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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的扁担》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但同一条扁担，却出现了有3字、5字、8字3种说法。井冈山纪念馆里陈列的朱德的扁担，上面写的是8个字：“朱德扁担，不准乱拿”。但那个“乱”字是个简体字，而那个年代没有简体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朱德为什么要挑粮
1950年代，小学语文课本有一篇《朱德的扁担》，其中有一句“不料，朱德同志又连夜赶做了一根扁担，并写上了‘朱德记’3个字。”到了1990年代，小学课文变成：“朱军长（朱德）找来了毛竹，亲自动手削了一根新扁担，还在扁担上写了8个醒目的大字‘朱德扁担，不准乱拿’。”
《朱德的扁担》原作者是朱良才（1900- 1989年）上将。这是他写的一篇革命回忆录，最初发表在1958年出版的《星火燎原》第1卷：“大家看到朱军长（朱德）整夜整夜地计划作战的大事，白天还要参加劳动，生怕累坏了他，便劝他不要挑；但又说服不了他，只好把他那根扁担偷去藏起来。哪知道，朱军长却另找来了一根扁担，并且用柴刀把扁担削平，写上了‘朱德的扁担’5个字。从此，他的扁担再没有人‘偷’了，同志们挑米的劲头也更高了。”
问题又来了，朱德扁担上变成了5个字。后来我（本
文作者刘统，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到了井冈山，纪念馆里陈列的红色文物，有朱德的扁担。上面写的是8个字：“朱德扁担，不准乱拿”。有细心的同志发现：那个“乱”字是个简体字。而那个年代是没有简体字的。
1928年4月，朱德率南昌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于是，一个现实问题产生了：毛泽东的队伍有2000人，朱德的队伍有2000多人。另外，跟朱德上山的湘南农民多达8000人。众多兵马齐集山上和山下小块平原，吃饭、穿衣等，都成了大问题。井冈山地区方圆500余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粮食仅够群众自用。部队要吃粮、储粮，都得去山下挑，于是红军就掀起了一个挑粮上山的运动。
挑粮持续了多长时间？据《朱德年谱》记载，朱德和毛泽东是在9月底回到井冈山的。随后在宁冈、遂川一带游击作战，打击进犯的国民党军，这期间行动飘忽不定。到11月中旬，部队在宁冈砻市一带整训，挑粮应该在这个时期。12月，彭德怀率部上井冈山，国民党军随即对井冈山进行了包围和封锁，红军进入困难时期，挑粮的事情应该结束了。
故事的产生和演变
《朱德的扁担》原作者朱良才，湖南汝城人，1927年10月入黨，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在湖南耒阳遇见朱德，加入红军。上井冈山后，他在军部当通信员。建国后，他任北京军区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6年7月，为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向全军老同志征文，编辑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丛书。作为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朱良才写了《这座山，它革命》、《朱德的扁担》、《练兵与御寒》、《一根灯芯》4篇文章。
朱良才的儿子朱新春回忆：在写作期间，朱良才发现了不少问题。《朱德的扁担》是他根据自己的记忆，将有关人物、细节写得较多，也较具体，但与当年一起在红四军军部警卫连当排长的肖新槐（开国中将）等几个老同志一聊、一对证，大家的记忆都不一样。终究是几十年前的事情，谁能把挑粮的细节记得那么准确、那么清晰。朱良才对文章进行了修改、简化，最后形成了600多字的定稿。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大家认为这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文章，被教育部收入了中小学《语文》课本。
到了1980年代，另一位当事人范树德指出朱良才的文章有记忆错误。1928年，朱、毛会师后，范树德任红四军军需处处长，成为红军最早的后勤负责人。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范树德被留在西苏区。1935年4月，范树德在汝城打游击时受伤被俘。因曾就读黄埔军校，范树德转为国民党军官，抗战后任郑州绥靖公署少将副处长。1948年中原战败后，他逃回桂林做小生意。直到1954年，他被桂林公安局逮捕，以战犯身份长期在开封、西安监狱关押改造。1975年，范树德获特赦释放，1980年当上了桂林市政协委员。
范树德的坎坷经历，使他到获得自由后才能开口说话。他看到《朱德的扁担》后，作为亲身经历者和见证人，他在《文史通讯》1982年第三、四期撰文，提出朱良才的回忆中有3处与史实不符：一、朱德扁担上的文字，不是“朱德的扁担”、“朱德记”这几个字，而是扁担的一端写的是“朱德扁担”，另一端写的是“不准乱拿”，共8个字；二、朱德挑粮的路线，朱良才说是从井冈山上到茅坪，实际上是从柏露村到桃寮村；三、挑粮重量，朱良才说是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当时一担通常为100斤），实际上是40斤左右（当时范树德20来岁，也才挑了30斤左右）。
江西地方党史和博物馆研究人员经过验证，认为范树德说的情况是准确的。当年在井冈山，毛泽东住在茅坪（就是八角楼所在地），朱德的军部住在桃寮村。中途有个柏露村，是永新通往井冈山上的必经之地。朱德挑粮是从柏露到桃寮村，往返60华里，都是弯曲不平的盘山小路，因此，红军战士都是挑个三四十斤左右。朱德军长年岁大了，可他“挑粮时，担子一头是行军时背米的三个白布米袋，另一头是一个用粗厚布缝的米袋，两头共计装40斤，再加上他经常佩带的一支德造三号驳壳枪和一条装有约百发子弹的皮子弹袋，总共约四十六七斤”。这已经是体能的极限了。
至于那根扁担，就是朱德让范树德给他做的。范树德回忆说：“我当时带了一名勤务兵到桃寮村张家祠附近，找到一个姓张的老板娘（当时红军对当地中年以上妇女的称呼），花一个铜板向她买了一根毛竹，并削成两根扁担。一根送给朱德同志，另一根我留着自用。在朱德同志的那一根上，我用毛笔在一端写上‘朱德扁担’，另一端写上‘不准乱拿’8个字。朱德笑着说：‘好啊，明天就用上了。’”
范树德的回忆被认定后，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为了复制这个文物，派专人带着一根井冈山毛竹扁担，前往广西桂林，请范树德在扁担上重新题写这8个字。范树德在扁担上书写后，来人返回了井冈山。一位细心人发现，“朱德扁担，不准乱拿”的“乱”字，当年必定是繁体字，而范树德却写成了简体字，明眼人一看便知是件不真实的复制品。为了还历史原貌，博物馆方面又派人带着扁担赴桂林让其重写。然而范树德已经去世，现在井冈山博物馆展出的朱德的扁担，就是范树德书写的带有简化“乱”字的8个字。
新发现的史料
2001年6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朱良才口述的《常想起藏朱德扁担的日子》的文章，更正了他过去回忆中的错误：“小学课本有《朱德的扁担》一文。文中说，战友们怕朱德下山挑粮累坏了身体，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这个藏朱德扁担的人就是我。那时，朱总司令常常晚上和毛主席研究敌情，白天和战士们下山挑粮。我是他的通信员，担心他累坏身体，就和其他战友劝阻他，但谁也劝不住。后来，我出了个‘鬼点子’，干脆把朱总司令用的扁担藏了起来。可他仍不罢休，找到军需处长范树德，让他花一个铜板买了一根毛竹，为自己做了一根扁担，还特地写上了‘朱德扁担，不准乱拿’8个字，又高高兴兴地下山挑粮去了。”
为了搜集研究资料，我去图书馆查阅民国时期的旧杂志，看到1936年上海出版的《逸经》半月刊第11期上，有篇介绍朱、毛红军的文章，署名“柳云”。这是个化名，但从文章内容看，是个经历过井冈山生活的人。估计是后来脱离了红军，为杂志写写稿子。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说朱德在井冈山与红军“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去往桃寮挑谷子，“朱确与众同挑，有人在其扁担上大书‘朱德扁担，不准乱拿’8字，至今红军中犹传为美谈”。
这是有关“朱德的扁担”的最原始记载。《逸经》在上海是个颇为特殊的杂志，社长简又文，号“大华烈士”，早年当过冯玉祥的秘书。他既是文人，又是政客，和政界、军界及文化界人士都有关系，交际很广。
《逸经》经常刊登一些有特色的稿件，但作者和稿件的来源是绝对保密的，连总编谢兴尧都不了解。瞿秋白牺牲前写的那篇著名的《多余的话》，就是首发在《逸经》上。
红军到達陕北后，中央特科人员、红色牧师董健吾陪同美国记者斯诺秘密潜入陕北，采访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董健吾带回了红军长征的回忆录，据此写成两万字的长文《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署名“幽谷”，也在《逸经》上发表。这是国民党统治区首次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比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
“柳云”写朱、毛红军的文章，发表在1936年，距井冈山朱德挑粮的时间仅有8年。他的记载是清楚准确的，也可以为“朱德扁担”的争议作一个裁决了。
（摘自《同舟共进》2012年10月22日，刘统/文）
朱德为什么要挑粮
1950年代，小学语文课本有一篇《朱德的扁担》，其中有一句“不料，朱德同志又连夜赶做了一根扁担，并写上了‘朱德记’3个字。”到了1990年代，小学课文变成：“朱军长（朱德）找来了毛竹，亲自动手削了一根新扁担，还在扁担上写了8个醒目的大字‘朱德扁担，不准乱拿’。”
《朱德的扁担》原作者是朱良才（1900- 1989年）上将。这是他写的一篇革命回忆录，最初发表在1958年出版的《星火燎原》第1卷：“大家看到朱军长（朱德）整夜整夜地计划作战的大事，白天还要参加劳动，生怕累坏了他，便劝他不要挑；但又说服不了他，只好把他那根扁担偷去藏起来。哪知道，朱军长却另找来了一根扁担，并且用柴刀把扁担削平，写上了‘朱德的扁担’5个字。从此，他的扁担再没有人‘偷’了，同志们挑米的劲头也更高了。”
问题又来了，朱德扁担上变成了5个字。后来我（本
文作者刘统，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到了井冈山，纪念馆里陈列的红色文物，有朱德的扁担。上面写的是8个字：“朱德扁担，不准乱拿”。有细心的同志发现：那个“乱”字是个简体字。而那个年代是没有简体字的。
1928年4月，朱德率南昌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于是，一个现实问题产生了：毛泽东的队伍有2000人，朱德的队伍有2000多人。另外，跟朱德上山的湘南农民多达8000人。众多兵马齐集山上和山下小块平原，吃饭、穿衣等，都成了大问题。井冈山地区方圆500余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粮食仅够群众自用。部队要吃粮、储粮，都得去山下挑，于是红军就掀起了一个挑粮上山的运动。
挑粮持续了多长时间？据《朱德年谱》记载，朱德和毛泽东是在9月底回到井冈山的。随后在宁冈、遂川一带游击作战，打击进犯的国民党军，这期间行动飘忽不定。到11月中旬，部队在宁冈砻市一带整训，挑粮应该在这个时期。12月，彭德怀率部上井冈山，国民党军随即对井冈山进行了包围和封锁，红军进入困难时期，挑粮的事情应该结束了。
故事的产生和演变
《朱德的扁担》原作者朱良才，湖南汝城人，1927年10月入黨，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在湖南耒阳遇见朱德，加入红军。上井冈山后，他在军部当通信员。建国后，他任北京军区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6年7月，为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向全军老同志征文，编辑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丛书。作为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朱良才写了《这座山，它革命》、《朱德的扁担》、《练兵与御寒》、《一根灯芯》4篇文章。
朱良才的儿子朱新春回忆：在写作期间，朱良才发现了不少问题。《朱德的扁担》是他根据自己的记忆，将有关人物、细节写得较多，也较具体，但与当年一起在红四军军部警卫连当排长的肖新槐（开国中将）等几个老同志一聊、一对证，大家的记忆都不一样。终究是几十年前的事情，谁能把挑粮的细节记得那么准确、那么清晰。朱良才对文章进行了修改、简化，最后形成了600多字的定稿。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大家认为这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文章，被教育部收入了中小学《语文》课本。
到了1980年代，另一位当事人范树德指出朱良才的文章有记忆错误。1928年，朱、毛会师后，范树德任红四军军需处处长，成为红军最早的后勤负责人。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范树德被留在西苏区。1935年4月，范树德在汝城打游击时受伤被俘。因曾就读黄埔军校，范树德转为国民党军官，抗战后任郑州绥靖公署少将副处长。1948年中原战败后，他逃回桂林做小生意。直到1954年，他被桂林公安局逮捕，以战犯身份长期在开封、西安监狱关押改造。1975年，范树德获特赦释放，1980年当上了桂林市政协委员。
范树德的坎坷经历，使他到获得自由后才能开口说话。他看到《朱德的扁担》后，作为亲身经历者和见证人，他在《文史通讯》1982年第三、四期撰文，提出朱良才的回忆中有3处与史实不符：一、朱德扁担上的文字，不是“朱德的扁担”、“朱德记”这几个字，而是扁担的一端写的是“朱德扁担”，另一端写的是“不准乱拿”，共8个字；二、朱德挑粮的路线，朱良才说是从井冈山上到茅坪，实际上是从柏露村到桃寮村；三、挑粮重量，朱良才说是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当时一担通常为100斤），实际上是40斤左右（当时范树德20来岁，也才挑了30斤左右）。
江西地方党史和博物馆研究人员经过验证，认为范树德说的情况是准确的。当年在井冈山，毛泽东住在茅坪（就是八角楼所在地），朱德的军部住在桃寮村。中途有个柏露村，是永新通往井冈山上的必经之地。朱德挑粮是从柏露到桃寮村，往返60华里，都是弯曲不平的盘山小路，因此，红军战士都是挑个三四十斤左右。朱德军长年岁大了，可他“挑粮时，担子一头是行军时背米的三个白布米袋，另一头是一个用粗厚布缝的米袋，两头共计装40斤，再加上他经常佩带的一支德造三号驳壳枪和一条装有约百发子弹的皮子弹袋，总共约四十六七斤”。这已经是体能的极限了。
至于那根扁担，就是朱德让范树德给他做的。范树德回忆说：“我当时带了一名勤务兵到桃寮村张家祠附近，找到一个姓张的老板娘（当时红军对当地中年以上妇女的称呼），花一个铜板向她买了一根毛竹，并削成两根扁担。一根送给朱德同志，另一根我留着自用。在朱德同志的那一根上，我用毛笔在一端写上‘朱德扁担’，另一端写上‘不准乱拿’8个字。朱德笑着说：‘好啊，明天就用上了。’”
范树德的回忆被认定后，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为了复制这个文物，派专人带着一根井冈山毛竹扁担，前往广西桂林，请范树德在扁担上重新题写这8个字。范树德在扁担上书写后，来人返回了井冈山。一位细心人发现，“朱德扁担，不准乱拿”的“乱”字，当年必定是繁体字，而范树德却写成了简体字，明眼人一看便知是件不真实的复制品。为了还历史原貌，博物馆方面又派人带着扁担赴桂林让其重写。然而范树德已经去世，现在井冈山博物馆展出的朱德的扁担，就是范树德书写的带有简化“乱”字的8个字。
新发现的史料
2001年6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朱良才口述的《常想起藏朱德扁担的日子》的文章，更正了他过去回忆中的错误：“小学课本有《朱德的扁担》一文。文中说，战友们怕朱德下山挑粮累坏了身体，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这个藏朱德扁担的人就是我。那时，朱总司令常常晚上和毛主席研究敌情，白天和战士们下山挑粮。我是他的通信员，担心他累坏身体，就和其他战友劝阻他，但谁也劝不住。后来，我出了个‘鬼点子’，干脆把朱总司令用的扁担藏了起来。可他仍不罢休，找到军需处长范树德，让他花一个铜板买了一根毛竹，为自己做了一根扁担，还特地写上了‘朱德扁担，不准乱拿’8个字，又高高兴兴地下山挑粮去了。”
为了搜集研究资料，我去图书馆查阅民国时期的旧杂志，看到1936年上海出版的《逸经》半月刊第11期上，有篇介绍朱、毛红军的文章，署名“柳云”。这是个化名，但从文章内容看，是个经历过井冈山生活的人。估计是后来脱离了红军，为杂志写写稿子。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说朱德在井冈山与红军“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去往桃寮挑谷子，“朱确与众同挑，有人在其扁担上大书‘朱德扁担，不准乱拿’8字，至今红军中犹传为美谈”。
这是有关“朱德的扁担”的最原始记载。《逸经》在上海是个颇为特殊的杂志，社长简又文，号“大华烈士”，早年当过冯玉祥的秘书。他既是文人，又是政客，和政界、军界及文化界人士都有关系，交际很广。
《逸经》经常刊登一些有特色的稿件，但作者和稿件的来源是绝对保密的，连总编谢兴尧都不了解。瞿秋白牺牲前写的那篇著名的《多余的话》，就是首发在《逸经》上。
红军到達陕北后，中央特科人员、红色牧师董健吾陪同美国记者斯诺秘密潜入陕北，采访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董健吾带回了红军长征的回忆录，据此写成两万字的长文《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署名“幽谷”，也在《逸经》上发表。这是国民党统治区首次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比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
“柳云”写朱、毛红军的文章，发表在1936年，距井冈山朱德挑粮的时间仅有8年。他的记载是清楚准确的，也可以为“朱德扁担”的争议作一个裁决了。
（摘自《同舟共进》2012年10月22日，刘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