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站在本位主义立场上时，他就在心理上和逻辑上把“本单位”和“外单位”区分开了。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内外有别。
　　国内任何一个中等规模的单位，差不多都会有自己的围墙，以防“闲杂人等”混入。一些稍有条件的单位，既非“军事单位”，又非“保密单位”，也要煞有介事地安排门卫。门卫们对本单位的熟人含笑点头打招呼，对外人则严加盘问、冷若冰霜，本能地表现出一种防范心理。当然，单位上的种种好处，比如单位自己盖的住房，自己的澡堂和幼儿园，自己弄来可供分配的物质和额外收入等，也只有内部职工才能享受，外人是没有份的。
　　不过，我们有时候有搞不清楚被称为“内部”的东西，究竟是好呢还是不好。比如“内部通报”的情况，有一些并不那么光彩的事，却只有“信得过”的自己人才有资格去听。另外，我们也常常弄不清何谓“内部”何谓“外部”。比如“内部文件”，当然许多人都不能看，然而“内部刊物”却又人人可看。“内部刊物”上的文章，水平一般要差一点，而“内部文件”的内容却又往往重要和实在得多。又比如，单位上的“内部招待所”（简称“内招”），外国人是不能去住的。他们只能住“外招”。但“外招”的设施、服务较之“内招”，却又好得多（当然价钱也要贵得多）。对待他们的态度，也是客气而不亲热，因为他们是“客”，不是“亲”。
　　显然，“别内外”是为了“定亲疏”，而“定亲疏”则是为了界定人情的大小和面子的尺寸。一般来说，内则亲，亲则近，叫作亲近;外则疏，疏则远，叫作疏远。疏远者为“客”，必须客气，也必须装门面;亲近者为“家里人”，不必客气，可以不留情面。所以，自己人犯了错误，就可以狠狠地批评;外人犯了错误，则只能委婉地指出。同理，外宾和外单位的人来参观时，便一定要打扫卫生，布置会场，拿最好的东西给他吃，腾最好的房间给他住，平时有意见、闹别扭的同事，也都要做一團和气状，以免家丑外扬。而本单位的问题和情况，则只能在“内部会议”上通报。可见外人的有面子，完全是假象，是门面，自己人才真有面子，而且还有实惠。比如有事要求情，自己人准比外人有面子;那些被客客气气地打发的，则准是“老外”。反之，一个人如果和你说话随便，不怕揭自己的短，不怕家丑外扬，则多半是已把你当作了自己人。总之，“丑”的（同时往往是真实的和实在的）留给“家里”，“美”的（同时往往是虚假的和空洞的）展示给“外人”。因为“外人”就是“外面”，岂能让他看见了“里面”？
　　在这些“原则问题”面前，是不允许有什么“个人意见”的。一个人在外面，如果不为本单位争名誉、争地位、争好处，而是想到什么说什么，自己怎么认为就怎么讲，怎么做（比如把票投给外单位的人，在会上揭本单位的短等），那就是吃里扒外，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因为你只顾“私意”，不讲“公益”，当然要引起公愤了。
　　其实，这个“吃里扒外”的人，其所作所为，反倒很可能是出于公心，或者是实事求是。可惜，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他们从来就不相信，一个连家庭、单位、小团体的“小公”都不顾的人，会有什么“大公无私”可言。要知道，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空洞抽象的“公”或者“公家”，只有一个个具体的家庭、家族、单位、团体。一个人的公心，就体现在他对这些群体的态度上。所以，你不为小团体说话吗？那你就一定是“有私心”！
　　于是，公与私，就首先并直接地体现为内与外。然而，“吃里扒外”固然是“私”，“本位主义”又何尝是“公”？结果自然更加分不清公私。实际上，正是因为不能公开地和明确地区分“公私”，便只好代之以“内外”——公为外而内为私。公事公办之所以等于不办，就因为那是“外”;内部之所以可以通融，则多因其“私”，只不过这“私”往往被说成是“公”而已。
　　其实，家庭的特点，就是“公私不分，内外有别”。一家人，分什么公私，分什么你我呢？但“我们家”和“别人家”，却又不可不分。因此，当家庭成为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普遍模式时，“公私不分”和“内外有别”这两个基本原则，也就确立起来了。
　　 （摘自《闲话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