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报》报道：中国作家进入国际视野，译介是必须的门槛。“作家的创作风格会影响他们作品的翻译和传播。比如贾平凹《秦腔》中民族性乡土性的语言特点，翻译之后很多东西就丢掉了，只剩下了一堆鸡毛蒜皮的语言。王安忆的《长恨歌》翻译的时候也比较难。相对来说，莫言和余华作品的翻译就不易丢失味道。”浙江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所主任刘江凯认为。
　　余华也是海外较受欢迎的中国作家。刘江凯注意到，在余华的小说《兄弟》出版后，国内恶评多于赞美，而在国外却是赞美多于恶评，“基本上很少看到负面评价”。《兄弟》在美国出版之后，美国的主要媒体几乎都大篇幅地介绍了这部作品。此外，刘江凯还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苏童、莫言、余华作为小说海外译介前三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作品都改编成电影，并获得国际电影大奖。
　　“能够进入西方特别是欧美主流文化的视野，翻译家、出版商的翻译推广工作很重要。”文学杂志《收获》总编辑程永新接受采访时说，“以前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一些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翻译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西方的读者包括诺贝尔奖的评委，只能通过法文、英文等相互对照着看，而很多其他语种是从英文转译过去的。”
　　教材应从当代大家中选择精品
　　《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他的作品《卖白菜》就已经入选职业高中的教材了，朴实的故事、诗意的描写、充满思想与情感性的语言，很受老师与学生的欢迎。
　　上世纪80年代，莫言以一篇《透明的红萝卜》炸响文坛。在作品中，莫言通过小说人物黑孩诉说了他少年时代吃过的苦，生活环境的寂寞荒凉，无人理睬却又沉湎于幻想的那段时光。这是很好的可以入选中学教材的文章，因为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情感上，从一个孩子的角度去思考的文章正是当代青年需求的，莫言的世界、高中生的世界必然是心灵相通的。
　　我们的语文教材应该从当代大家中选择精品，因为我们的学生是当代的，当代大家文学作品的滋养对他们更有魅力，更有价值。
　　图书价格战伤害了谁
　　《文汇报》报道：近年来，出版业越来越倚重网络销售渠道，尤其喜欢将畅销书铺到网店。因为网站销量快，对出版社而言能迅速达到相应的发行业绩。至于从电商回购图书现象，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出版人谭先生告诉记者“的确存在”。这一方面是为利益所趋，据了解，无论对于网店还是实体书店，书商出货价通常在5折至5.5折之间；电商定价通常在六七折之间，比如碰上“满300元减100元”的活动，相当于折上再折，通常在四五折左右，低于书商进货价完全有可能。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买榜”，靠销量“刷排行”，网上商城的图书畅销榜就是这么失真的。
　　看似电商赚量，书商赚钱，大家各赚各的。两个行业的业内人士却不约而同提到，价格战导致的回购现象对彼此都有不小的伤害，后果很可怕。纵容供应商回购，公司一旦上市，从监管角度来说也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意味着销售数据造假，损害股东利益。遗憾的是，对此，国内还没有相应的制约措施。对于出版业而言，回购行为即使能开启赚钱游戏，但那绝非图书所创造的真正价值，最终伤害的将是读者的口碑。
　　出版社如何打造图书品牌
　　《出版商务周报》报道：出版社是图书产品的生产商，具有优良口碑的出版社也是图书质量的保证。近年来，品牌建设成为出版人关注的话题之一，许多出版社有意识地从策划、编辑、营销等多方面加强自身的品牌建设。
　　青岛出版集团副总编辑高继民认为，突破同质化，做出自身的品牌是每家出版社最痛苦的事情，青岛出版集团的品牌建设分三种：产品、人才、出版社。三者是递进关系，好的产品形成后，一定是由人来操作的，产品品牌和人才品牌加起来就形成品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图书出口中心采购部采购主管蔡春燕介绍，各国内出版社在走出去方面，很重视自身的品牌宣传。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巴蜀书社这类古籍社，一旦出版大型重点书，就会赠送给国外图书馆，还会与国外学术出版社互换新书，加强交流。
　　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张金介绍说，科学普及出版社以科普图书为特色，包括成人科普和少儿科普。该社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就重视品牌建设，通过专业作者、优秀科普图书努力打造科学普及出版社的品牌。例如，30年前，清华大学教授谭浩强主编的《BASIC语言》一书在本社出版后，累积发行了1000多万册，极大地提高了出版社的品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