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末，为迎接建党30周年，上海市委展开了寻访中共一大会址的工作。
　　这项任务由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带领着军管会文艺处沈之瑜和市委宣传部杨重光具体承担。一大是在法租界开的，但法租界的范围很大，怎么找？寻访小组从周佛海之子周之友那里得知，周佛海曾写过一本回忆录，书中记载，一大会址在“贝勒路李汉俊家”，而代表住宿则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贝勒路即为今天的黄陂南路，在1950年大体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两侧约有2000栋房子。经过几天的反复查访，终于打听到，与贝勒路交叉的一条横向马路，原名是望志路，当时已改为兴业路。周佛海妻子杨淑慧凝视着交叉路口写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一所房子及白墙上一个巨大的“酱”字，觉得这就是当年李汉俊家。后来了解到，这一排五栋石库门民居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望志路100、102、104、106、108号（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兴业路70、72、74、76、78号）。而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当时租下的就是106、108号这两栋房子。1924年，李氏兄弟搬走后，董正昌把这五栋房屋全租下来，办起了“万象源酱园”。
　　上海市委立即派人为这些旧址拍了照片，派杨重光专程送京审定，得到了毛泽东和董必武的肯定。但为了把“一大”会址考证得更准确，中央又委托“一大”参加者李达专程到上海实地考察。李达进入“恒昌福面坊”后认定：“这是汉俊的家，党的一大就在这里召开。”
　　用什么掩护会议的召开
　　1921年7月30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进行，一个陌生男子从后门闯了进来，说找人，可又慌忙离开了。有长期地下工作經验的马林断定他是个密探，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赶紧撤离，只留下了房子主人李汉俊和广州代表陈公博。
　　果然，就在大家撤离会场10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的巡捕来了。巡捕质问李汉俊：“刚才你们在开什么会？”李汉俊用法语流利应对，说是北大几个教授在这里商量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不是开会。巡捕们搜查一通，一无所获，只能悻悻而归。
　　原来，早在筹备会议期间，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雁冰等15人就先在此设立了公开的新时代丛书社通信处，这使李汉俊可以用出版机构召集作者商议为由，应对巡捕质疑。
　　纪念馆有哪些珍贵文物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藏有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一份党刊 一本纸张已经泛黄的刊物，静静地躺在陈列室橱窗里，它就是创立于1920年11月7日的《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刊。
　　当时反动派当局严禁“过激主义”言论，追查“共产主义宣传”，刊物主编李达在险恶环境下坚持工作，编辑部的处所、刊物的印刷和发行都极其机密，文章也不署真名。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正当月刊第三期即将付印出版时，法国巡捕房突然派密探干扰，没收了这期的首篇文章。现在人们看到的这期月刊上有一页是空白的，印着“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的醒目大字。
　　一台打字机 一台打字机，小巧别致，略有残破，机身固定在黑色皮纸包裹的木盒内，合起来如同一只微型手提箱，打开箱盖则能立即进入工作模式。这台打字机牌子为“CORO-NA”，曾被李大钊使用过。
　　一个中译本 李大钊、陈独秀读了《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后，都认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后来，戴季陶找到了当时年仅29岁的译者陈望道。陈望道回到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在自家破陋的柴房中开始了翻译工作。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一个秘密印刷所里问世。