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五六千岁的人多少有点俄罗斯情结。这也难怪，几十年前的中学里学的外语大多是俄语。
　　40多年前，我上的中学是一所实验性的重点中学，校名冠之以“省科技学校”，据说是为成立不久的中国科技大学(那时科大在北京)输送后备生源的。不用说，师资相当棒。
　　记得第一位俄语老师叫蔡强。他30多岁，颧骨凸出，瘦俏，似乎营养不良。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瓜菜代”的年代，不但是老师，包括每个学生，也少有脸色红润一点的。蔡老师非常敬业。冬天的早晨，还不到6点，我们去上早自习，他就在教室里等我们了。上午的第四节课，还没等下课铃响，我们的手就伸向课桌抽屉摸餐具。一时间，盆、勺交响乐此起彼伏。蔡老师笑了：“大家饿了，我也饿了，再坚持一会，把这节课上完，好吗?”
　　一开始学俄语摸不着门，尤其是卷舌音“p”怎么样也念不好，一度使我失去了信心。蔡老师耐心地给我示范。为了强化学习效果，他要求同学们在课外也尽量用俄语对话。那时我们都是住校生，早晨谁先起床，就喊：“服侍大爷!”(俄语“起来”的谐音)天冷了，就减：“八哥大，好冷得哪!”(俄语“天气冷啊”的谐音)肚子饿了，就叫：“咕咕噜嚓!咕咕噜嚓!”(俄语“玉米玉米”的谐音)蔡老师知道了笑得前仰后合，正色说：“我说，别这么糟蹋俄语，拜托各位了!”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架留声机，放语言唱片，纠正我们的读音。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新玩意儿。我的第一位俄语老师，正是他培养了我对俄语的兴趣。
　　不久，我转学了。我的第二位俄语老师是一个性格开朗、热情纯真的南方女子。她和丈夫原在北京工作，给前苏联专家当翻译。随着中苏关系冷却，前苏联专家纷纷回国，他们“失业”了，被贬到各省基层当中学教师。那时，中学已开始英语、俄语并举，新生改学英语，老生仍学俄语。朱老师是性情中人，并不感到被贬的落寞，很快和学生们打成一片。她带领同学排练俄语短剧、搞单词竞赛，鼓励学唱俄语歌曲，如《共青团员之歌》《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都成了课外活动的保留节目。她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把很多前苏联专家子女的姓名、地址告诉我们，让我们一对一通信，借此提高学习俄语的兴趣。与我通信的是莫斯科的一位七年级小姑娘，她的名字叫薇拉。她在信中告诉我，她喜欢打网球、打排球，爱好集邮。我们互相寄赠纪念邮票。她来信的落款总是“给你写信的是你亲爱的人和朋友”。在外国人这不过是普通的日常用语，在中国则是令人脸红的词汇了——引起我同桌的起哄。我至今还保留着她的两封来信。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她的最后一次来信被校领导没收了。据为校领导打扫过办公室的同学告诉我，他看到了那封信，信中央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位漂亮的外国姑娘。我没有胆量去讨回属于我的信，不懂得这是侵犯了公民的通信权，更不愿给处境不佳的朱老师添麻烦了。随后的“文革”中，朱老师还是受了很多磨难，被侮辱、被批斗。究其原因，除了历史问题上的“莫须有”罪名外，“里通外国”也是一大罪名。甚至她为了爱护学生，用自家被单为教室做了窗帘，也被指责为“反对革命学生经风雨见世面”“培养修正主义苗子”。那时候，哪有理可讲!
　　我的第三位俄语老师叫张毓生，大约已去世多年了。他教我们的时候，已近60岁。他个子不高，戴着契诃夫式的夹鼻镜，是一个非常善良、忠厚的老人。据说，他曾是二三十年代莫斯科东方大学的高材生，不知道为什么以中学教师终其一生。他教书极其认真，谨言慎行。但他与我个别接触时，我能感觉到他炽热的心。他对我说过关于俄罗斯文学，尤其关于普希金……他说：当你真正读懂普希金的时候，就会明白俄语是多么美妙的一种语言!由于他在俄国生活过，会说许多俄罗斯谚语，记得有一句中文意思是“两山不相见，两人终相逢”，并由此阐发了悠远的人生哲理。可惜的是，离开学校，走向广阔天地之后，我再也未能重逢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先生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有幸上了大学，被迫学了医学英语。也许先入为主的原因，老是把英文当俄文念，闹出了不少笑话。心想：此生与俄文的缘分已尽了!谁知到了工作岗位，要考职称外语，英语难过关，只好把俄语当敲门砖了!
　　我真诚地感谢我的三位俄语老师。惭愧的是，尽管考试蒙混过关了，老师教我的俄语绝大部分都丢到爪哇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