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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尊重我镜头中的那些病人和亡者,即便他们可能什么都感觉不到
年轻的时候,贺延光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个摄影记者,生怕自己到了现场没人留意,“摄影背心不离身,相机有几个背几个。”
30年下来,他成为中国新闻摄影的一面旗帜,相机却越用越简单,摄影背心也不再穿在身上。跟年轻一辈一起讨论怎样拍出好片子,他的经验是,“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摁动快门,片子可能要好得多。”
他从不认为图片仅仅是文字的附属和补充,“摄影记者也好,文字记者也好,都是记者,职业特点都是一样的,只是表述方式不同罢了。”
“一个摄影师对他人和社会的认知水平,直接决定作品的成败。”他毫不客气地批评那些跟着文字记者出去采访,事先根本不做任何功课,对采访对象一无所知,“连静下心来听听人家说些什么都做不到”的摄影记者,“不可能拍出有分量的好片子,因为你全无思想,就是一个照相机器。”
他为《中国青年报》摄影部招考新人所出的一套考题,已成为业内经典,不少兄弟媒体都要了去做参考。
考题里非专业知识占了一大部分,内容涉及历史、时政、文化、社会,“新闻摄影需要作者具备综合知识,能够把画面放进一个大的社会背景里,对背景的娴熟运用其实靠的就是拍摄者对社会、对环境的认知。”
他拿出自己第一张获奖的片子《个体户上街》,与时任美联社摄影记者刘香成的《可口可乐走进故宫》作对比。
《个体户上街》拍摄于1981年5月,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刚刚放开,一位卖大碗茶的小伙子热情地把一碗茶水递给顾客。“这个片子构图不错,人物表情也挺好,当时得了奖,我挺高兴的。但是后来,当我慢慢懂得什么是新闻摄影,我才知道这幅得奖照片问题其实很多。最大失误是什么?是我没有交代背景。”
“我是站在金水桥前拍的。如果我的背景里有天安门,或者有天安门城楼的那么一个角,让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在北京,在中国,北京的个体经营就是从大碗茶发展起来的,这个故事才完整,才更有意义。”
他将刘香成的作品作为比照,“他这个片子也是80年代初拍的,是一个关于可口可乐的照片,背景是故宫午门,一个小伙子裹着军大衣,兜售可口可乐,瓶装的。可口可乐这个标志,全世界都有,但他把背景交代得很清楚,午门、故宫、五千年中国历史的象征,一个国外最著名的产品卖到了这里。画面很生动,要表达的内容既准确又特别有韵味。”
“拍下就是永恒。摄影的功能不仅是为了观赏,有时是为了防止遗忘。”他常以此与同行共勉。对于那些尚不具备发表条件的照片,他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历史多么顽强,不管如何禁锢,它总在持续不断地披露真相,展现事实。”
常常有人问他,“这个东西又见不了报,为什么要拍?”他的回答很坚决,“早晚有一天它能见报,会和读者见面,今天见不了没关系。”他说不要怕等待,最可怕的是,有那么一天,片子可以拿出来了,人家问你,你却说,“哎呀,我想着当时不能发,就没拍。”
“搞新闻的人要瞻前顾后,所谓顾后,是你要了解社会的背景、发展的脉络;瞻前,就是你要往前看,什么东西是我们推崇的、共有的、永恒的,这一定要想明白。想明白了这些,你做这个事儿,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你一张片子有人家一家人的安宁重要吗?”
拍摄过太多灾难,他的镜头却始终保有对被拍摄者的理解和尊重。他一再告诫年轻一代的摄影师,要有“同情心”,镜头里“要有点忌讳”,“直接表现苦难,是最简单的。如果仅仅是为了使人触目惊心,去展示视觉刺激,而不考虑自己的照片对被拍摄者生活的影响,人格的损害,这样的心态是很可怕的。”
他在非典期间拍摄的《面对生命》打动了很多人。那是一个医生的背影,他叉着腰站立在一名救治无效的SARS患者遗体前,生命与死亡、责任与无奈交织在一起的氛围浸透了画面。
救治过许多患者的丁秀兰医生因感染SARS病毒辞世,贺延光的镜头对准的不是丁医生苍白的面部,而是低垂在被单外的一只不久前还在救死扶伤的手。
“我必须尊重我镜头中的那些病人和亡者,即便他们可能什么都感觉不到,但作为记者,我尽量避免暴露他们更多的细节,更多的是运用象征的方法来传递信息。”拍摄医生如此,拍摄普通患者同样如此。一个女孩在病房里看杂志,察觉到有人在拍她,马上用杂志挡住自己的脸,“她说,您别拍我,我妈还不知道我来这儿了呢!”
“人家说得没错啊,你非要拍也不是不成,但是你一张片子有人家一家人的安宁重要吗?”他赶紧让姑娘放心,“你看你的,用杂志挡着脸,保证不让你妈妈看出来是你。”
“作品比名字更重要”,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身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获奖无数,却连个像样的个人影展都没办过。
有人称他“影像在身后的摄影家”,他拍摄的《小平您好》、《民主进程》、《面对生命》、《两党一小步 民族一大步》为许多读者所熟悉、赞叹,但是因为没有刻意的宣传,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把这些照片和他的名字连在一块。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笑一笑,“历史上多少珍贵的照片,署名是‘佚名’,不知道作者是谁怕什么,只要片子能够流传下来,足够了。”
年轻的时候,贺延光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个摄影记者,生怕自己到了现场没人留意,“摄影背心不离身,相机有几个背几个。”
30年下来,他成为中国新闻摄影的一面旗帜,相机却越用越简单,摄影背心也不再穿在身上。跟年轻一辈一起讨论怎样拍出好片子,他的经验是,“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摁动快门,片子可能要好得多。”
![](/img/pic.php?url=http://img1.qikan.com/qkimages/nfrw/nfrw200731/nfrw20073122-2-l.jpg)
他从不认为图片仅仅是文字的附属和补充,“摄影记者也好,文字记者也好,都是记者,职业特点都是一样的,只是表述方式不同罢了。”
“一个摄影师对他人和社会的认知水平,直接决定作品的成败。”他毫不客气地批评那些跟着文字记者出去采访,事先根本不做任何功课,对采访对象一无所知,“连静下心来听听人家说些什么都做不到”的摄影记者,“不可能拍出有分量的好片子,因为你全无思想,就是一个照相机器。”
他为《中国青年报》摄影部招考新人所出的一套考题,已成为业内经典,不少兄弟媒体都要了去做参考。
考题里非专业知识占了一大部分,内容涉及历史、时政、文化、社会,“新闻摄影需要作者具备综合知识,能够把画面放进一个大的社会背景里,对背景的娴熟运用其实靠的就是拍摄者对社会、对环境的认知。”
他拿出自己第一张获奖的片子《个体户上街》,与时任美联社摄影记者刘香成的《可口可乐走进故宫》作对比。
《个体户上街》拍摄于1981年5月,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刚刚放开,一位卖大碗茶的小伙子热情地把一碗茶水递给顾客。“这个片子构图不错,人物表情也挺好,当时得了奖,我挺高兴的。但是后来,当我慢慢懂得什么是新闻摄影,我才知道这幅得奖照片问题其实很多。最大失误是什么?是我没有交代背景。”
“我是站在金水桥前拍的。如果我的背景里有天安门,或者有天安门城楼的那么一个角,让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在北京,在中国,北京的个体经营就是从大碗茶发展起来的,这个故事才完整,才更有意义。”
他将刘香成的作品作为比照,“他这个片子也是80年代初拍的,是一个关于可口可乐的照片,背景是故宫午门,一个小伙子裹着军大衣,兜售可口可乐,瓶装的。可口可乐这个标志,全世界都有,但他把背景交代得很清楚,午门、故宫、五千年中国历史的象征,一个国外最著名的产品卖到了这里。画面很生动,要表达的内容既准确又特别有韵味。”
“拍下就是永恒。摄影的功能不仅是为了观赏,有时是为了防止遗忘。”他常以此与同行共勉。对于那些尚不具备发表条件的照片,他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历史多么顽强,不管如何禁锢,它总在持续不断地披露真相,展现事实。”
常常有人问他,“这个东西又见不了报,为什么要拍?”他的回答很坚决,“早晚有一天它能见报,会和读者见面,今天见不了没关系。”他说不要怕等待,最可怕的是,有那么一天,片子可以拿出来了,人家问你,你却说,“哎呀,我想着当时不能发,就没拍。”
“搞新闻的人要瞻前顾后,所谓顾后,是你要了解社会的背景、发展的脉络;瞻前,就是你要往前看,什么东西是我们推崇的、共有的、永恒的,这一定要想明白。想明白了这些,你做这个事儿,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你一张片子有人家一家人的安宁重要吗?”
拍摄过太多灾难,他的镜头却始终保有对被拍摄者的理解和尊重。他一再告诫年轻一代的摄影师,要有“同情心”,镜头里“要有点忌讳”,“直接表现苦难,是最简单的。如果仅仅是为了使人触目惊心,去展示视觉刺激,而不考虑自己的照片对被拍摄者生活的影响,人格的损害,这样的心态是很可怕的。”
![](http://img1.qikan.com/qkimages/nfrw/nfrw200731/nfrw20073122-3-l.jpg)
他在非典期间拍摄的《面对生命》打动了很多人。那是一个医生的背影,他叉着腰站立在一名救治无效的SARS患者遗体前,生命与死亡、责任与无奈交织在一起的氛围浸透了画面。
救治过许多患者的丁秀兰医生因感染SARS病毒辞世,贺延光的镜头对准的不是丁医生苍白的面部,而是低垂在被单外的一只不久前还在救死扶伤的手。
“我必须尊重我镜头中的那些病人和亡者,即便他们可能什么都感觉不到,但作为记者,我尽量避免暴露他们更多的细节,更多的是运用象征的方法来传递信息。”拍摄医生如此,拍摄普通患者同样如此。一个女孩在病房里看杂志,察觉到有人在拍她,马上用杂志挡住自己的脸,“她说,您别拍我,我妈还不知道我来这儿了呢!”
“人家说得没错啊,你非要拍也不是不成,但是你一张片子有人家一家人的安宁重要吗?”他赶紧让姑娘放心,“你看你的,用杂志挡着脸,保证不让你妈妈看出来是你。”
“作品比名字更重要”,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身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获奖无数,却连个像样的个人影展都没办过。
有人称他“影像在身后的摄影家”,他拍摄的《小平您好》、《民主进程》、《面对生命》、《两党一小步 民族一大步》为许多读者所熟悉、赞叹,但是因为没有刻意的宣传,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把这些照片和他的名字连在一块。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笑一笑,“历史上多少珍贵的照片,署名是‘佚名’,不知道作者是谁怕什么,只要片子能够流传下来,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