员。
为实现恩克鲁玛的泛非主义理想，该国专设了非洲事务局，并斥巨资组建了秘密的军事训练营，帮助其他非洲国家培训游击部队。1961年11月，该局在满卡隆（Mankrong）建立了第一个训练营地，两名来自前苏联的教官主持开设为期十八周的课程，内容包括教授这些学员爆破技术和武器操作。[9]因为“非洲事务局的工作人员私吞部分经费”，导致训练营的管理者和学员遭遇粮荒。[10]但这两位前苏联教官均配备了“一辆车、一位厨师和一名男仆，以及无限量供给的食物和酒”。尽管如此，他们对非洲事务局安排在训练营地的翻译和行政官员，总是持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11]此外，这两位前苏联教官时常在醉酒后，滋扰他们厨师的生活，其中较年轻的教官甚至故意灌醉自己的厨师，“试图诱奸其妻子”。[12]自此以后，加纳厨师不再与前苏联教官一起饮酒。[13]根据一份档案的记载，训练营地的负责人特别“高兴地看到他们（前苏联教官）的离去”。[14]满卡隆训练营在两个周期的课程之后，结束了自己的任务，从此不再开设此类课程。[15]虽然加纳非洲事务局在面上给予前苏联教官不错的评价，但从他们休假后再未返回加纳续任一事，可见加纳方面真实的态度。此后，加纳另外三个此类秘密训练营地皆由中国和本地教官开展学员培训。 上述三方面问题的存在，使得莫斯科当局的外交目标在援助西非的过程中迟迟无法实现。
西非领导人自前苏联援助进入后，对之怀疑与日俱增。1961年8月，几内亚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Ahmed Sekou Touré）公开表达自己对前苏联援助的不同看法和对莫斯科当局的不信任。他表示了对“苏联专家参与建设的一个生产大米的合作农场的强烈不满”，并控诉“俄罗斯当局意欲迫使几内亚在该农场（项目）上斥巨资，使之成为政治施压的工具”。[16]美国国务院相关档案披露，杜尔通过美国在西非利比里亚的办事机构，秘密请求援助。1960年5月，杜尔深知这一沟通渠道的重要性，所以特意告诉利比里亚总统威廉·杜伯曼（William Tubman），“几内亚对来自苏联阵营的援助有些无法接受”，并“苦恼于苏联方面以各种耍滑头的方式从事援助事务”。紧接着，他说道：“不知几内亚还可接受苏联援助到何时。”[17]
苏非关系专家马佐夫指出，几内亚这个前苏联致力于打造的非洲“社会主义的窗口”，已变成一个不停吞噬资源的“黑洞”。[18]在前苏共领导人看来，这些资源大都被挥霍浪费了。1962年10月，当古巴导弹危机爆发时，杜尔拒绝了莫斯科当局的要求，不同意用科纳克里航空港为前苏联飞机加油。赫鲁晓夫认为杜尔的回绝是个重要信号，并成为压垮双边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19]这些都使前苏联方面意识到，自身对非洲的援助需做出策略性调整。
此外，非洲领导人还经常将相应援助挪用于自己偏爱的项目工程。这里存在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既然前苏联援助的代价高昂，又何以被非洲国家接受。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前苏联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西非国家领导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景，而去追逐所谓的“白大象”——这一概念在西方前苏联研究的语境中指礼物虽耀眼，却名不副实。1960年4月，一位捷克经济顾问对时任几内亚计划部部长直言：“苏联提供的贷款能否不用于建造总统府、部长官邸和国会大厦这三个项目，或者放弃三者之一，从而更合理地使用这些贷款。”这位计划部部长直接拒绝了上述提议，并强调自己眼下的首要任务是“让非洲对（这个）新兴国家印象深刻”。[20]
显而易见，这些非洲领导人刚刚实现国家独立，前苏联援助有助于提高其国家在非洲的政治地位。但是，他们时常忽视前苏联专家中肯的意见，而往往追求建设工程量巨大，但无实际效益的项目。对前苏联而言，假如不向这些非洲国家援建此类项目，当地领导人自然可能向欧美国家投怀送抱。前苏联领导人因而常陷入两难的困境，援助不能产生预期效果，不援助则失去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最终不得不给予援助。
总之，西非的经验教训表明，苏联援助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地实际脱节。1969年，一位BBC记者不无嘲讽地评论道：“据传俄罗斯（前苏联）人居然成功把扫雪机卖到了这个赤道上的非洲国家。”[21]这则轶闻有助于阐明非洲公众如何理解前苏联在西非的援助。对西非的援助之所以给前苏联的国际声誉带来负面影响，一方面源自于冷战时期欧美国家对前苏联的有意攻讦，另一方面是因为前苏联的发展理念使得整个援助过程杂乱无序，同时，这些非洲领导人将相应援助挪用于自己偏爱的项目工程，其负面影响亦不可低估。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前苏联在对非援助的早期，未实现自己预设的外交目标，但其援助仍有一些持久的正面影响。一大批前苏联专家和顾问前往西非，援建各类当地亟须的基础设施，如工厂、水电大坝、火电厂、铁路、学校和医院等。苏联设立的奖学金亦给数以百计的非洲学生提供了机会，使之得以接受工程、法律、医疗等当地无法提供的教育。根据乐施会2014年的一份报告，前苏联给前来学医的加纳留学生提供奖学金，截至2014年，前苏联培训的医生仍占加纳医生总数的11.3%。这是加纳独立后能够“避免卫生保健系统人才极度稀缺”至关重要的因素。[22]
然而，在當时的环境下，各方并未注意到上述前苏联援助长远的、正面的影响。相反，外界一直视前苏联对西非的援助是不合格的、带有掠夺性的、缺乏灵活性的、代价昂贵的、不可持续的和有强烈自身利益诉求的，还认为前苏联援助人员的个人缺点不少，喜欢享受优待。对此，受援助国政府和民众怨声载道。结果是西非领导人不仅时常无视莫斯科当局的要求，还反对其外交政策。有鉴于此，前苏共领导人自然选择从西非抽身。大约十年后，前苏联才在政治和经济上重回非洲，试图实现一种不同于赫鲁晓夫版本的援助发展模式。
中国对西非之援助
在几内亚、马里、加纳三国独立的早期，中国援助的首要关切是建立外交盟友，并搭建贸易伙伴关系。1959年10月，即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工人党代表团纷纷前往北京，参加庆典。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耿彪回忆，毛泽东对会见来访客人的安排，明确指示“亚非拉来的客人我就有时间，西方来的客人我就没时间”。[23]这个表态的肇因是，当时中国亟须改变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的处境，对非援助乃是重要战略举措之一。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对西非援助主要集中于农业和轻工业，方式包括为这些国家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甚至进行无偿援助。中国还向几内亚、马里、加纳三国派遣了一些专家、顾问和有专业技能的工人，他们和当地政府官员及民众密切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非援助范围不断扩大，援助金额越来越大。到冷战结束（1991年）之时，除了非洲之角（即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非洲四国）和埃及，中国对非援助在规模上已超过了前苏联。
纵观20世纪60年代中国对西非的援助，其显著特征之一是先进行试点，随后建立准则，最后向其他西非国家推广成功经验。其中，几内亚是中国援助在西非成为佳话的起点。
1959年，杜尔领导下的几内亚，经投票拒绝加入法兰西共同体。作为回击，法国中断了对几内亚的粮食出口，几内亚民众基本处于饥荒的威胁下。在此关键时刻，北京当局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24]并在1960年进一步支援几内亚5000吨大米。[25]此外，法国离开时，几乎切断所有几法贸易往来，还千方百计阻止美国和几内亚建立外交关系。[26]中国在给几内亚援助15000吨大米后，双方随即签订友谊条约，达成了若干援助发展项目。相关条约和协议先后在中国对外宣传的英文报纸和杂志（例如著名的Peking Review）发表，说明中国有意识地将对非援助打造为一个典范项目。[27] 例如，根据《中几经济技术协作协议》，中国向几内亚提供低息贷款，不附带条件，还款时间长且灵活，并辅之以其他经济援助项目。[28]此外，该协议特别要求中方援助专家勤俭自律，并和几内亚专家享有同等待遇，不得接受任何特殊优待。可见，中国方面未让几内亚承担任何与援助配套的费用。这与前苏联的援助形成鲜明对比。
根据中国外交部1960年9月的一份报告，杜尔对中国提供的无息、无附加条件贷款十分满意，并表示“这给非洲国家指出了与伟大的中国人民合作有着巨大的好处”。[29]这个报告还表明，中国对几内亚的援助大大鼓舞了其他刚独立的非洲国家。
中国对非援助的第二个特征是其巨大的灵活性。根据中国外交和其驻巴马科使馆的来往电报，中国起初只同意派遣五名农业专家和顾问去马里，负责教授农业技术和茶业知识。马里方面随后请求再增派两名轻工业技术人员，[30]不久后又希望中国再派一位雕刻技师和一名首饰专家，[31]以提供技术指导和帮助培训工人。中方经协商后，最后照准了马里的请求。这五位中国农业专家负责培训由马里农村发展部挑选的当地学生，他们的知识背景和工作经验各不相同。中国专家结合理论和实践，开展教学的方法包括讲座、实操、自习，为的是让学生获得实用的知识。[32]中国驻马里使馆电报显示，这些教学方法有效，学生们很受用，他们跟中国专家一起学习和劳动的热情很高。[33]
此外，中国驻当地使馆官员与中国外派专家和顾问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把自己和当地民众的私人关系看作是中非关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中国援助西非的另一个特征。
一份中国外交电文称，几内亚政府官员脾气急躁且行事无章法。中国派至几内亚的外交人员刚到时，当地官员未曾迎接;在中国援助人员生病时，几内亚方面未派医生负责治疗，政府官员甚至不曾探视慰问。同时，当地官员时常迟到，中方人员苦等半个小时或一小时是家常便饭。中国外交官员表示，当地官员养成此种习惯主要是因为几内亚长期殖民地的历史。因而，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出于促进中几友谊的考虑，明确要求中国援助人员理解这种现状，并耐心对待当地官员的种种行为。[34] 这份报告除了展示中国援助人员组织管理很严密外，还表达了中国对非援助人员善意的态度，试图通过努力实干促进中非友谊。
这些中国专家和外交人员的努力赢得了受援国当局的敬意和积极评价。
几内亚总统杜尔在同周恩来会谈时，表示该国官员和民众对中国专家和顾问很满意，同时暗指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东欧）的援助有不少缺点。[35]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在1962年9月的一份电文中提及，几内亚政府官员抱怨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援助专家只空谈理论，不付诸实践。当本地官员和民众有疑问时，这些专家采取恶劣的态度和具有凌辱性质的行动，还表示当地人根本无法理解他们的高见。相反，几内亚官员认为中国专家待人处事相当和善，这些专家亲自参与援助的全过程，并耐心细致回答大家提出的所有问题，常常使当地人受益良多。[36]
马里当局对中国援助专家表达了同样的敬意。中国驻巴马科使馆在1963年7月一份外交电报中写到，当地官员感谢中国援助人员真心实意的帮助。前法国殖民政府垄断了马里农业技术，故而本地在农业方面人才极度稀缺。在此情况下，中国专家能够无私和耐心地培训当地学生。这些受训学生认为自己是当地第一批掌握茶叶种植技术的专业人员。中国使馆方面认为，派至马里的援助人员不仅促进了中非关系，而且中国援助明显好于苏联和西方援助。[37]这份报告还提及，当地官员评价，在诸多马里的援助人员（包括来自前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中，中国专家和顾问是最受尊重的。[38] 这份报告的基调是，中国通过派至西非的援助人员的努力，实现了自身在当地的外交政策目标。
换言之，虽然中国早期援助的额度小，但给受援国留下了较好的印象。相较而言，尽管前苏联早期对非援助的规模大，最后却使西非三国怨声载道。尼日利亚外交学者奥根桑沃指出：“尽管中国对加纳援助的数额远不及俄罗斯（即前苏联），但至少给加纳当局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中方援助有着灵活性，且援助人员极具敬业精神。‘当中国人表示要送你一个杯子时，他们决不食言’。俄国人并非如此，他们时常变卦。这些俄国人在行为上，让你觉得他们正建设整个加纳。而中国人的自律、热忱和付出传为佳话。”[39]1964年1月，周恩来在加纳访问期间，向世界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这标志着中国对西非之援助有了统一的指导政策和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和方法。
结语
1960年至1963年间，前苏联对非援助有特定的经济诉求和外交目的，而中国则有长远的考虑。在协商援助时，前苏联对西非之援助不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在接受前苏联援助时，西非国家往往有着不切实际的构想，且苏联对非援助连相应的人力资本培训都没有，这导致援助效果往往不如人意。加之，前苏联援助人员对待当地官员和民众的方式和方法存在诸多缺点，几内亚、马里、加纳三国官员对前苏联援助怨声载道。当然，莫斯科当局对援助的管理不善亦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对西非之援助尽力做到了平等互利，相关条约的协商、援助实施的过程极具灵活性，且能以诚相待，并提供技术支持和人员培训，受援国并未因此而背负巨额债务和承担相关费用。中国专家同中国驻当地外交人员紧密合作，他们把自己和当地民众的私人关系看作是中非关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故在对待当地官员和民众上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他们的努力促进了中非友谊，这又鼓舞中国不断扩大对非援助的规模。截至1973年，中国对非援助扩大到30个国家，而苏联之援助只及于20个非洲国家。[40]
由是之故，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中国比之于前苏联，在对非援助竞争中明显处于上风，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对非援助的发展，而前苏联则不得不从非洲抽身而去。20世纪60年代，中国对非援助人员探索出了一套工作方法，北京当局进一步将之转变为政策性的指导意见和规定。1965～1966年，因为刚果危机和恩克鲁玛的下台，前苏联和中国在这两个国家的援助都遭遇严重挑战。中苏都不得不重新考慮对非援助之政策和策略。相较之下，由于北京方面的新外交策略，强调耐心、灵活和平等，中国援助人员又用心培训当地学员。这些符合当地民众诉求的一系列做法，成为中国得以在1972年获得联合国理事位置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面上看，中國对非援助有两个动因，一是为自身获得联合国应得席位赢得支持，二是和前苏联分裂后进行竞争。前苏联援助出发点是赢得美国的敌人和竞争对手的支持。而中国援助不仅关注这些非洲国家自主发展，而且让这些国家得以在莫斯科-华盛顿的对立关系中有更多抉择。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出于反前苏联“修正主义”之目的，曾让这些非洲国家“选边站”。但随着这些非洲国家表现出强烈反感，中国亦能快速调整相关政策。再观当下，诸多批评中国对非援助的声音其实忽视了这段现代历史。中国提供无私援助一方面有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这些非洲国家在超级大国的夹击之外，提供新的发展的可能。这些非洲国家因此得以摆脱对超级大国的依赖，避免深陷援助而生的债务危机，而且可不接受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援助附加的各种要求。从这个历史的视角来看，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在很多方面不仅能促进当地的发展，还能促进一个多极化国际秩序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非洲国家和人民可以不是欧美国家也不是中国的附庸，而是有着自主选择的主体。
（作者单位：牛津大学历史系）
注释：
[1] [3] [5] [6] CECEC， “Report on Subcommittee” （appointed to review contracts with Eastern Countries）， Minutes， 15 August 1962， CFA-17; CECEC， Minutes， 23 May 1962， CFA-17; CECEC， Minutes， 23 May 1962， CFA-18;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 USSR/Accra， 30 November 1961， CFA-11. as cited in Willard Scott Thompson， Ghana's Foreign Policy， 1957-1966： Diplomacy Ideology， and the New Stat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2] Robert Legvold， Soviet Policy in West Af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212.
[4] [18] S. V. Mazov， A Distant Front in the Cold War： The USSR in West Africa and the Congo， 1956-1964，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13～214; 185.
[7] Tawia Adamafio， By Nkrumah’s Side： The Labour and the Wounds， Accra and London： Westcoast Publishing House and Rex Collins， 1982， pp. 127～128.
[8] Thompson， Ghana’s Foreign Policy， p. 275.
[9] [10] [11] [12] [13] [14] [15] Ghana，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Broadcasting， Nkrumah's Subversion in Africa： Documentary Evidence of Nkrumah's Interference in the Affairs of Other African States，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1967， p. 7.
[16] [17] [19] [20] AVP RF， f. 0575， op. 4， p， 6， d. 6， l. 65 and l. 71; American Embassy， Monrov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351， June 6， 1960， Bloc Aid to Guinea， file 870B.0061/6-660， GRDS， Central Decimal File， RG 59. NA， p. 1; AVP RF， f. 0573， op. 5， p. 9， d. 16， ll. 23-24; Arkhiv vneshnei politiki Rossiiskoi Federatsii （AVP RF）， f. 0575， op. 3， p. 3， d. 7， ll. 25-26; as cited in A Distant Front.
[21] “Black Power”， Pandora’s Box （London： BBC2）， Timestamp 38：03.
[22] Elena Kochetkova， David Damtar， Lilia Boliachevets， Polina Slyusarchuk， and Julia Lajus， “Soviet Technological Projects and Technological Aid in Africa and Cuba， 1960s-1980s”， Basic Research Program， Working Papers， 2017.
[23] 《耿彪副部长发言》，1961年，转引自蒋华杰：《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虑（1956-1965）》，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5期。
[24] Bruce D. Larkin， China and Africa， 1949-1970：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94. [25] [29] 《几内亚独立后的政治情况和今后趋向》、《几内亚及有关各方对几总统杜尔访华的反应》，转引自张浚：《不附加条件的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5期。
[26] Harriet D. Schwar and Stanley Shaloff， ed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58-1960- Africa， vol. XIV，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pp. 670～683.
[27] [28]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Guinea on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Peking Review， No. 37 （1960）.
[30] “Cable from the General Bureau for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to the Chinese Embassy in Mali， ‘Regarding Amendments to the Exchange of Notes’”， August 30， 1962，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PRC FMA 108-00800-03. Obtained by Brazinsky and translated by Rosenberg.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21656.
[31] “Cable from the Chinese Embassy in Mali， ‘The Two Notes Given to China by Mali’”， February 18， 1964，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PRC FMA 108-01057-03. Obtained by Brazinsky and translated by Rosenberg.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21664.
[32] [33] “Work Summary for Training Malinese Agricultural Technical Personnel related to Tea”， July 25， 1963，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PRC FMA 108-00888-04. Obtained by Brazinsky and translated by Rosenberg.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21661.
[34] “Work Report of the Tea Specialist Group Aiding Guinea”， September， 1962，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PRC FMA 108-00805-03， 24-30. Obtained by Brazinsky and translated by Caixia Lu.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21918.
[35] 《周恩來总理同杜尔总统会谈记录》、《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与八国有关经济援助和贸易方面的会谈摘要》，转引自薛琳：《对改革开放前中国援助非洲的战略反思》，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3年第1期。
[36] “Work Report of the Tea Specialist Group Aiding Guinea”， September， 1962，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PRC FMA 108-00805-03， 24-30. Obtained by Brazinsky and translated by Lu.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21918.
[37] [38] “Work Summary for Training Malinese Agricultural Technical Personnel related to Tea”， July 25， 1963，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PRC FMA 108-00888-04. Obtained by Brazinsky and translated by Rosenberg.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21661.
[39] Alaba Ogunsanwo， China's Policy in Africa， 1958-7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45.
[40] 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真实的故事》，沈晓雷、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