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致信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代表中方向《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保存方新西兰正式提出申请加入DEPA。据了解，DEPA由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三国于2020年6月签署，以电子商务便利化、数据转移自由化、个人信息安全化为主要内容。专家认为，我国申请加入DEPA，将提升我国在数字贸易发展方面与国际的对接效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方向。

首个国际数字经济协定

　　10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已经决定申请加入DEPA，愿同各方合力推动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二十国集团要共担数字时代的责任，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技术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数字鸿沟”。
　　DEPA是国际数字贸易领域最早的单独协定。2020年6月，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三国于线上签署该协议。DEPA由16个主题模块构成，包括商业和贸易便利化、处理数字产品及相关问题、数据问题、广泛的信任环境、商业和消费者信任、数字身份、新兴趋势和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中小企业合作、数字包容等，并就加强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规定。
　　模块式协议是DEPA的一大特色，即不必同意全部内容，可以只加入其中几个模块。灵活的模块化加入方式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数字贸易大国的规则垄断，提供了包容性的政府间数字经济合作制度框架，吸引其他国家的加入。
　　目前，国际上主要存在三种数字经济贸易的发展方向，即以数据转移自由化为主的美国模式、强调个人信息隐私安全的欧盟模式，以及我国倡导的数字主权治理模式。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教授周念利告诉记者，从内容来看，很多美国模式的诉求在DEPA中都有体现，但在美国模式的基础上，DEPA加入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合作、提升数字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新兴交叉领域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突破性规则，使整个范围和内涵更为丰富。
　　“这主要是由于新加坡数字经济的特点。新加坡模式可以说是第四种数字经济贸易的发展模式，它的数字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很多都有领先的技术。所以在DEPA中体现了这些特点，就是要促进技术创新，促进中小企业的合作。此外，DEPA很大的篇幅都集中在提升数字贸易的便利化水平，比如促进无纸化贸易，发展电子发票系统、电子支付系统等。”周念利说道。
　　当前，全球数字贸易“联盟化”趋势加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陈红娜此前在文章中提到，通过签署区域或双边自贸协定，世界其他国家构建了非中国参与的联盟化发展体系。截至2020年6月，全球共有89个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中包含数字贸易（电子商务）规则。陈红娜认为，在双边及区域层面构建“朋友圈”，能够以互融发展化解技术、市场和制度脱节的风险。
　　根据中国信通院数据，我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已达39.2万亿元，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极之一，但我国数字贸易发展仍显不足。《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1》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达2947.6亿美元。数字贸易规模占数字经济总产值的比重不到1%，而美国数字经济中有18%转化为了数字贸易收入。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认为，加入DEPA有助于我国在数字贸易发展方面提升与国际相对接的效率，进一步拓展我国数字贸易的发展空间也会更大，带动我国外贸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概念的提出

　　1991年，由美国三家新兴网络运营商发起成立的商用互聯网交易所开启了互联网市场化的序幕。在私人运营商参与竞争后，互联网接入的费用得到极大降低，其商业化前景逐渐显现。1995年，由美国政府资助的主干网被彻底停用，由私人运营商共同维持的商业互联网占据主导地位。自此开始，互联网逐渐开始覆盖美国并进一步辐射全球，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目前，国际上主要存在三种数字经济贸易的发展方向，即以数据转移自由化为主的美国模式、强调个人信息隐私安全的欧盟模式，以及我国倡导的数字主权治理模式。

　　在互联网的发展历程中，有关网络的开放与管控问题，一直是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的焦点。虽然与之相关的已有文献已经不胜枚举，但各方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去政府化”（由政府控制的中心网转向由私人运营商维持）为互联网的迅速扩张提供了商业基础，但是在商业化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如信息定价歧视、标准制定的偏向性等。对于不同地区的互联网用户，运营商可能会根据当地已有网络的发展情况制定歧视性价格或竞争性价格，不利于大众以相对公平的成本接入互联网。
　　为解决这些问题，一些国家的政府机构和立法者试图重申曾在电信网络中采用的“网络中立性”原则。这就要求网络运营商提供公平的网络服务，不得阻碍其他运营商的客户使用自己的网络，不得收取额外费用，然而在实际推进的过程中却阻碍重重。事实上，在网络开放和管控问题上的“共识缺乏”，已经充分反映到建立于互联网之上的数字经济中。无论是对于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通过垄断抑制创新的担忧，还是对于个人隐私数据使用边界的争论，都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愈演愈烈。
　　1996年，商业策略大师唐·泰普斯科特分析了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普及之后产生的新经济模式，提出数字经济是建立在信息数字化和知识基础之上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为数字经济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98—2000年，美国商务部先后出版了《浮现中的数字经济（1&2）》等多部颇具影响力的专题研究报告，将数字经济的定义进一步扩展为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与电子商务，强调数字经济是一种以信息技术生产行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丰富了数字经济的内涵。 　　在上述报告的基础上，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早期研究，大多将数字经济视为生产ICT产品的信息经济、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和以知识创造为主要生产活动的知识经济的集合体。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信息经济、电子商务还是知识经济，都需要建立在包含ICT技术的基础设施之上，这种对于ICT技术的高度依赖是早期数字经济的共同特点。

数字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进入21世纪之后，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数字经济超越了信息经济与电子商务的范畴。数字技术逐渐成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可以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而广泛应用到各行各业，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通用目的技术，简单地说，就是在经济中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并且有巨大的技术互补性和溢出效应的基础性技术。2006年，加拿大经济学家理查德·利普西等学者在其著作《经济转型：通用目的技术和长期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所依靠的正是通用目的技术的不断涌现。从人类历史早期的文字、印刷术和金属冶炼，到工业革命开始后兴起的蒸汽机、电力、铁路和汽车，以及20世纪末期开始逐渐普及的电脑与互联网，都属于通用目的技术的范畴。
　　在上一轮信息革命之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ICT基础设施已经遍布世界各个角落，而对于数字技术的使用成为绝大多数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基础——数字技术也因而成为这一时代的通用目的技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新的数字经济形式如平台经济、在线娱乐和金融科技等也逐渐发展壮大。在技术变革和经济转型的驱动下，国际社会对于数字经济的理解和认知也得到了充分的扩展与深化，对于数字经济的概念和内容也逐渐形成更加一般化的定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英、法、德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与组织开始相继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战略，以提振经济。
　　2010年，英国政府制定《数字经济法案》，该法案将数字化的音乐、游戏、电视、广播、移动通信、电子出版物等列入了数字经济范畴，将数字经济视为经济生态系统而不是分立的经济部门。
　　2010年，美国商务部开始提出“数字国家”的概念，其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联合经济和统计管理局相继发布6份研究数字国家的相关报告。作为美国数字经济的主要倡导机构，美国商务部又于2016年发布《在数字经济中实现增长与创新》、于2018年发布《数字经济的定义与衡量》，促进了数字经济这一概念的发展。
　　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上通过的《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是全球首个由多个领导人共同签署的数字经济政策文件。该倡议将国际社会对于数字经济的理解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同时强调了数字经济在数字产业化（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和产业数字化（实现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融合）两个方面的贡献。
　　2019年，發表于《经济文献杂志》上的综述文章《数字经济学》总结了过去20年内围绕数字经济展开的相关研究，将数字经济的定义拓展为一切受到数字技术影响的经济活动。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存储、计算和传输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这使经济活动的成本也急剧下降，从而改变了参与者的行为模式与组织形式。这种改变包括但不限于：搜索成本的降低使搜索的潜在范围和质量有所提升，从而降低了匹配这一经济行为的实际成本;数字验证使对于个人、企业和组织的声誉与可信度的验证变得更为简单，进而增加了经济活动的透明度;数字产品的线上交易模式，使地理距离这一在传统贸易研究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不再重要等。
　　◎ 来源|综合北京商报、人民出版社官方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