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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尊重我镜头中的那些病人和亡者，即便他们可能什么都感觉不到
年轻的时候，贺延光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个摄影记者，生怕自己到了现场没人留意，“摄影背心不离身，相机有几个背几个。”
30年下来，他成为中国新闻摄影的一面旗帜，相机却越用越简单，摄影背心也不再穿在身上。跟年轻一辈一起讨论怎样拍出好片子，他的经验是，“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摁动快门，片子可能要好得多。”
他从不认为图片仅仅是文字的附属和补充，“摄影记者也好，文字记者也好，都是记者，职业特点都是一样的，只是表述方式不同罢了。”
“一个摄影师对他人和社会的认知水平，直接决定作品的成败。”他毫不客气地批评那些跟着文字记者出去采访，事先根本不做任何功课，对采访对象一无所知，“连静下心来听听人家说些什么都做不到”的摄影记者，“不可能拍出有分量的好片子，因为你全无思想，就是一个照相机器。”
他为《中国青年报》摄影部招考新人所出的一套考题，已成为业内经典，不少兄弟媒体都要了去做参考。
考题里非专业知识占了一大部分，内容涉及历史、时政、文化、社会，“新闻摄影需要作者具备综合知识，能够把画面放进一个大的社会背景里，对背景的娴熟运用其实靠的就是拍摄者对社会、对环境的认知。”
他拿出自己第一张获奖的片子《个体户上街》，与时任美联社摄影记者刘香成的《可口可乐走进故宫》作对比。
《个体户上街》拍摄于1981年5月，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刚刚放开，一位卖大碗茶的小伙子热情地把一碗茶水递给顾客。“这个片子构图不错，人物表情也挺好，当时得了奖，我挺高兴的。但是后来，当我慢慢懂得什么是新闻摄影，我才知道这幅得奖照片问题其实很多。最大失误是什么？是我没有交代背景。”
“我是站在金水桥前拍的。如果我的背景里有天安门，或者有天安门城楼的那么一个角，让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在北京，在中国，北京的个体经营就是从大碗茶发展起来的，这个故事才完整，才更有意义。”
他将刘香成的作品作为比照，“他这个片子也是80年代初拍的，是一个关于可口可乐的照片，背景是故宫午门，一个小伙子裹着军大衣，兜售可口可乐，瓶装的。可口可乐这个标志，全世界都有，但他把背景交代得很清楚，午门、故宫、五千年中国历史的象征，一个国外最著名的产品卖到了这里。画面很生动，要表达的内容既准确又特别有韵味。”
“拍下就是永恒。摄影的功能不仅是为了观赏，有时是为了防止遗忘。”他常以此与同行共勉。对于那些尚不具备发表条件的照片，他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历史多么顽强，不管如何禁锢，它总在持续不断地披露真相，展现事实。”
常常有人问他，“这个东西又见不了报，为什么要拍？”他的回答很坚决，“早晚有一天它能见报，会和读者见面，今天见不了没关系。”他说不要怕等待，最可怕的是，有那么一天，片子可以拿出来了，人家问你，你却说，“哎呀，我想着当时不能发，就没拍。”
“搞新闻的人要瞻前顾后，所谓顾后，是你要了解社会的背景、发展的脉络；瞻前，就是你要往前看，什么东西是我们推崇的、共有的、永恒的，这一定要想明白。想明白了这些，你做这个事儿，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你一张片子有人家一家人的安宁重要吗？”
拍摄过太多灾难，他的镜头却始终保有对被拍摄者的理解和尊重。他一再告诫年轻一代的摄影师，要有“同情心”，镜头里“要有点忌讳”，“直接表现苦难，是最简单的。如果仅仅是为了使人触目惊心，去展示视觉刺激，而不考虑自己的照片对被拍摄者生活的影响，人格的损害，这样的心态是很可怕的。”
他在非典期间拍摄的《面对生命》打动了很多人。那是一个医生的背影，他叉着腰站立在一名救治无效的SARS患者遗体前，生命与死亡、责任与无奈交织在一起的氛围浸透了画面。
救治过许多患者的丁秀兰医生因感染SARS病毒辞世，贺延光的镜头对准的不是丁医生苍白的面部，而是低垂在被单外的一只不久前还在救死扶伤的手。
“我必须尊重我镜头中的那些病人和亡者，即便他们可能什么都感觉不到，但作为记者，我尽量避免暴露他们更多的细节，更多的是运用象征的方法来传递信息。”拍摄医生如此，拍摄普通患者同样如此。一个女孩在病房里看杂志，察觉到有人在拍她，马上用杂志挡住自己的脸，“她说，您别拍我，我妈还不知道我来这儿了呢！”
“人家说得没错啊，你非要拍也不是不成，但是你一张片子有人家一家人的安宁重要吗？”他赶紧让姑娘放心，“你看你的，用杂志挡着脸，保证不让你妈妈看出来是你。”
“作品比名字更重要”，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身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获奖无数，却连个像样的个人影展都没办过。
有人称他“影像在身后的摄影家”，他拍摄的《小平您好》、《民主进程》、《面对生命》、《两党一小步 民族一大步》为许多读者所熟悉、赞叹，但是因为没有刻意的宣传，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把这些照片和他的名字连在一块。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笑一笑，“历史上多少珍贵的照片，署名是‘佚名’，不知道作者是谁怕什么，只要片子能够流传下来，足够了。”
年轻的时候，贺延光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个摄影记者，生怕自己到了现场没人留意，“摄影背心不离身，相机有几个背几个。”
30年下来，他成为中国新闻摄影的一面旗帜，相机却越用越简单，摄影背心也不再穿在身上。跟年轻一辈一起讨论怎样拍出好片子，他的经验是，“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摁动快门，片子可能要好得多。”
他从不认为图片仅仅是文字的附属和补充，“摄影记者也好，文字记者也好，都是记者，职业特点都是一样的，只是表述方式不同罢了。”
“一个摄影师对他人和社会的认知水平，直接决定作品的成败。”他毫不客气地批评那些跟着文字记者出去采访，事先根本不做任何功课，对采访对象一无所知，“连静下心来听听人家说些什么都做不到”的摄影记者，“不可能拍出有分量的好片子，因为你全无思想，就是一个照相机器。”
他为《中国青年报》摄影部招考新人所出的一套考题，已成为业内经典，不少兄弟媒体都要了去做参考。
考题里非专业知识占了一大部分，内容涉及历史、时政、文化、社会，“新闻摄影需要作者具备综合知识，能够把画面放进一个大的社会背景里，对背景的娴熟运用其实靠的就是拍摄者对社会、对环境的认知。”
他拿出自己第一张获奖的片子《个体户上街》，与时任美联社摄影记者刘香成的《可口可乐走进故宫》作对比。
《个体户上街》拍摄于1981年5月，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刚刚放开，一位卖大碗茶的小伙子热情地把一碗茶水递给顾客。“这个片子构图不错，人物表情也挺好，当时得了奖，我挺高兴的。但是后来，当我慢慢懂得什么是新闻摄影，我才知道这幅得奖照片问题其实很多。最大失误是什么？是我没有交代背景。”
“我是站在金水桥前拍的。如果我的背景里有天安门，或者有天安门城楼的那么一个角，让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在北京，在中国，北京的个体经营就是从大碗茶发展起来的，这个故事才完整，才更有意义。”
他将刘香成的作品作为比照，“他这个片子也是80年代初拍的，是一个关于可口可乐的照片，背景是故宫午门，一个小伙子裹着军大衣，兜售可口可乐，瓶装的。可口可乐这个标志，全世界都有，但他把背景交代得很清楚，午门、故宫、五千年中国历史的象征，一个国外最著名的产品卖到了这里。画面很生动，要表达的内容既准确又特别有韵味。”
“拍下就是永恒。摄影的功能不仅是为了观赏，有时是为了防止遗忘。”他常以此与同行共勉。对于那些尚不具备发表条件的照片，他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历史多么顽强，不管如何禁锢，它总在持续不断地披露真相，展现事实。”
常常有人问他，“这个东西又见不了报，为什么要拍？”他的回答很坚决，“早晚有一天它能见报，会和读者见面，今天见不了没关系。”他说不要怕等待，最可怕的是，有那么一天，片子可以拿出来了，人家问你，你却说，“哎呀，我想着当时不能发，就没拍。”
“搞新闻的人要瞻前顾后，所谓顾后，是你要了解社会的背景、发展的脉络；瞻前，就是你要往前看，什么东西是我们推崇的、共有的、永恒的，这一定要想明白。想明白了这些，你做这个事儿，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你一张片子有人家一家人的安宁重要吗？”
拍摄过太多灾难，他的镜头却始终保有对被拍摄者的理解和尊重。他一再告诫年轻一代的摄影师，要有“同情心”，镜头里“要有点忌讳”，“直接表现苦难，是最简单的。如果仅仅是为了使人触目惊心，去展示视觉刺激，而不考虑自己的照片对被拍摄者生活的影响，人格的损害，这样的心态是很可怕的。”
他在非典期间拍摄的《面对生命》打动了很多人。那是一个医生的背影，他叉着腰站立在一名救治无效的SARS患者遗体前，生命与死亡、责任与无奈交织在一起的氛围浸透了画面。
救治过许多患者的丁秀兰医生因感染SARS病毒辞世，贺延光的镜头对准的不是丁医生苍白的面部，而是低垂在被单外的一只不久前还在救死扶伤的手。
“我必须尊重我镜头中的那些病人和亡者，即便他们可能什么都感觉不到，但作为记者，我尽量避免暴露他们更多的细节，更多的是运用象征的方法来传递信息。”拍摄医生如此，拍摄普通患者同样如此。一个女孩在病房里看杂志，察觉到有人在拍她，马上用杂志挡住自己的脸，“她说，您别拍我，我妈还不知道我来这儿了呢！”
“人家说得没错啊，你非要拍也不是不成，但是你一张片子有人家一家人的安宁重要吗？”他赶紧让姑娘放心，“你看你的，用杂志挡着脸，保证不让你妈妈看出来是你。”
“作品比名字更重要”，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身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获奖无数，却连个像样的个人影展都没办过。
有人称他“影像在身后的摄影家”，他拍摄的《小平您好》、《民主进程》、《面对生命》、《两党一小步 民族一大步》为许多读者所熟悉、赞叹，但是因为没有刻意的宣传，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把这些照片和他的名字连在一块。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笑一笑，“历史上多少珍贵的照片，署名是‘佚名’，不知道作者是谁怕什么，只要片子能够流传下来，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