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
　　台湾政论家

　　每种社会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类型的“谣言”。“谣言”是道听途说，是荒唐无稽的街谈巷议，或人们自以为是的恶意猜测之词。
　　在比较早期的社会，阶级之间没有流动，互不通关，老百姓对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既好奇又隔阂，这种情况最容易产生破坏性的谣言。前几年，法国“后年鉴学派”两位重要的学者Arlette Farge和Jacques Revel写了一本《巴黎失踪儿童：法国革命前的谣言和政治》，这是本研究谣言现象的经典之作，对后来的人极具启示性和警示作用。
　　他们指出，在1747至1748年间，巴黎周边地区发生饥荒，于是大量流民往巴黎移动。此前那个时代，社会并不民主，巴黎这个城市的行政官员、警察和医院的医师等为了有效管理这个城市，什么事也不会告诉百姓，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巴黎普通市民都被蒙在鼓里，大家相安无事。但当巴黎的流民增多，当地的警察人员为了维持秩序，遂开始动辄抓人关人，即便小孩亦不能免，而且一关就是许多天。于是，警察的滥权就造成了谣言的出现，这些谣言经过婆婆妈妈的散布而扩大，成了人人皆知的街谈巷议。
　　最离谱的是，这种谣言说，法国国王得了麻风病，需要小孩干净的血来洗澡。当时发生的一些乱葬小孩等事件又似乎证明了谣言是真的，于是1750年巴黎人在谣言的诱使下，遂发生了许多反政府、反警察的暴乱。在这些事情后，巴黎人的政治态度大变，以前巴黎人很尊敬国王，总是会喊出“国王万岁”的口号，这种对国王的尊敬以后就失去了。因此这两位学者认为1750年谣言及暴动已彻底摧毁了法国的互信，并为1789年法国的革命奠下了基础。毁灭性的谣言是很可怕的。
　　因此，在以前的社会，由于资讯不流通，如果社会有主要矛盾，围绕着主要矛盾的各种谣言就会自然产生，主要矛盾就会被突出，造成动乱。因此处于这种阶段的社会，谣言和耳语的社会杀伤力是很大的，它会摧毁一个社会的自然和谐，扩大人们的不满。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谣言这种现象还会继续，但这时的新谣言已非谣言，它已成了网络上、小报小杂志上甚至专门书籍里许多人都在谈的“阴谋”。当今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许多“阴谋”，但“阴谋”最大最多的乃是美国。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奈特（Peter Knight）前几年写了一本《阴谋文化》，专门探讨当代新兴的谣言现象。
　　奈特指出，今天的欧美虽然自由民主，但每个国家仍然有很多秘密，以及做了许多不能见天日的活动。这已产生了一种独特现象，只要一有大事产生，人们对官方的说法就存疑，人们并会形成自己的观点。例如肯尼迪的遇刺，就有许多种说法；美国由于中情局和谍报机构做了太多不能见天日的事，关于这些机构的谣言传说最多，不只街谈巷议，而且有许多电视及电影在谈这种谣传。
　　奈特教授指出，美国人乃是全世界最喜欢用阴谋论的眼光看自己政府的国家，也最喜欢用阴谋论来看别的国家，阴谋已成了美国的一种文化。美国的谣言特多，已成这个国家集体心理的表征。美国人相信除了表面的政府外，其实还有一个秘密的帝国政府，是那个秘密的政府在控制一切。美国这种谣言并不会诱发革命，但却扩大了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也弱化了人民的认同。
　　因此，谣言耳语无论是哪种形态，它对一个社会都绝非好事。谣言必须尽快地防范，而谣言并非止于智者，而是止于人民的有知。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能尽量透明，特别是少数有权力的人，他们的公私行为都能尽量摊在阳光下，当官有谱可循，以大官作为对象的谣言就没有存在的土壤。
　　最近《经济学人》杂志以北欧四国为封面，它特别提到今天各国人民普遍都不信任政府，信任度都在30%上下，但北欧几国由于透明度高，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可以高到50%至60%。据说今天的中国正在许多方面学北欧，北欧的透明可能是最该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