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一次整风运动，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作风。它破除了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以便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开展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于1943年春开始了审査干部的工作。
　　中央决定，延安中央机关部分受审查的人，集中到“西北公学”（简称“西公”）进行审查。
　　西公是中社部办的一所新型的革命学校，专门培养情报保卫干部，由李克农兼任校长。因之，他直接负责领导西公的干部审查工作。
　　李克农负责的这方面审查工作，又直接受康生领导。因为康生是中社部部长，又是整风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央领导审干工作的实际领导人。
　　李克农对审干工作是很重视的。这是中共中央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査。这些年来，共产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在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的条件下，组织审干也是必要的。
　　但康生在代表中央领导审干工作中犯了“左”的錯误。他夸大敌情，掀起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出现严重的偏差。
　　李克农在开始审干时，是比较谨慎的，步骤也比较稳妥，强调多调查研究，多了解情况。
　　康生发动“抢救运动”后，李克农受到康生的“左”的错误的影响，在西北公学内召开大会，作了报告，号召学员坦白，对被审查干部施加了一些压力，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历史上未弄清的问题，怀疑成政治问题以至反革命问题。随着“抢救运动”的逐步升级，大批干部被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李克农对康生的一套主张和做法逐渐产生怀疑。
　　这时，运动大轰大嗡，搞得人人自危，闹出一些荒唐事。有的领导干部半夜三更吹紧急集合号哨，让大家起床一起抓“特务”，第二天人们精神不振，闹得正常工作近于停顿。还有一个人半夜跑到李克农家里敲门，硬说他新婚妻子行为反常，是“特务”。仔细一问，原来他开会回来晚了，妻子坐在灯下一直等他，他疑心妻子心中有鬼，拉她到李克农这里来交代问题。李克农披衣起床，看到哭哭啼啼的新娘和半痴半呆的新郎，真是哭笑不得。
　　李克农把这对夫妻劝走后，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了。他意识到许多人在这场运动中头脑发昏发热，再这样干下去，不用特务来破坏，自己就会把自己折腾得半死。
　　运动后期，李克农的调门降下来了。当时，他与刚从苏联养病回延安的中社部干部李士英谈延安审干工作时说，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第一，要教育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觉悟；第二，我们党是代表和率领无产阶级前进的；第三，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领导全国人民打日本的时期。
　　李士英后来回忆时认为：这些是很普通的话，强调“我们党要团结一致，要一致对敌”，与康生强调特务如麻的调子不一样，是含蓄地针对康生搞“抢救运动”而说的。
　　解放后，约在1954年，李克农对秘书提起康生说：在中社部，康生一人说了算，开会时就他说话，是家长作风。又谈到抢救运动，李克农说，“他说他的，我做我的。”
　　至于发现“抢救运动”错误并进行纠正的是毛泽东。他针对这一错误提出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1.首长负责；2.自己动手；3.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4.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5.调查研究；6.分清是非轻重；7.争取失足者；8.培养干部；9.教育群众。
　　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鉴于“抢救运动”所发生的偏差和恶果，正式做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申述了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并逐条做了具体说明，主要强调要调查研究，分清是非，重真凭实据，不搞“逼、供、信”，尖锐地批评了“逼、供、信”的错误做法。后来，中央又制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并发出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要纠正所有错案，使审干工作稳妥进行。
　　中央的这些指示，如雷鸣电闪，使李克农看清了“抢救运动”的错误，也看清了自己在执行中的错误，决心要改正。李克农在西北公学大会上公开承认错误，并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他在讲话中说：“我是眇一目，有些事看不准。”“眇一目”是指他自己一只眼睛看不清。他还说：“我们是黑房子里捉老鼠，伤了不少好人。”
　　他积极领导和组织对被审査对象的甄别定案工作，还直接找这些对象进行个别谈话。他在这些个别谈话中，既认真地询问，又亲切地关怀，要弄清事实真相。
　　对青年干部黄钢的个别谈话，是个典型的例子。
　　黄钢，1917年生于武汉市，是中共建党初期的革命烈士黄负生的遗孤，幼年时受到中共领导人恽代英、陈潭秋、任弼时的关怀。1938年离开武汉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后到《解放日报》任记者。
　　这是个纯洁的青年。但是，他有一段历史，遭到怀疑和误解。
　　原来，黄钢到延安之前的三年，曾在南京和重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属的“中央电影场”担任助理编辑和新闻电影组代理组长。这还算是一般的简历。严重的问题是：他进入该场开始做见习生是由国民党文化巨头张道藩向场长张冲介绍的，张冲又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的一个头子。
　　于是，黄钢到延安的来历受到怀疑，1943年3月被送到西北公学学习，接受审查。7月13日，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在重庆发表了极为凶狠的反共谈话，黄钢在延安擅自组织电影（学习）小组。他来延安是否有什么特殊目的？黄钢在《解放日报》任记者时，曾采访国民党派到延安谈判的一个代表团，未向组织请示，就应允国民党代表团的要求，准备赠送一批延安印行的文艺刊物给他们，被报社有关人员发现阻止，才未送成。这些刊物虽是公开的，也不能随便送给国民党人员啊！
　　不久，“抢救运动”开始了，黄钢就成了“抢救”对象。黄钢在运动的冲击面前，以为反正是党内审查，不必硬顶，先避过当前的风头再说，就“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由张道藩派到延安来的，还说了张道藩派他来的“过程”。 　　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了，毛泽东不相信。
　　李克农要亲自询问。
　　黄钢是由学习班的班主任王涛江带到李克农的办公窑洞里的。沿路上，王涛江对他在“抢救运动”中哗众取宠的表现给予了严肃的批评。
　　在办公窑洞里，李克农一开头就说，“我们昨天还向主席汇报，说你‘回来了’，共产党的亲骨肉呀，掉进了敌人的泥坑，又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这头一句话，黄钢没有听清，便问，“向谁汇报？”
　　“向毛主席！”李克农大声地说。
　　李克农接着问：“怎么？前两天，你刚刚承认是张道藩派你到延安的，你昨天又把自己的交代推翻了！”
　　“那是我在困难面前说谎。李副部长，我到延安来是我父亲留给我的路，博古和夏之栩同志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给我开的介绍信，我的来历是清楚的。”黄钢决心现在要如实地说明问题。
　　“清楚？既然清楚为什么要说谎？要编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指是否有特嫌而言）！”李克农接着说：“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就是不老实。你就是不实事求是嘛！好比说这把茶壶，工人阶级说它是圆的，你说它是方的，因为工人是生产它的。你呢，你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的事物嘛！你就没有学会这一条！”
　　“黄钢，在南京，你认识徐恩曾么？”李克农单刀直入地询问实质问题。
　　“副部长，你把我估計太高了。1935年进中央电影场，我还是一个18岁的学生啊！”
　　“陈果夫、陈立夫，你认识么？”
　　“我跟CC系没有组织上的关联。”
　　“那袁牧之，你总有联系吧？”
　　“袁牧之，我当然是认识的。1938年秋，我离开重庆‘中电’，就是沿着他的踪迹到延安来的。”
　　“袁牧之现在在苏联，也在受审查，”李克农告诉黄钢。接着，李克农质问他为什么在延安擅自组织电影（学习）小组。
　　“这是袁牧之1940年去苏联学习以前和我说过的，他叫我等他回来，一起搞电影。”黄钢对袁牧之在苏联的意外遭遇，颇为震动。
　　“他叫你组织电影小组？”
　　“没有这样说，这是我整风以前的错误。”
　　“你是根本不知道党的纪律为何物哇！”
　　在谈话中，李克农的态度是和蔼的，但目光是锐利的。他看出黄钢身上有自由主义和组织纪律性不强的缺点，但总的说，是一个革命的好青年。缺点嘛，可以在以后的革命锻炼中改正。至于个人的历史问题，一时无法调查，可以在以后的革命工作中来观察、来检验。
　　黄钢后来成为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著名的报告文学家和剧作家。李克农领导的平反甄别运动积极而稳妥地进行着，平反了几百名干部，大多数留在中社部工作，后来成为情报、保卫战线上的骨干。只有四个人，有充分的材料证明确是特务、叛徒，在查清问题、本人悔过后，实行给出路的政策。
　　甄别平反的结果表明，“抢救运动”中所说的失足者，99%都是好人。李克农向这些受冤屈的同志一再赔礼道歉，并说：为了党的事业向前看，希望同志们谅解。
　　李克农对他执行的“抢救”偏差，一直抱着歉然心情。若干年后，他回忆往事时说：当时有人向毛主席汇报“抢救运动”的情况，毛主席问道，“你们打算要抢救的百分比是多少？”有人回答说，“是的，估计是5%，”然后，又降到百分之二三。毛主席坚持地反驳说，“怎么能够是这样？不可能！（特务）都开了花了！”
　　李克农还回忆说：“延安审干时，毛主席经常派人来听汇报。等到向他本人汇报，他开头也没有说好也没有说坏，一直没有表态，只说了一句，‘青年人的灾难啦’！当时我体会，以为毛主席说的是青年人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受的灾难，现在，我的体会就更深了。”（意指在审干中搞“逼、供、信”，是青年人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