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口数量已经迈入1000万的广州，我们在二十年间见证了整个珠三角人口翻了六倍，城市化步伐没有止境。在珠江两岸崛地而起的CBD靓丽壮阔，然而一种顾虑不得不受到我们的关注：城市铺开得越大，个体相对就更加渺小。作为1000多万芸芸众生的一员，这些穿梭在巨大地铁网和高楼大厦之间的不是任劳任怨的蝼蚁，而是一个个鲜活的，有自己生活和小世界的人。
　　从宏观上看，我们只是这些抽象数据的其中一个小微粒，然而对于自己和身边的人来说，我们身上加载的所有感官、思想、价值观和爱恨情仇等情感历程也许说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尊重个体，着眼点在哪里？来自瑞士的女性影像艺术家凯瑟琳·格菲勒在广州创作了一个映像系列，专门关注生活在广州的女性个体，她采访拍摄的“游走广州”映像系列日前在广东省美术馆展出。“我在广州的时候居住在荔湾西关，但是有一次去看望一个采访对象，对方在城市的东边，我去见对方的时候居然用了整整一个小时！是一个小时！”格菲勒说。在欧洲人看来，这一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弥足珍贵。注重个人时间的欧洲人痛惜的是如果每天24小时都要抽一个小时花在路上的话，生命将会失去多少个本该更有意义、更有趣味的一小时。“换做瑞士的话，一个小时足够跨境到德国去了。”
　　正是由于城市的体量不断膨胀，人的相对位置越发渺小的尴尬情况下，在广州进行创作的格菲勒更加注重强调女性在广州这座城市的个体感受。“我希望找一些不同背景、不同职业的女性，让她们展示对城市的不同视觉。她们分别是年轻的母亲、记者、教师，还有音乐家，她们的背景都很不一样。我让她们带我去她们心中最有个人感触的地方，就好像是做一个城市私人旅行那样。”格菲勒这样说。

女性身体与建筑互动

　　在众多居住在广州的女性当中，何映荷是被格菲勒跟拍和展示的对象之一。何映荷高挑又匀称的背影穿梭于东山口龟岗大马路的中央，两边的人流如鲫，有从市场门口买菜回来的大叔大妈，也有匆匆赶往地铁上班的年轻人。从西往东，何映荷用中等匀速的步伐走着。格菲勒的镜头紧紧跟在其后，但是始终拍到的是何映荷的侧背面。站在屏幕前，我们可以设想格菲勒犹如一个不可见的灵魂那样紧贴着被采访对象。
　　何映荷一直往东走，两边的景物不断在她跟前掠过，好像走马花灯那样，先是进入画面，然后又离开了画面。“当时我还在广州的一家公司有全职工作，也就住在东山口，真的太喜欢这里的氛围了。”何映荷这样说。这位白领女性在广州的生活轨迹，可以圈定在这三点一线：“东山口-杨箕-珠江新城”。从东山口步行穿越刚修整好的杨箕，到达珠江新城的工作地点，可以说是何映荷平时在广州生活的一个缩影。

这种貌似平凡和凌乱的映像正是女性个体在这个巨型城市生存的状态，而这些平凡人生活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社区，形成了整个巨型城市日复一日的脉络。

　　“每天穿过东山口的洋房，进入珠江新城，看到崭新的地标，我那时候感觉到自己在广州的生活和工作都是on the right track（在正确的轨道上），”何映荷说。在视频的最后，她终于来到了广州大剧院大门前的广场。格菲勒同样以仰视的角度，把何映荷的背侧面和整个广州大剧院的轮廓都包揽进画面。只见何映荷对着大剧院在沉思。作为建筑设计爱好者，何映荷多次提及她对大剧院女设计师扎哈·哈迪的赞叹。
　　除了何映荷之外，格菲勒用同样的手法跟拍了其他几位在广州生活的女性故事。格菲勒在广州的展览运用了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摄影、视频、声音和文字装置。6号馆展示了‘光/昼’主线下女性肖像与城市景观的叠置，就如角色和城市知觉的渗透。另外一个展厅被打造成暗室，以‘暗/夜’的情景切入各样色彩、韵律、动作、声音和话语，视频用移动的梦幻方式，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一个密集而感官化的宇宙。
　　相比起冷冰冰的纪录片，作为女性的格菲勒更加喜欢用主观性的视觉看待女性和广州的故事。尽管格菲勒宣称广州是她第一个首选女性为主体的城市，但是我翻开格菲勒过往在世界各大城市的画册，还是发现了很多这次广州作品的痕迹：飘逸的女性头发作为前景衬托着某个城市的隧道，车流在两边穿过；女性侧面好像剪影那样经过在钢筋水泥那样重复穿行……
　　“我并不是要通过纪录片的方式去记录下这座城市的东西，我承认我的作品是很主观的，完全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看城市。我想做的是创造一个女性风貌为主、以女性视野看城市的广州映像。”

平凡的故事也值得书写记录

　　在办公室里面对窗外高耸入云的大厦，盯着那些在吊臂上工作的工人，我有时候不得不在联想，在这个如此险要地方工作的人，从地面上看就好像是蚂蚁那样微小，放大到整个大城市中仿佛无足轻重。然而，要是站在平地上看这个黑点的是这个工人的妻子或者儿女的话，也许这个黑点就是他们的生活全部。城市不能只有建筑和道路，它归根到底还是让人在这里生活的，人就是城市的根本。
　　不得不承认，我认识的自认“摄影师”的群体多数以男性为主。在格菲勒的展览上，我听到一个相熟的男性摄影爱好者说：“这些映像太平凡了，好像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拿着手机拍到似的。”的确，以“理性”自居的男性，通常用各种技术术语和理论去把别人的艺术作品剖开分析，甚至打碎。就好像我在看到格菲勒的作品的时候，也情不自禁地琢磨到底这些女性的身体在其中是作为前景还是剪影在城市建筑中体现出来。
　　格菲勒认为，这种貌似平凡和凌乱的映像正是女性个体在这个巨型城市生存的状态，而这些平凡人生活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社区，形成了整个巨型城市日复一日的脉络。就正如著名导演基斯洛夫斯基通过一个波兰生活小区里面的故事展现的连续剧《十诫》那样，十个生活在同一个小区里的人，尽管私生活是完全分开的，却又有着密切的关联。一个小区正如一座城市那样，尽管它的面貌是公共的，却是在每个个体的生活里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十诫》中一个最深刻的例子就是，一个在圣诞夜感到莫名孤独的女子，为了让已经有了妻子的情人陪伴自己过完圣诞夜，谎称自己丈夫失踪了，让情人陪著自己在深夜的市区里闯荡寻找丈夫。俩人走访了医院、火车站和收容所，到最后天亮的时分女子才告诉情人，其实自己丈夫早已离开自己多年。女子的出发点是完全出于私欲，但是整个城市的公共设施，包括交警、医院、刑警和收容所都仿佛在为这个私密故事的情节推波助澜。 　　非常相信事件偶发性的基斯洛夫斯基展现了在一个城市里，一个个体的在某一个分秒作出的一个细小决定，往往影响到一个宏观整体。就好像“蝴蝶效应”那样，一只蝴蝶轻轻扬起的动作，也许会演变成为海面上的暴风雨。如果说基斯洛夫斯基借用城市里普通人的故事，好像寓言那样探讨圣经里《十诫》的内容的话，那么格菲勒的广州女性映像更加像散文诗。在虚幻如同梦境的人物与建筑物多层叠加中，观众好像看到了一股意识流那样，跟着画框中的女性穿越不同的城市空间，慢慢融入其中的故事。

对话格菲勒

　　南风窗：为何这么喜欢城市的生活？
　　格菲勒： 城市的生活就像人的跳动脉络那样。城市的生活是集体的，人类作为群居和个人的生活都在这里交融在一起。城市定义了我们的当代生活，包括中国在内，越来越多人口选择在城市定居。我想为这些居住在大型城市的人讲述浪漫的故事，而我的故事是唯美的，我喜欢城市面貌中的美。当然你可以批判我，没有足够关注城市的实际问题，比如露宿者等，但我不是记者，我是艺术家。实际上作为女性，我认为我们看城市的视觉会更加私密，更加个人化。作为女性艺术家，我跟女性交流的时候我更加觉得自己是对方的姐妹，大家相互感知，通过女性自身看女性的视觉让整个社会听到我们的声音。
　　南风窗：你跟你的拍摄对象之间熟络吗？你如何跟对方发生紧密的关系，让对方述说自己在这座城市的故事？
　　格菲勒： 其实是有一套流程的。首先，领事馆的人给我一个名单，然后我们在咖啡馆里跟这些女性见面。我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逐个采访这些女性，我试图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抓住这些女性的特质，然后我们在城市里漫步和拍照，让她们带我去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地标拍摄。
　　每一天我都会跟不同的一位受采访女性在城市漫步，就好像跟一位女建筑师那样，我们从咖啡厅出发，沿着珠江走了一整天。有时候我们俩都保持沉默，但是这种深陷思绪中的对话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也把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在这座城市里，每一个女性心目中都有一个跟自己关系最紧密的地标。有些女性选择带我去广州大剧院，有些则带我去老城区的教堂。有一位年轻的妈妈甚至让我跟着她带自己的孩子去理发，实际上我是帮助她们自己完成了自己在城市里的自画像。
　　当我回到欧洲的工作室后，我花时间重新审视我在广州拍的照片，然后继续用邮件跟进我的问题。然后我让她们在自己的图片旁边写下一些属于自己的句子。由于这些字是手写体，所以形成了我与其他女性的对话，通过对话可以折射出她们如何看到广州这座城市。
　　南风窗：很多时候我们采访一个人物，或者试图提取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在一段时间内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尝试抓取甚至制造一些戏剧化的叙事情节，你有没有尝试让她们的故事变得更加有戏剧性呢？
　　格菲勒： 当然不会。这样正是我跟记者的区别。我宁愿表达的是个人主观化的、私密的情愫。我必须告诉你的是我不需要戏剧化。如果戏剧性情节在我眼前发生，我自然会记录下来，但是我不会刻意去导演出来。
　　南风窗：作为欧洲人，你会不会被中国城市的体量和规模吓倒呢？
　　格菲勒： 这自然是非常震撼的。这里的城市生活跟欧洲完全有天渊之别。也许中国人会觉得欧洲就是个大农村吧。我只能够说这里的规模大得让人超出想象，几乎所有建设都是巨型的。
　　我曾经跟一个欧洲的爵士音乐家交流过。他在中国各大城市都举行了巡演，见识了中国一线城市的超大规模和拥挤高压的生活。在一个情绪低落的晚上，他跟我说在这么大的城市里，他感觉到自己的无助与渺小，然后对生活和自身的价值感觉到一种被忽略感。你在中国大城市会有类似感觉吗？
　　我所做的正好是提出跟他所想相反的理念：正是由于都市规模这么庞大，才需要更多的個体通过平台述说自己的故事。我也要再三强调“主观性”，正是展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的带有主观性和亲密性的故事，才能够挽救人们所感受到的“无助与渺小”。这就是我要逐个平淡故事展现给人们看的一个动机：尽管这些故事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都没有任何戏剧性和趣味，但是每个个体都是重要的。通常人们会说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但是这也许是为之过早的结论吧。我在创作的最后一天感到特别感动，一个刚生下年轻婴儿的家庭过来跟我说，他们很感谢我为他们拍照，因为我从不是为了拍名人或者其他哗众取宠的事情去拍摄。

正是由于都市规模这么庞大，才需要更多的个体通过平台述说自己的故事。我也要再三强调“主观性”，正是展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的带有主观性和亲密性的故事，才能够挽救人们所感受到的“无助与渺小”。

　　十年前我的一个助理是中国人。当我跟这位助理在巴黎工作的时候，她感到非常诧异，因为她觉得在巴黎很多人都非常注重自身的感受，每个人不论职位高低都收到尊重。正是因为我们不是机械人，所有人都千差万别，在这么大的城市里共存才更加需要个体的感受，而不是冷漠地对带其他芸芸众生。
　　南风窗：在你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讲的是女性身体置身于这座城市的环境当中。女性身体在照片中与城市的建筑摆在一起，这背后是什么逻辑呢？
　　格菲勒： 这背后不是什么逻辑。在我看来，这是一座城市的喧嚣、速度、你来我往的现代化交通和巨大的人流如何在女性起作用。生活在城市的女性如何接纳和经历城市的现代化面貌。我一直觉得女性对城市生活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女性更加精致，更加感性，女性的脆弱性在面对城市生活的时候更加能够反映出城市在女性身上的影响。就好像其中的一位采访对象何映荷，她在凝视由扎哈·哈迪设计的广州大剧院的时候，她正在内化这座建筑物，好像食物进入体内那样被消化，变成身体的一部分。而我做的就是把这种内化重新展现出来。
　　南风窗：在我看到的这些映像当中，很多的女性都是以侧面或者背面的形式出现在画面中，很多时候观众看不到这些女性的脸部。这背后又是什么动机呢？
　　格菲勒： 我不是单纯的摄影师，我不拍肖像。作为艺术家我觉得侧面甚至是背面的画像更加具有诗意，就好像是景物的一部分那样。观众看到这些只有侧面的画像的时候，通常会产生代入感，比如看到何映荷的背面，人们也许会联想起也许自己的女儿或者自己的婶婶也在凝视着城市的风貌，如果拍成了肖像，就没有这个效果了。
　　南风窗：女性身体的哪个部分是你最感兴趣拍摄的？
　　格菲勒： 亚洲女性的身材都很苗条，我个人觉得很健康，有时候亚洲的建筑物看起来也非常女性化，亚洲女性几乎能够很好地跟地貌融合在一起，这在欧洲和美国是很难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