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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诗学研究并不仅仅是研究一种单一诗学，而是综合研究各种相互联系的整体，其中巴赫金在文化诗学研究中下的功夫最多，对诗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文化诗学是当代诗学研究的热点，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突破了常规的表征性文化研究弊端，从人文精神的角度作为研究的根本基点和归宿，不管是在文学体裁还是语言上都根植于人类本性，母题也贯穿并自由游走于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间，导致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中始终洋溢着一种人文关怀。本文主要以《拉伯雷研究》为中心，深入分析巴赫金文化诗学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拉伯雷研究》米哈伊尔·巴赫金文化诗学人文关怀
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文学理论是被夏仲翼、钱中文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的，巴赫金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审美文化现象，主张文学研究应从文学内部结构开始着手，以文学形式以及文学体裁为切入点，而且应该结合文化语境和社会历史语境具体分析。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文化领域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且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文化领域的划分在不同的时代也会有不同的标准，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在这些文化领域的交界处往往会有最重要、最突出的文化成果，因此巴赫金认为应综合、整体地结合同时代的整个文化来理解文学现象。巴赫金的研究理论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打通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常规壁垒，采用微观和宏观结合的方法，经过语体的分析，母题的发现，意象的阐发以及体裁、形式的追溯，在不同文本中发现了人类精神的本质，引导读者更全面、更深刻、更丰富地理解人性。
一文化诗学中的文化、生活、历史等社会维度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理念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同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一个统一体，如果文学研究与当时整个文化的完整语境脱离，不可能会看透文学的本质。在《拉伯雷研究》的开篇序言部分，巴赫金明确提出应将结合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在研究拉伯雷及其作品应将其放入当时民间诙谐文化语境中才可以理解拉伯雷创作的本质。形式主义研究的核心就是语言分析，也是联系社会和文本的重要媒介，语言观是巴赫金文学研究的基础，由于受到新康德主义的符号理论影响，巴赫金语言分析主要从符号入手，特别强调语言的系统痕迹、社会属性及其社会形成，同时他认为语言不可能脱离当下语言“对话”的语境，而不同的语境也会形成不同的语言意义，因此巴赫金也注重历史语言学，研究语言的具体语境以及“对话”本质。这也是巴赫金打通社会文本和文学文本、艺术话语和生活话语隔阂的主要原因。
巴赫金认为艺术话语与生活话语之间并没有质的差异，只有不同程度之分，生活话语更依赖于具体语境，艺术话语的意义对语境的依赖较小，可以最大限度地脱离语境决定话语意义。巴赫金认为如果不能在实践层面上研究语言，孤立语言的基本交际功能，那样研究的语言仅仅是僵化、封闭的“死语言”，如果想要真正地参透语言本质，应研究活生生的“活语言”，像《拉伯雷研究》中的广场上各种民间语言，咒语、骂人话或各种粗话，这些民间语言具有扼杀、贬低之意以及再生、更新的双重性质，虽然对一切神灵有歪曲和亵渎，充满了猥亵和不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确实洋溢着一种自由、欢乐的氛围和生活态度。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中看到了拉伯雷将官方雅化语言、集市叫卖、广场语言、民间俗语和俚语等语言巧妙融为一体的“民间杂语狂欢”，因此他认为文学语言研究不能悬置实际生活以及广阔的文化视野。
同时巴赫金还主张文学语言研究应有深邃的历史维度，巴赫金曾指出：“文学作品应打破自己生活的时代界线，将创作放置在生活的世世代代中，在大时代背景（长远时间）下进行研究。”我们当前生活的时代存在的所有事物都会随时间的流失而消亡，例如，一些描述农奴制的文学创作都已经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但在文艺复兴时期，以拉伯雷为代表的一系列诙谐文学作品能够上升至意识形态以及文学形态的最上层，主要是由于这种诙谐体裁已经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非官方诙谐文化的历史积淀以及几百年的民间诙谐体裁创作传统。因此，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不仅有广阔的文化视野，生活的活水，同时还有深邃的历史维度，打破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壁垒。
二文化研究与文化诗学的表征性和鉴赏性阐释
巴赫金虽然比较重视历史、生活、文化等社会外部因素的文化诗学研究，但也不会庸俗的将一切都归因于社会大背景以及作者传记，他主张文学不应该和其他文化隔离，也不应该像常见的文化研究直接将文学越过文化与社会经济因素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都仅仅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学研究应综合这些因素形成整体文化进行研究，巴赫金的文学研究中也只是将文化在人类精神的统一体中分析社会因素对文学的作用。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和当前的文化研究有很大的本质区别，乔纳森·卡勒认为时下流行的“文化研究”，习惯性的会把作品中主人公以及创作作者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空间结构体；哈罗德·布鲁姆将非洲中心论者、受福柯启发的解构论者或新历史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女性主义者的“文化研究”都统称为“憎恨学派”，他认为人们不应该过度放纵自己的憎恨情感，而应该仔细阅读经典著作，重新挖掘其中的文学美感以及艺术原创性，从而使文学作品为弱者控诉强者的差异政治服务。实际上，这种文化产品就是一种社会政治结构表征，卡勒为了将这种阐释和其他鉴赏性文学研究阐释区分开来，将其称为表征性阐释。但是值得思考的是，这种正确的社会政治分析是否能够代替文本的细致解读，一旦将文学研究纳入文化研究领域，这种表征性阐释会成为一种常见的规范性研究，而忽略文化对象的独特性，也会忽略文学的解读实践。
虽然文化研究和文化诗都突出表现以文化的视角下研究文学现象，但是巴赫金对于文化诗学的研究更加注重历史感，对于外在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政治色彩的研究相对较少，不仅重视从文化的角度对作者的创作加以阐释，同时更加强调分析作品的具体文本。在巴赫金文化诗学的文本分析中，他主要以人类的精神——人文为角度入手，注重分析文学文本和沟通文化之间的内在本质，他主张文化研究应该综合文化、历史以及哲学人类学等，从微观和宏观视角相结合的方法贯穿并自由游走于文学研究以及文化文本之间，揭示作者作品中的世界观以及人文精神。文化诗学研究应紧紧围绕具体文本，灵活地引入历史、社会、民俗、宗教、经济以及政治等全新的外部研究维度，同时在艺术研究领域的方法应用中，不能随意创新，应加入一种独特的艺术事实性方法，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人类文化整体的艺术特殊性以及艺术事实。所谓人类文化整体实际上是指研究对象的具体语境，艺术特殊性以及艺术事实代表研究对象，系统哲学则是指研究论证方法，因此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主要是以人类文化为出发点，采用哲学高度进行具体论证，以研究艺术文本的独特性为根本落脚点。
巴赫金认为，文学与文化之间紧密相连，两者都是人的创作，只是文化是一种社会大文本，而文学只是一种小文本，所有的文本并没有真正完成，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理解，价值观也有所不同，因此文本在历史中是永远开放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领域的文本之间会有一定的交集。巴赫金以此为基点，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深入研究不同时代、不同文化领域的文本中蕴含的人性共通性。在《拉伯雷研究》中描写的狂欢节的生活实践，狂欢式的广场语言，狂欢化的文学体裁，还有“狂欢”这一母题的阐发，巴赫金发现其中都蕴含着人类本性。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中认为官方节日违反了人类节日庆祝的真正意义，只有民间文化狂欢节的世界感受才会让人们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感受到自己是人。因此，只有在活生生感性物质的真正接触才可以体验到人类关系中的真正人性。
三体裁、母题以及意象等文化诗学的文本分析法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不仅注重社会、历史中文学、文化变迁的因素，更加强调的是不同时代背景下沉淀积累的人类精神要素，因此在文学诗学的文本分析中比较重视体裁、母题以及意象等形式，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深入剖析在社会文化渊源以及时代沉淀下，这些形式背后的精神本质。巴赫金曾说过，“莎士比亚和其他的艺术家一样也是利用沉甸甸涵义的形式来构筑自己的作品，而不是利用砖瓦或者僵死的成分。其中砖瓦也代表一定的空间形式，因此也可以体现某些内容。”在《拉伯雷研究中》，巴赫金认为不管是对话、狂欢化诗学或者复调都是为了追求其所负载的“有意味形式”，他们代表着世界意识、人类精神或者民主诉求。巴赫金的研究理论与中国张柠主张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法不谋而合，他认为“民族经验”或者“本土经验”应该是通过本土经验的独特性向人类传达一些感同身受的东西，而不是旁人看不懂的怪癖。创作的题材研究应尽量靠近经验研究，风格研究应从意象演变历程出发，而主题研究应从母题研究为主要方向。在研究体裁的过程中，会发现意象以及韵律等审美规律的沉淀保持了体裁的连续性，不同时代的体裁之间也会有一定的延续和影响，当然随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也会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应重点关注作品中母题和意象的变异和传承与体裁变化与承续之间的相互关系。巴赫金认为体裁在经过世世代代的沉淀后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观察与思考形式，在言语体裁以及文学体裁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民间诙谐体裁创作不仅重视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同时也会关注文化中人们的生活语言。《拉伯雷研究》中，他将民间诙谐文化追溯到了在西欧已经具有100多年的民间诙谐体裁传统创作中，分析了民间诙谐体裁究竟依靠了哪些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可以在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中经过漫长的年代经历发展期、旺盛期又归于沉没。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中，除了关注体裁研究外，同时还重视文学文本以及民间文化中的母题以及意象，例如，巴赫金在研究交替和更新、死亡和再生等母题时，会敏锐地体验到它们真正蕴含的世界观，可以从时间的一系列意象中感受到“节日”的真正意义，同时也会观察到社会历史的交替以及更生；他根据空间意象观察研究出一种“广场”意识，例如，在《拉伯雷研究》中曾有这样一段话：“在狂欢节的广场上，人与人之间在取消了一切隔阂以及等级差别后形成一种不可能在平时生活中出现的交往方式，人与人之间实现了‘零距离’，在广场上毫无拘束的自由接触，是一种特殊的理想而又现实的交往状态。”无论是时间意象或者空间意象，在巴赫金眼中都有其独特的寓意，且深深扎根于民间文化中。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中，他注重文化、历史、生活的社会维度，更加注重体裁、母题、意象背后承载的世界观，人类精神，在其文化诗学研究背后都始终洋溢着一种人文关怀。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拉伯雷研究》中，他试图在文化历史长河中，通过“活语言”深入挖掘人类关系中长期被压抑的真正人性，更全面、更深刻地阐释人性。
参考文献：
[1]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2] 左列维奇：《巴赫金的〈现实主义历史上的拉伯雷〉学位论文答辩5O周年答编辑部问》，《对话·狂欢·时空体》，2011年第4期。
[3] 柏格森：《笑：论喜剧性的意义》，《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 禹建湘：《后现代语境下乡土想像的新方式》，《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关键词：《拉伯雷研究》米哈伊尔·巴赫金文化诗学人文关怀
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文学理论是被夏仲翼、钱中文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的，巴赫金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审美文化现象，主张文学研究应从文学内部结构开始着手，以文学形式以及文学体裁为切入点，而且应该结合文化语境和社会历史语境具体分析。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文化领域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且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文化领域的划分在不同的时代也会有不同的标准，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在这些文化领域的交界处往往会有最重要、最突出的文化成果，因此巴赫金认为应综合、整体地结合同时代的整个文化来理解文学现象。巴赫金的研究理论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打通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常规壁垒，采用微观和宏观结合的方法，经过语体的分析，母题的发现，意象的阐发以及体裁、形式的追溯，在不同文本中发现了人类精神的本质，引导读者更全面、更深刻、更丰富地理解人性。
一文化诗学中的文化、生活、历史等社会维度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理念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同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一个统一体，如果文学研究与当时整个文化的完整语境脱离，不可能会看透文学的本质。在《拉伯雷研究》的开篇序言部分，巴赫金明确提出应将结合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在研究拉伯雷及其作品应将其放入当时民间诙谐文化语境中才可以理解拉伯雷创作的本质。形式主义研究的核心就是语言分析，也是联系社会和文本的重要媒介，语言观是巴赫金文学研究的基础，由于受到新康德主义的符号理论影响，巴赫金语言分析主要从符号入手，特别强调语言的系统痕迹、社会属性及其社会形成，同时他认为语言不可能脱离当下语言“对话”的语境，而不同的语境也会形成不同的语言意义，因此巴赫金也注重历史语言学，研究语言的具体语境以及“对话”本质。这也是巴赫金打通社会文本和文学文本、艺术话语和生活话语隔阂的主要原因。
巴赫金认为艺术话语与生活话语之间并没有质的差异，只有不同程度之分，生活话语更依赖于具体语境，艺术话语的意义对语境的依赖较小，可以最大限度地脱离语境决定话语意义。巴赫金认为如果不能在实践层面上研究语言，孤立语言的基本交际功能，那样研究的语言仅仅是僵化、封闭的“死语言”，如果想要真正地参透语言本质，应研究活生生的“活语言”，像《拉伯雷研究》中的广场上各种民间语言，咒语、骂人话或各种粗话，这些民间语言具有扼杀、贬低之意以及再生、更新的双重性质，虽然对一切神灵有歪曲和亵渎，充满了猥亵和不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确实洋溢着一种自由、欢乐的氛围和生活态度。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中看到了拉伯雷将官方雅化语言、集市叫卖、广场语言、民间俗语和俚语等语言巧妙融为一体的“民间杂语狂欢”，因此他认为文学语言研究不能悬置实际生活以及广阔的文化视野。
同时巴赫金还主张文学语言研究应有深邃的历史维度，巴赫金曾指出：“文学作品应打破自己生活的时代界线，将创作放置在生活的世世代代中，在大时代背景（长远时间）下进行研究。”我们当前生活的时代存在的所有事物都会随时间的流失而消亡，例如，一些描述农奴制的文学创作都已经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但在文艺复兴时期，以拉伯雷为代表的一系列诙谐文学作品能够上升至意识形态以及文学形态的最上层，主要是由于这种诙谐体裁已经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非官方诙谐文化的历史积淀以及几百年的民间诙谐体裁创作传统。因此，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不仅有广阔的文化视野，生活的活水，同时还有深邃的历史维度，打破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壁垒。
二文化研究与文化诗学的表征性和鉴赏性阐释
巴赫金虽然比较重视历史、生活、文化等社会外部因素的文化诗学研究，但也不会庸俗的将一切都归因于社会大背景以及作者传记，他主张文学不应该和其他文化隔离，也不应该像常见的文化研究直接将文学越过文化与社会经济因素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都仅仅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学研究应综合这些因素形成整体文化进行研究，巴赫金的文学研究中也只是将文化在人类精神的统一体中分析社会因素对文学的作用。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和当前的文化研究有很大的本质区别，乔纳森·卡勒认为时下流行的“文化研究”，习惯性的会把作品中主人公以及创作作者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空间结构体；哈罗德·布鲁姆将非洲中心论者、受福柯启发的解构论者或新历史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女性主义者的“文化研究”都统称为“憎恨学派”，他认为人们不应该过度放纵自己的憎恨情感，而应该仔细阅读经典著作，重新挖掘其中的文学美感以及艺术原创性，从而使文学作品为弱者控诉强者的差异政治服务。实际上，这种文化产品就是一种社会政治结构表征，卡勒为了将这种阐释和其他鉴赏性文学研究阐释区分开来，将其称为表征性阐释。但是值得思考的是，这种正确的社会政治分析是否能够代替文本的细致解读，一旦将文学研究纳入文化研究领域，这种表征性阐释会成为一种常见的规范性研究，而忽略文化对象的独特性，也会忽略文学的解读实践。
虽然文化研究和文化诗都突出表现以文化的视角下研究文学现象，但是巴赫金对于文化诗学的研究更加注重历史感，对于外在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政治色彩的研究相对较少，不仅重视从文化的角度对作者的创作加以阐释，同时更加强调分析作品的具体文本。在巴赫金文化诗学的文本分析中，他主要以人类的精神——人文为角度入手，注重分析文学文本和沟通文化之间的内在本质，他主张文化研究应该综合文化、历史以及哲学人类学等，从微观和宏观视角相结合的方法贯穿并自由游走于文学研究以及文化文本之间，揭示作者作品中的世界观以及人文精神。文化诗学研究应紧紧围绕具体文本，灵活地引入历史、社会、民俗、宗教、经济以及政治等全新的外部研究维度，同时在艺术研究领域的方法应用中，不能随意创新，应加入一种独特的艺术事实性方法，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人类文化整体的艺术特殊性以及艺术事实。所谓人类文化整体实际上是指研究对象的具体语境，艺术特殊性以及艺术事实代表研究对象，系统哲学则是指研究论证方法，因此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主要是以人类文化为出发点，采用哲学高度进行具体论证，以研究艺术文本的独特性为根本落脚点。
巴赫金认为，文学与文化之间紧密相连，两者都是人的创作，只是文化是一种社会大文本，而文学只是一种小文本，所有的文本并没有真正完成，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理解，价值观也有所不同，因此文本在历史中是永远开放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领域的文本之间会有一定的交集。巴赫金以此为基点，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深入研究不同时代、不同文化领域的文本中蕴含的人性共通性。在《拉伯雷研究》中描写的狂欢节的生活实践，狂欢式的广场语言，狂欢化的文学体裁，还有“狂欢”这一母题的阐发，巴赫金发现其中都蕴含着人类本性。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中认为官方节日违反了人类节日庆祝的真正意义，只有民间文化狂欢节的世界感受才会让人们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感受到自己是人。因此，只有在活生生感性物质的真正接触才可以体验到人类关系中的真正人性。
三体裁、母题以及意象等文化诗学的文本分析法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不仅注重社会、历史中文学、文化变迁的因素，更加强调的是不同时代背景下沉淀积累的人类精神要素，因此在文学诗学的文本分析中比较重视体裁、母题以及意象等形式，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深入剖析在社会文化渊源以及时代沉淀下，这些形式背后的精神本质。巴赫金曾说过，“莎士比亚和其他的艺术家一样也是利用沉甸甸涵义的形式来构筑自己的作品，而不是利用砖瓦或者僵死的成分。其中砖瓦也代表一定的空间形式，因此也可以体现某些内容。”在《拉伯雷研究中》，巴赫金认为不管是对话、狂欢化诗学或者复调都是为了追求其所负载的“有意味形式”，他们代表着世界意识、人类精神或者民主诉求。巴赫金的研究理论与中国张柠主张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法不谋而合，他认为“民族经验”或者“本土经验”应该是通过本土经验的独特性向人类传达一些感同身受的东西，而不是旁人看不懂的怪癖。创作的题材研究应尽量靠近经验研究，风格研究应从意象演变历程出发，而主题研究应从母题研究为主要方向。在研究体裁的过程中，会发现意象以及韵律等审美规律的沉淀保持了体裁的连续性，不同时代的体裁之间也会有一定的延续和影响，当然随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也会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应重点关注作品中母题和意象的变异和传承与体裁变化与承续之间的相互关系。巴赫金认为体裁在经过世世代代的沉淀后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观察与思考形式，在言语体裁以及文学体裁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民间诙谐体裁创作不仅重视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同时也会关注文化中人们的生活语言。《拉伯雷研究》中，他将民间诙谐文化追溯到了在西欧已经具有100多年的民间诙谐体裁传统创作中，分析了民间诙谐体裁究竟依靠了哪些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可以在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中经过漫长的年代经历发展期、旺盛期又归于沉没。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中，除了关注体裁研究外，同时还重视文学文本以及民间文化中的母题以及意象，例如，巴赫金在研究交替和更新、死亡和再生等母题时，会敏锐地体验到它们真正蕴含的世界观，可以从时间的一系列意象中感受到“节日”的真正意义，同时也会观察到社会历史的交替以及更生；他根据空间意象观察研究出一种“广场”意识，例如，在《拉伯雷研究》中曾有这样一段话：“在狂欢节的广场上，人与人之间在取消了一切隔阂以及等级差别后形成一种不可能在平时生活中出现的交往方式，人与人之间实现了‘零距离’，在广场上毫无拘束的自由接触，是一种特殊的理想而又现实的交往状态。”无论是时间意象或者空间意象，在巴赫金眼中都有其独特的寓意，且深深扎根于民间文化中。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中，他注重文化、历史、生活的社会维度，更加注重体裁、母题、意象背后承载的世界观，人类精神，在其文化诗学研究背后都始终洋溢着一种人文关怀。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拉伯雷研究》中，他试图在文化历史长河中，通过“活语言”深入挖掘人类关系中长期被压抑的真正人性，更全面、更深刻地阐释人性。
参考文献：
[1]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2] 左列维奇：《巴赫金的〈现实主义历史上的拉伯雷〉学位论文答辩5O周年答编辑部问》，《对话·狂欢·时空体》，2011年第4期。
[3] 柏格森：《笑：论喜剧性的意义》，《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 禹建湘：《后现代语境下乡土想像的新方式》，《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