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城市承担着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的使命，承担着建构“幸福”的使命。从这一点来看，城市突出了社会共同体的“我们感”，突出了“社会”的性质及“社会合作”的目标。有了这样的认识，幸福指数本身的内容就不难界定。
“幸福指数”现在对很多人来说，不再是一个新名词。有些城市已经或正在着手将幸福指数作为与GDP相匹配、甚至掣肘的一个社会发展指标来研究和打造。如果未来的某一天，幸福指数成为人们判断哪一个城市才是宜居城市，哪一个城市发展水平高的依据，成为城市之间的竞争力和城市公共管理者的业绩考量尺度，那么，会让人感觉这至少不应该算是坏事。
可是，“幸福”这个概念既宏大抽象，又具体而微；既关乎社会整体，同时又无法忽略每一个人；既承继着过去，又衔接着未来，而且，与当下息息相关。因而，人们穷尽所能，是不是能发展出一个测量自己过得怎么样的所谓“指数”来告诉自己呢？这是一个问题。
幸福、幸福感和幸福观
根据伦理学的定义，幸福（Happiness）是人生重大、长久的或巨大的快乐，是对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的心理体验。个体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由于目标和理想的实现，使自己在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生活得到某种满足时就会体验到幸福。这一心理体验，是人们对生活的肯定评价。同时，幸福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因为对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需要、欲望、目的本身需要客观的、现实的条件和基础。
既然幸福是一种需要满足后的心理体验，强调它的“主观”感受，是理所当然的。自上世纪60年代起，社会心理学、心理健康学、积极心理学思潮、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将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作为描述和解释社会行为和心理状态的重要概念。它被定义为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并且强调作为当下情绪体验的性质（Diener et.al，1998)。因此，与生活满意感、快乐感、心理幸福感的概念相近。
近几十年来，社会心理学家主要从需要、人格、自尊等因素的角度来解释主观幸福感的来源和心理机制，发现价值观、社会比较、公平信念等作为调节变量对主观幸福感形成的作用。一般学界都认为，幸福这一主观体验，来自个体自行选择的人生目标和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
这就带来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人的很多需要是可以被建构的，甚至人的评价标准也是被文化、历史、社会建构的，于是，幸福感也是通过幸福观被建构的。这一点，文化人类学家王铭铭15年前就已经看到了。他通过对闽南山区美法村的田野观察，发现幸福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同文化对“幸福”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因而反映在幸福感上也不同。这就是幸福观不同，对幸福的不同解读造成了人们理解幸福的含义也不同。比如，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中并不直接用“幸福”概念，而是“福”概念。“福”的含义，牵涉到祖先、子孙、道德完整等概念，“表明其潜在的含义所重复强调的获得幸福的两种方式：前生命定和后天实现的辩证统一”。因此，幸福感被视为“在本质上是文化定位的”。中国人谈到的“福”，有所谓“福气”、“福运”、“福祸相倚”和“福祸转化”，还有知足、顺生、平安、好运、安适的含义，与西方人强调当下的情绪体验不同。有研究提出，中西方在理解幸福的本源、意义、联系和时间四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心理学家发现，幸福观是人生观系统中有关人生幸福的部分，是人们关于幸福目标、幸福动机、幸福手段、幸福标准、幸福效果等问题所持态度的观念系统。可是，幸福观又是怎么被建构的呢？换言之，需要又是怎样被建构的呢？它如何影响了幸福感的高低？因人而异的幸福观被测查出来之后，是否能够反映社会的改变，什么样的幸福观可能引领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幸福本身带有的客观性质，即“对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需要、欲望、目的本身需要客观的、现实的条件和基础”如果被忽略不计的话，作为主观指标的“幸福”如何能真正面对与贫困、失业、社会保障的匮乏等生存条件的不对等？我们如何解释幸福感高于城市人的农民要进城打工，所反映出的“心”、“脚”不一？如果我们不能回答此类问题，幸福指数的编制就会走偏。面对这样理论构念有问题的测量工具测量出的结果，我们也会感到一头雾水。显而易见，跟随着一个不能引导我们生活的更美好的指数，不仅白白花费了研制的功夫，而且，会使我们误入歧途。
谁的幸福？
据说，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把幸福指数放在了自己发展的纲要里，但是就像曾经GDP带来的结果一样，很多人担心这个指数会不会更多地流为一种形式，一句口号，会不会出现对幸福指数“灌水”的现象？它真的能代表社会各个阶层最真实的感受和反应吗？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幸福感测量，或者说幸福指数到底为谁？所测量的内容，是谁之幸福的问题。
表面上看，上述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幸福指数当然是测量民众的幸福感，反映的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区域民众生活的质量和社会发展的水平。这简直就是毋庸置疑的事情。现在政府对幸福感的关注是正基于这样的看似不言自明的逻辑：我为老百姓多做事、做好事，他们的幸福感必然就会增加。
很不幸，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幸福感与需求及其满足有关，而我们知道，很多需求的满足确是作为人的生存之本，但是，还有一些需求是社会文化历史的建构。选择哪些需求来满足才能形成幸福感，这是幸福观的问题。而幸福观的性质是一种选择。那么，什么是选择呢？选择这种行为是在出现一种自由意志的情况下发生的。所谓自由意志就是存在两种以上的可行方案，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偏好和需要进行抉择。我们通常所说的幸福观就是对什么是想要的，什么是为得到幸福值得的进行判断的心理依据。然而，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即：出于生存的本能，人们对什么是想要的，什么是为得到幸福值得的几乎无需判断，因为，这种选择是在无法选择的处境中作出的，决策人没有两个以上的备选方案。这样的不是选择的选择，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剥夺性选择”。这样的人在回答幸福指数的测量时，很可能因为被剥夺，而表现出很高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应该叫做“剥夺性幸福感”。例如，当人们缺乏选择时，当人们无法改变现状时，选择不与别人比，或选择和自己相同的人比，不期望满足高层的需求（甚至不了解高层次需求，例如，表达的需求、社会参与的需求等），从而感到保护性比较带来的快乐。这样的结果就是，越是被剥夺的弱势群体，幸福感会越高。因此，幸福指数测出来高得分者，有可能恰恰是那些不幸的人。采用这样的指标来衡量社会发展，甚至彰显自己的政绩，岂不是比GDP灌水还要糟糕吗？更为糟糕的是，这种糟糕竟然是用大众的笑脸筑就的。
究竟什么样的指标能反映幸福城市
热衷幸福指数的人，大多数是官员。他们当中有人是看到GDP的弊端和不足，希望采用民众的心声来与之抗衡和中和，有人则是寻找新一种躲避GDP的政绩指标。对于幸福的社会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后一种人并不特别热衷。
当人们聚集成群，以城市或乡村的方式来生存，一定有“好的社会”的理想。而好的社会必然是那种可以给人带来幸福的社会。美国城市发展研究的大家芒福德曾经这样描述城市的这种给人带来幸福的功能，他说：“城市的主要功能在于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朽物为活灵灵的艺术造型，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 “城市乃是体现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该是关怀人和陶冶人。”他强调城市不要丢掉源自乡村首属群体的人伦人情，不要丢掉社会的性质，这些是人类最为需要的，经千百年积累起来的文化遺产。这确实是与GDP同样重要的社会价值，是幸福的基础之一。
因此，当我们为一个城市寻找发展指标时，考虑民众的“幸福”感受，本不为过，甚至包含着一种批判和创新。然而，如果我们不了解城市，不了解什么才是城市能给人带来的幸福，城市怎样能给人带来幸福，谁的城市，谁的幸福，那么，幸福指数就会成为无稽之谈，甚至成为“不幸指数”。
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给人带来幸福成为一种“幻像”。城市化等于工业化，城市化等于现代化的预设，让我们很少去想，城市这个杯子里装的是否真是美酒，如何让城市这个杯子装上的美酒能给所有人享用。
城市作为人类发展出来的一种生存制度和方式，正如芒福德指出的，“古代城市成型之初便将社会生活各种散在功能实体一一集中起来，用城墙聚拢，强化其交互作用及融汇结合。城市自兹满足了人们共同需求，实现了人类各种共同职能活动，这固然重要；而尤重要的，是随当今高效沟通与合作手段逐渐浮现出的人类共同愿景，这才是最有价值最重要的。”因此，城市承担着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的使命，承担着建构“幸福”的使命。从这一点来看，城市突出了社会共同体的“我们感”，突出了“社会”的性质及“社会合作”的目标。有了这样的认识，幸福指数本身的内容就不难界定。
试想：如果把幸福指数换成“社会发展”指数，或“社会建设”指数，具体落实到家庭、邻里、社区、社团、传媒等方面，促进社会平等、公平、公正的发展，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可能比询问“你感觉幸福吗？”要有意义得多。
如果把幸福指数换成“社会结构”指数或“社会向上流动”的指数，具体落实到教育、就业、结构性迁徙等对社会地位改变的影响方面，促进社会的活力，减少社会的固化，可能比询问“你觉得社会和谐吗？”要有意义得多。
如果把幸福指数换成“民生指数”，测量为所有人提供基本生存保证条件的程度，具体落实到医疗、教育、住房、环境、能源等方面的改善，可能比询问“你觉得你内心和谐吗？”要有意义得多。
围绕着“幸福指数”有许多讨论，也已经有一些实践。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财富。借此机会，深入探讨中国人的幸福概念、幸福感、幸福观，以及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探讨文化与社会变迁赋予幸福感的含义，城市对提升民众幸福的作用，都是十分迫切的研究工作和实践任务，因为幸福不会从天降，幸福的城市也等不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
“幸福指数”现在对很多人来说，不再是一个新名词。有些城市已经或正在着手将幸福指数作为与GDP相匹配、甚至掣肘的一个社会发展指标来研究和打造。如果未来的某一天，幸福指数成为人们判断哪一个城市才是宜居城市，哪一个城市发展水平高的依据，成为城市之间的竞争力和城市公共管理者的业绩考量尺度，那么，会让人感觉这至少不应该算是坏事。
可是，“幸福”这个概念既宏大抽象，又具体而微；既关乎社会整体，同时又无法忽略每一个人；既承继着过去，又衔接着未来，而且，与当下息息相关。因而，人们穷尽所能，是不是能发展出一个测量自己过得怎么样的所谓“指数”来告诉自己呢？这是一个问题。
幸福、幸福感和幸福观
根据伦理学的定义，幸福（Happiness）是人生重大、长久的或巨大的快乐，是对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的心理体验。个体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由于目标和理想的实现，使自己在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生活得到某种满足时就会体验到幸福。这一心理体验，是人们对生活的肯定评价。同时，幸福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因为对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需要、欲望、目的本身需要客观的、现实的条件和基础。
既然幸福是一种需要满足后的心理体验，强调它的“主观”感受，是理所当然的。自上世纪60年代起，社会心理学、心理健康学、积极心理学思潮、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将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作为描述和解释社会行为和心理状态的重要概念。它被定义为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并且强调作为当下情绪体验的性质（Diener et.al，1998)。因此，与生活满意感、快乐感、心理幸福感的概念相近。
近几十年来，社会心理学家主要从需要、人格、自尊等因素的角度来解释主观幸福感的来源和心理机制，发现价值观、社会比较、公平信念等作为调节变量对主观幸福感形成的作用。一般学界都认为，幸福这一主观体验，来自个体自行选择的人生目标和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
这就带来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人的很多需要是可以被建构的，甚至人的评价标准也是被文化、历史、社会建构的，于是，幸福感也是通过幸福观被建构的。这一点，文化人类学家王铭铭15年前就已经看到了。他通过对闽南山区美法村的田野观察，发现幸福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同文化对“幸福”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因而反映在幸福感上也不同。这就是幸福观不同，对幸福的不同解读造成了人们理解幸福的含义也不同。比如，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中并不直接用“幸福”概念，而是“福”概念。“福”的含义，牵涉到祖先、子孙、道德完整等概念，“表明其潜在的含义所重复强调的获得幸福的两种方式：前生命定和后天实现的辩证统一”。因此，幸福感被视为“在本质上是文化定位的”。中国人谈到的“福”，有所谓“福气”、“福运”、“福祸相倚”和“福祸转化”，还有知足、顺生、平安、好运、安适的含义，与西方人强调当下的情绪体验不同。有研究提出，中西方在理解幸福的本源、意义、联系和时间四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心理学家发现，幸福观是人生观系统中有关人生幸福的部分，是人们关于幸福目标、幸福动机、幸福手段、幸福标准、幸福效果等问题所持态度的观念系统。可是，幸福观又是怎么被建构的呢？换言之，需要又是怎样被建构的呢？它如何影响了幸福感的高低？因人而异的幸福观被测查出来之后，是否能够反映社会的改变，什么样的幸福观可能引领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幸福本身带有的客观性质，即“对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需要、欲望、目的本身需要客观的、现实的条件和基础”如果被忽略不计的话，作为主观指标的“幸福”如何能真正面对与贫困、失业、社会保障的匮乏等生存条件的不对等？我们如何解释幸福感高于城市人的农民要进城打工，所反映出的“心”、“脚”不一？如果我们不能回答此类问题，幸福指数的编制就会走偏。面对这样理论构念有问题的测量工具测量出的结果，我们也会感到一头雾水。显而易见，跟随着一个不能引导我们生活的更美好的指数，不仅白白花费了研制的功夫，而且，会使我们误入歧途。
谁的幸福？
据说，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把幸福指数放在了自己发展的纲要里，但是就像曾经GDP带来的结果一样，很多人担心这个指数会不会更多地流为一种形式，一句口号，会不会出现对幸福指数“灌水”的现象？它真的能代表社会各个阶层最真实的感受和反应吗？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幸福感测量，或者说幸福指数到底为谁？所测量的内容，是谁之幸福的问题。
表面上看，上述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幸福指数当然是测量民众的幸福感，反映的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区域民众生活的质量和社会发展的水平。这简直就是毋庸置疑的事情。现在政府对幸福感的关注是正基于这样的看似不言自明的逻辑：我为老百姓多做事、做好事，他们的幸福感必然就会增加。
很不幸，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幸福感与需求及其满足有关，而我们知道，很多需求的满足确是作为人的生存之本，但是，还有一些需求是社会文化历史的建构。选择哪些需求来满足才能形成幸福感，这是幸福观的问题。而幸福观的性质是一种选择。那么，什么是选择呢？选择这种行为是在出现一种自由意志的情况下发生的。所谓自由意志就是存在两种以上的可行方案，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偏好和需要进行抉择。我们通常所说的幸福观就是对什么是想要的，什么是为得到幸福值得的进行判断的心理依据。然而，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即：出于生存的本能，人们对什么是想要的，什么是为得到幸福值得的几乎无需判断，因为，这种选择是在无法选择的处境中作出的，决策人没有两个以上的备选方案。这样的不是选择的选择，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剥夺性选择”。这样的人在回答幸福指数的测量时，很可能因为被剥夺，而表现出很高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应该叫做“剥夺性幸福感”。例如，当人们缺乏选择时，当人们无法改变现状时，选择不与别人比，或选择和自己相同的人比，不期望满足高层的需求（甚至不了解高层次需求，例如，表达的需求、社会参与的需求等），从而感到保护性比较带来的快乐。这样的结果就是，越是被剥夺的弱势群体，幸福感会越高。因此，幸福指数测出来高得分者，有可能恰恰是那些不幸的人。采用这样的指标来衡量社会发展，甚至彰显自己的政绩，岂不是比GDP灌水还要糟糕吗？更为糟糕的是，这种糟糕竟然是用大众的笑脸筑就的。
究竟什么样的指标能反映幸福城市
热衷幸福指数的人，大多数是官员。他们当中有人是看到GDP的弊端和不足，希望采用民众的心声来与之抗衡和中和，有人则是寻找新一种躲避GDP的政绩指标。对于幸福的社会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后一种人并不特别热衷。
当人们聚集成群，以城市或乡村的方式来生存，一定有“好的社会”的理想。而好的社会必然是那种可以给人带来幸福的社会。美国城市发展研究的大家芒福德曾经这样描述城市的这种给人带来幸福的功能，他说：“城市的主要功能在于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朽物为活灵灵的艺术造型，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 “城市乃是体现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该是关怀人和陶冶人。”他强调城市不要丢掉源自乡村首属群体的人伦人情，不要丢掉社会的性质，这些是人类最为需要的，经千百年积累起来的文化遺产。这确实是与GDP同样重要的社会价值，是幸福的基础之一。
因此，当我们为一个城市寻找发展指标时，考虑民众的“幸福”感受，本不为过，甚至包含着一种批判和创新。然而，如果我们不了解城市，不了解什么才是城市能给人带来的幸福，城市怎样能给人带来幸福，谁的城市，谁的幸福，那么，幸福指数就会成为无稽之谈，甚至成为“不幸指数”。
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给人带来幸福成为一种“幻像”。城市化等于工业化，城市化等于现代化的预设，让我们很少去想，城市这个杯子里装的是否真是美酒，如何让城市这个杯子装上的美酒能给所有人享用。
城市作为人类发展出来的一种生存制度和方式，正如芒福德指出的，“古代城市成型之初便将社会生活各种散在功能实体一一集中起来，用城墙聚拢，强化其交互作用及融汇结合。城市自兹满足了人们共同需求，实现了人类各种共同职能活动，这固然重要；而尤重要的，是随当今高效沟通与合作手段逐渐浮现出的人类共同愿景，这才是最有价值最重要的。”因此，城市承担着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的使命，承担着建构“幸福”的使命。从这一点来看，城市突出了社会共同体的“我们感”，突出了“社会”的性质及“社会合作”的目标。有了这样的认识，幸福指数本身的内容就不难界定。
试想：如果把幸福指数换成“社会发展”指数，或“社会建设”指数，具体落实到家庭、邻里、社区、社团、传媒等方面，促进社会平等、公平、公正的发展，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可能比询问“你感觉幸福吗？”要有意义得多。
如果把幸福指数换成“社会结构”指数或“社会向上流动”的指数，具体落实到教育、就业、结构性迁徙等对社会地位改变的影响方面，促进社会的活力，减少社会的固化，可能比询问“你觉得社会和谐吗？”要有意义得多。
如果把幸福指数换成“民生指数”，测量为所有人提供基本生存保证条件的程度，具体落实到医疗、教育、住房、环境、能源等方面的改善，可能比询问“你觉得你内心和谐吗？”要有意义得多。
围绕着“幸福指数”有许多讨论，也已经有一些实践。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财富。借此机会，深入探讨中国人的幸福概念、幸福感、幸福观，以及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探讨文化与社会变迁赋予幸福感的含义，城市对提升民众幸福的作用，都是十分迫切的研究工作和实践任务，因为幸福不会从天降，幸福的城市也等不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