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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天佑”款灰陶豆
当人们开始脱离茹毛饮血的生活时，各种炊具、食器就应运而生了。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讲究饮食的国度，在古代社会，人们对“吃”亦十分讲究。古时常用的食器就有鼎、簋、鬲、敦、盆、豆、钵等许多种，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位置。中国最早在西周即有饮食文化与制度，《礼记》、《论语》、《吕氏春秋》、《黄帝内经》等都记载了关于饮食文化的重要篇章。
汉代“天佑”款灰陶豆，是酒泉出土文物中比较少见的一种盛食器，1959年出土于酒泉北稍门外路东城墙根的一座汉墓中，时由酒泉县文化馆保存，现收藏于酒泉博物馆，已被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陶豆口径16厘米，底径16厘米，通高25.5 厘米。平沿，喇叭口，圆形浅盘，束腰形柄，喇叭形足。豆柄1/2处的下方有一长方形的凹槽，凹槽内自上而下篆书“天佑”二字。整个器物形状规整，除了轮制坯胎时随着陶轮的旋转而形成的少许平行的弦纹外，表面较光滑。器形古朴，造型简洁，形制奇特、优美。
据近年来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早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开始出现陶豆，如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就曾出土一件新石器时代的八角星纹彩陶豆。对原始社会的人们来说，陶豆只是一种盛食器而已，放置什么食物都可以，讲究并不多，故豆、盘大都深腹，呈盆钵状。后来，贵族阶层专用豆盛放佐餐的杂肴，重在品类之多，而不在容量之大，故豆盘变小变浅，出现中柄，并且不断加高，有的器上加盖。汉字中的“豆”即为一足、柄、盘、盖俱全的象形字。高而稳的陶豆，其作用相当于今天盘、碟之用途。
作为盛食器，鼎用来置放肉类，簋用来置放谷类，豆虽然没有鼎、簋那么显赫，却也是席面上必不可少的盛食器，而且使用更加普遍。豆通常成偶数组合，专用于盛置各种辅助性菜肴，比如腌菜、肉酱、调料之类的。由于这类食品名目甚杂，故贵族们宴饮时用豆数量非常多。但出土和传世的豆却为数甚少，可能与当时人们对礼器系列主次关系的认识有关。豆虽然用量大，但其盛放的毕竟是配样的佐菜，仅起调剂口味的作用，不能与鼎、簋等放置主要食物的器物同位，故在随葬的礼器组合系列中，常常被省略，这可能也是豆出土较少的一个原因。
陶豆上的“天佑”二字，是当时制作这件器物的陶工的名号？或是当时制作这件器物的窑户的记号？都不太像。“佑”字的本义是保护的意思。如：保佑，迷信的人称神力保护和帮助；佑庇，帮助、保护的意思。在陶豆上书写“天佑”二字，最大的可能应是祈求上天保佑的吉祥用意 。
出土陶豆的这座墓葬出土器物30多件，有陶牛车、陶俑、陶鸡、陶仓、陶井、陶釜、陶甑、陶勺、石砚石墨、铜镜、铜带钩、铁剑、炭精耳珰等。从出土器物的数量和品种来看，墓主人应是生活相当富足或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士。该豆属实用器，应为大户人家所用之物。细分的餐具必须有精致多样的食物相匹配，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餐具的美好追求。
食器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实用器，它往往因为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权力，而成为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有了“器以载道”的说法，在形而下的具体有用之物中，包含着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性文化内涵。
汉代铜俑
俑，实际上就是古代坟墓中陪葬用的偶人。最早的俑，是用茅草扎束而成的人形，又称“刍灵”。以后改用陶、木制作，也有以石、瓷、金属制作的。目前发掘获得时代较早的陶俑，出土于山东临淄的东周墓中，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兵马俑坑中出土的大量和真人等高的陶俑，是突出的代表。
汉代以俑随葬的风气更趋普遍，俑的质料以陶为多，江南多流行木俑。宋代以后以俑随葬的习俗日渐衰落。元、明时期一般不再以俑随葬，但在一些王公贵族的墓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陶质或木质的仪仗俑群出现。
认为人死后灵魂仍存的思想，由来已久。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已普遍存在以物品陪葬的现象，人们让死者佩戴其生前喜爱的装饰品，并把死者生前使用的工具、武器和部分饮食器具置于死者身旁，以供他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使用。进入奴隶制社会之后，这种冥世观念与统治集团宣扬的“天命观”相结合，形成了为全社会所尊奉的“祖福神佑”义理体系，敬畏死者、重视葬仪的风气与日俱增。王公贵族们生前穷奢极欲，死后也要把供其享受的全部物品带入地下，甚至要以人为殉。这种情况在商周时代的王陵大墓中有充分反映。但墓葬空间终归有限，不是世间所有的东西都能放进去的，于是便出现了明器。
明器也称冥器，即对某些器具、动物乃至人物、建筑、设施等，用陶土烧制或竹木雕刻等方式进行微型化仿造，置于墓中以补实物葬品之不足。明器制作简便，耗资较少，又能满足人们让死者在冥世继续过好日子的愿望，故为宫廷和民间所普遍接受，甚至到了被推崇的程度。使用冥器的葬俗发展很快，且长盛不衰。
秦汉时期，陶质明器更为流行，特别是模拟人形的俑有了较大的发展，酒泉的墓葬中也先后出土了汉代的陶俑和铜俑。本文提到的几件汉代铜俑是1966年5月出土于原酒泉木器厂地基下的一座东汉时期的墓葬，当时被置于瓮棺中。时由酒泉县文化馆保管，现收藏于酒泉市博物馆，已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俑一、俑二：男女各一，高分别为17厘米、16厘米。两俑均为扁平状，模铸而成。男俑双臂呈外弧状，两腿分立。女俑双臂贴身下垂，两腿略微分开。虽制作较粗糙，但形体特征明显、比例适中。俑的造型，仅有大略轮廓，缺乏细部刻画，但粗犷却不失真，简略中藏神韵，由朴拙生发灵气，以静稳寓含生动。
俑三、俑四：高均为2.5厘米。人俑两手承物屈于胸前的造型栩栩如生。两俑小巧玲珑，比例协调，制作精巧，形象逼真，以静的形式表现动的姿态，堪称完美，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
明器种类繁多，质地各异，因只具象征意义，大多无需精工细作。但古代工匠们凭着大量制作明器而练就的操作技巧和对事物长期细心观察而形成的意象，能以简洁有力的手法，熟巧地勾勒出早有成物在胸的各类形象。这两组铜俑的制作，各具特色，尤其是后一组可视为汉代人物明器的代表作，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为研究汉代河西地区铜器的铸造技术和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魏晋壁画墓中的牛首人身、鸡首人身砖雕
位于肃州区果园乡西沟村六组的魏晋壁画砖墓（即西沟五号墓）有前、中、后三室，建筑面积较大。墓室用青灰条砖砌成，四壁建筑极为考究，装饰用的壁画砖画面构图巧妙，内容丰富，色彩艳丽，通过对农耕、畜牧、炊厨、宴饮等生产生活情景的描画，将墓主人的生活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壁画砖画面逼真，是我们研究当时社会的珍贵资料。
墓道长37米，墓门的两侧壁用长条砖错缝平砌，顶部纵立券拱7层，其上砌筑阙式照墙。照墙由成组的壁画砖、砖雕、斗拱等组成，结构错落有致，布局美观大方，既表现了建筑的美感，又衬托出高耸的力度。照墙残存15层。自下而上，第二层的右侧镶嵌一牛首人形砖雕；中部被盗洞毁坏，若与同类壁画砖墓比较，应有龛与扉门；左侧镶嵌一鸡首人形砖雕。
两块砖雕均为素面，长35厘米，宽17厘米，厚5厘米。这两块砖雕是以减地平雕的技法来展现牛首人身和鸡首人身形象的，即用阴线刻形象轮廓，并将形象轮廓以外的空地凿低铲平，呈现出砖面特有的质朴和简约。雕刻粗犷古朴，形象简练，刀法朴实圆厚，运线流畅，主题突出，层次分明。
牛首人身、鸡首人身图像在甘肃河西中西部地区的高台、嘉峪关、敦煌等地的魏晋墓中先后都有发现。它们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依附于阙门左右同时出现的。这类图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外形上是动物形与人形的混合。这种怪异的造型，不符合物象的自然形态，很显然不是真实存在的。不伦不类的外形，应与人们对于原始神话的信奉有关。
中国社会进入秦汉以后，一些变形兽纹或变形鸟纹中同时出现人和动物的图案。人和动物可以相互转化外形，人可以转化为鸟，鸟也可以转化为人，在很多传说中人和动物可以自由对话并且相互影响。这些反映了存在于古人类头脑中的世界观和人性观。可以说，将动物人格化了的牛首人身、鸡首人身就是这种世界观和人性观的一种直观表现。
牛首人身砖雕
牛是人类最早的图腾之一，代表力量与丰饶。相传神农就是牛首人身，《帝王世纪》载：“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艺文类聚》引《帝系谱》：“神农牛首，结绳而治。”神农（炎帝）教民种五谷，带领人类实现了由渔猎到农耕，由游牧到定居的重大转折，为开创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打下了基础。
人类进入农耕时代以后，作为重要驯养对象的牛，成为主要的畜力，在原始农业生产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因而受到人们的崇拜。重牛意识成为一种极强烈而普遍的民族心理。人们给神农造出牛首人身的形象，足见牛在农业社会中的地位是何等举足轻重。
墓室中的牛首人身砖雕，表达了人们对开创原始农业神农的崇拜和怀念，冀望神灵护佑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依然能衣食无忧。
鸡首人身砖雕
宋人罗愿所撰的《尔雅翼》中赞美鸡有五德：“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者，仁也；鸣不失时者，信也。”这样，鸡就成了人们培养自己良好品行的一面镜子。
鸡在中国传统民俗中，是吉祥的象征。有一种说法是，雄鸡是由玉衡星散开而变成的，它的眼睛能辟邪。还有一种说法是，在远古时期，天鸡脚下有两位名叫神荼和郁垒的神，他们手中拿着苇索，专等不祥之鬼，捉到就把他们杀掉。后来，人们就做两个桃人立在门旁，将雄鸡的毛放在苇索中用来辟邪。
中国古代的早期年画，是在门扇上画虎。汉代人将虎视为辟邪神兽。虎的这种神威，后来被鸡分享了。大约魏晋之时，鸡开始成为守门辟邪的神物。这种风俗一直传承至今。山西大同一带的乡村，目前仍保留着春节时门上贴剪纸大公鸡的习俗。民间认为鸡是“逐阴导阳”的祥瑞之物。宋代《太平御览》说“太阳出，雄鸡啼”，因为“阳出鸡鸣，以类感也”。鸡被古人称为“阳精”——太阳之精，而邪恶魑魅都是见不得阳光的阴暗丑类，对于一身正气的鸡，自然避之远矣。
在中原一带和西北部分地区的丧葬习俗中，人们信奉鸡具有吉祥驱邪的作用。先人去世后，后辈在安放棺木时，将一只鸡置于棺下，称为“引魂鸡”；或在寿枕上绣上“童子打灯，金鸡引路”的图饰，皆属同一意思。在我国南方有许多民族，如壮族、哈尼族等也都崇鸡，认为鸡能驱邪恶降吉祥，举行丧葬仪式之时，必请巫师诵“定穴鸡歌”。
墓室中的鸡首人身砖雕，寄托了古人许多美好的企盼和祝愿。
魏晋琥珀雕猪握
2002年7月，酒泉市肃州区公安局破获了一起盗掘、倒卖文物案，缴获文物20多件，引起广泛关注。其中的一件琥珀雕猪握，经甘肃省文物鉴定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酒泉市博物馆。
据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调查确认，该件器物出土于酒泉茅淹河滩独崖子墓葬，墓葬年代为魏晋时期。猪握为橘红色，长9.5厘米，高3.2 厘米，宽2.2厘米。雕猪呈长条形，平卧状，形体细长，造型朴拙、粗犷，似为漫不经心雕刻而成，但却透着一股灵气，让人喜爱。
猪握，作为随葬品的一种，大多握在死者的手中，常作为主人拥有财富的象征，一般为玉、石、木等材料制成。这件猪握材质为琥珀，在同类出土器物中较为罕见。琥珀，是古代松柏树脂的化石，为红褐色固体，主要用来做装饰品。由于琥珀原料较少，加之容易破损，因此传世较少，用这样大块的琥珀雕成的猪握更是稀少，由此推断拥有它的人身份地位较高，绝非一般平民。
从这件琥珀雕猪握可以看出魏晋时期的雕刻承袭了汉代崇尚简洁、粗犷、豪放风格的特点。在造型上，往往以一种大写意手法来刻画形象的动态。寥寥数刀，一个憨态可掬的卧猪形象就呼之欲出了。这种来自遥远时代的简洁是一种本质上的简洁，与今天人们通过设计完成的东西，完全是两个概念。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审美理想，特别是艺术理想，往往是其审美艺术的集中体现，不同时代的社会审美理想又主要通过艺术的表现形式而集中地传达出来。这件器物把琥珀特有的质感特性与异常简洁的整体形象有机结合，使猪握显得雍容大度、古朴耐看，也把猪憨厚、温顺的内在美与琥珀鲜亮光洁的色彩美凝为一体，不失为一件难得的佳作，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唐代模印莲花纹铺地方砖
世界上最早的砖可能出现于古代西亚欧贝德文化时期，到苏美尔—阿卡德时代开始普及。亚述、波斯及罗马的建筑都已使用砖。中国最早用砖是在战国时代。两汉时期宫室建筑已普遍用砖铺地，当时称砖为“令壁”，从东汉起，砖在民间已被广泛使用。小砖墓出现于西汉晚期，砖成为修建墓室的主要用材，则是在东汉。东汉以后的墓砖有花纹砖和素面砖，还有模印各种图像的砖。从东汉到明清，尽管砖还有其他不少的用途，但在其主要用途方面则很少变化。
1988年9月，酒泉市博物馆在果园乡西沟村六组抢救清理了一座用青砖砌筑而成的唐代墓葬，即酒泉西沟一号唐墓。这是一座建筑十分豪华的双室模印画砖墓，墓室惟妙惟肖地模仿地面建筑，共用模印成各种花纹图案的砖千余块，分十余个品种铺垫在墓室地面和棺床上，叠砌在楹柱上，镶嵌在墓壁上。棺床和地面全部用模印莲花纹方砖铺砌，与墓室顶部、墙壁、门楣浑然一体，显得富丽堂皇，精巧典雅。
本文介绍的是出土于该墓的模印莲花纹铺地方砖。模印莲花纹铺地方砖现藏酒泉市博物馆，为国家三级文物。这种模印砖是以雕制出图案的制砖坯模填入泥坯脱制成型，再入窑烧制而成，故一砖即一完整的图案。砖呈方形，长32厘米，宽32厘米，厚3.5厘米。砖面造型是一朵盛开的莲花，正中间是两个同心圆，小圆内饰一颗莲子，两同心圆构成的圆环被八条径线等分，每个区间饰一颗莲子，八颗莲子均匀对称分布且莲子饱满。同心圆外均匀对称分布着八片莲瓣，莲瓣舒展，每两个莲瓣间都有花蕊点缀其间，显得疏密有致。四角有三重弧线，纹饰鼓起。砖面图案的造型圆润丰满、生动逼真，立体感很强，呈现出浑圆、柔和、阴阳分明的浅浮雕的效果；疏密处理得当，在对称平衡中蕴含着气韵，给人以整齐、稳定、庄严的感觉。
唐代在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思想活跃且颇具成就的时期，经济、文化空前发展，艺术方面的发展也生机勃勃，物质的充沛，必然引导精神层次的高需求。所以，这个时期，花卉图案成为许多工艺品上的重要装饰元素，牡丹、莲花等富有美好含义的花卉成为最好的装饰纹样。
唐代将佛教之为国教后，莲花备受人们推崇。佛经称“莲经”，佛座称“莲座”或“莲台”，佛寺称“莲宇”，僧舍称“莲房”，袈裟称“莲衣”等。莲花图案也成为佛教的标志。佛教的建筑、装修、器物也都有莲花图案。莲花，自古就被文人看成是清高脱俗的品格象征。结合唐代佛教深入人心的情况分析，墓室出现莲花纹铺地砖，除了强烈的文人价值取向外，还带有浓浓的佛教色彩和“佛光普照，修行成佛”的民俗追求。
清代五彩福禄寿瓷像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来的，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大约在3500年前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经过长期的改进，在公元2世纪的汉代末期，烧制出成熟的青瓷。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一词已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因其较为低廉的成本和耐磨不透水的特性，瓷器广为世界各地的民众所使用。
中国人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至清代，瓷器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加，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色到多彩的发展过程。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
下文介绍的福、禄、寿三星瓷像是酒泉市博物馆的藏品，属于清代的瓷器陈设品。1950年酒泉县人民政府交与当时的县文化馆，1979年酒泉县博物馆成立后收藏至今。它们器形厚重，胎釉结合紧密，胎坚质细，釉面光滑细腻，色调沉着，纹饰清晰，外观华美，以其完整的造型、鲜明的色泽、适宜的比例、特有的寓意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
瓷福星像
高60厘米。福星呈站姿，面庞白净，髭须分明；头戴便帽，身着五彩花卉、宝相、凤鸟纹饰的蓝色交领长袍，足蹬皂靴；怀抱一身着红底白梅回纹交领衫的孩童，孩童的发式很有特点，显得俏皮可爱。福星尽享天伦、怡然自得的神态栩栩如生。
瓷禄星像
高57厘米。禄星呈站姿，衣冠楚楚，老成持重；头戴官帽，颈佩项圈，身着五彩海水、云龙纹饰的红色官袍，足蹬皂靴；左臂微屈，手托如意，右手握绶带。禄星展现给人们的是庄重、沉稳的形象。
瓷寿星像
高56厘米。寿星呈站姿，长须飘飘，精神饱满；头部左后侧生一肉髻，身着黄色交领长袍，上饰五彩仙鹤、蝙蝠、寿桃、牡丹、菊花、梅花、宝相纹饰；左手拿桃，右手持杖。寿星老而不衰、慈祥可爱的样子很叫人羡慕。
当人们开始脱离茹毛饮血的生活时，各种炊具、食器就应运而生了。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讲究饮食的国度，在古代社会，人们对“吃”亦十分讲究。古时常用的食器就有鼎、簋、鬲、敦、盆、豆、钵等许多种，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位置。中国最早在西周即有饮食文化与制度，《礼记》、《论语》、《吕氏春秋》、《黄帝内经》等都记载了关于饮食文化的重要篇章。
汉代“天佑”款灰陶豆，是酒泉出土文物中比较少见的一种盛食器，1959年出土于酒泉北稍门外路东城墙根的一座汉墓中，时由酒泉县文化馆保存，现收藏于酒泉博物馆，已被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陶豆口径16厘米，底径16厘米，通高25.5 厘米。平沿，喇叭口，圆形浅盘，束腰形柄，喇叭形足。豆柄1/2处的下方有一长方形的凹槽，凹槽内自上而下篆书“天佑”二字。整个器物形状规整，除了轮制坯胎时随着陶轮的旋转而形成的少许平行的弦纹外，表面较光滑。器形古朴，造型简洁，形制奇特、优美。
据近年来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早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开始出现陶豆，如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就曾出土一件新石器时代的八角星纹彩陶豆。对原始社会的人们来说，陶豆只是一种盛食器而已，放置什么食物都可以，讲究并不多，故豆、盘大都深腹，呈盆钵状。后来，贵族阶层专用豆盛放佐餐的杂肴，重在品类之多，而不在容量之大，故豆盘变小变浅，出现中柄，并且不断加高，有的器上加盖。汉字中的“豆”即为一足、柄、盘、盖俱全的象形字。高而稳的陶豆，其作用相当于今天盘、碟之用途。
作为盛食器，鼎用来置放肉类，簋用来置放谷类，豆虽然没有鼎、簋那么显赫，却也是席面上必不可少的盛食器，而且使用更加普遍。豆通常成偶数组合，专用于盛置各种辅助性菜肴，比如腌菜、肉酱、调料之类的。由于这类食品名目甚杂，故贵族们宴饮时用豆数量非常多。但出土和传世的豆却为数甚少，可能与当时人们对礼器系列主次关系的认识有关。豆虽然用量大，但其盛放的毕竟是配样的佐菜，仅起调剂口味的作用，不能与鼎、簋等放置主要食物的器物同位，故在随葬的礼器组合系列中，常常被省略，这可能也是豆出土较少的一个原因。
陶豆上的“天佑”二字，是当时制作这件器物的陶工的名号？或是当时制作这件器物的窑户的记号？都不太像。“佑”字的本义是保护的意思。如：保佑，迷信的人称神力保护和帮助；佑庇，帮助、保护的意思。在陶豆上书写“天佑”二字，最大的可能应是祈求上天保佑的吉祥用意 。
出土陶豆的这座墓葬出土器物30多件，有陶牛车、陶俑、陶鸡、陶仓、陶井、陶釜、陶甑、陶勺、石砚石墨、铜镜、铜带钩、铁剑、炭精耳珰等。从出土器物的数量和品种来看，墓主人应是生活相当富足或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士。该豆属实用器，应为大户人家所用之物。细分的餐具必须有精致多样的食物相匹配，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餐具的美好追求。
食器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实用器，它往往因为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权力，而成为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有了“器以载道”的说法，在形而下的具体有用之物中，包含着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性文化内涵。
汉代铜俑
俑，实际上就是古代坟墓中陪葬用的偶人。最早的俑，是用茅草扎束而成的人形，又称“刍灵”。以后改用陶、木制作，也有以石、瓷、金属制作的。目前发掘获得时代较早的陶俑，出土于山东临淄的东周墓中，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兵马俑坑中出土的大量和真人等高的陶俑，是突出的代表。
汉代以俑随葬的风气更趋普遍，俑的质料以陶为多，江南多流行木俑。宋代以后以俑随葬的习俗日渐衰落。元、明时期一般不再以俑随葬，但在一些王公贵族的墓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陶质或木质的仪仗俑群出现。
认为人死后灵魂仍存的思想，由来已久。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已普遍存在以物品陪葬的现象，人们让死者佩戴其生前喜爱的装饰品，并把死者生前使用的工具、武器和部分饮食器具置于死者身旁，以供他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使用。进入奴隶制社会之后，这种冥世观念与统治集团宣扬的“天命观”相结合，形成了为全社会所尊奉的“祖福神佑”义理体系，敬畏死者、重视葬仪的风气与日俱增。王公贵族们生前穷奢极欲，死后也要把供其享受的全部物品带入地下，甚至要以人为殉。这种情况在商周时代的王陵大墓中有充分反映。但墓葬空间终归有限，不是世间所有的东西都能放进去的，于是便出现了明器。
明器也称冥器，即对某些器具、动物乃至人物、建筑、设施等，用陶土烧制或竹木雕刻等方式进行微型化仿造，置于墓中以补实物葬品之不足。明器制作简便，耗资较少，又能满足人们让死者在冥世继续过好日子的愿望，故为宫廷和民间所普遍接受，甚至到了被推崇的程度。使用冥器的葬俗发展很快，且长盛不衰。
秦汉时期，陶质明器更为流行，特别是模拟人形的俑有了较大的发展，酒泉的墓葬中也先后出土了汉代的陶俑和铜俑。本文提到的几件汉代铜俑是1966年5月出土于原酒泉木器厂地基下的一座东汉时期的墓葬，当时被置于瓮棺中。时由酒泉县文化馆保管，现收藏于酒泉市博物馆，已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俑一、俑二：男女各一，高分别为17厘米、16厘米。两俑均为扁平状，模铸而成。男俑双臂呈外弧状，两腿分立。女俑双臂贴身下垂，两腿略微分开。虽制作较粗糙，但形体特征明显、比例适中。俑的造型，仅有大略轮廓，缺乏细部刻画，但粗犷却不失真，简略中藏神韵，由朴拙生发灵气，以静稳寓含生动。
俑三、俑四：高均为2.5厘米。人俑两手承物屈于胸前的造型栩栩如生。两俑小巧玲珑，比例协调，制作精巧，形象逼真，以静的形式表现动的姿态，堪称完美，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
明器种类繁多，质地各异，因只具象征意义，大多无需精工细作。但古代工匠们凭着大量制作明器而练就的操作技巧和对事物长期细心观察而形成的意象，能以简洁有力的手法，熟巧地勾勒出早有成物在胸的各类形象。这两组铜俑的制作，各具特色，尤其是后一组可视为汉代人物明器的代表作，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为研究汉代河西地区铜器的铸造技术和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魏晋壁画墓中的牛首人身、鸡首人身砖雕
位于肃州区果园乡西沟村六组的魏晋壁画砖墓（即西沟五号墓）有前、中、后三室，建筑面积较大。墓室用青灰条砖砌成，四壁建筑极为考究，装饰用的壁画砖画面构图巧妙，内容丰富，色彩艳丽，通过对农耕、畜牧、炊厨、宴饮等生产生活情景的描画，将墓主人的生活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壁画砖画面逼真，是我们研究当时社会的珍贵资料。
墓道长37米，墓门的两侧壁用长条砖错缝平砌，顶部纵立券拱7层，其上砌筑阙式照墙。照墙由成组的壁画砖、砖雕、斗拱等组成，结构错落有致，布局美观大方，既表现了建筑的美感，又衬托出高耸的力度。照墙残存15层。自下而上，第二层的右侧镶嵌一牛首人形砖雕；中部被盗洞毁坏，若与同类壁画砖墓比较，应有龛与扉门；左侧镶嵌一鸡首人形砖雕。
两块砖雕均为素面，长35厘米，宽17厘米，厚5厘米。这两块砖雕是以减地平雕的技法来展现牛首人身和鸡首人身形象的，即用阴线刻形象轮廓，并将形象轮廓以外的空地凿低铲平，呈现出砖面特有的质朴和简约。雕刻粗犷古朴，形象简练，刀法朴实圆厚，运线流畅，主题突出，层次分明。
牛首人身、鸡首人身图像在甘肃河西中西部地区的高台、嘉峪关、敦煌等地的魏晋墓中先后都有发现。它们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依附于阙门左右同时出现的。这类图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外形上是动物形与人形的混合。这种怪异的造型，不符合物象的自然形态，很显然不是真实存在的。不伦不类的外形，应与人们对于原始神话的信奉有关。
中国社会进入秦汉以后，一些变形兽纹或变形鸟纹中同时出现人和动物的图案。人和动物可以相互转化外形，人可以转化为鸟，鸟也可以转化为人，在很多传说中人和动物可以自由对话并且相互影响。这些反映了存在于古人类头脑中的世界观和人性观。可以说，将动物人格化了的牛首人身、鸡首人身就是这种世界观和人性观的一种直观表现。
牛首人身砖雕
牛是人类最早的图腾之一，代表力量与丰饶。相传神农就是牛首人身，《帝王世纪》载：“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艺文类聚》引《帝系谱》：“神农牛首，结绳而治。”神农（炎帝）教民种五谷，带领人类实现了由渔猎到农耕，由游牧到定居的重大转折，为开创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打下了基础。
人类进入农耕时代以后，作为重要驯养对象的牛，成为主要的畜力，在原始农业生产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因而受到人们的崇拜。重牛意识成为一种极强烈而普遍的民族心理。人们给神农造出牛首人身的形象，足见牛在农业社会中的地位是何等举足轻重。
墓室中的牛首人身砖雕，表达了人们对开创原始农业神农的崇拜和怀念，冀望神灵护佑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依然能衣食无忧。
鸡首人身砖雕
宋人罗愿所撰的《尔雅翼》中赞美鸡有五德：“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者，仁也；鸣不失时者，信也。”这样，鸡就成了人们培养自己良好品行的一面镜子。
鸡在中国传统民俗中，是吉祥的象征。有一种说法是，雄鸡是由玉衡星散开而变成的，它的眼睛能辟邪。还有一种说法是，在远古时期，天鸡脚下有两位名叫神荼和郁垒的神，他们手中拿着苇索，专等不祥之鬼，捉到就把他们杀掉。后来，人们就做两个桃人立在门旁，将雄鸡的毛放在苇索中用来辟邪。
中国古代的早期年画，是在门扇上画虎。汉代人将虎视为辟邪神兽。虎的这种神威，后来被鸡分享了。大约魏晋之时，鸡开始成为守门辟邪的神物。这种风俗一直传承至今。山西大同一带的乡村，目前仍保留着春节时门上贴剪纸大公鸡的习俗。民间认为鸡是“逐阴导阳”的祥瑞之物。宋代《太平御览》说“太阳出，雄鸡啼”，因为“阳出鸡鸣，以类感也”。鸡被古人称为“阳精”——太阳之精，而邪恶魑魅都是见不得阳光的阴暗丑类，对于一身正气的鸡，自然避之远矣。
在中原一带和西北部分地区的丧葬习俗中，人们信奉鸡具有吉祥驱邪的作用。先人去世后，后辈在安放棺木时，将一只鸡置于棺下，称为“引魂鸡”；或在寿枕上绣上“童子打灯，金鸡引路”的图饰，皆属同一意思。在我国南方有许多民族，如壮族、哈尼族等也都崇鸡，认为鸡能驱邪恶降吉祥，举行丧葬仪式之时，必请巫师诵“定穴鸡歌”。
墓室中的鸡首人身砖雕，寄托了古人许多美好的企盼和祝愿。
魏晋琥珀雕猪握
2002年7月，酒泉市肃州区公安局破获了一起盗掘、倒卖文物案，缴获文物20多件，引起广泛关注。其中的一件琥珀雕猪握，经甘肃省文物鉴定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酒泉市博物馆。
据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调查确认，该件器物出土于酒泉茅淹河滩独崖子墓葬，墓葬年代为魏晋时期。猪握为橘红色，长9.5厘米，高3.2 厘米，宽2.2厘米。雕猪呈长条形，平卧状，形体细长，造型朴拙、粗犷，似为漫不经心雕刻而成，但却透着一股灵气，让人喜爱。
猪握，作为随葬品的一种，大多握在死者的手中，常作为主人拥有财富的象征，一般为玉、石、木等材料制成。这件猪握材质为琥珀，在同类出土器物中较为罕见。琥珀，是古代松柏树脂的化石，为红褐色固体，主要用来做装饰品。由于琥珀原料较少，加之容易破损，因此传世较少，用这样大块的琥珀雕成的猪握更是稀少，由此推断拥有它的人身份地位较高，绝非一般平民。
从这件琥珀雕猪握可以看出魏晋时期的雕刻承袭了汉代崇尚简洁、粗犷、豪放风格的特点。在造型上，往往以一种大写意手法来刻画形象的动态。寥寥数刀，一个憨态可掬的卧猪形象就呼之欲出了。这种来自遥远时代的简洁是一种本质上的简洁，与今天人们通过设计完成的东西，完全是两个概念。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审美理想，特别是艺术理想，往往是其审美艺术的集中体现，不同时代的社会审美理想又主要通过艺术的表现形式而集中地传达出来。这件器物把琥珀特有的质感特性与异常简洁的整体形象有机结合，使猪握显得雍容大度、古朴耐看，也把猪憨厚、温顺的内在美与琥珀鲜亮光洁的色彩美凝为一体，不失为一件难得的佳作，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唐代模印莲花纹铺地方砖
世界上最早的砖可能出现于古代西亚欧贝德文化时期，到苏美尔—阿卡德时代开始普及。亚述、波斯及罗马的建筑都已使用砖。中国最早用砖是在战国时代。两汉时期宫室建筑已普遍用砖铺地，当时称砖为“令壁”，从东汉起，砖在民间已被广泛使用。小砖墓出现于西汉晚期，砖成为修建墓室的主要用材，则是在东汉。东汉以后的墓砖有花纹砖和素面砖，还有模印各种图像的砖。从东汉到明清，尽管砖还有其他不少的用途，但在其主要用途方面则很少变化。
1988年9月，酒泉市博物馆在果园乡西沟村六组抢救清理了一座用青砖砌筑而成的唐代墓葬，即酒泉西沟一号唐墓。这是一座建筑十分豪华的双室模印画砖墓，墓室惟妙惟肖地模仿地面建筑，共用模印成各种花纹图案的砖千余块，分十余个品种铺垫在墓室地面和棺床上，叠砌在楹柱上，镶嵌在墓壁上。棺床和地面全部用模印莲花纹方砖铺砌，与墓室顶部、墙壁、门楣浑然一体，显得富丽堂皇，精巧典雅。
本文介绍的是出土于该墓的模印莲花纹铺地方砖。模印莲花纹铺地方砖现藏酒泉市博物馆，为国家三级文物。这种模印砖是以雕制出图案的制砖坯模填入泥坯脱制成型，再入窑烧制而成，故一砖即一完整的图案。砖呈方形，长32厘米，宽32厘米，厚3.5厘米。砖面造型是一朵盛开的莲花，正中间是两个同心圆，小圆内饰一颗莲子，两同心圆构成的圆环被八条径线等分，每个区间饰一颗莲子，八颗莲子均匀对称分布且莲子饱满。同心圆外均匀对称分布着八片莲瓣，莲瓣舒展，每两个莲瓣间都有花蕊点缀其间，显得疏密有致。四角有三重弧线，纹饰鼓起。砖面图案的造型圆润丰满、生动逼真，立体感很强，呈现出浑圆、柔和、阴阳分明的浅浮雕的效果；疏密处理得当，在对称平衡中蕴含着气韵，给人以整齐、稳定、庄严的感觉。
唐代在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思想活跃且颇具成就的时期，经济、文化空前发展，艺术方面的发展也生机勃勃，物质的充沛，必然引导精神层次的高需求。所以，这个时期，花卉图案成为许多工艺品上的重要装饰元素，牡丹、莲花等富有美好含义的花卉成为最好的装饰纹样。
唐代将佛教之为国教后，莲花备受人们推崇。佛经称“莲经”，佛座称“莲座”或“莲台”，佛寺称“莲宇”，僧舍称“莲房”，袈裟称“莲衣”等。莲花图案也成为佛教的标志。佛教的建筑、装修、器物也都有莲花图案。莲花，自古就被文人看成是清高脱俗的品格象征。结合唐代佛教深入人心的情况分析，墓室出现莲花纹铺地砖，除了强烈的文人价值取向外，还带有浓浓的佛教色彩和“佛光普照，修行成佛”的民俗追求。
清代五彩福禄寿瓷像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来的，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大约在3500年前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经过长期的改进，在公元2世纪的汉代末期，烧制出成熟的青瓷。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一词已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因其较为低廉的成本和耐磨不透水的特性，瓷器广为世界各地的民众所使用。
中国人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至清代，瓷器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加，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色到多彩的发展过程。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
下文介绍的福、禄、寿三星瓷像是酒泉市博物馆的藏品，属于清代的瓷器陈设品。1950年酒泉县人民政府交与当时的县文化馆，1979年酒泉县博物馆成立后收藏至今。它们器形厚重，胎釉结合紧密，胎坚质细，釉面光滑细腻，色调沉着，纹饰清晰，外观华美，以其完整的造型、鲜明的色泽、适宜的比例、特有的寓意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
瓷福星像
高60厘米。福星呈站姿，面庞白净，髭须分明；头戴便帽，身着五彩花卉、宝相、凤鸟纹饰的蓝色交领长袍，足蹬皂靴；怀抱一身着红底白梅回纹交领衫的孩童，孩童的发式很有特点，显得俏皮可爱。福星尽享天伦、怡然自得的神态栩栩如生。
瓷禄星像
高57厘米。禄星呈站姿，衣冠楚楚，老成持重；头戴官帽，颈佩项圈，身着五彩海水、云龙纹饰的红色官袍，足蹬皂靴；左臂微屈，手托如意，右手握绶带。禄星展现给人们的是庄重、沉稳的形象。
瓷寿星像
高56厘米。寿星呈站姿，长须飘飘，精神饱满；头部左后侧生一肉髻，身着黄色交领长袍，上饰五彩仙鹤、蝙蝠、寿桃、牡丹、菊花、梅花、宝相纹饰；左手拿桃，右手持杖。寿星老而不衰、慈祥可爱的样子很叫人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