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期间，官员们表现出来的素质如何？应该说，总体还不错。此次“战疫”，除了广大的医务人员外，就属官员，尤其是基层干部贡献巨大了。他们既是“战疫”的具体组织者，又是各种举措的具体落实者，是保证“战疫”胜利的中坚力量。
　　 譬如，战疫之初，浙江省就反应很快，他们没有片面强调什么维稳和经济发展，1月23日就宣布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的一级响应，成为全国第一个拉响警报的省份，极富预见性。因为温州有18万人在武汉经商、求学、生活，这些人春节前都陆续返乡。因此，浙江感染新冠病毒患者几乎一半出现在温州。面对突如其来的汹汹疫情，由于温州的卫健委责任意识强，应对得当，仍然交出了一份靓丽的成绩单：当时全国普遍缺少防护服和口罩等抗疫物资，温州卫健委没有等靠要，而是利用温州华侨众多的优势，通过市政府及时向海外温州籍侨胞发出求援信息，得到了广大侨胞的积极响应。又因为一些国家因为疫情切断了直飞中国的航班，温州市防疫部门又向国家发改委运行局发函协调，通过民航包机把海外华人捐赠的防疫物资直接运回温州。接到物资后，又在物资分配上，没有依照由上级主管部门层层分配、转运的惯例，而是由了解疫情情况的卫健委把这批捐赠物资直接发放给最需要的医院。整个运转速度高效得惊人。（2020.3.18《报刊文摘》）
　　 但遗憾的是，面对此次“大考”，也有部分官员的成绩却不够好，甚至是不及格的。
　　 据媒体报道，譬如，有的习惯于当“太平官”，大战在即，不是积极担当，临机决断，而是首鼠两端，避责保守，结果贻误了最佳防控时机，造成了事实上的懈怠渎职;
　　 还有的平时作风不实、高高在上，不熟悉下情，缺乏起码的责任意识，结果面对突发疫情，张皇失措，进退失据，对自己负责的防疫工作居然一问三不知，或面对记者答非所问，顾左右而言他，给人以颟顸昏庸、低能弱智的感觉，令人拍案惊奇;
　　 而也有像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那样既业务精湛又勇于献身的领导，有像张文宏那样既有过硬的业务能力，又敢负责的部门负责人，他们在战役中焕发出了炫目的光彩。但也有像武汉某医院那样昏聩唯上的领导，此疫之初，这位领导居然以维稳的名义，把在医生圈子里上传病毒检验报告以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的急诊科主任叫去严厉斥责、扣大帽子，还不准医生戴口罩自我防护，结果导致该院多名医生此次战疫的一开初，就“出师未捷身先死”，染病殉职。这样的干部主政一方简直就是群众的灾难！比新冠病毒还要可恶一百倍！
　　 再如武汉公安系统的个别人员，工作方式简单鲁莽，如果稍微动点脑子、有点担当的话，就应该能想到，既然李文亮等8人是专业人士，这个帖子转发的内容又与医疗、病毒有涉，是不是应先向李医生等问清事情的真相和来龙去脉，然后再根据询问情况决定是否通过公安系统上报提请防疫部门注意。如果超出自己专业权限或能力，那也可以善意地提醒李文亮等医生通过合适的渠道迅速向上级报告啊！这样做不是既专业又合乎情理吗？可惜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單单“循规蹈矩”地发什么训诫书。结果疫情爆发之后，又恰因李文亮医生染上新冠病毒英年早逝，结果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其所作所为给此次战疫添了乱设了堵。
　　 官僚主义者日常工作中不深入钻研业务，不调查研究，也不体恤下情、爱护民力，既没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又没有过硬的业务能力，又不愿艰苦细致地做工作，只知道无原则地迎合上级，讨取欢心，谋求上位;由于工作不专业，所以遇事除了下足表面功夫，以形式主义的各类花样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外，再没其他本事。个别人还官气十足，作风霸道，谄上骄下，举止粗鄙。这样的领导，天长日久，必然引起群众的极大反感，还极大地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千万不要以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只是小错不断，大错不犯，算不上什么，它们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尤其是遇到突发事件，更会“贻误战机”，祸国殃民，给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武汉疫情的爆发，就是一个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