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助读系统研究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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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学者从局部和整体两个层面对中小学语文教材助读系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局部层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助读系统的功能和地位、助读系统编排的理论依据和原则、助读系统的使用、助读系统的个案研究等;整体层面包括同一版本教材助读系统的研究、不同版本教材助读系统的比较研究、中外教材助读系统的比较研究。从研究的视角、研究的内容、研究的方法上讲,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助读系统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关键词:中小学语文教材 助读系统 研究概况
  一.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助读系统研究概况
  近年来,尤其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我国学者对中小学语文教材助读系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以“语文助读系统”进行全文搜索,在“中国基础教育期刊全文数据库”(1981-2016)中可以检索到1476篇文献,但以关键词搜索文献数量只有200余篇。通过对已查阅到的文献进行分析,笔者发现,专门论述助读系统的著作很少,对其研究多存于语文教育、语文教材研究的个别章节。相比较而言,期刊论文和学术论文对助读系统的研究较多。
  (一)局部研究
  1.助读系统的功能和地位
  语文教材一般包括选文系统、助读系统、作业系统。助读系统是语文教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绍禹(1998)对助读系统做了较详实的研究,提出助读是“教材为帮助学生阅读课文,培养和提高学生自读能力而提供的一系列材料,包括学习目标,学习重点、难点,课文提示、注释,题解、作者介绍,等等。”这一系列材料构成了语文教材的助读系统。他认为,助读系统能够帮助学生解读范文、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精心设计一套科学完备的助学系统,不但可以丰富学生的阅读视野,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更能为教师和学生进行系统训练提供依据,充实学习内容。[1]程丽阳(2009)认为,助读系统是语文教材的基本内容要素,具有“便利教学”的功能。助读材料的作用“主要不在‘授知’,而在‘助读’和‘导学’,在引导学生更好地学新知、练能力。”[2]
  2.助读系统编排的理论依据和原则
  对教材助读系统编排的理论依据和原则的研究,大多学者既结合教学实践,又吸纳了西方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叶圣陶先生在1962年给人教社中语室的书面指示中,点明了助读系统的编写原则,认为注释要符合学生学情,明白易懂,使学生达到举一反三。张聪慧(2008)谈到,语文教科书编写者在编写教材的时候,既要考虑语文课程内容如何落实到教材中,又要考虑如何使语文教材内容更容易落实在教学实践中,形成教学内容。[3]程丽阳提出了助读系统三大支撑理论:奥苏泊尔的“先行组织者”理论、思维发展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她认为,“先行组织者”是助读系统最主要的理论基石和最直接的思想来源。[4]助读系统的构建必须以学习者阅读思维发展的过程为基础、必须遵从学习者思维发展的规律。[5]建构主义理论是助读系统材料要素呈现顺序和呈现方式的准绳。[6]
  3.助读系统的使用
  对助读系统使用的研究,一般从它的使用原则、策略、现状和建议等几个维度进行。肖淑静(2009)认为,使用教科书助读系统时,教师要明确概念,转变观念;补充助读资料,筛选有效信息;运用助读系统组织教学。[7]方坚荣、庞欣指出,助读系统使用应立足其功能、遵循学生的个性心理。助读系统应与教学设计、学生情感态度结合使用。[8]武红芹(2015)通过实地调查、问卷调查等方式研究总结出助读系统使用现状:教师对其缺乏必要的了解;在备课中未发挥应有价值;对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帮助不明显;内容补充缺乏学理审视等。同时认为,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补充、调整和完善助读系统。[9]
  4.助读系统的个案研究
  助读系统个案研究是指对者插图、注释、预习提示、知识卡片等构成要素或单篇课文进行研究。顾之川(1996)认为中学语文教材注释应注意准确性、代表性、平易性、简洁性等。[10]卢杨(2004)指出,助读系统在编绘方面,应立足学生,结合教学,重在引导;在教学中,应指导学生读图,组织教学用图,根据需要配图。[11]杨联(2012)以《云南的歌会》为例,指出助读系统是确定合宜教学内容的有效抓手。[12]
  (二)整体研究
  这里的整体研究是指对一个版本教材助读系统的研究或者不同版本教材、中外母语教材助读系统进行的对比研究。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硕士学位论文之中。
  1.同一版本教材助读系统的研究
  我国现行教材版本有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语文版和粤教版等十多个语文教材版本,但对语文助读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教版、苏教版和北师大版。李慧君(2010)较系统的分析了初中语文教科书助学系统在教学上的地位和作用及新课程标准下初中语文教科书助学系统的特征。[13]夏黎竹(2015)对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助读系统概念、分类及价值进行了梳理,从助读系统编写组成、特点分析、初高中教材衔接、应用策略及反思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相对全面、完整。[14]
  2.不同版本教材助读系统的比较研究
  張永祥(2006)通过对人教版与苏教版教材助读系统从教科书编者语、单元导语、课文导读等分析,提出应关注课文助学系统,规范助学系统编写,加强助学系统的使用。[15]李敏(2013)通过对人教版、鲁教版、苏教版三版初中语文教科书助学系统编排理论、编排方式、教学实际等比较,认为没有任何一本语文教科书能符合所有人的要求和期望,因此,让教科书更加完美,更符合学生学、教师教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共同目标,也是全社会的要求。[16]庄照岗、王春雷(2014)通过对粤教版与台湾翰林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助读系统的比较研究指出,粤教版助读系统比翰林版要全面、完善、严谨,它增加了很多翰林版所没有的助读类型,让整个助读系统显得立体、完整、科学。不仅起到了助读的作用,而且对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也有很大帮助。[17]   3.中外教材助读系统的比较研究
  中外教材助读系统比较研究包括中美比较、中英比较、中新比较、中越比较等,集中于中美比较。刘晓燕(2011)通过对中美语文教材助读系统比较研究,认为可以借鉴美国教材中的以设计问题解决为核心的阅读教学助学系统、抛锚式教学的具体步骤,这些对我国的实际语文教学均有所启示。[18]皇友衍(2011)博士论文做了部分关于中越教科书助读系统的研究,他从教科书的编者语、单元的教学目标和插图阐述中越语文教材导读系统的异同,总体来说,中国教材导读系统要优于越南,更以学生为本,符合学生心理特点,关注语文学科的科学性。[19]
  二.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助读系统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从研究的视角上看,局限于对教材助读系统的宏观分析,缺少对研究问题的深入研究。从已有的文献看,我国专家对助读系统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但局限于对比研究或宏观层面的浅层研究,多为描述性研究,真正实证的研究非常少。
  第二,从研究内容上看,缺乏理论深度,缺乏系统、科学、深入研究。不论从助读系统的功能地位、编排原则等局部入手,还是从教材对比研究等整体入手,大多浅尝辄止,缺乏系统性、科学性。
  第三,从研究的方法上看,局限于将各类教材进行文本分析或者文本对比,缺少将文献法、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实验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参考文献
  [1]朱绍禹.中学语文教材概观[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399.
  [2]程丽阳.语文教材助读系统理论初探[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161-162.
  [3]张聪慧.从助读系统和练习系统看教材编写的特点[J].语文建设,2008(10):9-10.
  [4]程丽阳.“先行组织者”:语文教材助读系统的理论基石[J].教学与管理,2009(12):41-42.
  [5]程丽阳.思维发展理论:语文教材助读系统的构建依据[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11):52-53.
  [6]程丽阳.语文教材助读系统构建的准则[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6):107-108.
  [7]肖静淑.高中语文助读系统编写与使用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8]方坚荣、庞欣.语文教科书助学系统的使用原则及策略[J].文学教育,2012(06):115.
  [9]武红芹.小学语文教材助读系统使用现状与建议[J].中小学教材教学,2015(12):19-22.
  [10]顾之川.试论中学语文教材注释的原则[J].课程教材教法,1996(3):24-28.
  [11]卢杨.初中语文教科书的形象助读系统——关于插图功能及其利用探讨[J].北京教育學院学报,2004(4):56-61.
  [12]杨联.“助读系统”和“练习系统”是确定合宜教学内容的有效抓手——以教学《云南的歌会》为例[J].语文教学通讯,2012(10):12-13.
  [13]李慧君.初中语文教科书助学系统研究[D].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14]夏黎竹.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助读系统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
  [15]张永祥.初中语文教科书助学系统研究——人教版1993、2001版和苏教版的比较[D].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16]李敏.初中语文教科书助学系统探究——人教版、鲁教版、苏教版比较[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17]庄照岗、王春雷.粤教版与台湾翰林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助读系统的比较研究[J].教材建设,2014(2):74-80.
  [18]刘晓燕.中美语文教材助读系统比较研究——以苏教版中学英语教材和《美国语文为例》[D].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19]皇友衍.中越两国初中语文教科书比较[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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