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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十三岁的少年骑山地车在林中小路上急行，拐弯时不慎摔倒，扭伤脚腕，还被灌木丛刮破小腿，鲜血直流。他哭嚷喊痛，拿出手机拨打了急救号码。十几分钟内，救护人员风驰电掣般驾车赶到，把他送进了急诊室。很快他的脚踝被裹上夹板，血也被止住;出院时因政府提供全民免费医疗，他的父母没有支付一分医疗费。他三个月后伤愈，又开始骑车在林中惬意飞奔。
另一位十三岁的少年患上了忧郁症。他对学业缺乏兴趣，言行孤僻，经常被同学们嘲笑、欺凌。他的父母工作繁忙，但收入甚微，支付不起私人心理诊所的费用，而安大略省政府又不提供免费的心理治疗。有一次他在教室里遭到恶语围攻，整个过程被一个同学用手机录下，上传到社交媒体，使他蒙受极度羞辱。在一个夏日的黄昏，他吊在公园里的一棵松树上自杀身亡。他的父母悲痛欲绝。
我的先生弗兰克在晚餐后给我讲了以上两个故事。那是2017年的2月，窗外雪絮翻飞。随后他问我：“这里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我想他又在“考”我。
弗兰克出生于荷兰，两岁时随父母和兄长移民加拿大。他的父亲在二战期间参与地下反法西斯活动，多次与死亡擦身而过;母亲生活在敌占区，被残酷的战争刻下巨大的心灵创伤。我曾在非虚构作品《巴尔特的二战记忆》中较为详细地记载过他们的经历。他的父母在战后多年承受“创伤后遗症”的折磨，而他因先天的“代际遗传”，加上后天的生活与工作压力，在1990年代患过轻度忧郁症。他没有向忧郁症屈服，还二十几年如一日，致力于帮助精神疾病患者。他作为志愿者，先后在慈善机构安省皮尔区“精神健康协会”担任理事会成员及主席十一年，又于2015年出任“多伦多精神健康协会”的理事会主席。“主席”的称号听起来响亮，其实意味着更多的付出。为此，他一年至少投入两个多月的时间，当然，昼思夜想的时间无从计算。他经常放弃周末和我“共度美好时光”的机会，去参加精神健康领域的会议或活动，而谈论有关的政策措施和困难，经常是家里餐桌上的重要话题。人说“嫁给杀猪的翻肠子，嫁给铁匠耍锤子”，我倒不必“翻肠子”或“耍锤子”，但多年“免费接受”他给予的精神健康教育，自诩“半个专家”。
我思忖片刻，严肃地说：“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治疗身体疾病，却忽视精神疾病。”
弗兰克点点头，表示对我的回答满意，“那你觉得精神健康的倡导者们，应该做些什么？”照例是“循循善诱”。
“纸上谈兵没有用，要采取行动。”
“你真是一点就透。”他恭维道。
我该“警惕”了，每当他甜言蜜语，一定是在为未来的计划做铺垫。
果然，他说，“最近北美的‘女性大游行’爆发，给了我很多启示。我要在多伦多发动一场‘精神健康大游行’！这将是加拿大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我的天！”我在心里暗暗叫苦，“当‘主席’还不够，还要做‘先行者’！”随即，我的眼前掠过一系列游行者遭殴打、被逮捕的恐怖画面，于是小心翼翼地问，“游行安全吗？”
“安全！和平的合法的游行，不影响任何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游行的目的是什么？”
“呼吁联邦政府和省政府对多种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给精神健康组织增加拨款，加强预防工作。”他回答得干脆利落，显然深思熟虑过。
加拿大仅有3600万人口，却拥有上千家政府投资的精神健康组织。“加拿大精神健康协会”早在百年前成立，每年为全加拿大超过130万人提供服务;其中政府每年投入给“多伦多精神健康协会”的资金高达4000万加元，难道还要抗议吗？我开始质疑。
他说这远远不够，安大略省的居民的精神疾病患病率占所有疾病的10%，但精神疾病治疗经费只占全部医疗经费的7%，缺口高达15亿加元。在加拿大，悲剧每天都在重演。每年有4000人因精神疾病自杀，而精神疾病是年轻人自杀的第二大原因，仅排在意外事件之后。
这我无法反驳。可弗兰克凭一己之力，能改变什么呢？我依然担心地问：“靠你一个人，行吗？”
“我已找到了合作者！”他面露骄傲神色，“柯特妮·泰勒！她也是精神健康组织的志愿者！她对大游行充满热情！和我一拍即合！”
从这一连串的赞叹声中，我知道他主意已定。
我当时没有料到自己会在游行中认识一群人，踏上了一条通向特殊的精神世界的旅程。
第一届（2017）“精神健康大游行”
弗兰克和柯特妮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召集志同道合者，组成了“精神健康大游行”组委会，其中除他们之外，还有五位女士、一位男士，所以每当弗兰克顶风冒雪地出外参加组委会会议，我都调侃他是去和“精神健康领域的女友们约会”。
游行确定于2017年5月26日举行，地点选在多伦多市政府门前。组委会通过社交媒体推广、邀请演讲者，联络其他精神健康公益组织等，打理繁杂琐碎的事务。由于缺少资金、人力、物力，弗兰克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到了游行前两个星期，他的精神像一根紧绷的弦，似乎随时可能断裂。我那时做IT管理工作，经常加班，爱莫能助。
游行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虽已是5月底，天空阴郁，春寒料峭。多伦多市政府位于皇后街和海湾街交界处，门前正是著名的纳森·菲利浦斯广场，市民和外地游客云集的黄金地段。我和弗兰克到达广场后，只见到了几位穿着绿色圆领衫的组委会成员，不免担心参与者寥寥。“白人至上主义者”们也在同一天举行游行，并占据了广场上的中心位置。他们高筑舞台，通过现代音响高喊反移民口号，气势咄咄逼人，令人愤懑。我又得知“精神健康大游行”组委会没有准备舞台，再看看弗兰克借来的几十年前流行的麦克风，担心游行安全和演讲效果，就自告奋勇去咨询游行特派警察。游行聚会不必申请许可，但弗兰克已在警察局备案，申请特派警察的协助。两位特派警察都是白人，全副武装，各自推着一辆自行车。年长的警察建议我们选择广场的东南角，“避免与‘白人至上主义者’发生冲突，因为他们常常会做出危险举动。”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并恳求他允许演讲者们站到广场的木椅上，他严肃地注视我足足有10秒钟，随即露齿一笑，“我今天就破一次例吧。” 一位神情哀伤的黑衣男人，举着一个少年的巨幅遗照，在十几个人的拥簇下出现了。少年眉清目秀，面含微笑，脸庞被大朵的纸花环绕，在灰蒙蒙的天空下触目惊心。我立即走过去，向他们发送游行传单。一位中年女人拉住我的手，自我介绍名叫萨芬娜，说照片上的少年弗米是她的儿子，在三个月前自杀了，年仅二十一岁。他在过去的两年中一直与忧郁症抗争，最终放弃。举遗照的男人是她的丈夫，和她一起从孟加拉移民到这里。她仿佛刚从地狱里爬出来，身穿白衣，用一条黯淡的长围巾凌乱地遮着憔悴的脸，双眼似乎在滴血。
多年来，我了解到忧郁症往往袭击那些最有抱负、最有创意、最敬业的人。患过忧郁症的历史名人有牛顿、达尔文、林肯、丘吉尔等，作家有伍尔夫、黑塞、托尔斯泰等;我还关注过因忧郁症自杀的作家海明威、川端康城、三毛、顾城、海子、张纯如等，为他们惋惜，为他们的亲人难过，但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一位自杀者的母亲。萨芬娜的手指那么冰冷，似乎夹带着死亡的气息，令我不由得微微战栗。
她说：“因为政府不提供精神疾病治疗，我们又负担不起，我的儿子没得到心理医师的帮助;我们又解决不了他的精神问题。我太感谢你们这些游行组织者了，给无声者发声的机会！”我自觉无功受奖，有些惭愧。我远远地看到在人群中忙碌的弗兰克，联想到他讲过的两位十三岁少年的故事，对他发起大游行的初衷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听到有人呼喊柯特妮的名字，转过头，一眼就认出了她。她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白人女子，有着麦色头发，细长眼睛，略显苍白的皮肤。三个月前她在“脸书”上注册了一个“精神健康大游行”的群，不断推送有关信息，因此我和她先成了社交媒体上的朋友。从她的个人档案中，不难看出她交友广泛，虽然单身，在个人情感方面屡屡受挫。她果然带来了一群朋友，使现场的气氛立即热烈了起来。周围人争相表白自己受了她的感召，她便扑过去和他们一一拥抱、交谈，似乎从网络空间走出来，几乎把整座纳森·菲利浦斯广场变成了她的舞台。拥有无可阻挡的热情和感召力，难怪她会成为弗兰克的合作者、游行的倡导者。
一群身穿紫色圆领衫，头戴鲜艳帽子的男女出现了，有的帽子上插满鲜花，还有的帽子扎着美丽的羽毛，带来了色彩和欢欣，原来，他们都是名为“戴帽”的精神健康公益组织的成员。紧接着，大多伦多地区的十几家精神健康组织的部分领导人、员工，甚至患者们都到场了，有些组织在防治精神疾病方面各有侧重：瘾癖症、忧郁症、躁狂忧郁症、产后忧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创伤后遗症、恐慌症，还有精神分裂症等。
弗兰克站到广场的木椅上，拿起古老的麦克风，讲述大游行的缘起和宗旨，众人们用尊敬的目光望着他，还不停地点头称是，随后他一一介绍演讲者。演讲者中有儿子因精神疾病自杀后写作出书的琳，有精神健康公益组织的领导者、躁郁症患者迈克尔，还有高尔夫球手忧郁症患者安德鲁……他们分享自己精神挣扎的心路历程。在一个多小时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叫喊似乎消失，街上的车声、人声似乎隐去，人们站立在寒风中，静静倾听一个个刻骨铭心的故事，从中汲取勇气。
柯特妮感动得两眼含泪，跪在地上为演讲者拍照，并即时发到“大游行“的脸书主页上，与遗憾不能到场的朋友们互动。后来我在多伦多城市电视台（CTV）对她的采访中，还从她写的纪实文章中，得知她从五岁起患上焦虑症，从十三岁起开始服用药物，以减轻症状。她在病情恶化时常常心跳加速，全身颤抖，无法工作，甚至难以维持饮食起居。她知道当焦虑症来袭，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都无法躲避。出生于温哥华的电影明星瑞安·雷诺兹在公开场合多次谈到自己多年被焦虑症困扰，而在拍电影《死侍》时可怕地复发;歌星嘎嘎女士（Lady GaGa）坦言她从19岁起因被强奸，患上“创伤后遗症”，曾感觉自己“正在死去”。柯特妮在一个黑夜里，也曾绝望得几乎自杀。当她从死亡的魔掌下逃回，对别人的伤痛心有戚戚，甚至拯救了一位因患忧郁症即将跳楼自杀的男性朋友。
柯特妮那天还邀请了女友帕翠莎·托马西演讲。帕翠莎是母亲、记者、孕期和产后忧郁症防治组织的发起者。她得过两次产后忧郁症，认为母亲不应该孤独承受由产后忧郁症带来的痛苦、隔绝、压力。家庭的健康应该从母亲的健康开始。
帕翠莎的演讲令我联想起住在温哥华地区的华裔母亲梁凤鸾。梁凤鸾因产后忧郁离家出走，失踪了大约三周之后被证实自杀身亡，当时她的孩子还不足百天。她的丈夫在她离世后多日仍在她的“脸书”主页上留言，倾述对她的爱恋和怀念，让人唏嘘不已。
在演讲中提到的一系列数字令在场者惊讶：
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的一项报告显示，全球各个年龄段约有3.22亿人患有忧郁症，占全球人口的4%以上;平均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在一生中至少患过一次重度忧郁症。
近些年在全世界自杀身亡的总人数超过因战争、恐怖行动和谋杀而死亡的人数。
每五个加拿大人就有一人患有某种精神疾病﹐低收入者的精神疾病率比高收入者高3至4倍;全国需要精神疾病治疗的人，只有三分之一能够得到。
加拿大每年由于精神疾病和问题而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510亿加元。
……
总之促进全民的精神健康任重道远。
在演讲之后，游行队伍从广场出发，沿着多伦多最繁华的街道之一皇后街，一路向西。弗兰克和一位志愿者拉着白底绿字的横幅走在前面，其他人举着自做的标语牌紧随其后，特派警察引路护航。游行者達到近三百名，街旁的人行道容不下，暂时“占据”了车道。在皇后街和学院大道的十字路口，警察跳下自行车，叫停来往的车辆和行人，让游行队伍通过。
这时一位金发的年轻女子领头，喊起了口号。令人惊讶的是她身材瘦小，却发出激昂的声音。她问：“我们要求什么？”
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精神疾病治疗！”
她又问：“我们要什么时候得到？”
“现在！“
行人们好奇地观望，甚至真诚地叫好。这时一句话击中了我的耳膜：“这些人都是疯子！吃饱了撑的！”竟然是中文，而且声调高亢。我当然对中文格外敏感，不由得停下脚步，用愤怒的眼神盯住说话的中年女人，对方就站在离我不到一米远的路口，毫不掩饰脸上鄙视的神情。游行队伍中似乎没有其他华人，大马路上却冒出一个倨傲的评判者。在精神健康领域，Crazy（疯子）是最忌讳的单词之一，称呼某人“Crazy”比骂对方的娘还不可容忍。在游行队伍中，多少人承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多少人呕心沥血从精神上、生活上支撑自己的患病亲友，还有多少人为精神健康的事业奔走呼号，我为他们，也为弗兰克感到委屈，泪滴霎时盈满眼眶。我原本不过是一位游行组织者的家属，却在情感上和游行者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我继续往前走，但思绪连绵。加拿大的央街，1896公里长，是刷新吉尼斯纪录的世界之最，但消除偏见的道路比央街还要漫长。加拿大华人新移民患精神疾病的比例高于本地出生的人，而忧郁症是最常见的5种疾病之一。2006年双料博士蒋国兵跳桥自杀，引发华人社区一片痛惜之声。对其自杀原因众说纷纭，但媒体和他的亲友持有一致看法：他在求职过程中屡屡受挫，不堪焦虑症和忧郁症的双重折磨。多年来华人患者把精神疾病看作“家丑”，恪守“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较少向心理医生敞开心扉，或寻求科学有效的治疗方式，最终酿成悲剧。
国家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寻找弗兰克，想对他进行采访。我跑到游行队伍前排接替他拉横幅，同时告诉他我刚听到的路人评论。
弗兰克说：“我们不是一群疯子，而是一群行走的受伤者（Walking Wounded）。”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瞬间：在多伦多熙攘的中心地段，在此起彼伏的车声、人声、游行者的口号声中，寒风吹散他那染霜的头发，但他的神情和语调平静如水。
行走的受伤者！这是对游行者多么准确的形容。行走的受伤者，在战争或事故中尚能走路的伤员，常帮助重伤者;也指轻度精神疾病患者，在持续不断的精神保健的战役中，扶持严重精神疾病患者。他们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失败者”，而在社会各个领域实现自我的价值。比如柯特妮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大型印刷公司工作多年，负责采购;比如弗兰克获得了数学本科学位和多伦多大学的MBA，曾担任加拿大TD银行的电话业务主管和Visa公司的副总。他们中间有律师、医生、官员、管理者、科学家、教授、艺术家等，不一而足。
游行队伍在学院大街走了大约半小时，抵达安省议会大厦门前的女王公园。组委会的代表宣读了即将向政府提交的请愿书，要求增加精神疾病治疗的财政拨款。人们纷纷伏在地上，在游行的横幅上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随后仍不肯离去，彼此热情地交谈，还相约“明年再游”。
这些“受伤者”说：“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有各自的挣扎，但至少从此，我们不必孤独前行。“
第二届（2018）和第三届（2019）
“精神健康大游行”
第二届“精神健康大游行”在2018年5月12日举行，出发地点仍是市政府门前的广场。组委会进一步明确游行的宗旨是唤醒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认识，要求政府增加财政投资，无论何时何地，都为每一位有需求的加拿大人提供平等的及时的精神健康服务。令人欣喜的是，加拿大西部的温尼伯市也有精神健康倡议者发起了同样的游行，声援多伦多。
在游行前，弗兰克派我把一些彩色硬壳纸和记号笔发给游行者，建议他们尽快写一些标语牌，但我在一群少年面前受到了阻力。他们似乎不感兴趣，或许是犹豫不决。这时一位金发的英俊少年说：“我们来写吧，把心里最想说的话写出来。”他个头比其他少年矮一截，说话声调也不高，却有领导者的风范。少年们蜂拥而上，拿走了我手里的纸笔，并趴在地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一块又一块标语牌：“挑战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偏见！”“孩子们不能等！”“政客们，改变的时刻到了！”“获得精神疾病治疗是公民的权利！”
演讲开始后，英俊少年登上了矮矮的舞台，人群中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时我才知道，他正是募捐者扎克·霍弗。扎克在母亲雪莉的陪伴下，有些腼腆地分享了自己一年前为“孩子们的精神健康”募捐的经历。
扎克住在离多伦多大约一小时车程的柏瑞市，喜欢打游戏、体育运动，还迷恋流行歌星和超人，但他比同龄少年早熟。他在童年的许多个日子里，放学回家，看到母亲雪莉披头散发地躺在沙发上，和他早晨离开时一样，而家里垃圾满地、炉灶清冷。雪莉在年轻时患上忧郁症，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做了单身母亲后病情加重。她经常情绪低落沮丧;夜间失眠，白日昏沉，对日常生活提不起兴趣;有时食欲不振，体重锐减;有时又过量饮食，体重大增;缺少动力和自信，无法集中注意力，无法工作。后来，她开始接受药物和心理的双重治疗，终于过上了精神相对稳定的生活。扎克感同身受，认识到精神疾病治疗的重要性。他从与母亲一起参加的社会活动中，了解到在加拿大70%的精神健康问题是在儿童或青年时期形成的，年龄在十五至二十四岁之间的病患者比其他年龄组比例更高，而最令人担忧的是，在每五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和少年中，只有一个获得适当的治疗。
2017年8月中旬，当其他少年出国游玩、参加夏令营等时，他踏上了募捐的旅程，从柏瑞市出发，以长跑、步行和骑自行车交替的方式，行程400公里，他沿途接受媒体采访，和各界人士展开对话，得到成千上万人，尤其少男少女们的支持。有一天在酷热的太阳下，他骑自行车爬了几乎一整天的高坡，挥汗如雨，精疲力尽，只想回家去打游戏，但是在母亲、继父和网友们的鼓励下，他终于坚持了下来。他耗时将近一个月，在9月10日“世界自殺预防日”，抵达渥太华国会山，并向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当面请愿，把“儿童的精神健康放在首位”。扎克募捐了十几万加元，并全部捐给了柏瑞市的儿童和少年精神健康中心。
巧合的是，在第二届“精神健康大游行”的前两天，扎克刚刚出席总理的母亲即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的妻子玛格丽特举办的慈善活动，并获颁奖章。玛格丽特是作家，患有躁郁症，但并不避讳，积极倡导精神健康，还连年举办慈善活动，致力于消除社会对精神疾病的偏见。
扎克的演讲简短，但传达的信息却掷地有声。他说：“我不希望任何一位儿童和少年因为精神疾病而遭到社会的遗弃。“
第二届游行的人数明显增多。特派警察担心与“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游行发生冲突，建议改道丹达士大街，穿越中城唐人街，组委会立即同意了。在游行时，我走在队伍后面，望着眼前那些质朴如“大地之盐”的人们，他们有的坐在轮椅上，有的搀扶年长的父母，有的背着襁褓中的婴儿，心想受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佩戴面具，掩藏伤口，直至无望。他们的行为印证了游行的理念：“合作、尊重、同情、包容、正直、勇气。” 2019年初，在第三届游行之前，组委会决定做出两项计划调整，其一是直接在安省议会大厦门前聚集，避免和当天的其他游行冲突;其二是邀请精神健康领域的乐队演出，还邀请精神健康组织及心理医师设置摊位现场办公等。安省议会大厦既是政府重地，又是旅游热门景点，想在它的门前聚集、演出、“摆摊子”，谈何容易。弗兰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旋转”，与各届人士见面：省政府安全官员、警察局负责游行安全的官员，其他公益组织的负责人，甚至临时舞台和厕所的出租人……他还为游行缺少费用而焦虑。我建议寻找实力雄厚的大公司赞助，但遭到他的否决，因为大公司的侧重点是宣传产品，会给游行“涂上商业色彩”。他接连碰壁，焦灼不安，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出资支付押金、采购必需品。在游行前两个星期，游行活动终于得到了“戴帽”慈善基金会的赞助，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2019年5月25日，气温迅速攀升。在安省议会大厦门前的女王公园里，花草舒展身姿，游行者纷纷脱下外衣，享受煦暖的阳光。游行者比前两届明显增多，而且与现场的心理医生和精神健康组织的领导人交流热烈。根据省政府要求，游行组织者必须任命5位领队维持秩序，一旦发现不安全行为，立即向特派警察汇报。我很荣幸地被“任命”为领队之一，還得到一件绿色圆领衫。那是其他精神健康活动余下的，组委会为节省费用，把它权当领队制服。我很骄傲地穿上，突然感觉自己肩负重担。
在游行之前，弗兰克就兴奋地告诉我他邀请到了一位“特殊客人”演讲，即密沙沙加“新信任”（New Credit）原住民保留地的酋长斯戴西·拉福姆。酋长一出现在女王花园，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伟岸的身躯，明亮的眼睛，原住民风格的服装，想错过都难。我走过去立即和他攀谈起来。我说自己正在浏览一些有关原住民的历史、生活、文化的书籍和资料，很高兴也很荣幸结识一位“活生生的酋长”。他朗声笑起来，建议我读读他刚出版的诗集《生活在草丛中——和解之诗》。
密沙沙加新信任原住民社区在安省南部拥有三百九十万英亩的土地，酋长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充满深厚的感情。回顾历史，在19世纪初期，欧洲人利用不平等条约掠夺了原住民的土地和资源，后来加拿大政府采取隔离政策，还推行原住民“寄宿学校”，从1870年到1996年，下令把大约15万原住民儿童从家人身边带走，送进由教会管理的寄宿学校。其中3万多儿童遭到教会人员的虐待、体罚，甚至性侵犯。自上世纪90年代后，加拿大政府逐步采取和解政策，归还原住民部分土地，鼓励他们重拾自己的文化。2008年，当时的总理斯蒂文·哈珀为原住民儿童在寄宿学校受到的虐待正式道歉;2017年，现任总理特鲁多再次道歉。
拉福姆酋长在一个寒冷的十二月的早晨出生于一个酗酒和施暴的家庭。他从十二岁开始打工，十五岁那年流浪街头，后来住进了祖母的家里。他当过“不称职”的铁匠，后来决定改变生活轨道，进入了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读书，并未因自己比同学年长许多而自卑，多年后获得了学院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这在原住民中十分罕见。他曾被选为议员，后竞选酋长获胜，已为社区服务了18年，奉献精力给那些“真正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的人民”。
近些年来，成百上千的精神疾病救助组织接连涌现，有的由政府出资，有的由民间资助，并大量吸收志愿者，为患者提供免费住房、食品、治疗、药物，甚至就业机会，使他们获得有品质的生活，重新融入社会，但对原住民的服务还远远不够。原住民的精神病患病率和自杀行为高于其他族裔，对解决加拿大原住民的心理健康问题，传统的西方的个人心理辅导成效甚微，酋长提倡社区的参与，并采取符合原住民传统文化的精神治疗方法。
酋长的演讲关注族裔平等，扩展了游行的主题。游行进一步普及精神健康常识，抵抗偏见，聚集志同道合者，给精神疾病患者提供交流机会，向政府提交联名信，并已引起重视。在后两届的游行中，联邦议员、保守党人托德·多尔蒂和联邦议员、新民主党人查理·安格斯先后到场演讲，前者制定了全国预防救治“灾难后遗症”的战略，后者呈交了全国预防自杀的提案。
游行队伍回到了安省议会大厦门前，业余乐队The Deloraines开始演唱北美流行的轻摇滚歌曲，其中鼓手兼歌手斯蒂文正是多伦多精神健康协会的总裁，他年轻时放弃演艺生涯，投身推广精神健康的事业，一做就是四十几年。于是这群“行走的受伤者”，从游行的严肃情绪中解脱，在明媚的阳光下，以古老的罗曼式建筑为背景，开始了一场载歌载舞的“派对”。
也许，他们比健康者更能感受对生活“忧伤中的热爱”。
后 续
世间没有一本通用的精神康复指南，每个人通过自身的体验发现独特的途径。康复是拥抱勇气、锤炼坚韧意志的过程。
在”精神健康大游行“后，萨芬娜和她的丈夫及亲友从悲伤的深渊中慢慢爬出，建立了以儿子米弗命名的基金会，帮助其他儿女患有精神疾病的父母，希望他们不会重复发生在自己家庭的悲剧。
扎克长高了，变得更坚强，也更帅气。2019年他在多伦多见到了他的偶像、多项艾美奖获得者艾伦·德杰尼勒斯，受到对方的热情鼓励，决定继续募捐。因为加拿大有220万青少年，他希望为全国10个省的精神健康协会筹款220万加元，专用于青少年的精神保健。
诗人酋长拉福姆仍每日正面族裔和个人的创伤，不懈地为原住民的权利、生存条件和精神健康奔走。他的诗集《生活在草丛之中——和解之诗》以奥吉布瓦语和英语写成，对滋养他的安西那比（Anishinaabe）文化遗产进行艺术解说，穿越历史上黑暗的隧道，迎接族裔“和解”的晨光，表现他对保存原住民文化的顽强努力，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柯特妮一直向往成为母亲，在2019年决定通过现代手段“创造”一个家庭。她开了一个博客，详细记录了自己从“精子银行”选择捐献者，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受孕，怀孕期间的多种反应，以及生产的全过程。她的读者无不为她的勇敢和坦诚而赞叹不已。2020年1月，柯特妮顺利产下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婴，并给她取名Hope（希望）。这个名字代表一位精神健康倡导者的希望，也代表一位单身女子对未来幸福的希望。
精神健康仍是我家永久的话题。2月里的一天，在晚餐期间，弗兰克和我说起他的忧虑。多伦多精神健康协会也处于转型时期，他每天“痛苦地思考”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三届游行之前，他和组委会成员成立了公益组织“精神健康之声”。在新的一年里，他们将建立会员制，联合小型公益组织，寻求以多种方式帮助人们战胜精神疾病，但是面临许多困难。
“只有做实事的人，才会遇到重重挑战。”我说，及时“送上一碗心灵鸡汤”。
他点头称是，还说，年初新型冠状肺炎在武汉暴发，在抗疫时期对严重精神疾病的救治、对轻度精神障碍患者的心理辅导，以及对“创伤后遗症”的治疗，对中国健康领域的工作者们，更是严峻的挑战。
我随后问：“你记得吗？那天在去参加第一届‘精神健康大游行’的路上，你说过什么吗？”隔着餐桌握住他的手臂。
“如果响应的人太少，我就会蹲到大岩石下哭泣。”他回答，显然记忆犹新。
“我当时说，我们一起到安大略湖边，伴随着汹涌浪涛，哭个痛快！”
窗外风起雪落，壁炉的火焰星花飞溅，我们同时放声笑起来。
多年来，我读过对跨族裔婚姻诸多或美化或丑化的描写，在那一刻我领悟到，无论是在同族还是异族的婚姻中，最大的支持莫过于支持彼此的信念和理想，同时无惧挫折。执“受伤者”之手，人生会是一场深情的不倦的行走。
另一位十三岁的少年患上了忧郁症。他对学业缺乏兴趣，言行孤僻，经常被同学们嘲笑、欺凌。他的父母工作繁忙，但收入甚微，支付不起私人心理诊所的费用，而安大略省政府又不提供免费的心理治疗。有一次他在教室里遭到恶语围攻，整个过程被一个同学用手机录下，上传到社交媒体，使他蒙受极度羞辱。在一个夏日的黄昏，他吊在公园里的一棵松树上自杀身亡。他的父母悲痛欲绝。
我的先生弗兰克在晚餐后给我讲了以上两个故事。那是2017年的2月，窗外雪絮翻飞。随后他问我：“这里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我想他又在“考”我。
弗兰克出生于荷兰，两岁时随父母和兄长移民加拿大。他的父亲在二战期间参与地下反法西斯活动，多次与死亡擦身而过;母亲生活在敌占区，被残酷的战争刻下巨大的心灵创伤。我曾在非虚构作品《巴尔特的二战记忆》中较为详细地记载过他们的经历。他的父母在战后多年承受“创伤后遗症”的折磨，而他因先天的“代际遗传”，加上后天的生活与工作压力，在1990年代患过轻度忧郁症。他没有向忧郁症屈服，还二十几年如一日，致力于帮助精神疾病患者。他作为志愿者，先后在慈善机构安省皮尔区“精神健康协会”担任理事会成员及主席十一年，又于2015年出任“多伦多精神健康协会”的理事会主席。“主席”的称号听起来响亮，其实意味着更多的付出。为此，他一年至少投入两个多月的时间，当然，昼思夜想的时间无从计算。他经常放弃周末和我“共度美好时光”的机会，去参加精神健康领域的会议或活动，而谈论有关的政策措施和困难，经常是家里餐桌上的重要话题。人说“嫁给杀猪的翻肠子，嫁给铁匠耍锤子”，我倒不必“翻肠子”或“耍锤子”，但多年“免费接受”他给予的精神健康教育，自诩“半个专家”。
我思忖片刻，严肃地说：“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治疗身体疾病，却忽视精神疾病。”
弗兰克点点头，表示对我的回答满意，“那你觉得精神健康的倡导者们，应该做些什么？”照例是“循循善诱”。
“纸上谈兵没有用，要采取行动。”
“你真是一点就透。”他恭维道。
我该“警惕”了，每当他甜言蜜语，一定是在为未来的计划做铺垫。
果然，他说，“最近北美的‘女性大游行’爆发，给了我很多启示。我要在多伦多发动一场‘精神健康大游行’！这将是加拿大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我的天！”我在心里暗暗叫苦，“当‘主席’还不够，还要做‘先行者’！”随即，我的眼前掠过一系列游行者遭殴打、被逮捕的恐怖画面，于是小心翼翼地问，“游行安全吗？”
“安全！和平的合法的游行，不影响任何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游行的目的是什么？”
“呼吁联邦政府和省政府对多种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给精神健康组织增加拨款，加强预防工作。”他回答得干脆利落，显然深思熟虑过。
加拿大仅有3600万人口，却拥有上千家政府投资的精神健康组织。“加拿大精神健康协会”早在百年前成立，每年为全加拿大超过130万人提供服务;其中政府每年投入给“多伦多精神健康协会”的资金高达4000万加元，难道还要抗议吗？我开始质疑。
他说这远远不够，安大略省的居民的精神疾病患病率占所有疾病的10%，但精神疾病治疗经费只占全部医疗经费的7%，缺口高达15亿加元。在加拿大，悲剧每天都在重演。每年有4000人因精神疾病自杀，而精神疾病是年轻人自杀的第二大原因，仅排在意外事件之后。
这我无法反驳。可弗兰克凭一己之力，能改变什么呢？我依然担心地问：“靠你一个人，行吗？”
“我已找到了合作者！”他面露骄傲神色，“柯特妮·泰勒！她也是精神健康组织的志愿者！她对大游行充满热情！和我一拍即合！”
从这一连串的赞叹声中，我知道他主意已定。
我当时没有料到自己会在游行中认识一群人，踏上了一条通向特殊的精神世界的旅程。
第一届（2017）“精神健康大游行”
弗兰克和柯特妮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召集志同道合者，组成了“精神健康大游行”组委会，其中除他们之外，还有五位女士、一位男士，所以每当弗兰克顶风冒雪地出外参加组委会会议，我都调侃他是去和“精神健康领域的女友们约会”。
游行确定于2017年5月26日举行，地点选在多伦多市政府门前。组委会通过社交媒体推广、邀请演讲者，联络其他精神健康公益组织等，打理繁杂琐碎的事务。由于缺少资金、人力、物力，弗兰克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到了游行前两个星期，他的精神像一根紧绷的弦，似乎随时可能断裂。我那时做IT管理工作，经常加班，爱莫能助。
游行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虽已是5月底，天空阴郁，春寒料峭。多伦多市政府位于皇后街和海湾街交界处，门前正是著名的纳森·菲利浦斯广场，市民和外地游客云集的黄金地段。我和弗兰克到达广场后，只见到了几位穿着绿色圆领衫的组委会成员，不免担心参与者寥寥。“白人至上主义者”们也在同一天举行游行，并占据了广场上的中心位置。他们高筑舞台，通过现代音响高喊反移民口号，气势咄咄逼人，令人愤懑。我又得知“精神健康大游行”组委会没有准备舞台，再看看弗兰克借来的几十年前流行的麦克风，担心游行安全和演讲效果，就自告奋勇去咨询游行特派警察。游行聚会不必申请许可，但弗兰克已在警察局备案，申请特派警察的协助。两位特派警察都是白人，全副武装，各自推着一辆自行车。年长的警察建议我们选择广场的东南角，“避免与‘白人至上主义者’发生冲突，因为他们常常会做出危险举动。”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并恳求他允许演讲者们站到广场的木椅上，他严肃地注视我足足有10秒钟，随即露齿一笑，“我今天就破一次例吧。” 一位神情哀伤的黑衣男人，举着一个少年的巨幅遗照，在十几个人的拥簇下出现了。少年眉清目秀，面含微笑，脸庞被大朵的纸花环绕，在灰蒙蒙的天空下触目惊心。我立即走过去，向他们发送游行传单。一位中年女人拉住我的手，自我介绍名叫萨芬娜，说照片上的少年弗米是她的儿子，在三个月前自杀了，年仅二十一岁。他在过去的两年中一直与忧郁症抗争，最终放弃。举遗照的男人是她的丈夫，和她一起从孟加拉移民到这里。她仿佛刚从地狱里爬出来，身穿白衣，用一条黯淡的长围巾凌乱地遮着憔悴的脸，双眼似乎在滴血。
多年来，我了解到忧郁症往往袭击那些最有抱负、最有创意、最敬业的人。患过忧郁症的历史名人有牛顿、达尔文、林肯、丘吉尔等，作家有伍尔夫、黑塞、托尔斯泰等;我还关注过因忧郁症自杀的作家海明威、川端康城、三毛、顾城、海子、张纯如等，为他们惋惜，为他们的亲人难过，但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一位自杀者的母亲。萨芬娜的手指那么冰冷，似乎夹带着死亡的气息，令我不由得微微战栗。
她说：“因为政府不提供精神疾病治疗，我们又负担不起，我的儿子没得到心理医师的帮助;我们又解决不了他的精神问题。我太感谢你们这些游行组织者了，给无声者发声的机会！”我自觉无功受奖，有些惭愧。我远远地看到在人群中忙碌的弗兰克，联想到他讲过的两位十三岁少年的故事，对他发起大游行的初衷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听到有人呼喊柯特妮的名字，转过头，一眼就认出了她。她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白人女子，有着麦色头发，细长眼睛，略显苍白的皮肤。三个月前她在“脸书”上注册了一个“精神健康大游行”的群，不断推送有关信息，因此我和她先成了社交媒体上的朋友。从她的个人档案中，不难看出她交友广泛，虽然单身，在个人情感方面屡屡受挫。她果然带来了一群朋友，使现场的气氛立即热烈了起来。周围人争相表白自己受了她的感召，她便扑过去和他们一一拥抱、交谈，似乎从网络空间走出来，几乎把整座纳森·菲利浦斯广场变成了她的舞台。拥有无可阻挡的热情和感召力，难怪她会成为弗兰克的合作者、游行的倡导者。
一群身穿紫色圆领衫，头戴鲜艳帽子的男女出现了，有的帽子上插满鲜花，还有的帽子扎着美丽的羽毛，带来了色彩和欢欣，原来，他们都是名为“戴帽”的精神健康公益组织的成员。紧接着，大多伦多地区的十几家精神健康组织的部分领导人、员工，甚至患者们都到场了，有些组织在防治精神疾病方面各有侧重：瘾癖症、忧郁症、躁狂忧郁症、产后忧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创伤后遗症、恐慌症，还有精神分裂症等。
弗兰克站到广场的木椅上，拿起古老的麦克风，讲述大游行的缘起和宗旨，众人们用尊敬的目光望着他，还不停地点头称是，随后他一一介绍演讲者。演讲者中有儿子因精神疾病自杀后写作出书的琳，有精神健康公益组织的领导者、躁郁症患者迈克尔，还有高尔夫球手忧郁症患者安德鲁……他们分享自己精神挣扎的心路历程。在一个多小时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叫喊似乎消失，街上的车声、人声似乎隐去，人们站立在寒风中，静静倾听一个个刻骨铭心的故事，从中汲取勇气。
柯特妮感动得两眼含泪，跪在地上为演讲者拍照，并即时发到“大游行“的脸书主页上，与遗憾不能到场的朋友们互动。后来我在多伦多城市电视台（CTV）对她的采访中，还从她写的纪实文章中，得知她从五岁起患上焦虑症，从十三岁起开始服用药物，以减轻症状。她在病情恶化时常常心跳加速，全身颤抖，无法工作，甚至难以维持饮食起居。她知道当焦虑症来袭，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都无法躲避。出生于温哥华的电影明星瑞安·雷诺兹在公开场合多次谈到自己多年被焦虑症困扰，而在拍电影《死侍》时可怕地复发;歌星嘎嘎女士（Lady GaGa）坦言她从19岁起因被强奸，患上“创伤后遗症”，曾感觉自己“正在死去”。柯特妮在一个黑夜里，也曾绝望得几乎自杀。当她从死亡的魔掌下逃回，对别人的伤痛心有戚戚，甚至拯救了一位因患忧郁症即将跳楼自杀的男性朋友。
柯特妮那天还邀请了女友帕翠莎·托马西演讲。帕翠莎是母亲、记者、孕期和产后忧郁症防治组织的发起者。她得过两次产后忧郁症，认为母亲不应该孤独承受由产后忧郁症带来的痛苦、隔绝、压力。家庭的健康应该从母亲的健康开始。
帕翠莎的演讲令我联想起住在温哥华地区的华裔母亲梁凤鸾。梁凤鸾因产后忧郁离家出走，失踪了大约三周之后被证实自杀身亡，当时她的孩子还不足百天。她的丈夫在她离世后多日仍在她的“脸书”主页上留言，倾述对她的爱恋和怀念，让人唏嘘不已。
在演讲中提到的一系列数字令在场者惊讶：
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的一项报告显示，全球各个年龄段约有3.22亿人患有忧郁症，占全球人口的4%以上;平均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在一生中至少患过一次重度忧郁症。
近些年在全世界自杀身亡的总人数超过因战争、恐怖行动和谋杀而死亡的人数。
每五个加拿大人就有一人患有某种精神疾病﹐低收入者的精神疾病率比高收入者高3至4倍;全国需要精神疾病治疗的人，只有三分之一能够得到。
加拿大每年由于精神疾病和问题而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510亿加元。
……
总之促进全民的精神健康任重道远。
在演讲之后，游行队伍从广场出发，沿着多伦多最繁华的街道之一皇后街，一路向西。弗兰克和一位志愿者拉着白底绿字的横幅走在前面，其他人举着自做的标语牌紧随其后，特派警察引路护航。游行者達到近三百名，街旁的人行道容不下，暂时“占据”了车道。在皇后街和学院大道的十字路口，警察跳下自行车，叫停来往的车辆和行人，让游行队伍通过。
这时一位金发的年轻女子领头，喊起了口号。令人惊讶的是她身材瘦小，却发出激昂的声音。她问：“我们要求什么？”
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精神疾病治疗！”
她又问：“我们要什么时候得到？”
“现在！“
行人们好奇地观望，甚至真诚地叫好。这时一句话击中了我的耳膜：“这些人都是疯子！吃饱了撑的！”竟然是中文，而且声调高亢。我当然对中文格外敏感，不由得停下脚步，用愤怒的眼神盯住说话的中年女人，对方就站在离我不到一米远的路口，毫不掩饰脸上鄙视的神情。游行队伍中似乎没有其他华人，大马路上却冒出一个倨傲的评判者。在精神健康领域，Crazy（疯子）是最忌讳的单词之一，称呼某人“Crazy”比骂对方的娘还不可容忍。在游行队伍中，多少人承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多少人呕心沥血从精神上、生活上支撑自己的患病亲友，还有多少人为精神健康的事业奔走呼号，我为他们，也为弗兰克感到委屈，泪滴霎时盈满眼眶。我原本不过是一位游行组织者的家属，却在情感上和游行者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我继续往前走，但思绪连绵。加拿大的央街，1896公里长，是刷新吉尼斯纪录的世界之最，但消除偏见的道路比央街还要漫长。加拿大华人新移民患精神疾病的比例高于本地出生的人，而忧郁症是最常见的5种疾病之一。2006年双料博士蒋国兵跳桥自杀，引发华人社区一片痛惜之声。对其自杀原因众说纷纭，但媒体和他的亲友持有一致看法：他在求职过程中屡屡受挫，不堪焦虑症和忧郁症的双重折磨。多年来华人患者把精神疾病看作“家丑”，恪守“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较少向心理医生敞开心扉，或寻求科学有效的治疗方式，最终酿成悲剧。
国家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寻找弗兰克，想对他进行采访。我跑到游行队伍前排接替他拉横幅，同时告诉他我刚听到的路人评论。
弗兰克说：“我们不是一群疯子，而是一群行走的受伤者（Walking Wounded）。”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瞬间：在多伦多熙攘的中心地段，在此起彼伏的车声、人声、游行者的口号声中，寒风吹散他那染霜的头发，但他的神情和语调平静如水。
行走的受伤者！这是对游行者多么准确的形容。行走的受伤者，在战争或事故中尚能走路的伤员，常帮助重伤者;也指轻度精神疾病患者，在持续不断的精神保健的战役中，扶持严重精神疾病患者。他们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失败者”，而在社会各个领域实现自我的价值。比如柯特妮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大型印刷公司工作多年，负责采购;比如弗兰克获得了数学本科学位和多伦多大学的MBA，曾担任加拿大TD银行的电话业务主管和Visa公司的副总。他们中间有律师、医生、官员、管理者、科学家、教授、艺术家等，不一而足。
游行队伍在学院大街走了大约半小时，抵达安省议会大厦门前的女王公园。组委会的代表宣读了即将向政府提交的请愿书，要求增加精神疾病治疗的财政拨款。人们纷纷伏在地上，在游行的横幅上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随后仍不肯离去，彼此热情地交谈，还相约“明年再游”。
这些“受伤者”说：“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有各自的挣扎，但至少从此，我们不必孤独前行。“
第二届（2018）和第三届（2019）
“精神健康大游行”
第二届“精神健康大游行”在2018年5月12日举行，出发地点仍是市政府门前的广场。组委会进一步明确游行的宗旨是唤醒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认识，要求政府增加财政投资，无论何时何地，都为每一位有需求的加拿大人提供平等的及时的精神健康服务。令人欣喜的是，加拿大西部的温尼伯市也有精神健康倡议者发起了同样的游行，声援多伦多。
在游行前，弗兰克派我把一些彩色硬壳纸和记号笔发给游行者，建议他们尽快写一些标语牌，但我在一群少年面前受到了阻力。他们似乎不感兴趣，或许是犹豫不决。这时一位金发的英俊少年说：“我们来写吧，把心里最想说的话写出来。”他个头比其他少年矮一截，说话声调也不高，却有领导者的风范。少年们蜂拥而上，拿走了我手里的纸笔，并趴在地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一块又一块标语牌：“挑战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偏见！”“孩子们不能等！”“政客们，改变的时刻到了！”“获得精神疾病治疗是公民的权利！”
演讲开始后，英俊少年登上了矮矮的舞台，人群中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时我才知道，他正是募捐者扎克·霍弗。扎克在母亲雪莉的陪伴下，有些腼腆地分享了自己一年前为“孩子们的精神健康”募捐的经历。
扎克住在离多伦多大约一小时车程的柏瑞市，喜欢打游戏、体育运动，还迷恋流行歌星和超人，但他比同龄少年早熟。他在童年的许多个日子里，放学回家，看到母亲雪莉披头散发地躺在沙发上，和他早晨离开时一样，而家里垃圾满地、炉灶清冷。雪莉在年轻时患上忧郁症，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做了单身母亲后病情加重。她经常情绪低落沮丧;夜间失眠，白日昏沉，对日常生活提不起兴趣;有时食欲不振，体重锐减;有时又过量饮食，体重大增;缺少动力和自信，无法集中注意力，无法工作。后来，她开始接受药物和心理的双重治疗，终于过上了精神相对稳定的生活。扎克感同身受，认识到精神疾病治疗的重要性。他从与母亲一起参加的社会活动中，了解到在加拿大70%的精神健康问题是在儿童或青年时期形成的，年龄在十五至二十四岁之间的病患者比其他年龄组比例更高，而最令人担忧的是，在每五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和少年中，只有一个获得适当的治疗。
2017年8月中旬，当其他少年出国游玩、参加夏令营等时，他踏上了募捐的旅程，从柏瑞市出发，以长跑、步行和骑自行车交替的方式，行程400公里，他沿途接受媒体采访，和各界人士展开对话，得到成千上万人，尤其少男少女们的支持。有一天在酷热的太阳下，他骑自行车爬了几乎一整天的高坡，挥汗如雨，精疲力尽，只想回家去打游戏，但是在母亲、继父和网友们的鼓励下，他终于坚持了下来。他耗时将近一个月，在9月10日“世界自殺预防日”，抵达渥太华国会山，并向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当面请愿，把“儿童的精神健康放在首位”。扎克募捐了十几万加元，并全部捐给了柏瑞市的儿童和少年精神健康中心。
巧合的是，在第二届“精神健康大游行”的前两天，扎克刚刚出席总理的母亲即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的妻子玛格丽特举办的慈善活动，并获颁奖章。玛格丽特是作家，患有躁郁症，但并不避讳，积极倡导精神健康，还连年举办慈善活动，致力于消除社会对精神疾病的偏见。
扎克的演讲简短，但传达的信息却掷地有声。他说：“我不希望任何一位儿童和少年因为精神疾病而遭到社会的遗弃。“
第二届游行的人数明显增多。特派警察担心与“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游行发生冲突，建议改道丹达士大街，穿越中城唐人街，组委会立即同意了。在游行时，我走在队伍后面，望着眼前那些质朴如“大地之盐”的人们，他们有的坐在轮椅上，有的搀扶年长的父母，有的背着襁褓中的婴儿，心想受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佩戴面具，掩藏伤口，直至无望。他们的行为印证了游行的理念：“合作、尊重、同情、包容、正直、勇气。” 2019年初，在第三届游行之前，组委会决定做出两项计划调整，其一是直接在安省议会大厦门前聚集，避免和当天的其他游行冲突;其二是邀请精神健康领域的乐队演出，还邀请精神健康组织及心理医师设置摊位现场办公等。安省议会大厦既是政府重地，又是旅游热门景点，想在它的门前聚集、演出、“摆摊子”，谈何容易。弗兰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旋转”，与各届人士见面：省政府安全官员、警察局负责游行安全的官员，其他公益组织的负责人，甚至临时舞台和厕所的出租人……他还为游行缺少费用而焦虑。我建议寻找实力雄厚的大公司赞助，但遭到他的否决，因为大公司的侧重点是宣传产品，会给游行“涂上商业色彩”。他接连碰壁，焦灼不安，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出资支付押金、采购必需品。在游行前两个星期，游行活动终于得到了“戴帽”慈善基金会的赞助，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2019年5月25日，气温迅速攀升。在安省议会大厦门前的女王公园里，花草舒展身姿，游行者纷纷脱下外衣，享受煦暖的阳光。游行者比前两届明显增多，而且与现场的心理医生和精神健康组织的领导人交流热烈。根据省政府要求，游行组织者必须任命5位领队维持秩序，一旦发现不安全行为，立即向特派警察汇报。我很荣幸地被“任命”为领队之一，還得到一件绿色圆领衫。那是其他精神健康活动余下的，组委会为节省费用，把它权当领队制服。我很骄傲地穿上，突然感觉自己肩负重担。
在游行之前，弗兰克就兴奋地告诉我他邀请到了一位“特殊客人”演讲，即密沙沙加“新信任”（New Credit）原住民保留地的酋长斯戴西·拉福姆。酋长一出现在女王花园，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伟岸的身躯，明亮的眼睛，原住民风格的服装，想错过都难。我走过去立即和他攀谈起来。我说自己正在浏览一些有关原住民的历史、生活、文化的书籍和资料，很高兴也很荣幸结识一位“活生生的酋长”。他朗声笑起来，建议我读读他刚出版的诗集《生活在草丛中——和解之诗》。
密沙沙加新信任原住民社区在安省南部拥有三百九十万英亩的土地，酋长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充满深厚的感情。回顾历史，在19世纪初期，欧洲人利用不平等条约掠夺了原住民的土地和资源，后来加拿大政府采取隔离政策，还推行原住民“寄宿学校”，从1870年到1996年，下令把大约15万原住民儿童从家人身边带走，送进由教会管理的寄宿学校。其中3万多儿童遭到教会人员的虐待、体罚，甚至性侵犯。自上世纪90年代后，加拿大政府逐步采取和解政策，归还原住民部分土地，鼓励他们重拾自己的文化。2008年，当时的总理斯蒂文·哈珀为原住民儿童在寄宿学校受到的虐待正式道歉;2017年，现任总理特鲁多再次道歉。
拉福姆酋长在一个寒冷的十二月的早晨出生于一个酗酒和施暴的家庭。他从十二岁开始打工，十五岁那年流浪街头，后来住进了祖母的家里。他当过“不称职”的铁匠，后来决定改变生活轨道，进入了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读书，并未因自己比同学年长许多而自卑，多年后获得了学院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这在原住民中十分罕见。他曾被选为议员，后竞选酋长获胜，已为社区服务了18年，奉献精力给那些“真正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的人民”。
近些年来，成百上千的精神疾病救助组织接连涌现，有的由政府出资，有的由民间资助，并大量吸收志愿者，为患者提供免费住房、食品、治疗、药物，甚至就业机会，使他们获得有品质的生活，重新融入社会，但对原住民的服务还远远不够。原住民的精神病患病率和自杀行为高于其他族裔，对解决加拿大原住民的心理健康问题，传统的西方的个人心理辅导成效甚微，酋长提倡社区的参与，并采取符合原住民传统文化的精神治疗方法。
酋长的演讲关注族裔平等，扩展了游行的主题。游行进一步普及精神健康常识，抵抗偏见，聚集志同道合者，给精神疾病患者提供交流机会，向政府提交联名信，并已引起重视。在后两届的游行中，联邦议员、保守党人托德·多尔蒂和联邦议员、新民主党人查理·安格斯先后到场演讲，前者制定了全国预防救治“灾难后遗症”的战略，后者呈交了全国预防自杀的提案。
游行队伍回到了安省议会大厦门前，业余乐队The Deloraines开始演唱北美流行的轻摇滚歌曲，其中鼓手兼歌手斯蒂文正是多伦多精神健康协会的总裁，他年轻时放弃演艺生涯，投身推广精神健康的事业，一做就是四十几年。于是这群“行走的受伤者”，从游行的严肃情绪中解脱，在明媚的阳光下，以古老的罗曼式建筑为背景，开始了一场载歌载舞的“派对”。
也许，他们比健康者更能感受对生活“忧伤中的热爱”。
后 续
世间没有一本通用的精神康复指南，每个人通过自身的体验发现独特的途径。康复是拥抱勇气、锤炼坚韧意志的过程。
在”精神健康大游行“后，萨芬娜和她的丈夫及亲友从悲伤的深渊中慢慢爬出，建立了以儿子米弗命名的基金会，帮助其他儿女患有精神疾病的父母，希望他们不会重复发生在自己家庭的悲剧。
扎克长高了，变得更坚强，也更帅气。2019年他在多伦多见到了他的偶像、多项艾美奖获得者艾伦·德杰尼勒斯，受到对方的热情鼓励，决定继续募捐。因为加拿大有220万青少年，他希望为全国10个省的精神健康协会筹款220万加元，专用于青少年的精神保健。
诗人酋长拉福姆仍每日正面族裔和个人的创伤，不懈地为原住民的权利、生存条件和精神健康奔走。他的诗集《生活在草丛之中——和解之诗》以奥吉布瓦语和英语写成，对滋养他的安西那比（Anishinaabe）文化遗产进行艺术解说，穿越历史上黑暗的隧道，迎接族裔“和解”的晨光，表现他对保存原住民文化的顽强努力，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柯特妮一直向往成为母亲，在2019年决定通过现代手段“创造”一个家庭。她开了一个博客，详细记录了自己从“精子银行”选择捐献者，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受孕，怀孕期间的多种反应，以及生产的全过程。她的读者无不为她的勇敢和坦诚而赞叹不已。2020年1月，柯特妮顺利产下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婴，并给她取名Hope（希望）。这个名字代表一位精神健康倡导者的希望，也代表一位单身女子对未来幸福的希望。
精神健康仍是我家永久的话题。2月里的一天，在晚餐期间，弗兰克和我说起他的忧虑。多伦多精神健康协会也处于转型时期，他每天“痛苦地思考”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三届游行之前，他和组委会成员成立了公益组织“精神健康之声”。在新的一年里，他们将建立会员制，联合小型公益组织，寻求以多种方式帮助人们战胜精神疾病，但是面临许多困难。
“只有做实事的人，才会遇到重重挑战。”我说，及时“送上一碗心灵鸡汤”。
他点头称是，还说，年初新型冠状肺炎在武汉暴发，在抗疫时期对严重精神疾病的救治、对轻度精神障碍患者的心理辅导，以及对“创伤后遗症”的治疗，对中国健康领域的工作者们，更是严峻的挑战。
我随后问：“你记得吗？那天在去参加第一届‘精神健康大游行’的路上，你说过什么吗？”隔着餐桌握住他的手臂。
“如果响应的人太少，我就会蹲到大岩石下哭泣。”他回答，显然记忆犹新。
“我当时说，我们一起到安大略湖边，伴随着汹涌浪涛，哭个痛快！”
窗外风起雪落，壁炉的火焰星花飞溅，我们同时放声笑起来。
多年来，我读过对跨族裔婚姻诸多或美化或丑化的描写，在那一刻我领悟到，无论是在同族还是异族的婚姻中，最大的支持莫过于支持彼此的信念和理想，同时无惧挫折。执“受伤者”之手，人生会是一场深情的不倦的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