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日本安倍内阁和自民党丑闻不断。森友学园、加计学园事件相继卷入多位政府高官和党内要人，甚至直指安倍本人。这在日本媒体和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各方谴责不断，安倍内阁支持率跌至近年最低点。但是，安倍本人却毫无手忙脚乱、左支右绌之状，只是淡然否认所有指控。自民党内也没有出现派阀相互攻讦、借机拉安倍下马的动向，而是保持“一致对外”的立场。这与人们印象中自民党派阀间倾轧拆台、争夺权位的传统行为模式似乎大相径庭。如果回顾一下自民党派阀的发展历程，便不难明白这个变化的原因。
　　“五五年体制”：派阀形成的基础
　　所谓“五五年体制”，是对二战后日本政党体制的通称。表面上看，这一体制是以自民党为代表的保守联合与以社会党为代表的革新政党相互对峙的二元结构。但在到1993年的38年中，自民党一直处于绝对优势，得票率很少低于70%，将政权牢牢握于手中。因此，“五五年体制”实际上是自民党“一党独大”的体制，其他政党尽管具有合法竞争的权利，但并没有任何挑战自民党的能力。
　　然而，独掌大权的自民党绝非铁板一块。该党由原本相互竞争对立的两个保守政党——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而来，两者利益不同、各怀心思。自民党尚未正式成立，自由和民主两党就在总裁（党首）人选上产生不可调和的分歧，最终只能由四人组成的总裁代理委员会代行党首职责。而且，日本战后政治改革的不彻底使日本政党保留了人身依附等传统社会残余，战后建立的自由党和民主党等政党不过是战前政治势力在新形势下的重新组合。两党内部均充斥着大小派阀，合并为自民党后，这些势力又进行了调整，总裁代理委员会的四位成员（三木武夫、鸠山一郎、绪方竹虎和大野伴睦）都建立了自己的派阀。由此可见，自民党从成立之初就带有浓重的派阀色彩。
　　1956年12月，自民党进行了成立后的第一次总裁选举。为了争夺总裁宝座，党内各股势力勾心斗角、纵横捭阖，经历复杂分化组合后，形成了被称为“八个师团”的八大派系，但其中石桥（湛山）派力量较弱，故也被称为“七个师团一个旅团”。后来，自民党派阀之间继续吞并重组，逐渐形成五大派阀，即十日会系的福田（纠夫）派、木曜研究会系的田中（角荣）派、宏池会系的大平（正芳）派、春秋会系的中曾根（康弘）派、政策研究会系的三木（武夫）派。这些派阀之间激烈斗争，甚至造成“角福战争”这样的历史性事件，但又不断达成暂时妥协，由其首领轮流担任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
　　总的来看，自民党派阀的形成和发展由三大要素决定。
　　首要前提是自民党在日本政治中“一党独大”的绝对优势。战后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日本政治改革，目标是建立以美国为蓝本的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但由于美国对天皇制的保留，日本不能照搬美国的总统制，而是实行议会民主制。但由于传统政治势力和文化的遗留，日本所谓的“民主化”大打折扣，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五五年体制”下自民党长期独占政权。众所周知，西方民主政治最根本的象征之一就是政党间的政权更迭，各党“轮流坐庄”以实现利益平衡。但在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的局面下，派阀间的政权轮替代替了政党间的政权更迭，也就是日本派阀所特有的“拟政党化”。各主要派阀都设立了正副会长、顾问、干事会以及事务总长、政策局长和总务局长等职位和机构，几乎与自民党执行部完全相同。
　　其次是总裁选举和议会选举等制度因素。“五五年体制”下自民党一直保持在众议院的多数甚至绝对多数优势，担任总裁就等于成为首相。自民党总裁选举章程规定，候选人必须是该党所属的国会议员，而且要得到20名国会议员的联合推荐。这意味着候选人必须尽力争取更多本党国会议员的支持才有可能胜出，成为派阀发展的巨大动力。此外，1947年后日本再次实行中选区制，即每个选区内议员人数为3～5人。在此制度下，自民党一般会在一个选区提名与议员席位数大体一致的候选人。这意味着，自民党候选人的提名和选举首先面临着残酷的党内竞争，要想竞选成功，就离不开派阀的支持。因此，自民党在同一选区的候选人都属于不同派阀，在派阀政治达到顶峰的五大派阀时期，中选区制根据“迪韦尔热定律”形成了候选人不超过五个的潜规则。
　　最后，派阀在自民党内发挥着重要的资源配置功能。一个政党的主要资源，通俗地说无外乎“钱”和“人”，“五五年体制”下的派阀在这两方面均有决定作用。在“钱”的方面，派阀是自民党政治资金的重要来源，派阀首领负责募集政治资金，再把资金分配给派阀成员。在很大程度上，派阀的势力与首领的资金募集能力成正比。在“人”的方面，自民党政权的党内和内阁职位也主要按照派阀的势力大小分配，派阀间竞争非常激烈。如此一来，原本应由自民党执行部发挥的重要功能被派阀所替代，派阀首领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自民党下野：派阀走向衰落
　　1993年，自民党下野，“五五年体制”宣告终结。自民党派阀失去了发展的前提，再加上自民党内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变化，上述派阀发展的三大要素全都严重弱化，派阀开始走向衰落。
　　在制度上，日本从1994年开始实行小选区制，每个选区只有一个议员名额，每个政党也只能推荐一名候选人。这样一来，候选人的决定权就从派阀层面转到自民党执行部手中。而且近年来自民党越来越多地将候选人推荐权下放到都道府县的地方党组织，实际上使候选人的决定权进一步集中在党执行部，极大削弱了派阀在这一事务上的影响。
　　在功能上，派阀对政治资源的支配力大为下降。在“钱”的方面，政治补助金取代政治献金成为自民党最重要的资金来源。1994年，日本国会通过《政党助成法》，并修订了《政治资金规正法》，向符合规定的政党发放政党补助金，旨在减少其对政治献金的依赖。在这些法律约束下，政治献金在自民党收入中的比例逐年递减，2000年下降到20%，2008年更降到10%。议员可以从自民党执行部领取资金作为政治活动费用，无需再依赖派阀。在“人”的方面，总裁和首相权力的强化使派阀失去了对党内和内阁人事的影响力。小选区制下自民党执行部收回候选人决定权在事实上扩大了总裁的权力，小泉纯一郎更明确提出党内和内阁职位的任命不需要派阀推荐，而是根据能力和需求决定。麻生太郎等后任也继承这一路线，不再根据派阀分配职务。
　　“政权交代”：派阀愈加式微
　　2009年自民党再次丢掉政权，党内形势对派阀来说变得更加严峻。一方面，无派阀议员人数剧增使派阀失去党内人数优势。2010年，自民党无派阀议员有33人，成为仅次于町村（信孝）派的第二大势力，2011年增加到48人，一跃成为党内最大势力。即便自民党在2012年夺回政权后，无派阀议员人数也有增无减，2013年达到124人，仍然是党内第一大势力。
　　另一方面，总裁和首相权力集中进一步压缩派阀的活动空间。从2006年第一次担任总裁和首相开始，安倍就着手加强自己在政府和党内的权力。为强化首相官邸的功能，安倍组阁的同时任命了五名首相辅佐官，分别负责安全、经济财政、绑架、教育和公共关系等方面的工作，其级别待遇与大臣相同。为加强内阁和首相对日本政治和社会的控制，安倍成立了日本版“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并设置内阁情报调查室，被舆论普遍视为日本版“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党内，安倍的势力早已不是任何派阀或派阀联合所能抗衡。在阁僚的任命上，安倍超越了派阀甚至政党，如第二次安倍内阁的成员很多来自保守系超党派议员联盟的“创生日本”（安倍任会长）。此外，安倍还擅长运用“议员恳谈会”这种超派阀组织作为个人权力后盾，如右翼的“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和亲台的“日华议员恳谈会”等，这也是其阁僚的主要来源。
　　今年3月5日，自民党大会正式修改党章，将“最多两届六年”的总裁任期改為“最多三届九年”，为安倍晋三成为执政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扫清道路。对此，不仅自民党“一致支持”，连盟友公明党和财界大老也都举双手赞成。可见，自民党总裁权力集中程度已经史无前例，安倍的势力已经无可挑战。与之相对，自民党派阀的颓势只会更快，不可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