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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成熟资源型城市作为国家能源资源的核心保障区，绿色转型任务不可轻视，为促进其绿色转型政策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同时为转型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研究基础，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设计了能源资源、经济、社会、环境、技术5个子系统的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调整政府、产业、企业3大转型主体的政策参数，模拟了各政策情境下的发展趋势，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增加投资型环境规制政策的力度比费用型环境规制政策更能促进城市绿色经济水平的提升，费用型环境规制会挤占企业的研发投入，适当降低费用型规制力度可以促使企业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同时政府和企业均应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城市绿色技术水平，利用创新驱动绿色转型，最后应注重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第三产业的投资比例，带动城市产业多元化发展，做到节能减排降耗。因此，建立政府、产业、企业三位一体的转型政策体系，才能优势互补，促进成熟型资源型城市早日实现绿色转型。
关 键 词：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系统动力学
DOI：10.16315/j.stm.2019.03.018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志码： A
Abstract：A mature resourcebased city is the core guarantee base for national energy resources， and the task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its green transformation policy system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the formulation of transformation policy， this paper designs the dynamic resourcebased urban green transformation system dynamics model of energy resources， economy， society，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By adjusting the policy parameters of the three major transformation entities of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enterprise， it simulates the policy situati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to increase investmentorient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green economy than costbas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Costbas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ill crowd out the R&D investment of enterprises， and appropriate reduction of costbased regulation can promote green innovation. Enterprises should actively carry out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should increase investment in R&D， improve urban green technology capabilities， and drive innovation in green transformation. Finally， we should focus on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investment in the tertiary industry， and driv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urban industrie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achieve the goal of saving energy and reducing emissions. Ther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hreeinone transformational combination system of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enterprises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s advantages and promote the early realization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in mature resourcebased cities.
Keywords：resourcebased cities; green transformation; system dynamics
資源型城市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能源与原材料，是城市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所在。然而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会激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尖锐矛盾，容易使地区发展陷入困境;因此，丰裕的自然资源不一定能为城市创造长久的发展潜能，还有可能带来“资源诅咒”[1]。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的通知》，将 262 个资源型城市划分为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创新型4类，其中作为能源资源核心保障区的成熟资源型城市成为重点关注对象。成熟资源型城市应提早进行科学规划，珍惜并合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避免应验“资源诅咒”，进行绿色转型，走经济与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绿色转型有别于传统的一般转型，单一经济转型并不切合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理论，绿色转型应是影响经济、社会、环境、能源等多方面转变的系统工程。决策者，监督者，实施者，服务者是推动绿色转型成功的关键主体，因而会涉及到政府、产业、企业等多层次主体[2]。从城市绿色转型主体角度来看，政府、产业、企业作为最关键的参与者，在转型过程中应相辅相成，发挥政策协同作用。首先，政府作为转变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导力量，对绿色转型起到方向性引导作用，对政策实施效果应负起绿色监管责任，而环境规制是政府实现绿色监管最常用和最有效的手段[3]。针对环境规制的政策效果，学术界存在两种主流观点， “遵循成本说”理论发现环境规制将环境的负外部性成本由企业内化，加重了企业负担，挤占了创新资源，对企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4-6]。然而，“创新补偿说”理论认为加强环境规制力度，可以弥补其带来的治污成本，倒逼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提高生产效率，进而降低了生产成本[7-8]，张娟[9]通过资源型城市的数据验证了这一假说。但有其他观点表明，政府环境规制只有达到特定的时间和力度，才能对经济增長、技术进步和节能降耗产生促进作用[10-13]，即存在门槛效应。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经济的影响会因为分类、作用地区或行业差异而存在异质性特征，也是造成争议的主要原因。邱玉霞等[14]将环境规制分为投资型与费用型，并实证验证了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投资型环境规制则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另外，产业作为城市绿色转型的关键载体，是绿色转型的中观主体，而主导型产业的选择与布局也是绿色发展的关键一环。薛卫锋[15]构建了山西长治市经济、产业、环境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实证发现产业结构优化能降低能源强度和环境损失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绿色转型。资源型城市要构建多元产业体系，促进资源型行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然而，对于企业来说，作为绿色转型的基础力量，应注重培育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胡萝卜加大棒型”的管理措施，成为治污和鼓励绿色技术创新的主流，从而帮助内化环境外部性成本[16]。李平[17-18]从目的、过程、系统的角度阐述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强调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基础上技术创新应从传统向绿色化转变，企业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唯一主体存在局限性，只有政府、科研院所、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才能打开传统技术创新的“黑箱”，从而解决绿色技术创新的外部经济性问题。何小钢[19]揭示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
在资源型城市分类型研究方面，韩凤芹等[20]指出由于资源型城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不尽相同，四种类型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模式及可持续发展策略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分类指导、特色发展是关键。目前大多数学者对衰退资源型城市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衰退症结[21]、产业选择问题及对策[22]、经济转型效率[23]、可持续发展[24]等方面。另外，王芳等[25]、胡爱萍[26]分别针对产业结构优化、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为成长型资源型城市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成熟资源型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转型障碍分析[27]、转型能力评价[28]、产业转型对策[29]等方面，但缺乏对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及系统传导机制的研究。
综上，多数学者更注重资源型城市的一般转型而忽略了更深意义的绿色转型，前人大多数肯定了技术创新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重要作用，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关注度不高，而且对绿色技术创新在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系统传导机制研究不够深入，大部分学者只研究了政府、产业或企业等某个单一主体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并未形成绿色转型政策体系。在资源型城市分类型研究方面，大多数研究集中在衰退型城市的转型上，而对于数量占比高达54%的成熟资源型城市的研究不够丰富。鉴于此，成熟资源型城市要实现绿色转型，应建立政府、产业、企业的三位一体的组合转型体系，要因地制宜制定城市转型发展战略，重视转型政策的匹配和组合，发挥政策协同效应。本文将建立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系统并进行仿真模拟，发挥系统动力学政策实验室的作用，促进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政策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1 系统结构分析
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系统是多输入、多输出、多反馈结构的高阶次复杂时变系统，包含动力、推力、效果3大系统。其中动力系统是资源型城市的命脉，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包括能源资源、经济、社会、环境、技术子系统。推力系统则是城市转型宏观、中观、微观主体即政府、产业、企业所采取的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政策的组合系统，是实现城市绿色转型的重要推力。效果系统则是检验推力系统效应程度的试金石，即城市绿色转型成功的关键评价指标，包括经济协调发展、社会福祉提高、资源高效利用、环境绿色发展、技术水平提升等方面。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在系统中的交换传递，形成了联系紧密且稳定的系统结构，孤立分析其中某一变量或某一子系统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只有从整个城市系统的角度出发，研究绿色转型问题，才能为成功转型提供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系统动力学（简称system dynamics，SD）是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基础，借助计算机仿真模拟技术，以解决某一具体实际问题为目的，针对关键影响因素建立系统模型，研究系统内信息反馈并得出问题解决对策的方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福瑞斯特（J. W. Forrester）教授在1956年创立该方法，并且曾从系统的层次研究了城市的兴衰问题，于1969年出版了《城市动力学》。在企业、区域、国家甚至世界规模的发展战略与决策分析中，SD方法均有应用。在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赵黎明等[30]、刘小茜等[31]、乔国通等[32]、安贵鑫等[33]、安虎贲等[34]运用SD模型对我国黄金产地招远市、煤炭城市鄂尔多斯市、矿业城市淮南市、石油城市东营市、林业城市伊春市进行系统仿真以探究各类型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曾丽君等[35]通过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子系统探究了科技产业和资源型城市协同发展的战略。王艳秋等[36]在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子系统的基础上，加入科技子系统，研究了大庆市绿色转型发展政策。综上，城市绿色转型系统涉及变量颇多，互动关系十分复杂，因此SD方法非常适用于研究此类复杂巨系统。将经济、社会、环境、能源资源、技术等内生变量全部纳入到转型系统中，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分析某一变量变动对整个系统产生的效应，也可以提供现实具体、有操作意义的政策建议。综上，本文构建了包括动力、推力、效果系统的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结构框架，如图1所示，其中动力系统则包含经济、社会、环境、能源资源、技术5个子系统在内。 动力系统所包含子系統内容如下：经济子系统主要由GDP、绿色GDP、产业投资、产业增加值等变量组成，经济是动力系统的基础，为整个城市发展提供了驱动性资源，产业增加值是各产业经济发展成果的体现，并且与产业投资密切相关，相应地，生产活动也会消耗能源资源，同时污染排放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担，进而影响社会生活福祉。绿色GDP则是考虑了能源短缺和环境损失的绿色发展情况。
环境子系统包括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废固等“三废”排放量及达标率、污染物未达标量和存量等。环境污染带来的环境质量下降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从而对人口数量造成影响，同时严重的环境污染会促使政府采取环境规制进行控制。
能源资源子系统主要包括能源生产量、各产业能源消耗量、可用储量、能源供需缺口、能源强度等变量构成。资源型城市依托资源而建，能源资源子系统是资源型城市的核心，是一切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基础，能源资源子系统可以控制人口和产业不能无限制的增长，与社会和经济子系统相关联。
社会子系统主要包含总人口、人口净增长率等变量。经济子系统、生态环境子系统、能源资源子系统的发展均对人口数量有着约束作用。同时社会子系统是人口和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劳动力，也可为技术子系统提供可贵的科研型人才。
技术子系统主要包括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和累积量，政府、企业、学校、研究机构R&D投入等变量。技术创新对于资源型城市实现绿色转型有着重要的驱动作用，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所需成本，激励经济健康发展，然而企业因环境规制所产生的排污成本也会随之加重，企业研发资金的配置因此受到负面挤出效应的影响，从而不利于创新水平的提升。
2 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2.1 系统因果关系图
在系统结构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各子系统之间的相关联系，本文建立了模型的因果反馈关系，如图2所示，因果链的“+”表示变量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反，“-”则反应变量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一条回路中“-”的个数为奇数时，该回路表现为负反馈回路，反之则是正反馈回路。本文因果关系图主要包括4条正反馈回路和9条负反馈回路。
分析以上因果关系图，结果表明：调整产业投资比例，可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相应的产业增加值，同时会增加产业能源消耗量，刺激能源供应缺口加大，造成能源短缺经济损失的增加，对GDP造成负面影响，由此形成负反馈回路。除此之外，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源工业投资会相应地随之增加，有利于能源生产，能源短缺经济损失会随着能源缺口压力减小而降低，形成了正反馈;企业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加强离不开技术革新的驱动力量，而各主体投入的研发资金又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竞争力创造经济效益，进而又可以增加研发资金的投入，从而构成正反馈循环;生产制造过程中出现的污染物势必会迫使环境管理部门提高监管力度，对此企业需不断提高污染治理的成本投入，而削减产品研发资金，会阻碍企业技术革新和整体进步，造成竞争力下降和经济效益降低，负反馈回路因此形成;政府加强环境规制，会激励企业为弥补成本从而加快绿色技术创新的脚步，创新成果可以降低能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降低各产业对能源的高耗需求，减缓能源短缺压力，促进经济增长，形成正反馈。绿色技术创新成果会直接提升环境质量，同时提升绿色生产水平，因而约束了环境规制力度。
2.2 系统流量图
基于上述因果关系图中变量间的动态反馈关系，区分了模型边界内各变量的性质，涉及到状态变量、速率变量、辅助变量、常量等不同性质，由此建立系统流量图，如图3所示。
系统模型共选取了包括GDP、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污染存量、累计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剩余能源资源可用储量、总人口等6个状态变量，GDP增长量、每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污染物增加值、年发明专利申请量、能源生产量、能源消耗量、人口净增长量等7个速率变量，研发投入、产业投资、各产业能源消耗量、“三废”排放量与达标率等若干辅助变量建立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系统，以供后续模拟研究。
2.3 系统变量函数关系
2.3.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山西省，山西省矿产资源丰富，从品种到储量在全国都居于重要地位，尤其煤炭资源在全国首屈一指，其他各类资源也十分丰富。在国务院颁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的通知》中，山西省11个地级市均属于资源型城市，其中大同市、阳泉市、长治市、晋城市、晋中市、运城市、沂州市、临汾市、吕梁市等9个城市均属于成熟资源型城市，2018年山西省成熟资源型城市经济总量约占全省经济总量的90%，山西省成熟资源型城市分布，如图4所示，其中绿色部分为成熟资源型区域。虽然山西省资源储量极为丰富，但是武春友[37]通过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域绿色转型能力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山西省的绿色转型能力较为薄弱，因此如若不及早科学规划绿色转型，容易应验“资源诅咒”。鉴于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山西省作为成熟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的典型代表进行研究。为了保证历史值的可比性和统计口径一致，本文主要在《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7》《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6—2017》《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6—2017》《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6—2017》《山西省统计年鉴2006—2017》《山西省环境状况公报2006—2017》《山西省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06—2017》等资料中收集研究变量的历史数据。
2.3.2 系统模型方程
1）系统模型的主要基本方程。根据模型中各因素间的逻辑关系和文献基础建立模型的基本方程，绿色GDP、能源短缺经济损失、污染经济损失等变量的方程据此确立，如表1所示。能源短缺经济损失中能源供需缺口的单位经济成本由消耗1单位万t标准煤所产生的工业增加值的平均值计算得出，参数为0.582 3万元/t标准煤。污染经济损失中的工业废水、废气、废固排放产生的单位经济损失是根据《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38]中的环境退化成本合算结果计算，报告显示2004年水环境、大气环境、固体污染单位环境退化成本为4.712元/t、4 939.3元/t、7.07元/t。但是环境退化成本还应将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本文借鉴李娟伟等[39]使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折算历年环境退化成本的方法，折算公式为：第t年的单位环境退化成本=2004年的单位环境退化成本×第t年的定基比PPI指数。 水环境单位退化成本=4.712×10-5×定基比PPI指数;
大气环境单位退化成本=0.049 393×定基比PPI指数;
固体污染单位退化成本=7.07×10-5×定基比PPI指数。
其中，定基比PPI指数以2004年为基年，通过对2005—2016年环比PPI指数的折算获得，并运用指数平滑法进行拟合和预测，建立定基比PPI指数的表函数。
定基比PPI指数=withlookup（time，[（0，0）-（2025，200）]， （2004，100），（2005，104.84），（2006，108.02），（2007，111.21），（2008，119.06），（2009，112.48），（2010，118.67），（2011，125.79），（2012，123.65），（2013，121.3），（2014，118.99），（2015，112.81），（2016，113.45），（2017，114.05），（2018，114.62），（2019，115.16），（2020，115.67），（2021，116.14），（2022，117.02），（2023，117.43），（2024，117.79），（2025，118.14））
2）系统模型的主要回归方程。运用SPSS统计软件中最小二乘法、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线性和非线性回归拟合，确立系统模型的回归方程，主要变量间的回归方程，如表2所示。
3 系统仿真模拟
3.1 模型检验
为了使构建的模型能够切实反应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需要对模型仿真结果的模拟值和历史数据进行对比，即进行历史值检验，通过检验的模型对于本研究才具有可靠有效性，才能客观反映实际系统的规律及特征。通过Vensim软件针对构建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变量2005—2016年的历史数据进行历史值检验。结果表明，产业能耗系数和“三废”排放量等变量的绝对误差率保持在10%以内，GDP、各产业增加值、人口数量、研发投入、发明专利申请量等变量的绝对误差率保持在5%以内，说明建立的系统模型可以大致反映城市绿色轉型的现实情况，系统拟合程度较好，达到研究标准，其中累计发明专利申请量、能源消耗量和工业企业R&D投入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3.2 情景设计
从政府-产业-企业转型主体角度，建立三位一体绿色转型政策体系，选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人均排污费、政府研发投入强度、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产业投资结构等作为输入变量。在政府层面，选取投资型和费用型两类环境规制政策变量及政府研发投入强度这一技术创新政策变量，其中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代表投资型环境规制，人均排污费代表费用型环境规制;从产业的角度出发，选取产业投资结构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变量;从企业的角度出发，选取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这一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变量。本文通过调整所选取的5个输入变量的强度大小，设置了11种政策模式，如表4所示。其中按照各输入变量历史数据平均值设定的政策模式是current模式，也是其他各情景模式参考对比的基准模式。C11、C12、C21、C22、C31、C32、C41、C42、C51、C52政策模式是单独分析增强或者减弱某一政策变量而控制其他政策变量值不变的前提下，得出的仿真结果对系统的影响;而C6模式则是研究政府-产业-企业三位一体转型体系对城市绿色转型的政策组合效应，即同时调整5种输入变量的政策组合。情景模拟主要考察的输出变量有绿色GDP、能源强度、剩余资源可采储量、污染存量和累计发明专利的申请量。
3.3 仿真结果输出与分析
通过Vensim软件实施模拟过程，系统仿真模拟时间设定为2005—2025年，步长为1年，通过观测模型在C1至C6等11种政策情景模式下的运行，得出的仿真结果，如图5所示。
通过对比政策模式C11和C12的仿真结果发现，政府增加投资型环境规制的政策力度，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能够提升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达标率，直接降低了工业“三废”的排放量，减少了每年污染物的增加值，降低污染经济损失，提升城市绿色生产水平，绿色GDP得到显著提升。因此政府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力度，能够提升城市的绿色经济水平，是降低城市工业污染的重要且有力的措施。
对比政策模式C21和C21的仿真结果发现，增加征收排污费，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压力，挤占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降低了企业的技术水平，并未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相反地，降低企业的排污费征收力度，能让企业有很多的精力投入到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中去，只有技术水平的提高才能降低产业能源的消耗强度和转化效率，节能减排效果显著，绿色GDP水平也有所提升。因此适当降低排污费征收力度可以促使企业积极地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驱动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
通过政策模式C31、C32、C41和C42的仿真结果对比发现，政府和企业增加对城市科研活动的投入力度，可以直接促进提高企业和学研机构进行技术创新的能力，不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证论证都表明，绿色技术创新驱动城市实现绿色转型，城市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能耗和污染，对驱动绿色经济水平的提升和人类生活福祉的改善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政府和企业提升对城市科研活动的投入力度，能够创新驱动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
通过对比政策模式C51和C52的仿真结果发现，成熟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也对绿色转型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第二产业中的工业是产业能源消耗的主力，也是城市污染的主要来源，工业三废的排放对人类的健康生活有着极其有害的影响，而且对城市的绿色生产水平的提升有害无利，因此“二三一”的产业结构使得城市的能耗和污染水平居高不下。而在“三二一”的产业结构优化模式下，提高对第三产业的投资，能够驱动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将代替第二产业成为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可以有效地节能减排降耗，促使城市经济从“黑色”转变成“绿色”。 综合比较各情景模式的系统仿真结果，模式C6对应的政策组合仿真效果最优，政府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提高投资型环境规制的力度，并适当降低费用型环境规制的力度，减少征收排污费，可以让企业有更多的精力进行技术创新，同时政府和企业均增加对城市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是城市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直接推动因素，注重创新水平的提升对于成熟资源型城市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利用创新驱动城市绿色转型，使得成熟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可以摆脱对资源的依赖，避免了走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提升第三产业的投资比例，可以显著降低工业带来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促进城市产业多元化布局，使得第三产业代替第二产业成为资源型城市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设计了能源资源、经济、社会、环境、技术5个子系统的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深入研究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构建了城市绿色转型的结构图、因果关系图、流量图等一系列SD模型，借助线性和非线性回归方法如最小二乘法、极大似然估计法等，拟合并确定了系统的函数关系式。通过對该模型的检验，证明了模型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能够较好地反应山西省成熟资源型城市2005—2016年的发展情况。然后，本文设置了11种不同的政策模式，并仿真模拟了所有情景模式下山西省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趋势。研究结论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有负向影响，投资型环境规制、政府及企业研发投入、提高第三产业投资对城市绿色转型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值得关注的是，政府-产业-企业政策组合的政策效应要优于任一单一政策。综上，要想有效促进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需要合理进行政策组合，形成互补优势。因此本文从绿色转型宏观、中观、微观主体的角度提出政府-产业-企业的三位一体政策组合，政府应形成以投资型环境规制为主导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适度降低费用型环境规制。同时，政府和企业均应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城市绿色技术水平，利用创新驱动绿色转型。产业层面应注重产业结构优化，提高第三产业投资比例，适度降低第二产业投资比例，进行节能减排降耗。
4.2 政策建议
为了促进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政策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增强不同政策的作用效果，发挥各类型政策的互补作用，根据政策情景的仿真模拟结果，本文有以下政策建议：应建立政府-产业-企业的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政策组合体系，政府应适当增加投资型环境规制力度，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应建立城市绿色投资金融体系，加大对企业绿色生产的大力支持，降低污染排放提升人民福祉。同时，在当前形势下，应适当降低费用型环境规制力度，否则会变相加重企业生产成本，抑制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主动性，生产效率和竞争力降低，影响企业经济效益提升。由此，政府应引导政策向削减费用型环境规制的方向发展，合理设置环境税费、排污费、排污许可交易等费用型环境规制的政策力度，完善市场激励型规制体系，加快环境税费征收体系的落实。再者，政府和企业应加大对城市科研活动的研发投入，因为研发投入能直接促进城市绿色技术水平的提升，从而降低能耗强度和污染排放，创新驱动城市绿色转型能有效地避免走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促进城市绿色经济健康发展。而成熟资源型城市要想早日实现绿色转型，也不能忽略产业结构优化的问题，现在成熟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产业结构矛盾突出、一业独大的问题，应完善资源企业的破产退出制度，选择和布局多元化的绿色产业体系，依靠科技力量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早日推动优化升级产业结构进程，发展特色鲜明、类型丰富的第三产业，落实产业结构绿色化布局，实现经济从“黑色”向“绿色”发展。通过绿色转型主体——政府、产业、企业三位一体政策组合发力，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任务才能取得更好成效，从而促进节能减排降耗，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科技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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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厉艳飞]
关 键 词：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系统动力学
DOI：10.16315/j.stm.2019.03.018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志码： A
Abstract：A mature resourcebased city is the core guarantee base for national energy resources， and the task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its green transformation policy system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the formulation of transformation policy， this paper designs the dynamic resourcebased urban green transformation system dynamics model of energy resources， economy， society，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By adjusting the policy parameters of the three major transformation entities of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enterprise， it simulates the policy situati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to increase investmentorient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green economy than costbas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Costbas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ill crowd out the R&D investment of enterprises， and appropriate reduction of costbased regulation can promote green innovation. Enterprises should actively carry out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should increase investment in R&D， improve urban green technology capabilities， and drive innovation in green transformation. Finally， we should focus on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investment in the tertiary industry， and driv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urban industrie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achieve the goal of saving energy and reducing emissions. Ther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hreeinone transformational combination system of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enterprises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s advantages and promote the early realization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in mature resourcebased cities.
Keywords：resourcebased cities; green transformation; system dynamics
資源型城市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能源与原材料，是城市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所在。然而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会激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尖锐矛盾，容易使地区发展陷入困境;因此，丰裕的自然资源不一定能为城市创造长久的发展潜能，还有可能带来“资源诅咒”[1]。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的通知》，将 262 个资源型城市划分为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创新型4类，其中作为能源资源核心保障区的成熟资源型城市成为重点关注对象。成熟资源型城市应提早进行科学规划，珍惜并合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避免应验“资源诅咒”，进行绿色转型，走经济与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绿色转型有别于传统的一般转型，单一经济转型并不切合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理论，绿色转型应是影响经济、社会、环境、能源等多方面转变的系统工程。决策者，监督者，实施者，服务者是推动绿色转型成功的关键主体，因而会涉及到政府、产业、企业等多层次主体[2]。从城市绿色转型主体角度来看，政府、产业、企业作为最关键的参与者，在转型过程中应相辅相成，发挥政策协同作用。首先，政府作为转变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导力量，对绿色转型起到方向性引导作用，对政策实施效果应负起绿色监管责任，而环境规制是政府实现绿色监管最常用和最有效的手段[3]。针对环境规制的政策效果，学术界存在两种主流观点， “遵循成本说”理论发现环境规制将环境的负外部性成本由企业内化，加重了企业负担，挤占了创新资源，对企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4-6]。然而，“创新补偿说”理论认为加强环境规制力度，可以弥补其带来的治污成本，倒逼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提高生产效率，进而降低了生产成本[7-8]，张娟[9]通过资源型城市的数据验证了这一假说。但有其他观点表明，政府环境规制只有达到特定的时间和力度，才能对经济增長、技术进步和节能降耗产生促进作用[10-13]，即存在门槛效应。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经济的影响会因为分类、作用地区或行业差异而存在异质性特征，也是造成争议的主要原因。邱玉霞等[14]将环境规制分为投资型与费用型，并实证验证了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投资型环境规制则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另外，产业作为城市绿色转型的关键载体，是绿色转型的中观主体，而主导型产业的选择与布局也是绿色发展的关键一环。薛卫锋[15]构建了山西长治市经济、产业、环境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实证发现产业结构优化能降低能源强度和环境损失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绿色转型。资源型城市要构建多元产业体系，促进资源型行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然而，对于企业来说，作为绿色转型的基础力量，应注重培育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胡萝卜加大棒型”的管理措施，成为治污和鼓励绿色技术创新的主流，从而帮助内化环境外部性成本[16]。李平[17-18]从目的、过程、系统的角度阐述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强调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基础上技术创新应从传统向绿色化转变，企业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唯一主体存在局限性，只有政府、科研院所、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才能打开传统技术创新的“黑箱”，从而解决绿色技术创新的外部经济性问题。何小钢[19]揭示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
在资源型城市分类型研究方面，韩凤芹等[20]指出由于资源型城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不尽相同，四种类型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模式及可持续发展策略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分类指导、特色发展是关键。目前大多数学者对衰退资源型城市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衰退症结[21]、产业选择问题及对策[22]、经济转型效率[23]、可持续发展[24]等方面。另外，王芳等[25]、胡爱萍[26]分别针对产业结构优化、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为成长型资源型城市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成熟资源型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转型障碍分析[27]、转型能力评价[28]、产业转型对策[29]等方面，但缺乏对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及系统传导机制的研究。
综上，多数学者更注重资源型城市的一般转型而忽略了更深意义的绿色转型，前人大多数肯定了技术创新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重要作用，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关注度不高，而且对绿色技术创新在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系统传导机制研究不够深入，大部分学者只研究了政府、产业或企业等某个单一主体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并未形成绿色转型政策体系。在资源型城市分类型研究方面，大多数研究集中在衰退型城市的转型上，而对于数量占比高达54%的成熟资源型城市的研究不够丰富。鉴于此，成熟资源型城市要实现绿色转型，应建立政府、产业、企业的三位一体的组合转型体系，要因地制宜制定城市转型发展战略，重视转型政策的匹配和组合，发挥政策协同效应。本文将建立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系统并进行仿真模拟，发挥系统动力学政策实验室的作用，促进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政策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1 系统结构分析
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系统是多输入、多输出、多反馈结构的高阶次复杂时变系统，包含动力、推力、效果3大系统。其中动力系统是资源型城市的命脉，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包括能源资源、经济、社会、环境、技术子系统。推力系统则是城市转型宏观、中观、微观主体即政府、产业、企业所采取的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政策的组合系统，是实现城市绿色转型的重要推力。效果系统则是检验推力系统效应程度的试金石，即城市绿色转型成功的关键评价指标，包括经济协调发展、社会福祉提高、资源高效利用、环境绿色发展、技术水平提升等方面。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在系统中的交换传递，形成了联系紧密且稳定的系统结构，孤立分析其中某一变量或某一子系统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只有从整个城市系统的角度出发，研究绿色转型问题，才能为成功转型提供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系统动力学（简称system dynamics，SD）是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基础，借助计算机仿真模拟技术，以解决某一具体实际问题为目的，针对关键影响因素建立系统模型，研究系统内信息反馈并得出问题解决对策的方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福瑞斯特（J. W. Forrester）教授在1956年创立该方法，并且曾从系统的层次研究了城市的兴衰问题，于1969年出版了《城市动力学》。在企业、区域、国家甚至世界规模的发展战略与决策分析中，SD方法均有应用。在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赵黎明等[30]、刘小茜等[31]、乔国通等[32]、安贵鑫等[33]、安虎贲等[34]运用SD模型对我国黄金产地招远市、煤炭城市鄂尔多斯市、矿业城市淮南市、石油城市东营市、林业城市伊春市进行系统仿真以探究各类型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曾丽君等[35]通过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子系统探究了科技产业和资源型城市协同发展的战略。王艳秋等[36]在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子系统的基础上，加入科技子系统，研究了大庆市绿色转型发展政策。综上，城市绿色转型系统涉及变量颇多，互动关系十分复杂，因此SD方法非常适用于研究此类复杂巨系统。将经济、社会、环境、能源资源、技术等内生变量全部纳入到转型系统中，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分析某一变量变动对整个系统产生的效应，也可以提供现实具体、有操作意义的政策建议。综上，本文构建了包括动力、推力、效果系统的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结构框架，如图1所示，其中动力系统则包含经济、社会、环境、能源资源、技术5个子系统在内。 动力系统所包含子系統内容如下：经济子系统主要由GDP、绿色GDP、产业投资、产业增加值等变量组成，经济是动力系统的基础，为整个城市发展提供了驱动性资源，产业增加值是各产业经济发展成果的体现，并且与产业投资密切相关，相应地，生产活动也会消耗能源资源，同时污染排放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担，进而影响社会生活福祉。绿色GDP则是考虑了能源短缺和环境损失的绿色发展情况。
环境子系统包括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废固等“三废”排放量及达标率、污染物未达标量和存量等。环境污染带来的环境质量下降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从而对人口数量造成影响，同时严重的环境污染会促使政府采取环境规制进行控制。
能源资源子系统主要包括能源生产量、各产业能源消耗量、可用储量、能源供需缺口、能源强度等变量构成。资源型城市依托资源而建，能源资源子系统是资源型城市的核心，是一切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基础，能源资源子系统可以控制人口和产业不能无限制的增长，与社会和经济子系统相关联。
社会子系统主要包含总人口、人口净增长率等变量。经济子系统、生态环境子系统、能源资源子系统的发展均对人口数量有着约束作用。同时社会子系统是人口和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劳动力，也可为技术子系统提供可贵的科研型人才。
技术子系统主要包括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和累积量，政府、企业、学校、研究机构R&D投入等变量。技术创新对于资源型城市实现绿色转型有着重要的驱动作用，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所需成本，激励经济健康发展，然而企业因环境规制所产生的排污成本也会随之加重，企业研发资金的配置因此受到负面挤出效应的影响，从而不利于创新水平的提升。
2 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2.1 系统因果关系图
在系统结构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各子系统之间的相关联系，本文建立了模型的因果反馈关系，如图2所示，因果链的“+”表示变量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反，“-”则反应变量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一条回路中“-”的个数为奇数时，该回路表现为负反馈回路，反之则是正反馈回路。本文因果关系图主要包括4条正反馈回路和9条负反馈回路。
分析以上因果关系图，结果表明：调整产业投资比例，可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相应的产业增加值，同时会增加产业能源消耗量，刺激能源供应缺口加大，造成能源短缺经济损失的增加，对GDP造成负面影响，由此形成负反馈回路。除此之外，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源工业投资会相应地随之增加，有利于能源生产，能源短缺经济损失会随着能源缺口压力减小而降低，形成了正反馈;企业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加强离不开技术革新的驱动力量，而各主体投入的研发资金又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竞争力创造经济效益，进而又可以增加研发资金的投入，从而构成正反馈循环;生产制造过程中出现的污染物势必会迫使环境管理部门提高监管力度，对此企业需不断提高污染治理的成本投入，而削减产品研发资金，会阻碍企业技术革新和整体进步，造成竞争力下降和经济效益降低，负反馈回路因此形成;政府加强环境规制，会激励企业为弥补成本从而加快绿色技术创新的脚步，创新成果可以降低能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降低各产业对能源的高耗需求，减缓能源短缺压力，促进经济增长，形成正反馈。绿色技术创新成果会直接提升环境质量，同时提升绿色生产水平，因而约束了环境规制力度。
2.2 系统流量图
基于上述因果关系图中变量间的动态反馈关系，区分了模型边界内各变量的性质，涉及到状态变量、速率变量、辅助变量、常量等不同性质，由此建立系统流量图，如图3所示。
系统模型共选取了包括GDP、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污染存量、累计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剩余能源资源可用储量、总人口等6个状态变量，GDP增长量、每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污染物增加值、年发明专利申请量、能源生产量、能源消耗量、人口净增长量等7个速率变量，研发投入、产业投资、各产业能源消耗量、“三废”排放量与达标率等若干辅助变量建立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系统，以供后续模拟研究。
2.3 系统变量函数关系
2.3.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山西省，山西省矿产资源丰富，从品种到储量在全国都居于重要地位，尤其煤炭资源在全国首屈一指，其他各类资源也十分丰富。在国务院颁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的通知》中，山西省11个地级市均属于资源型城市，其中大同市、阳泉市、长治市、晋城市、晋中市、运城市、沂州市、临汾市、吕梁市等9个城市均属于成熟资源型城市，2018年山西省成熟资源型城市经济总量约占全省经济总量的90%，山西省成熟资源型城市分布，如图4所示，其中绿色部分为成熟资源型区域。虽然山西省资源储量极为丰富，但是武春友[37]通过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域绿色转型能力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山西省的绿色转型能力较为薄弱，因此如若不及早科学规划绿色转型，容易应验“资源诅咒”。鉴于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山西省作为成熟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的典型代表进行研究。为了保证历史值的可比性和统计口径一致，本文主要在《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7》《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6—2017》《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6—2017》《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6—2017》《山西省统计年鉴2006—2017》《山西省环境状况公报2006—2017》《山西省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06—2017》等资料中收集研究变量的历史数据。
2.3.2 系统模型方程
1）系统模型的主要基本方程。根据模型中各因素间的逻辑关系和文献基础建立模型的基本方程，绿色GDP、能源短缺经济损失、污染经济损失等变量的方程据此确立，如表1所示。能源短缺经济损失中能源供需缺口的单位经济成本由消耗1单位万t标准煤所产生的工业增加值的平均值计算得出，参数为0.582 3万元/t标准煤。污染经济损失中的工业废水、废气、废固排放产生的单位经济损失是根据《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38]中的环境退化成本合算结果计算，报告显示2004年水环境、大气环境、固体污染单位环境退化成本为4.712元/t、4 939.3元/t、7.07元/t。但是环境退化成本还应将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本文借鉴李娟伟等[39]使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折算历年环境退化成本的方法，折算公式为：第t年的单位环境退化成本=2004年的单位环境退化成本×第t年的定基比PPI指数。 水环境单位退化成本=4.712×10-5×定基比PPI指数;
大气环境单位退化成本=0.049 393×定基比PPI指数;
固体污染单位退化成本=7.07×10-5×定基比PPI指数。
其中，定基比PPI指数以2004年为基年，通过对2005—2016年环比PPI指数的折算获得，并运用指数平滑法进行拟合和预测，建立定基比PPI指数的表函数。
定基比PPI指数=withlookup（time，[（0，0）-（2025，200）]， （2004，100），（2005，104.84），（2006，108.02），（2007，111.21），（2008，119.06），（2009，112.48），（2010，118.67），（2011，125.79），（2012，123.65），（2013，121.3），（2014，118.99），（2015，112.81），（2016，113.45），（2017，114.05），（2018，114.62），（2019，115.16），（2020，115.67），（2021，116.14），（2022，117.02），（2023，117.43），（2024，117.79），（2025，118.14））
2）系统模型的主要回归方程。运用SPSS统计软件中最小二乘法、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线性和非线性回归拟合，确立系统模型的回归方程，主要变量间的回归方程，如表2所示。
3 系统仿真模拟
3.1 模型检验
为了使构建的模型能够切实反应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需要对模型仿真结果的模拟值和历史数据进行对比，即进行历史值检验，通过检验的模型对于本研究才具有可靠有效性，才能客观反映实际系统的规律及特征。通过Vensim软件针对构建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变量2005—2016年的历史数据进行历史值检验。结果表明，产业能耗系数和“三废”排放量等变量的绝对误差率保持在10%以内，GDP、各产业增加值、人口数量、研发投入、发明专利申请量等变量的绝对误差率保持在5%以内，说明建立的系统模型可以大致反映城市绿色轉型的现实情况，系统拟合程度较好，达到研究标准，其中累计发明专利申请量、能源消耗量和工业企业R&D投入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3.2 情景设计
从政府-产业-企业转型主体角度，建立三位一体绿色转型政策体系，选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人均排污费、政府研发投入强度、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产业投资结构等作为输入变量。在政府层面，选取投资型和费用型两类环境规制政策变量及政府研发投入强度这一技术创新政策变量，其中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代表投资型环境规制，人均排污费代表费用型环境规制;从产业的角度出发，选取产业投资结构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变量;从企业的角度出发，选取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这一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变量。本文通过调整所选取的5个输入变量的强度大小，设置了11种政策模式，如表4所示。其中按照各输入变量历史数据平均值设定的政策模式是current模式，也是其他各情景模式参考对比的基准模式。C11、C12、C21、C22、C31、C32、C41、C42、C51、C52政策模式是单独分析增强或者减弱某一政策变量而控制其他政策变量值不变的前提下，得出的仿真结果对系统的影响;而C6模式则是研究政府-产业-企业三位一体转型体系对城市绿色转型的政策组合效应，即同时调整5种输入变量的政策组合。情景模拟主要考察的输出变量有绿色GDP、能源强度、剩余资源可采储量、污染存量和累计发明专利的申请量。
3.3 仿真结果输出与分析
通过Vensim软件实施模拟过程，系统仿真模拟时间设定为2005—2025年，步长为1年，通过观测模型在C1至C6等11种政策情景模式下的运行，得出的仿真结果，如图5所示。
通过对比政策模式C11和C12的仿真结果发现，政府增加投资型环境规制的政策力度，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能够提升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达标率，直接降低了工业“三废”的排放量，减少了每年污染物的增加值，降低污染经济损失，提升城市绿色生产水平，绿色GDP得到显著提升。因此政府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力度，能够提升城市的绿色经济水平，是降低城市工业污染的重要且有力的措施。
对比政策模式C21和C21的仿真结果发现，增加征收排污费，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压力，挤占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降低了企业的技术水平，并未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相反地，降低企业的排污费征收力度，能让企业有很多的精力投入到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中去，只有技术水平的提高才能降低产业能源的消耗强度和转化效率，节能减排效果显著，绿色GDP水平也有所提升。因此适当降低排污费征收力度可以促使企业积极地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驱动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
通过政策模式C31、C32、C41和C42的仿真结果对比发现，政府和企业增加对城市科研活动的投入力度，可以直接促进提高企业和学研机构进行技术创新的能力，不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证论证都表明，绿色技术创新驱动城市实现绿色转型，城市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能耗和污染，对驱动绿色经济水平的提升和人类生活福祉的改善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政府和企业提升对城市科研活动的投入力度，能够创新驱动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
通过对比政策模式C51和C52的仿真结果发现，成熟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也对绿色转型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第二产业中的工业是产业能源消耗的主力，也是城市污染的主要来源，工业三废的排放对人类的健康生活有着极其有害的影响，而且对城市的绿色生产水平的提升有害无利，因此“二三一”的产业结构使得城市的能耗和污染水平居高不下。而在“三二一”的产业结构优化模式下，提高对第三产业的投资，能够驱动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将代替第二产业成为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可以有效地节能减排降耗，促使城市经济从“黑色”转变成“绿色”。 综合比较各情景模式的系统仿真结果，模式C6对应的政策组合仿真效果最优，政府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提高投资型环境规制的力度，并适当降低费用型环境规制的力度，减少征收排污费，可以让企业有更多的精力进行技术创新，同时政府和企业均增加对城市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是城市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直接推动因素，注重创新水平的提升对于成熟资源型城市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利用创新驱动城市绿色转型，使得成熟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可以摆脱对资源的依赖，避免了走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提升第三产业的投资比例，可以显著降低工业带来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促进城市产业多元化布局，使得第三产业代替第二产业成为资源型城市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设计了能源资源、经济、社会、环境、技术5个子系统的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深入研究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构建了城市绿色转型的结构图、因果关系图、流量图等一系列SD模型，借助线性和非线性回归方法如最小二乘法、极大似然估计法等，拟合并确定了系统的函数关系式。通过對该模型的检验，证明了模型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能够较好地反应山西省成熟资源型城市2005—2016年的发展情况。然后，本文设置了11种不同的政策模式，并仿真模拟了所有情景模式下山西省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趋势。研究结论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有负向影响，投资型环境规制、政府及企业研发投入、提高第三产业投资对城市绿色转型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值得关注的是，政府-产业-企业政策组合的政策效应要优于任一单一政策。综上，要想有效促进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需要合理进行政策组合，形成互补优势。因此本文从绿色转型宏观、中观、微观主体的角度提出政府-产业-企业的三位一体政策组合，政府应形成以投资型环境规制为主导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适度降低费用型环境规制。同时，政府和企业均应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城市绿色技术水平，利用创新驱动绿色转型。产业层面应注重产业结构优化，提高第三产业投资比例，适度降低第二产业投资比例，进行节能减排降耗。
4.2 政策建议
为了促进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政策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增强不同政策的作用效果，发挥各类型政策的互补作用，根据政策情景的仿真模拟结果，本文有以下政策建议：应建立政府-产业-企业的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政策组合体系，政府应适当增加投资型环境规制力度，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应建立城市绿色投资金融体系，加大对企业绿色生产的大力支持，降低污染排放提升人民福祉。同时，在当前形势下，应适当降低费用型环境规制力度，否则会变相加重企业生产成本，抑制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主动性，生产效率和竞争力降低，影响企业经济效益提升。由此，政府应引导政策向削减费用型环境规制的方向发展，合理设置环境税费、排污费、排污许可交易等费用型环境规制的政策力度，完善市场激励型规制体系，加快环境税费征收体系的落实。再者，政府和企业应加大对城市科研活动的研发投入，因为研发投入能直接促进城市绿色技术水平的提升，从而降低能耗强度和污染排放，创新驱动城市绿色转型能有效地避免走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促进城市绿色经济健康发展。而成熟资源型城市要想早日实现绿色转型，也不能忽略产业结构优化的问题，现在成熟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产业结构矛盾突出、一业独大的问题，应完善资源企业的破产退出制度，选择和布局多元化的绿色产业体系，依靠科技力量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早日推动优化升级产业结构进程，发展特色鲜明、类型丰富的第三产业，落实产业结构绿色化布局，实现经济从“黑色”向“绿色”发展。通过绿色转型主体——政府、产业、企业三位一体政策组合发力，成熟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任务才能取得更好成效，从而促进节能减排降耗，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科技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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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厉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