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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接触杨朔的文章，是中学语文课本里的《荔枝蜜》。时隔十年，虽然已记不清老师是如何教我们学习这篇课文的，但映在我脑海里的，是一个蜜蜂酿蜜的故事。记得文章写得很清新，而且通俗易懂，我和同学们都喜欢读，老师也要求我们背诵了它……朗读起来，觉得脑子里有幅画，很美——“我”、养蜂人、成群的蜜蜂，荔枝树的汪洋大海……
前几日，我又重读了《荔枝蜜》，很是可惜，连读了好几遍，可是我也没读出当年的感觉，也读不出那幅美丽的图画，唯一相似的感觉就是：文字依旧清新易懂。此外有点新的烦厌的感觉夹杂其中：蜜蜂酿蜜的辛劳过程比作劳动人民辛勤的耕耘，这没错，可是太过于直白，缺乏内涵；感觉是在借蜜蜂赞扬劳动人民，可是又缺乏作者的真情实感在里面，仿佛这种赞美只等同于一个感叹号，确不似同期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那般以情动人。
于是我有些纳闷，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是文章本身的原因还是我的原因？还是这篇文章已不再适合我的胃口？
之后，我把杨朔代表性的散文都读了，《香山红叶》、《茶花赋》、《雪浪花》等，读完感觉它们都很相似：一个小故事，几段景色描绘，最后都以赞扬劳动人民，歌颂祖国作结。看到有学者评论“杨朔散文模式”——开头设悬念，中间转弯子，卒章显其志。回头想想，也和我的阅读体验颇有些相似。
然而，毫无疑问，杨朔的散文“在发表的当时，以及80年代的一段时间，被看作是当代散文名篇，选入各种选本和中学语文课”。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名篇，然而随着文学史的不断更迭与淘汰，真正的名篇应该是无论哪个时代，都备受推崇的经典作品。
谈至此，我感觉很有必要提一提杨朔所处的年代和当时的写作环境。因为很显然，没有哪个作家可以超越自己的时代，每个作家的创作都是“立足当下的”。从大的创作环境来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不管是出于政权巩固的需要，还是鼓舞人心建设新中国的考虑出发，都需要以颂扬为格调的作品，也许正是如此，国家和政权对作家和艺术家进行控制和组织领导的一系列机构相继成立，关于文化的政策条规空前的与文学自身相连，就作品的创作而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在这种统一的意识形态的要求下，创作主体及其个性思维，个体情感与经验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致的高调的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新人物新事件的颂扬。从创作的小环境来讲，散文在当时成了最受欢迎的文体，广义上的散文：叙事性的，具有文学意味的通讯，报告、文艺性短论。狭义的散文：即所谓抒情性散文都在当时炙手可热。内容上都与国民的生活相系，主旨上都体现着国人的精神状态与心声。划分起来，杨朔的散文应该属于后者，且毋庸置疑，他的散文不可避免的含有大的写作环境的格调与气质。
研究历史上的作家作品，我想，无论选择怎样的切入点，其目的都是为了服务当下。一个作家无论他身处哪个时代。其作品和作品所包含的精神能够为当下的人们所喜爱，所接受，所景仰，能够给当下人的精神世界注入一些食粮，给当下的人一些启示，那他的作品就是有价值的，这样的研究才称得上有意义，而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去发掘这种精神。既如此，那杨朔的散文有哪些优点？有哪些精神值得当下的人去发掘？
翻看当下的研究者对杨朔散文的评价，我先是吃惊，后是不解，最后是困惑与思索。因为我发现，对同一个作家的作品，要么是狂热的赞美，要么是疯狂的贬低，竟然是如此绝对二分地看待。为何？
看到的资料有限，杨朔的散文被研究者赞誉的方面，简略总结如下：构思精巧，意境优美且诗意浓郁，托物言志方法的巧妙利用，语言优美富有情趣，文字凝练，浅中有深淡中有味的风格，“既放得开又收得拢，做到了艺术与思想的完美统一”。此外，我还注意到，对杨朔散文优点的评论，好像千篇一律，甚至有的评论话语都极为相似。难道杨朔散文的优胜之处是如此的集中？再没有其它优点可以阐述了？我想一篇足够经典的文章，我想无论从哪个层面切入研究，它都是经得起“考验”且耐人思索与赞扬的。
与之相反，我发现杨朔散文不足之处的研究层面似乎显得更广阔，而且证据更充分更令我信服。大致总结如下：单调的叙事模式、思维模式、抒情方式，语言过于透明缺少含混性。评论者说，其散文单调的叙事模式与思维模式互为因果，作品多抒情之作，可所抒之情多矫揉造作，一元的散文与一元的时代相契合……所谓的托物言志，起承转合造就的只是新时期的“新八股”，是“一个未被清理的公害”。
虽然批驳的言辞是过于激烈了，可是此方面的研究者大都能结合作者所处的写作时代与背景，进行客观的分析，探讨造成其文章缺点的个人与社会的原因。而且，肯定杨朔散文的研究者所引用的材料无非就是作者“以诗为文”的主张。也许，我已经能下一个结论，杨朔的散文之所以被研究者如此评论的原因在于：优点突出，缺点明显；而且其优点是经不起多次推敲的。
那么，既然如此，要成为一篇优秀的散文，衡量它最重要的尺度是什么？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记得我的老师讲课时说：“散文这个东西，你有意为之，有时反而不像散文；一些作家他无意为之，所写之文读起来却是一篇很好的散文，这其中的道理和技巧很难把握，做到这一点很不易！”前几日，看一位评论家的评论，“如果说整篇散文是一流清泉，那么诗情和哲理应该是清泉中活波的游鱼”。我觉得比喻得很贴切，散文是最具主观性的文体，读完散文应该是沁人心脾的。在散文中应该能读出作者的喜怒哀乐，听出作者的愁苦悲欢，感受到作者的呐喊与压抑……我想，读散文应该是了解一位作家最简洁的途径，巴金也说过，“散文贵真”。散文里应该会有作家的真性情、真感情、真信念……
那么杨朔的散文里，是否也有“真的东西”存在，我不能完全否定，可是我能肯定，我读了他的散文，他的形象在我心里还是模糊得，没有像读巴金的散文那样，读出一个迷茫的，反省的，自责的……真实的作者形象来。
还有一个问题，杨朔的散文里为何屡屡提到劳动人民和祖国？除了大家都能想到的当时的政策的影响外，还是否潜藏着作者的特殊情怀？很有幸，我看到了毕光明先生在中华散文研讨会上的发言稿，题为《被修改的仁爱精神：杨朔散文中的悯农意识》，他以《荔枝蜜》为例进行了分析。他说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当国家意志把他作为作家的意志扭曲，在“我”完全被“我们”所取代的年代，作家的创作只能在单纯化简单化的写作中重复，唯一留存在作家骨子里的东西就是千百年来我们民族的仁人志士所流传的仁爱精神，集中体现在杨朔身上，是一种强烈的悯农意识，当然也有一种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愧疚在其中。
不知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呢？此时此刻，您是否觉得杨朔的形象在您的心目中高大起来了呢？
【参考文献】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2]杨朔.《东风第一枝.小跋》.
前几日，我又重读了《荔枝蜜》，很是可惜，连读了好几遍，可是我也没读出当年的感觉，也读不出那幅美丽的图画，唯一相似的感觉就是：文字依旧清新易懂。此外有点新的烦厌的感觉夹杂其中：蜜蜂酿蜜的辛劳过程比作劳动人民辛勤的耕耘，这没错，可是太过于直白，缺乏内涵；感觉是在借蜜蜂赞扬劳动人民，可是又缺乏作者的真情实感在里面，仿佛这种赞美只等同于一个感叹号，确不似同期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那般以情动人。
于是我有些纳闷，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是文章本身的原因还是我的原因？还是这篇文章已不再适合我的胃口？
之后，我把杨朔代表性的散文都读了，《香山红叶》、《茶花赋》、《雪浪花》等，读完感觉它们都很相似：一个小故事，几段景色描绘，最后都以赞扬劳动人民，歌颂祖国作结。看到有学者评论“杨朔散文模式”——开头设悬念，中间转弯子，卒章显其志。回头想想，也和我的阅读体验颇有些相似。
然而，毫无疑问，杨朔的散文“在发表的当时，以及80年代的一段时间，被看作是当代散文名篇，选入各种选本和中学语文课”。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名篇，然而随着文学史的不断更迭与淘汰，真正的名篇应该是无论哪个时代，都备受推崇的经典作品。
谈至此，我感觉很有必要提一提杨朔所处的年代和当时的写作环境。因为很显然，没有哪个作家可以超越自己的时代，每个作家的创作都是“立足当下的”。从大的创作环境来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不管是出于政权巩固的需要，还是鼓舞人心建设新中国的考虑出发，都需要以颂扬为格调的作品，也许正是如此，国家和政权对作家和艺术家进行控制和组织领导的一系列机构相继成立，关于文化的政策条规空前的与文学自身相连，就作品的创作而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在这种统一的意识形态的要求下，创作主体及其个性思维，个体情感与经验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致的高调的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新人物新事件的颂扬。从创作的小环境来讲，散文在当时成了最受欢迎的文体，广义上的散文：叙事性的，具有文学意味的通讯，报告、文艺性短论。狭义的散文：即所谓抒情性散文都在当时炙手可热。内容上都与国民的生活相系，主旨上都体现着国人的精神状态与心声。划分起来，杨朔的散文应该属于后者，且毋庸置疑，他的散文不可避免的含有大的写作环境的格调与气质。
研究历史上的作家作品，我想，无论选择怎样的切入点，其目的都是为了服务当下。一个作家无论他身处哪个时代。其作品和作品所包含的精神能够为当下的人们所喜爱，所接受，所景仰，能够给当下人的精神世界注入一些食粮，给当下的人一些启示，那他的作品就是有价值的，这样的研究才称得上有意义，而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去发掘这种精神。既如此，那杨朔的散文有哪些优点？有哪些精神值得当下的人去发掘？
翻看当下的研究者对杨朔散文的评价，我先是吃惊，后是不解，最后是困惑与思索。因为我发现，对同一个作家的作品，要么是狂热的赞美，要么是疯狂的贬低，竟然是如此绝对二分地看待。为何？
看到的资料有限，杨朔的散文被研究者赞誉的方面，简略总结如下：构思精巧，意境优美且诗意浓郁，托物言志方法的巧妙利用，语言优美富有情趣，文字凝练，浅中有深淡中有味的风格，“既放得开又收得拢，做到了艺术与思想的完美统一”。此外，我还注意到，对杨朔散文优点的评论，好像千篇一律，甚至有的评论话语都极为相似。难道杨朔散文的优胜之处是如此的集中？再没有其它优点可以阐述了？我想一篇足够经典的文章，我想无论从哪个层面切入研究，它都是经得起“考验”且耐人思索与赞扬的。
与之相反，我发现杨朔散文不足之处的研究层面似乎显得更广阔，而且证据更充分更令我信服。大致总结如下：单调的叙事模式、思维模式、抒情方式，语言过于透明缺少含混性。评论者说，其散文单调的叙事模式与思维模式互为因果，作品多抒情之作，可所抒之情多矫揉造作，一元的散文与一元的时代相契合……所谓的托物言志，起承转合造就的只是新时期的“新八股”，是“一个未被清理的公害”。
虽然批驳的言辞是过于激烈了，可是此方面的研究者大都能结合作者所处的写作时代与背景，进行客观的分析，探讨造成其文章缺点的个人与社会的原因。而且，肯定杨朔散文的研究者所引用的材料无非就是作者“以诗为文”的主张。也许，我已经能下一个结论，杨朔的散文之所以被研究者如此评论的原因在于：优点突出，缺点明显；而且其优点是经不起多次推敲的。
那么，既然如此，要成为一篇优秀的散文，衡量它最重要的尺度是什么？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记得我的老师讲课时说：“散文这个东西，你有意为之，有时反而不像散文；一些作家他无意为之，所写之文读起来却是一篇很好的散文，这其中的道理和技巧很难把握，做到这一点很不易！”前几日，看一位评论家的评论，“如果说整篇散文是一流清泉，那么诗情和哲理应该是清泉中活波的游鱼”。我觉得比喻得很贴切，散文是最具主观性的文体，读完散文应该是沁人心脾的。在散文中应该能读出作者的喜怒哀乐，听出作者的愁苦悲欢，感受到作者的呐喊与压抑……我想，读散文应该是了解一位作家最简洁的途径，巴金也说过，“散文贵真”。散文里应该会有作家的真性情、真感情、真信念……
那么杨朔的散文里，是否也有“真的东西”存在，我不能完全否定，可是我能肯定，我读了他的散文，他的形象在我心里还是模糊得，没有像读巴金的散文那样，读出一个迷茫的，反省的，自责的……真实的作者形象来。
还有一个问题，杨朔的散文里为何屡屡提到劳动人民和祖国？除了大家都能想到的当时的政策的影响外，还是否潜藏着作者的特殊情怀？很有幸，我看到了毕光明先生在中华散文研讨会上的发言稿，题为《被修改的仁爱精神：杨朔散文中的悯农意识》，他以《荔枝蜜》为例进行了分析。他说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当国家意志把他作为作家的意志扭曲，在“我”完全被“我们”所取代的年代，作家的创作只能在单纯化简单化的写作中重复，唯一留存在作家骨子里的东西就是千百年来我们民族的仁人志士所流传的仁爱精神，集中体现在杨朔身上，是一种强烈的悯农意识，当然也有一种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愧疚在其中。
不知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呢？此时此刻，您是否觉得杨朔的形象在您的心目中高大起来了呢？
【参考文献】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2]杨朔.《东风第一枝.小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