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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形象面对部下和外界社会?听听巴纳德的建议吧。
要了解管理的“实践”,一定绕不开彼得·杜拉克;而要洞悉组织的“精髓”,必然绕不开切斯特·巴纳德。正如日本学者饭野春树所言:“巴纳德理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其持久性来看,即便是年代久远的文章,在管理学说史上也可以找到它的位置。”在组织管理的基本问题上,再怎么强调巴纳德都是不过分的。巴纳德颇具哲学迷思的组织理论对后继学人产生了持久的重要影响,甚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也坦承其对巴纳德理论思想的继承。而在巴纳德的丰硕成果中,关于权威的探讨,正是其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权威来自于“被接受”
巴纳德认为:权威和权威体系的建立是管理工作的核心。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将领导者的目光指引到权威的受众一员工身上,这一在今日看来并不新鲜的论断,却同样有其穿透的解释力和新的生命力。
传统理论认为:权威是法定的,而组织只是职务系统,不同的职务伴随不同的权威。与将组织视为支配和控制结构的观点不同,巴纳德认为正式组织是一个“协作系统”。在组织的协作系统中,个体是为了期待从协作中获得个体情况下难以实现的利益才会承认和让渡一部分“组织对他的权力”。客观权威发出了命令,会不会被接受还得取决于接受到命令的个体的决策。这种组织本质的认知差异,导致不同的权威观。正因为这样,巴纳德才提出“权威的根源来自于组织成员的接受”:无论领导、制度、组织如何行使自己的客观权威,如果个体不接受,都不能发挥权威的作用。
“权威接受论”的意义可能不仅仅在于确定权威的来源,而是将我们引向一个新的视角来思考权威。就今天被人们广为关注的“领导权威”而言,以权威接受论为基础,如果动态地来看,“上下契合”才是权威产生的条件。领导者如果不能从员工的角度“从下而上”地来思考权威和施行命令,则其所拥有的只不过是“虚幻的权威”,并不发挥应有的功能。对领导者而言,权威的建立不是单方面考虑如何塑造领导个性、魅力、形象的过程,而是要从受众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契合员工期望的动态调整过程。
领导者需要深刻把握员工的心理预设,即“什么样的领导才是有权威的领导”,才能获得员工让渡的忠诚、呼应、服从等。领导者需要塑造的,并真正有权威效力的,并不是其本身所认为的领导,而是不断贴近权威受众“心目中的领导”。当他的领导形象和行为与受众预期一致和重合时,权威才得以发生——领导的号召力正源于此。
拓展权威的辐射半径
在巴纳德的组织理论中,组织的生存发展需取得“内外”均衡,如果延伸思考,则他所强调的权威受众也可以从组织内部拓展到组织外部。如今领导权威的受众,早已超越组织内部的员工和管理者。可以看到的是,领导者正在通过媒体和其他渠道,拓展自己的权威受众:面向更广泛的市场和社会公众。
与早期相比,领导者越来越重视自己公共权威的建立,努力将自己打造成商业社会的“成功企业家”形象。所以,领导者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内部员工的心理预期,更重要的是,至少在公众形象方面,要努力揣度和迎合社会公众对于“什么样的领导是好领导、成功的领导”的集体想像,这种认知方面的契合是领导者公众权威的合法性基础。
巴纳德曾提道:每个下级都有一个“无关心圈”,即涉及其中的命令会被自觉和完全遵从,而权威的树立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这个圈。权威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下级愿意预先中止自己的判断,遵循上级的指示。领导者树立公众权威的主要目的,也正在于使得公众愿意在特定情境中放弃自己的判断,而服从和呼应领导者的号召,其市场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企业的领导者,那些善于与媒体斡旋、巧妙运用传媒的企业家们,通过向公众传递特定信息,逐渐构建与公众心智契合的领导形象,树立其公众权威,也成为具有强大市场号召力的“符号”。
在中国,企业家形象与其“独立王国”的命运休戚相关的现象尤为明显。正是由于这种紧密关联,公众在熟知一个个企业和品牌神话的同时,也对其背后的企业家充满期待和遐想。公众乐于用自己的标准衡量企业家,进而影响其对企业产品的评价和判断。而企业家也乐于从这些“权威受众”的立场来塑造自己的领导形象,成为企业形象代言。当公众追逐这些“符号”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自己在市场上的替代选择,产生对特定企业与品牌的偏好。
权威要寻根社会文化
巴纳德强调,领导命令与组织目标、价值、规范的一致更容易激发员工认同和对其权威的服从。所以,权威被受众接受,并不是独立于社会约束的。相反,社会的价值取向会影响到受众对领导命令的遵守。受众会按照自己的价值去自愿地遵守命令,而他们的价值则是嵌入在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领导者从所处社会背景中寻找资源来“合法化”自己的行动,这是“权威接受”内涵的拓展。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重视自己的形象管理,有意识地借助于媒体平台建构自身以及企业形象,愿意投资媒体关系处理。这种现象在中国尤为明显。许多企业家通过书籍传记、电视节目和网络新闻报道等,在刻意塑造一种魅力型领袖的企业“教父”形象。他们的创业故事既是市场上的畅销书,也是商学院课堂的教学案例。而他们本人在企业迅速发展和成功的光环中,也俨然成为一种商业偶像,成为激励后来人的精神领袖。
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印象,从改革初期的企业家个人禀赋、机会识别、市场开拓也逐渐融入新的社会责任、媒体沟通、演讲才能等要素。这种企业家形象的“脸谱”是企业家、媒体与公众三方互动所建构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三者所共同嵌入的社会文化的显现。中国企业家形象必然也包含和影射了深层的中国社会文化心理。说到底,中国人心目中的企业家是个什么形象,人们所期待的企业家具有哪些特征,这是和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密切关联并一脉承续的。通过近年的企业家媒体形象可以粗略看出,家国情怀、道德感召、政治头脑、坚韧不拔等都体现中国情境的特征。
这提醒我们:成功的企业家,至少在形象塑造上,是需要深谙与情境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的,需要了解某种已经制度化了的、类型化了的文化心理,或是文化的深层结构。当然,某些特征,如:追逐成功、危机意识、机会捕捉等特征都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这是由企业家本身的一些特性所决定的。而更多视角地、更开放地在社会系统中思考组织、领导,更广泛而深刻地了解你的员工、下级,了解你所要面临的权威受众所嵌入其中的社会、文化,这是巴纳德关于权威的谆谆告诫。
责任编辑:邓勇兵
要了解管理的“实践”,一定绕不开彼得·杜拉克;而要洞悉组织的“精髓”,必然绕不开切斯特·巴纳德。正如日本学者饭野春树所言:“巴纳德理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其持久性来看,即便是年代久远的文章,在管理学说史上也可以找到它的位置。”在组织管理的基本问题上,再怎么强调巴纳德都是不过分的。巴纳德颇具哲学迷思的组织理论对后继学人产生了持久的重要影响,甚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也坦承其对巴纳德理论思想的继承。而在巴纳德的丰硕成果中,关于权威的探讨,正是其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权威来自于“被接受”
巴纳德认为:权威和权威体系的建立是管理工作的核心。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将领导者的目光指引到权威的受众一员工身上,这一在今日看来并不新鲜的论断,却同样有其穿透的解释力和新的生命力。
传统理论认为:权威是法定的,而组织只是职务系统,不同的职务伴随不同的权威。与将组织视为支配和控制结构的观点不同,巴纳德认为正式组织是一个“协作系统”。在组织的协作系统中,个体是为了期待从协作中获得个体情况下难以实现的利益才会承认和让渡一部分“组织对他的权力”。客观权威发出了命令,会不会被接受还得取决于接受到命令的个体的决策。这种组织本质的认知差异,导致不同的权威观。正因为这样,巴纳德才提出“权威的根源来自于组织成员的接受”:无论领导、制度、组织如何行使自己的客观权威,如果个体不接受,都不能发挥权威的作用。
“权威接受论”的意义可能不仅仅在于确定权威的来源,而是将我们引向一个新的视角来思考权威。就今天被人们广为关注的“领导权威”而言,以权威接受论为基础,如果动态地来看,“上下契合”才是权威产生的条件。领导者如果不能从员工的角度“从下而上”地来思考权威和施行命令,则其所拥有的只不过是“虚幻的权威”,并不发挥应有的功能。对领导者而言,权威的建立不是单方面考虑如何塑造领导个性、魅力、形象的过程,而是要从受众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契合员工期望的动态调整过程。
领导者需要深刻把握员工的心理预设,即“什么样的领导才是有权威的领导”,才能获得员工让渡的忠诚、呼应、服从等。领导者需要塑造的,并真正有权威效力的,并不是其本身所认为的领导,而是不断贴近权威受众“心目中的领导”。当他的领导形象和行为与受众预期一致和重合时,权威才得以发生——领导的号召力正源于此。
拓展权威的辐射半径
在巴纳德的组织理论中,组织的生存发展需取得“内外”均衡,如果延伸思考,则他所强调的权威受众也可以从组织内部拓展到组织外部。如今领导权威的受众,早已超越组织内部的员工和管理者。可以看到的是,领导者正在通过媒体和其他渠道,拓展自己的权威受众:面向更广泛的市场和社会公众。
与早期相比,领导者越来越重视自己公共权威的建立,努力将自己打造成商业社会的“成功企业家”形象。所以,领导者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内部员工的心理预期,更重要的是,至少在公众形象方面,要努力揣度和迎合社会公众对于“什么样的领导是好领导、成功的领导”的集体想像,这种认知方面的契合是领导者公众权威的合法性基础。
巴纳德曾提道:每个下级都有一个“无关心圈”,即涉及其中的命令会被自觉和完全遵从,而权威的树立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这个圈。权威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下级愿意预先中止自己的判断,遵循上级的指示。领导者树立公众权威的主要目的,也正在于使得公众愿意在特定情境中放弃自己的判断,而服从和呼应领导者的号召,其市场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企业的领导者,那些善于与媒体斡旋、巧妙运用传媒的企业家们,通过向公众传递特定信息,逐渐构建与公众心智契合的领导形象,树立其公众权威,也成为具有强大市场号召力的“符号”。
在中国,企业家形象与其“独立王国”的命运休戚相关的现象尤为明显。正是由于这种紧密关联,公众在熟知一个个企业和品牌神话的同时,也对其背后的企业家充满期待和遐想。公众乐于用自己的标准衡量企业家,进而影响其对企业产品的评价和判断。而企业家也乐于从这些“权威受众”的立场来塑造自己的领导形象,成为企业形象代言。当公众追逐这些“符号”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自己在市场上的替代选择,产生对特定企业与品牌的偏好。
权威要寻根社会文化
巴纳德强调,领导命令与组织目标、价值、规范的一致更容易激发员工认同和对其权威的服从。所以,权威被受众接受,并不是独立于社会约束的。相反,社会的价值取向会影响到受众对领导命令的遵守。受众会按照自己的价值去自愿地遵守命令,而他们的价值则是嵌入在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领导者从所处社会背景中寻找资源来“合法化”自己的行动,这是“权威接受”内涵的拓展。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重视自己的形象管理,有意识地借助于媒体平台建构自身以及企业形象,愿意投资媒体关系处理。这种现象在中国尤为明显。许多企业家通过书籍传记、电视节目和网络新闻报道等,在刻意塑造一种魅力型领袖的企业“教父”形象。他们的创业故事既是市场上的畅销书,也是商学院课堂的教学案例。而他们本人在企业迅速发展和成功的光环中,也俨然成为一种商业偶像,成为激励后来人的精神领袖。
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印象,从改革初期的企业家个人禀赋、机会识别、市场开拓也逐渐融入新的社会责任、媒体沟通、演讲才能等要素。这种企业家形象的“脸谱”是企业家、媒体与公众三方互动所建构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三者所共同嵌入的社会文化的显现。中国企业家形象必然也包含和影射了深层的中国社会文化心理。说到底,中国人心目中的企业家是个什么形象,人们所期待的企业家具有哪些特征,这是和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密切关联并一脉承续的。通过近年的企业家媒体形象可以粗略看出,家国情怀、道德感召、政治头脑、坚韧不拔等都体现中国情境的特征。
这提醒我们:成功的企业家,至少在形象塑造上,是需要深谙与情境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的,需要了解某种已经制度化了的、类型化了的文化心理,或是文化的深层结构。当然,某些特征,如:追逐成功、危机意识、机会捕捉等特征都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这是由企业家本身的一些特性所决定的。而更多视角地、更开放地在社会系统中思考组织、领导,更广泛而深刻地了解你的员工、下级,了解你所要面临的权威受众所嵌入其中的社会、文化,这是巴纳德关于权威的谆谆告诫。
责任编辑:邓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