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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阜阳市是一个“典型”的区域。
该区域集人口稠密区、粮食主产区、经济欠发达区“三区合一”于一身,是城乡统筹最关键、也是最难推动的一个区域。
全国人大代表、阜阳市市长孙云飞会有什么办法处理好阜阳市的城乡统筹问题呢?3月10日,孙云飞对《中国经济周刊》说:“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在阜阳设立‘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实验区’, 从而解决好三‘流’问题。”
建议中部设立“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实验区”
粮食主产区阜阳,年产粮食100亿斤,仅用占全国0.5%的土地,贡献了全国1%的粮食和1%的肉制品。
人口稠密区阜阳,面积不到1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千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达到1000人以上。
经济欠发达区阜阳,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和人均收入都比较低。
面对这样一个“三合一”地区,孙云飞强调,“阜阳市要做好城乡统筹工作一定要解决好三“流”问题:一是农民工的流动问题,要解决掉农民工流动中一系列的障碍;二是解决好土地的流转问题;三是解决好资金的流向问题。这三个问题,是阜阳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孙云飞建议:国家应分类型设立“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实验区”。目前,中国西部地区已经设立了重庆—成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实验区”;而中部地区,类似于阜阳这样“三区合一”的地方,也要设立一个“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实验区”。
“怎么迈出这个步子很重要,因为这个区域是非常重要的。把这里的城乡统筹问题解决好意义十分重大,既能使农民富裕起来,又能使国家的粮食安全得到保障。”孙云飞认为。
孙云飞说,“现在我们每年有230万农民工外出务工,他们赚了钱以后都回去盖房,现在是盖房的高潮时期,利用这个时期来搞城乡统筹可能会更好。所以,我非常赞成把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结合在一起。”
“民工荒”其实是“用工急”
“解决城乡统筹问题,首先要解决农民工到城市里的就业问题,引导农民合理、有序流动。”孙云飞表示,现在“民工荒”这个说法是不妥的,仅仅是“用工难”的问题。
孙云飞分析说,首先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复苏使用工量突然增大。这从去年第四季度已经有所显现,沿海地区很多企业到阜阳招工,因为阜阳是一个农民工输出大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多的企业突然增加用工,显得很急”。
其次,沿海地区“用工难”的问题实际上是长期存在的,是多年形成的。长期的“用工难”,加上现在的“用工急”,就形成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
第三,信息不对称。用工单位和找工作个体信息不能完全“对接”起来。想找工作的,未必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尽管现在阜阳的劳动力都有“一技之长”,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想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还很难”。
第四,农民工过了正月十五才大量外出找工作。今年正月十五以后,阜阳火车站旅客达到春节以来最高峰,超过10万人。
第五,由于中央惠农政策的深入实施,土地吸引力开始增强,一部分原来外出的劳动力留在了农村。同时,随着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落实,新增的农民工数量在逐步减少。
为解决“招工难”与“引导农民的合理、有序流动”问题,孙云飞建议:一是沿海地区要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特别是那些对劳动力依赖程度比较高的企业要加快企业升级;二是政府要加快信息平台的搭建,农民工和用工单位的“信息对接”能够更快、更准、更有效;三是在农村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土地流转”关键在六“统一”
“解决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它已成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关键点。”孙云飞坦言。
他说,“土地流转后,阜阳市种粮大户用科学的方法去种田收益明显。去年我们统计了一下,种粮大户的粮食亩产比普通农户平均高20%以上,最高达到50%,差到500斤。”
孙云飞指出,通过“土地流转”科学种田有几大环节必须抓住:一要统一耕作;二要统一测土配方,如判断土壤是酸性还是碱性;三要统一良种,良种每年都要换,散户一般是用上年剩下的种子、下年再播,但是第二年种子已经严重退化,就导致粮食产量上不去;四要统一机播,机播比撒播每亩可增产200斤;五要统一管理、施肥、喷药、防治病虫害;六要统一收割、收购。
“这几个‘统一’,其实就是规模化、科学化作业的过程。阜阳去年冬春连续百日大旱,居然还得到粮食连年丰收,就是种粮大户在发挥作用。”孙云飞强调说。
“值得一提的是,土地流转可以把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村解放出来。”孙云飞进一步指出,在农村1万亩土地需要近2000个农民耕种,而在种粮大户手里,组成了几个专业分队,加在一起最多也就一两百人。而这些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就可以从事第二、三产业,保证第二、三产业的用工。同时,这些农民一年也能给家里多挣得至少上万元收入,这就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存贷比过低”亟待政策支持
“去年底,阜阳全市的存款额是800多亿元,贷款额370多亿元,差额大出好几百亿元。这说明,大量的钱流到经济发达地区、沿海地区去了。”孙云飞对此显得“颇为无奈”。
因此,孙云飞认为,解决“资金流向”问题,也是阜阳市解决“城乡统筹”面临的重大课题。
“阜阳市每年农业投入量就那么几个亿。阜阳存贷比是40%多一点,假如国家给予我们优惠政策解决存贷比过低的问题,达到安徽省平均水平69%的话,阜阳可以新增资金几百亿元;即使达到50%,也可以多出一两百亿元。如果拿来用于解决阜阳市的城乡统筹问题,就不得了了。”孙云飞说。
据介绍,银行的资金投到阜阳,其受益程度没有投到沿海地区高,而且回转的也比较慢。因而,孙云飞建议“国家应该给阜阳一些优惠的规定或者政策,比如提高存贷比50%用于解决当地的城乡统筹,让银行愿意把这些钱拿出来投向当地”。
孙云飞认为,把人、土地、钱的问题解决了,阜阳的“三农问题”、“城乡统筹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该区域集人口稠密区、粮食主产区、经济欠发达区“三区合一”于一身,是城乡统筹最关键、也是最难推动的一个区域。
全国人大代表、阜阳市市长孙云飞会有什么办法处理好阜阳市的城乡统筹问题呢?3月10日,孙云飞对《中国经济周刊》说:“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在阜阳设立‘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实验区’, 从而解决好三‘流’问题。”
建议中部设立“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实验区”
粮食主产区阜阳,年产粮食100亿斤,仅用占全国0.5%的土地,贡献了全国1%的粮食和1%的肉制品。
人口稠密区阜阳,面积不到1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千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达到1000人以上。
经济欠发达区阜阳,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和人均收入都比较低。
面对这样一个“三合一”地区,孙云飞强调,“阜阳市要做好城乡统筹工作一定要解决好三“流”问题:一是农民工的流动问题,要解决掉农民工流动中一系列的障碍;二是解决好土地的流转问题;三是解决好资金的流向问题。这三个问题,是阜阳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孙云飞建议:国家应分类型设立“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实验区”。目前,中国西部地区已经设立了重庆—成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实验区”;而中部地区,类似于阜阳这样“三区合一”的地方,也要设立一个“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实验区”。
“怎么迈出这个步子很重要,因为这个区域是非常重要的。把这里的城乡统筹问题解决好意义十分重大,既能使农民富裕起来,又能使国家的粮食安全得到保障。”孙云飞认为。
孙云飞说,“现在我们每年有230万农民工外出务工,他们赚了钱以后都回去盖房,现在是盖房的高潮时期,利用这个时期来搞城乡统筹可能会更好。所以,我非常赞成把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结合在一起。”
“民工荒”其实是“用工急”
“解决城乡统筹问题,首先要解决农民工到城市里的就业问题,引导农民合理、有序流动。”孙云飞表示,现在“民工荒”这个说法是不妥的,仅仅是“用工难”的问题。
孙云飞分析说,首先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复苏使用工量突然增大。这从去年第四季度已经有所显现,沿海地区很多企业到阜阳招工,因为阜阳是一个农民工输出大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多的企业突然增加用工,显得很急”。
其次,沿海地区“用工难”的问题实际上是长期存在的,是多年形成的。长期的“用工难”,加上现在的“用工急”,就形成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
第三,信息不对称。用工单位和找工作个体信息不能完全“对接”起来。想找工作的,未必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尽管现在阜阳的劳动力都有“一技之长”,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想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还很难”。
第四,农民工过了正月十五才大量外出找工作。今年正月十五以后,阜阳火车站旅客达到春节以来最高峰,超过10万人。
第五,由于中央惠农政策的深入实施,土地吸引力开始增强,一部分原来外出的劳动力留在了农村。同时,随着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落实,新增的农民工数量在逐步减少。
为解决“招工难”与“引导农民的合理、有序流动”问题,孙云飞建议:一是沿海地区要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特别是那些对劳动力依赖程度比较高的企业要加快企业升级;二是政府要加快信息平台的搭建,农民工和用工单位的“信息对接”能够更快、更准、更有效;三是在农村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土地流转”关键在六“统一”
“解决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它已成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关键点。”孙云飞坦言。
他说,“土地流转后,阜阳市种粮大户用科学的方法去种田收益明显。去年我们统计了一下,种粮大户的粮食亩产比普通农户平均高20%以上,最高达到50%,差到500斤。”
孙云飞指出,通过“土地流转”科学种田有几大环节必须抓住:一要统一耕作;二要统一测土配方,如判断土壤是酸性还是碱性;三要统一良种,良种每年都要换,散户一般是用上年剩下的种子、下年再播,但是第二年种子已经严重退化,就导致粮食产量上不去;四要统一机播,机播比撒播每亩可增产200斤;五要统一管理、施肥、喷药、防治病虫害;六要统一收割、收购。
“这几个‘统一’,其实就是规模化、科学化作业的过程。阜阳去年冬春连续百日大旱,居然还得到粮食连年丰收,就是种粮大户在发挥作用。”孙云飞强调说。
“值得一提的是,土地流转可以把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村解放出来。”孙云飞进一步指出,在农村1万亩土地需要近2000个农民耕种,而在种粮大户手里,组成了几个专业分队,加在一起最多也就一两百人。而这些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就可以从事第二、三产业,保证第二、三产业的用工。同时,这些农民一年也能给家里多挣得至少上万元收入,这就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存贷比过低”亟待政策支持
“去年底,阜阳全市的存款额是800多亿元,贷款额370多亿元,差额大出好几百亿元。这说明,大量的钱流到经济发达地区、沿海地区去了。”孙云飞对此显得“颇为无奈”。
因此,孙云飞认为,解决“资金流向”问题,也是阜阳市解决“城乡统筹”面临的重大课题。
“阜阳市每年农业投入量就那么几个亿。阜阳存贷比是40%多一点,假如国家给予我们优惠政策解决存贷比过低的问题,达到安徽省平均水平69%的话,阜阳可以新增资金几百亿元;即使达到50%,也可以多出一两百亿元。如果拿来用于解决阜阳市的城乡统筹问题,就不得了了。”孙云飞说。
据介绍,银行的资金投到阜阳,其受益程度没有投到沿海地区高,而且回转的也比较慢。因而,孙云飞建议“国家应该给阜阳一些优惠的规定或者政策,比如提高存贷比50%用于解决当地的城乡统筹,让银行愿意把这些钱拿出来投向当地”。
孙云飞认为,把人、土地、钱的问题解决了,阜阳的“三农问题”、“城乡统筹问题”都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