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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学好中文，不外乎读写二事。而在读写关系中，广泛深入地阅读是写作的基础。所以合格的中文人必须先养成爱读书的习惯，并将读、思、写三者结合，掌握合理高效的研究性阅读方法，在拓展视野的基础上，提高自己的创造思维能力和知识综合运用能力。
关键词：中文专业 读写能力 研究性阅读
汉语言文学专业，习惯上称为中文专业，对毕业生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有较强的读写能力。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阿宝》中曾借主人公阿宝之口说：“痴书者文必工，痴艺者技必良。”这话的前一句其实就道出了读与写的关系：读是写的基础，要写好文章先得要爱读书。北京大学中文系前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在北大中文系2012届毕业典礼致辞中曾说道：“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得大学生都很重要。而这种能力的习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政治课或通识课所能取代的。学习本国语言与文学，应该是很美妙的享受。同时，此课程牵涉甚广——语文知识、文学趣味、文化建设、道德人心、意识形态，乃至‘国际关系’等。”这话告诉我们：对于中文人来说，学好写作应须具有宏阔的阅读视野，欲有宏阔视野必须先养成爱读书的习惯。
由于读书目的的不同，阅读习惯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自觉养成读书人的读书习惯，培养一种文化情趣。梁启超《治国学杂话》中说：“学生做课外学问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讲堂上功课及格，便算完事，那么，你进学校，只是求文凭，并不是求学问，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再者，此类人一定没有‘自发’的能力，不特不能成为一个学者，亦断不能成为社会上治事领袖人才。……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要如此。因为我们在工厂里、在公司里、在议院里……做完一天的工作出来之后，随时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但是将来这种愉快得着得不着，大概是在学校时代已经决定，因为必须养成读书习惯，才能尝着读书趣味。人生一世的习惯，出了学校门限，已经铁铸成了，所以在学校中，不读课外书，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终身的幸福。”[1]梁先生讲读书，强调的是读书能使人有“自发”的能力，读书的习惯爱好关涉了一个人的精神，读书人的阅读，它旨在增长人的阅历、培养人的情趣、提升人的境界。这种读书所得来的文化素养，和人为了文凭学历的读书没有关系，虽是非功利的，却最终影响和制约了一个人的发展。
二是养成专业工作者的读书习惯，从读书中训练思维、获取知识和信息。在当今社会，读书毕竟还要有目的性的，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所以我们无论从事什么业务工作，都需要养成一种学者读书的态度和习惯。这种读书目的旨在训练思维方法、获取知识资讯。训练思维说起来是相对困难的一种目标，但却是必要的。我们每个人由于经历和成长环境、价值观的不同都会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各自的思维方式又难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局限性，而阅读本身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突破这种局限性，使人获取更多的智慧和历练机会，从而给人带来更大的转变甚至是质的飞跃。我们可以通过认真分析一本书、一个人、一系列的书籍来实现。同样获取知识资讯也是最常见的阅读目的，阅读方法有很多，精读、略读、泛读都可以实现，但是在这个部分中，效率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我们必须尽力用最短的时间获取更大量的资讯。尤其在今天这个“大数据时代”，信息面前人人平等， 要想超越别人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在信息的搜集和加工上具有超常的效率。
仅仅养成爱读书习惯还不够，还要善于读书，也就是高效读书。读书要达到高效，不是说在单位时间里读的数量多。而是将读、思、写三者结合，在研究性阅读中提高自己的创造思维能力、知识综合运用能力，以至于有自己的心得新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在进行研究性阅读时注意做到以下三点：
1..关注作者，知人论世。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对学生说过：“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2]也就是说，一定不要把书只看做是一对材料和事实，应该看成活生生的东西，经典名著往往都是作者穷毕生心血所成，其中必有作者的精神旨归，是作者的心灵和眼光所向，是一本书的生命所在。这一点对于阅读哲学思想类著作尤其重要，当我们对书中义理一时难以弄懂时，不妨先找他的传记资料看一下，做到知人论世，然后才能做到“同情之了解”。
2.关注体例，参悟书的逻辑架构。对此，钱穆先生曾以研读史学为例做过生动的说明：“我们平常做学问，不能只看重材料，应该懂得怎样去‘著书’，怎么写史？像《西周书》、想《春秋左传》，像《史记》，这都有一个间架。像造房子，先有一个大间架，至于一窗一门，小木匠也可做，大的间架就要有人来计划。一窗一门拼不成一所房子。要先有了房子的间架，再配上窗和门。诸位做学问，不先求其大者，而先把自己限在小的上，仅能一段段一项项找材料，支离破碎，不成学问。大著作则必有大间架，而大间架则须有大学问。”[3]所以，读书一定要注意作者写作的逻辑结构和写作体例，从结构体例中体味作者的用意，这样不但能很快领会书中的精髓，还可从中历练自己的思维能力，比如阅读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若刚一上手就从从头《易经》六十四卦开始，往往会搞得人一头雾水，不得不半途而废。反之，你若从体例入手，知道了《周易》分为“经”和“传”两部分，今本《周易》的“经”部分主要是卦、卦辞、爻辞，以及原属于“传”部分的题为“彖辞”、“象辞”、“文言”（仅乾、坤二卦有）的解释性文字;今本“传”部分由“系辞”、“说卦”、“序卦”及“杂卦”构成，其中“系辞”是对《易经》的通论，“说卦”主要述说八卦代表的事物及演成六十四卦的道理，“序卦”解释六十四卦的排序及其中所蕴涵的道理，“杂卦”解释六十四卦的卦义，但不按顺序排列，故称杂卦。明白其编排特点，自然就要先从后面的“系辞”、 “说卦”、“序卦”及“杂卦”读起，然后再读前面的经文，从而快速入门，提高读书效率。 3.关注细节，学会发现问题能力。也就是说读书要能于细微处见精神，学会质疑（即古人所谓之“读书得间”）。比如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虽然阅读范围很广，但他的一些史学论文往往是从常见材料中提出别人所不注意的问题，从小处着手发现问题，从大处着眼解决问题。又如我们读《庄子》，要不弄清楚文章的句读，理解其中所用寓言故事的意思，有怎么能谈得上准确理解其哲学思想呢。古人的经典之作，往往是一生或几代人苦心经营所得，有很多大的意思是在那些小的细节里面表现出来的。所以解读时常需要关注“微言大义”这不仅要求我们读书细心，还要有眼光。
以上三个方面的关注点，并不是读每一部书都必须具备的，不同的著作往往有这得关注的不同视角，我们要在阅读中针对对象的不同，选取不同的视角，如读史书，要注意史家的微言大义，读文学要知人论世，读哲学要注意作者的论证逻辑。不放过文本字面细微处，揣摩文本结构精巧处，再关注文本作者的用心处，这样读书才容易既得要领，又从中受益。
诚然，人文学科的经典名著往往都有晦涩的一面，遇到读不懂的情况也是常事。经典名著往往是作者穷毕生心血而成，若叫一个年轻人一下子就读透了，怎么能说明名家名著的伟大？遇到这种读不懂的时候，我觉得要分情况对待：一种情况是硬着头皮读下去，因为再晦涩的书总不可能让人完全读不懂，一本书中毕竟总会有能让人弄懂的地方，坚持去啃，同时再看一些评介此书的二手资料，就可以帮助消化这本名著;另一种情况是这书也许压根就不适合你读，那你稍微翻一下了解它大致写了什么就可以，另外再找你感兴趣的。因为经典的书实在太多，应该根据自己气质所近予以选择。因为即便是老师推荐的再好的书，你一开始并不见得就自己喜欢，所以先要经过一段泛滥摸索，然后才可找到自己的兴趣点，譬如练武，只有把十八般兵器都摸过，才知道哪一种兵器最称手。大学的读书也是一样，应该按照自己的个性去读书，这样才有可能告别平庸。
另外，对于不同的书要采取不同的阅读方法。譬如阅读西方人的著作常常感到逻辑论证严密，有时未免叠床架屋、失之于繁琐，对此应采用执简驭繁，辨明源流而后剥茧抽丝;中国人的著作常常随事生发、即兴点评，研读时应注意由点及面，寻根究源，以一当十。有时这两种方法还需要综合运用，一方面抓住核心范畴命题，深入理解其内涵，做到“同情之了解”;另一方面学会由此生发联想，寻找该书中所涉及问题与其他书中问题乃至现实问题的连接点，或比较异同，或印证事实，或大胆质疑，凡有所感，辄作札记，这样日积月累，不知不觉就形成了自己的创新思维能力。
参考文献
[1]绿林书房辑校：《梁启超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202页。
[2][3]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2页、第71-72页。
本文系2015年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15BY104）及宝鸡文理学院第十一批重点教改项目（JGZD1500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王渭清，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关键词：中文专业 读写能力 研究性阅读
汉语言文学专业，习惯上称为中文专业，对毕业生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有较强的读写能力。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阿宝》中曾借主人公阿宝之口说：“痴书者文必工，痴艺者技必良。”这话的前一句其实就道出了读与写的关系：读是写的基础，要写好文章先得要爱读书。北京大学中文系前系主任陈平原教授在北大中文系2012届毕业典礼致辞中曾说道：“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得大学生都很重要。而这种能力的习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政治课或通识课所能取代的。学习本国语言与文学，应该是很美妙的享受。同时，此课程牵涉甚广——语文知识、文学趣味、文化建设、道德人心、意识形态，乃至‘国际关系’等。”这话告诉我们：对于中文人来说，学好写作应须具有宏阔的阅读视野，欲有宏阔视野必须先养成爱读书的习惯。
由于读书目的的不同，阅读习惯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自觉养成读书人的读书习惯，培养一种文化情趣。梁启超《治国学杂话》中说：“学生做课外学问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讲堂上功课及格，便算完事，那么，你进学校，只是求文凭，并不是求学问，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再者，此类人一定没有‘自发’的能力，不特不能成为一个学者，亦断不能成为社会上治事领袖人才。……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要如此。因为我们在工厂里、在公司里、在议院里……做完一天的工作出来之后，随时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但是将来这种愉快得着得不着，大概是在学校时代已经决定，因为必须养成读书习惯，才能尝着读书趣味。人生一世的习惯，出了学校门限，已经铁铸成了，所以在学校中，不读课外书，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终身的幸福。”[1]梁先生讲读书，强调的是读书能使人有“自发”的能力，读书的习惯爱好关涉了一个人的精神，读书人的阅读，它旨在增长人的阅历、培养人的情趣、提升人的境界。这种读书所得来的文化素养，和人为了文凭学历的读书没有关系，虽是非功利的，却最终影响和制约了一个人的发展。
二是养成专业工作者的读书习惯，从读书中训练思维、获取知识和信息。在当今社会，读书毕竟还要有目的性的，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所以我们无论从事什么业务工作，都需要养成一种学者读书的态度和习惯。这种读书目的旨在训练思维方法、获取知识资讯。训练思维说起来是相对困难的一种目标，但却是必要的。我们每个人由于经历和成长环境、价值观的不同都会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各自的思维方式又难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局限性，而阅读本身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突破这种局限性，使人获取更多的智慧和历练机会，从而给人带来更大的转变甚至是质的飞跃。我们可以通过认真分析一本书、一个人、一系列的书籍来实现。同样获取知识资讯也是最常见的阅读目的，阅读方法有很多，精读、略读、泛读都可以实现，但是在这个部分中，效率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我们必须尽力用最短的时间获取更大量的资讯。尤其在今天这个“大数据时代”，信息面前人人平等， 要想超越别人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在信息的搜集和加工上具有超常的效率。
仅仅养成爱读书习惯还不够，还要善于读书，也就是高效读书。读书要达到高效，不是说在单位时间里读的数量多。而是将读、思、写三者结合，在研究性阅读中提高自己的创造思维能力、知识综合运用能力，以至于有自己的心得新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在进行研究性阅读时注意做到以下三点：
1..关注作者，知人论世。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对学生说过：“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2]也就是说，一定不要把书只看做是一对材料和事实，应该看成活生生的东西，经典名著往往都是作者穷毕生心血所成，其中必有作者的精神旨归，是作者的心灵和眼光所向，是一本书的生命所在。这一点对于阅读哲学思想类著作尤其重要，当我们对书中义理一时难以弄懂时，不妨先找他的传记资料看一下，做到知人论世，然后才能做到“同情之了解”。
2.关注体例，参悟书的逻辑架构。对此，钱穆先生曾以研读史学为例做过生动的说明：“我们平常做学问，不能只看重材料，应该懂得怎样去‘著书’，怎么写史？像《西周书》、想《春秋左传》，像《史记》，这都有一个间架。像造房子，先有一个大间架，至于一窗一门，小木匠也可做，大的间架就要有人来计划。一窗一门拼不成一所房子。要先有了房子的间架，再配上窗和门。诸位做学问，不先求其大者，而先把自己限在小的上，仅能一段段一项项找材料，支离破碎，不成学问。大著作则必有大间架，而大间架则须有大学问。”[3]所以，读书一定要注意作者写作的逻辑结构和写作体例，从结构体例中体味作者的用意，这样不但能很快领会书中的精髓，还可从中历练自己的思维能力，比如阅读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若刚一上手就从从头《易经》六十四卦开始，往往会搞得人一头雾水，不得不半途而废。反之，你若从体例入手，知道了《周易》分为“经”和“传”两部分，今本《周易》的“经”部分主要是卦、卦辞、爻辞，以及原属于“传”部分的题为“彖辞”、“象辞”、“文言”（仅乾、坤二卦有）的解释性文字;今本“传”部分由“系辞”、“说卦”、“序卦”及“杂卦”构成，其中“系辞”是对《易经》的通论，“说卦”主要述说八卦代表的事物及演成六十四卦的道理，“序卦”解释六十四卦的排序及其中所蕴涵的道理，“杂卦”解释六十四卦的卦义，但不按顺序排列，故称杂卦。明白其编排特点，自然就要先从后面的“系辞”、 “说卦”、“序卦”及“杂卦”读起，然后再读前面的经文，从而快速入门，提高读书效率。 3.关注细节，学会发现问题能力。也就是说读书要能于细微处见精神，学会质疑（即古人所谓之“读书得间”）。比如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虽然阅读范围很广，但他的一些史学论文往往是从常见材料中提出别人所不注意的问题，从小处着手发现问题，从大处着眼解决问题。又如我们读《庄子》，要不弄清楚文章的句读，理解其中所用寓言故事的意思，有怎么能谈得上准确理解其哲学思想呢。古人的经典之作，往往是一生或几代人苦心经营所得，有很多大的意思是在那些小的细节里面表现出来的。所以解读时常需要关注“微言大义”这不仅要求我们读书细心，还要有眼光。
以上三个方面的关注点，并不是读每一部书都必须具备的，不同的著作往往有这得关注的不同视角，我们要在阅读中针对对象的不同，选取不同的视角，如读史书，要注意史家的微言大义，读文学要知人论世，读哲学要注意作者的论证逻辑。不放过文本字面细微处，揣摩文本结构精巧处，再关注文本作者的用心处，这样读书才容易既得要领，又从中受益。
诚然，人文学科的经典名著往往都有晦涩的一面，遇到读不懂的情况也是常事。经典名著往往是作者穷毕生心血而成，若叫一个年轻人一下子就读透了，怎么能说明名家名著的伟大？遇到这种读不懂的时候，我觉得要分情况对待：一种情况是硬着头皮读下去，因为再晦涩的书总不可能让人完全读不懂，一本书中毕竟总会有能让人弄懂的地方，坚持去啃，同时再看一些评介此书的二手资料，就可以帮助消化这本名著;另一种情况是这书也许压根就不适合你读，那你稍微翻一下了解它大致写了什么就可以，另外再找你感兴趣的。因为经典的书实在太多，应该根据自己气质所近予以选择。因为即便是老师推荐的再好的书，你一开始并不见得就自己喜欢，所以先要经过一段泛滥摸索，然后才可找到自己的兴趣点，譬如练武，只有把十八般兵器都摸过，才知道哪一种兵器最称手。大学的读书也是一样，应该按照自己的个性去读书，这样才有可能告别平庸。
另外，对于不同的书要采取不同的阅读方法。譬如阅读西方人的著作常常感到逻辑论证严密，有时未免叠床架屋、失之于繁琐，对此应采用执简驭繁，辨明源流而后剥茧抽丝;中国人的著作常常随事生发、即兴点评，研读时应注意由点及面，寻根究源，以一当十。有时这两种方法还需要综合运用，一方面抓住核心范畴命题，深入理解其内涵，做到“同情之了解”;另一方面学会由此生发联想，寻找该书中所涉及问题与其他书中问题乃至现实问题的连接点，或比较异同，或印证事实，或大胆质疑，凡有所感，辄作札记，这样日积月累，不知不觉就形成了自己的创新思维能力。
参考文献
[1]绿林书房辑校：《梁启超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202页。
[2][3]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2页、第71-72页。
本文系2015年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15BY104）及宝鸡文理学院第十一批重点教改项目（JGZD1500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王渭清，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